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徐浩然)：我都不用主持了，你們回應吧。

　　袁鋼明：他們說的宏觀調控，但是我想說現在溫總理在兩會報告中有一句話，我非常的注意。他說“我們再也不搞急剎車了”，以前搞過。他說的這句話從現在開始再也不搞了，前幾年開這個會我印象非常的深，比如說2004年的民營企業的鋼鐵企業，急剎車，從現在開始再也不搞了。

　　呂建明：溫總理可能想不搞了，但是我國的體制是上有所耗下畢剩焉我們各級政府各個部門他們在揣摩這個意識解決他們的決策，所以很難說不搞了。

　　主持人(徐浩然)：現在變了，不是國家不搞急剎車，現在是民營企業自己急剎車。

　　袁鋼明：有這種可能性，我剛才說的鋼鐵、水泥過去是百分之百的投資，現在飽和了，讓他們去投也不投了，是根據市場的變化來的。

　　主持人(徐浩然)：下面請阮總講兩句。

　　阮小明：民營企業大部分是資產能力強。

　　保育鈞：民營企業占10%商貿占60%以上。

　　主持人(徐浩然)：有的是混合的，比如說大中化有商貿。

　　阮小明：民營企業資產來講，大部分是白手起家的，我是94年創業起家的。學術方面的事情讓保會長他們研究，作為企業家更多的考慮到自己的作為企業家，我想更多要考慮到我們自己的利益怎么利，因為福利機構的調動福利機構的企業，大家都知道融入世界經濟的一體化，現在農村的老頭、老太太都知道WTO了，其實他們不知道什么是WTO。民營企業要清醒要知道自己今后的路怎么走，今后市場一體化也好，不要去管它，我做我的別人做別人的。競爭到了一定的時候，都涉及到整合，大的背景最大，小的背景最大，得看誰做的最精。

　　主持人(徐浩然)：你們做的工業縫紉機，有沒有做到市場第一名。

　　阮小明：沒有。

　　主持人(徐浩然)：有沒有像黃總這樣，從房地產拓展到商貿旅游。

　　阮小明：要拓展的話我們要投資很多，五星級酒店我們都有，但是我們都是和專業的人士搞合作的，獨資不控股。主業當初這個品牌，我用我的姓名的第一個字母做商標的，我們的品牌也是吸取了很多的經驗。也深知自己的企業做的來之不易，我們的品牌能不能持續經營下去，誰到最后誰笑到最后。從市場經濟的規律來說很重要。

　　主持人(徐浩然)：浙商很重要，臺上一位浙商，兩位粵商，我是蘇商。投資不入股，很多的企業輸就輸在經營多元化，房地產厲害了就以為做什么都掙錢。比如說生產洗衣粉，我再生產礦泉水，喝的水都覺得有洗衣粉的味道。

　　請問保會長，談民營企業，對民營企業的政策究竟是對企業越來越有利還是不利的因素在增加？

　　保育鈞：從黨和國家的政策來講是逐步的放寬的，各個地方的發展極不平衡，總體來說民營經濟碰到的困難很大。第一是產業結構不合理，技術層次低；第二產生的結構不合理，聯合起來的少。第三內部的人才結構不合理，需要民營企業自身改變不了環境，改變自己。還需要努力改變環境。今天上午厲以寧教授講了很重要的一條，新的社會階層已經登上了政治的舞臺，民營企業投資者1300多萬人，占人口的1%，這些人有資本，會經營，懂管理，對民主、法制的苛求比任何人都強，新的社會階層需要通過合法的渠道。我們不要被動的上面講什么就接受什么。新的社會階層就要通過合法的渠道參與和引導政府的決策，這是很重要的。我要大聲呼吁的是，我們不要被動的接受，要參與、影響、決策，這是最大的社會責任。怎么應對決策，第一是改變自己，第二是影響和改變環境。怎么影響？不是鬧革命，而是有序的政治參與，各種組織、行業協會、商會，通過影響政府決策權，跟政府部門溝通。今天上午我參加了一半會議，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找了十個省的籌建鄉鎮銀行的專家，他們影響決策，現在銀行民營企業辦不了銀行，他們就在想解決方案，影響決策。銀監會跟人總行取得溝通，所以既要改變自己，又要想辦法改變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環境。

　　袁鋼明：上臺之前保會長跟我說悄悄話，環境改變不了，我們可以改變人。上來就變了，環境也可以改變。開玩笑，的確說到困難一面的時候，很多的東西沒有改變，按照我們的標準和理想差的太遠，根本改變不了，我們很悲觀。現在這個亮光越來越大，剛才說的你們想把銀行的制度都改變了，那可真不得了。我自己覺得這些年民營企業改變了宏觀調控，以前國家安排的生產什么，什么產業應該誰干，誰不能干，幾年前還應該是這樣，鋼鐵只能誰干，只能一億、兩億，超過1.5億就過熱了，最后超過五億噸了，都是國家宏觀調控部門越干認為是過頭，過剩，最后這些民營企業越干越大，現在幾個民營企業最早達到或者比較早的達到了上千萬，像沙鋼，東方鋼鐵廠，還有更多，已經超越了國家幾十年投資的，更不要說機床業、機車業，現在不說產業過剩了，還是自己民營企業在這過程中調整。現在的宏觀調控越來越多的是市場行為，或者我們所說的市場資源配置�，F在民營經濟的力量越來越大，正在改變我們的宏觀調控和宏觀經濟。

　　黃世再：民營企業在發展中，我們大中華公司已經28年了。現在宏觀調控回來了，很多的企業要做大做強，有些民營企業為什么講到，小小的企業開始做的時候，年掙五百萬，沒有賺錢，虧本了。這五百萬躲起來了，如果現在國家對今年關鍵的創業版及幫助民營企業加快，如果政府說公司若掙五百萬就交國家稅收一百萬，如果有些人說我國宏觀調控對企業勞動法找回頭路，這是錯誤的。我國現在是幫助民營企業加快發展。中國的經濟發展需要我們了，民營經濟需要老百姓。國家、企業家、家庭，這三個是連在一起的，發展我們的國家。中國的發展過程，再過30年，如果要在世界排第一，就是要我們做大事。民營企業為什么沒有走出去，走到哪個國家，會不會回來？民營企業現在是國際化管理比不上人家，大中華現在也知道這條了， 我們也找到國際化的時候，也知道碰到問題了。這個合同寫好了，老板簽好字了，官司就來了。民營企業關鍵是要努力的學習，如果中共中央黨校培養民營企業洗腦，我們也會聰明一點，希望我們再學習。

　　主持人(徐浩然)：黃主席說這個話是因為他自己到中央黨校學習過，被改造過。所以他說的話比中央黨校的教授還要正統。我聽過你很多年前說話就不是這樣，以前買房都是買二手房，買爛尾樓，融資也難，怎么現在進了中央黨校180度轉變了呢。

　　黃世再：企業要做大，一定要有社會責任。我們最近在大理沙漠里治沙，你一定沒有這個責任，誠信也好，在房地產公司的時候，我在做房地產一直考慮民生的問題，房價問題、地價問題，房價高是市場經濟，土地拍賣，明明政府的土地是一千萬，一拍就是拍了三個億，政府拿了大頭走了，這樣房價就高了。做房地產公司比任何的企業都痛苦，因為一個城市特別是深圳，都說是我帶頭，88年、89年就大力的開展房地產公司，市場價賣給老百姓。到2006年按平價賣給大學生，到最近壓價賣給老百姓。這就和諧了，你賺這么多錢干什么。你要記住我的民營企業是服務社會，你掙那么多錢帶不走，你要服務這個社會，不是在黨校學校了。民營企業是要為了社會。

　　主持人(徐浩然)：這一輪的宏觀調控中很重要的是對房地產的調控，調控最慘的是深圳，深圳的房價壓了20%。是被迫的壓價還是給大學生讓利。

　　黃世再：大中華加油廣場是在市民中心最大的，企業一定要承載社會的壓力，做到一定的程度，外企到我那兒辦公了，我們有酒店。但是為什么我有這個計劃，由于我們要在5月1日這天錢要送出去，幫助貧困的人。你的企業富起來了，忘記貧困地區的人，這個企業是不誠信的。地產壓價不是壓價，也有賺錢，沒有賺錢誰去做。在提價的時候都是國有上市公司大力的提價，一炒就炒到五六萬，我們都是一兩萬。剛才講到租金的問題，一個企業的發展過程中，我經常講良心定做，土地儲備可以發展保持我們公司，我現在沒有壓力，每天都有錢收。我們最近建立了一批聽我們的民生有關系賣給你。先一段時間有中央電視臺采訪我，宏觀調控對你們有沒有關系？我說沒有關系。就是要洗牌，要把一批沒有實力的人洗掉。對社會有責任的人留住，我們最近在地產的方面，黑心賺這么多錢干什么，你在搗亂社會。國家控制把深圳的房價不賣給香港人了，直到我們企業家依靠政府，以前是香港人跑來深圳買房子，現在是深圳人跑到香港賣房子，一平方米六萬。深圳的錢流到香港去，以前是深圳的錢流到深圳。我希望今年的價應該可以買房子。

　　主持人(徐浩然)：大家聽到沒有，今年可以買房子。黃主席說了半天宏觀調控調控的是黑心的商人。

　　袁鋼明：我越來越發現我能和黃總說到一起，他不是在中央黨校學的，他是自發的。他是站在民的立場上，不是站在國的立場上。他談的是民生，民營企業以前總是站在沒有地位的立場上，他不是站在很高利潤、很高權利的地位，可以拿很高的地價，他受到了社會的壓力，不是說掙錢掙的太多了。還有包括我們所說的其他的良心的壓力，市場競爭的壓力，所以自動的合理的調整。我覺得不是中央黨校教育的。

　　主持人(徐浩然)：謝謝袁教授精彩的點評。深圳都出這樣的企業家，他叫王石，他沒有拿過一分錢腐敗的地。做企業做到一定境界都是以民為本，這也是國家政策的體現。同樣做房地產，我想問呂總，您這個房地產最近在浙江賣的怎么樣？

　　呂建明：我們對自己公司的調控三年前就開始了，今年沒有大量的銷售，銷售在前幾年就完成了。而且前幾年做的上市公司，中國第一個醫療上市公司，第一個上市公司是600763元，我們對整個公司都做調控。

　　主持人(徐浩然)：現在房地產的階段主業已經專業到做醫療？

　　呂建明：沒有轉型，我們覺得現在是房地產發展很好的機會，說到房地產我再簡單的說兩句，大家看到的是房價的問題，我認為這是一個誤區。企業對自己房價的調控的能力是很差的，再調也不會調到沒有利潤。但是現在土地經過公開的出讓以后，也許用低的價格來賣掉這也做不到。因為這個市場上沒有土地供應，所以你是做不到的。民營企業，很大的問題還是社會環境和法律環境，總之是一個大的環境的問題，因為房價并不是對所有人都是有意義的。對于用幾十萬買一個平方的人和三千塊錢買一個平方的人是不一樣的，我們總是把消費者看成是一樣的，國家也把人民看成是一樣的，事實上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前幾年美國和英國房價漲的很高，西雅圖曾經是全世界房價漲的最高的城市，總有一個地區房價是不漲的，但是我們談到房價，深圳是全部都漲的，沒有一個地方有低房價的地方。這個根源第一個在政府拍地，還不是根源，根本的根源是我們不談論差別，就像看今天的所有的民營企業都是一樣的。我們國家沒有把我們的居民看成是一樣的。前幾年三個代表的時候，中國科學院做過社會各階層的分析，我覺得這個開始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但是社會各階層的分析到后來中銷聲匿跡了，也沒有這個了。但后來毛澤東也做過這個分析，但是我們今天是沒有的。事實上，要承認一個貧富的差距，要承認我們的城市有一個很大的基數，是買起房子的人，也說我們相對要有一個貧民區的。這個并不是拉動自發的一個很混亂的自然環境非常差的貧民區，而是一個配套齊全的貧民區。當你有錢的時候是不愿意也不敢也沒臉做這個。所以不會漲，我覺得如果我們能夠承認差別的話，這個問題很好解決，如果不承認差別的話這個問題永遠解決不了。

　　主持人(徐浩然)：要承認差別，建立貧民區。

　　黃世再：實際房價漲高都是政府的責任，以及深圳，這塊地樓面價是8500元，你投一萬上去，地價是一萬，加上成本是六千，利息算起來是兩萬，這個是深圳，為什么深圳的地價會產生那么高呢？深圳的投資，道路、配套設施投資下去，深圳的房價低于香港，深圳的居住比香港好，這是兩個差異。我在汕頭每平方米是3400元，地價是兩三百元，房價是一千八，地價不要錢。兩個地方對比，我們的第一是政府地價拿太高了，第二地價壓低，老百姓都到北京。市場經濟沒有改變思想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