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主辦，中國民生銀行、北京世紀文景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協辦的“《中國改革30年》新書發布暨2008經濟問題點評會”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隆重召開。圖為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發表演講。

　　周其仁：我以為新書發布會是拿一本書就回去看，沒想到還要開會討論(笑)，要是主持人剛才繼續了茅老師和樊綱講下去，很快又會出一本書的，所以說明30年，中國發生的變化讓我們會覺得有很多話要講，剛才主持人讓我講，里面有很多誤差的信息，參加農村改革的事情，我們當年就是下鄉以后回到學校上學，聽說農村發生了變化，不是太相信，因為我們在農村呆了10年，從城市去農村，比維迎還差一點，他就是農村出來的，他對農村的理解超過我，但是我們有一個在城市生活到農村去看，有一個反差，10年干了很多無用的勞動，也積累了很多問題，所以不太相信我們呆過的農村會發生很大的變化，所以大概78年聽說安徽發生變化的時候，有一點不是太相信，但是同時另外一面就是也有一點比較激動，因為農村好像是不會變化的，在給定的那個條件下，就像一個自然現象一樣，中國農村就是很窮很窮，當時聽說有變化是有一點激動，就利用暑期到安徽去做了一個調查，這就是大概我們卷進去的過程。

　　卷進去以后發現，像今天中國社會面臨很多問題，當年業面臨很多問題，但當時卷進去做了這個調查以后，我有一個看法到今天還是堅持的，就是中國社會無論遇到多大的問題，它解決的辦法已經在這個社會里頭了，里頭分散的，自發的想解決困難的努力在什么條件下可以變成國家政策的方向？這個是不同的。你說30年前農民什么問題？農民窮，可是同時農產品非常缺，在座的我不知道多少人有這個概念，30年中國農產品的困難程度是離譜的，一樣一樣的票，城市居民有幾十種之多，過年一戶人家會有一兩還是二兩芝麻，一張票到固定的地方去買，農產品不夠，農民很窮，你說夠不夠？這個社會不是不需要農產品，可是就是沒有供給，供給了就可以增加收入嘛！它是并存的現象。但你說這樣的難題能不能解決？你在鄉下呆過你就知道，我在農村觀察了很有意思，同一個農民在公家的地里一塌糊涂，教育我們下鄉的知青怎么能夠少用點力氣，不被看出來(笑)，學過很多這種本領，但同樣這個農民回到他自留地，行為完全不一樣，自留地再大一點，就是歷史上多次發生把整個生產隊的土地劃到一戶一戶去做，承包到戶，發生過多次，后來我們查來查去，最到的包產到戶是1956年下半年，在浙江永嘉縣，后來說明什么？包產到戶早就有了，我們不管今天在北京講中國有什么問題，首先感到這個問題的還不是經濟學家，是身在其中的老百姓。你說農民窮，農民知不知道？農產品買不買不到城里人知不知道，他都知道，知道就會有反應，不管什么事都會有反應的，但是有一條是重要的差別，自發的反應得不到承認，是不是會被這個社會承認？這個差別是很大的。56年第一個永嘉組織包產到戶的縣委書記后來雙開，開除黨籍和開除干部隊伍，回去當農民，一直當到1979年，這個人叫李云河，就是因為當時認為這個增產政策，等到風向一變，就給人打下去了，所以中國農村有很多解決的辦法，早就出現過，歷史里面出現過，現實不斷冒出來。

　　什么叫改革？我的理解就是把能解決問題的辦法合法化。不是想出另外一套東西來指導中國人民往哪里走，中國人民是知道往哪里走的，問題是你不讓適合生產力發展的那種方式生存，合法，你就阻礙了生產力。所以這里面兩個角色非常重要。一個就是中國的國家政府，這個政策方向往哪里走？對底下做出來對頭的事情是看得見？看不見？看見以后是承認還是堅決打擊？這個就會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這件事情30年前發生一個很大的變化，代價非常大，你說為什么30年前開始對這個事情承認，以前就是不承認呢？這里面就是制度，經濟學里面講到了，一個制度發生變化一定要原來那個體制維系的成本非常高，越轉越轉不動，損失代價要被人感知到，感知到這種成本的這些人要有足夠的數量。最后一條重要，要在關鍵的位置上。他知道這個體系轉不下去，然后他就開始要有變革的意識，愿意承認，所以這一點上30年后始終認為鄧小平的貢獻蠻大。如果沒有這個人，中國這么大國，所以要有一個關鍵的人物對過去體制的成本有感知，同時愿意任用他的政治權威運用新的關系給它合法化的地位，當年所謂若干個1號文件，現在倒過頭來看，1號文件根本不是教育農民的，農民早就知道包產到戶是行的，主要是教育這個國家干部的，說服他們這么做是對的，最困難就是這條路，因為過去這條路會形成意識形態，形成一套思想上的計算方式，認為只有這么作才是對的，其他是不能碰的，所以這個是30年前中國發生變革很重要的一個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