潮商是潮汕商人(亦稱潮州商人)的簡稱，它是中國傳統三大商幫之一。其淵源可追溯至明代，而與晉商，徽商相比，潮商歷久不衰、在世界范圍內影響深廣。

　　《清稗類鈔》農商類潮人經商篇載：“潮人善經商，窶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氈衾以外無長物。受雇數年，稍稍謀獨立之業，再越數年，幾無不作海外巨商矣。尤不可及者，為商業之冒險進行之精神。其贏而入，一遇眼光所達之點，輒悉投其資于其中，萬一失敗，尤足自立；一旦勝利，倍蓰其贏，而商業之揮斥乃益。”

　　《潮州府志》載：“潮民力耕多為上農夫,余逐海洋之利,往來乍浦蘇松如履平地.…其舶艚船則遠達各省,雖盜賊風波不懼也。”

　　清著名學者藍鼎元的 《潮州海防圖說》曾論及潮人的活動區域：“潮郡東南皆海也，左控閩漳，右臨惠廣。春夏之交，南風盛發，揚帆北上，經閩省，出烽火、流江，翱翔乎甯波、上 海，然后窮盡山花島，過黑水大洋，游奕登、萊、關東天津間，不過旬有五日耳。秋冬以后，北風勁烈，順流南下，碣石、大鵬、香山、厓山、高、雷、瓊、崖，三 日可歷遍也。外則占城、暹羅，一葦可杭，噶羅吧、呂宋、琉球，如在幾席。東洋日本，不難扼其吭而搗其穴也。”

　　潮商的形成

　　粵東門戶潮州府，海外交通在隋代已有一定基礎。大業四年(608年)，陳棱、張鎮周經略琉球，就是以潮州為基礎的。唐代潮州已發展成“嶺南大郡”，是粵東最大城市。宋朝潮州對外交往更趨頻繁，《宋史》已有關于潮州“岸海介閩，舶通甌吳及諸蕃國”的記載。而當時潮州筆架山窯是著名的陶瓷窯，其生產的瓷器曾銷往東南亞一些國家，是當時中國陶瓷出口基地之一。到了元時，據饒宗頤《潮州志•交通志》載:“元時三佛齊(今印尼巨港)已有閩粵人足跡。”

　　造船業經過宋朝的發展，到明朝時造船業海運已很發達，商品生產日益發展，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盡管朝廷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私商貿易仍日趨頻繁。據《明史》記載:明宣德五年(1430年)，南澳島后宅已成為“蕃倭互市之地”。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饒平柘林已成為“商船巨艦往來之所”，日本、暹羅船只時有停舶。明隆慶元年 (1567年)取消海禁，潮汕沿海地區商人集資造船出海貿易。

　　在明代海禁政策條件下，廣東的對外貿易，主要分為官府直接控制的貢舶貿易和私商經營的市舶貿易兩種方式。貢舶貿易是明朝官方直接控制海外貿易的一種制度。 它與明前期實行的海禁政策分不開，因禁止私人出海經商貿易，迫使海外各個國家不得不依仗朝貢貿易的惟一渠道。市舶貿易即是私商在廣東港口或出海同外商進行 的貿易。私商貿易在明初和中期被視為非法貿易。明中葉以后，隨著貢舶貿易的日益衰落，“廣東民多挾大舸入海，與夷市”，“有力則私通蕃船”，并已成為普遍 現象。連豪門之家躡足于此者也不乏其人。張燮《餉稅考》曰：“成、弘之際，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如人陰開其竇，而人不得收其利權……至嘉靖而弊 極矣”。(《東西洋考》卷七)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開海禁，至嘉慶年間，隨著海運的發展，澄海樟林取代饒平柘林成為“通洋總匯之地”，船舶“上訴津門，下通瓊趾”(趾即交趾，今越南)，也可以沿海岸線到達暹羅(今泰國)、馬來半島，以至爪哇、婆羅洲等地。當時海上交通工具主要是一種高桅的大型木帆船，因船頭油飾朱紅色，稱紅頭船，也叫“大八槳”。澄海華富村人鄭鏞(暹羅鄭信王的父親)，就是雍正年間乘紅頭船南渡暹羅的。乾隆十二年(1747年)潮汕缺糧，清廷特準商人領照往暹羅購大米和木材；暹羅吞武里王朝對華僑實行優惠政策，也招徠了不少華商去暹。據嘉慶《一統志》“暹羅條”記載:“澄海縣商民領照赴暹買米，接濟內地民食。”

　　清末被迫打開國門后，汕頭成了潮州府商業活動最活躍的地方，1858年恩格斯在《俄國在遠東的成功》中指出,汕頭是遠東“惟一有一點商業意義的口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