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1日-12日北京大學百年講堂，由北京大學民營經濟研究院、中國企業投資協會和《東方財經》雜志社共同主辦的第四屆中國民營企業投資與發展論壇順利召開。新浪財經獨家圖文直播本次會議。以下為北京大學民營經濟研究院院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厲以寧教授做主題發言。

　　厲以寧：

　　第一，民間創業的積極性是怎樣被調動起來的。

　　回顧這30年，我們首先應該感謝在30年前的今天，《光明日報》發表了重要的評論員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文章發表了以后引起了全國的大討論，這是一個思想解放運動的開始，使得正確的理論和指導社會的變革和發展，不破除文本主義和教導主義就不能撥亂反正。一切從實際出發，立足于基本國情，從舊思想的觀念中解放出來，這就是這場大討論的核心。沒有這種大討論，就不會有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改革開放的路線，也就不會有民營經濟的產生和發展。我們知道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有三件重要的改革開放的事項，民營經濟的發展有了。

　　1，農村家庭承包制的開始。改革要在計劃經濟鏈條中最薄弱的環節突破，最薄弱的環節就是農村。為什么農村是最薄弱的環節？因為農村和城市是不一樣的。城市生產是政府管制的，生活是政府包下的，你只要愿意工作，拿到最低工資30多塊錢也能維持。生活上有糧票、油票、雞蛋票，所以生活上是包下來的。但是農村不一樣，農村生產是管制的，種什么，到哪里銷售，一切都管制，但是生活是不包的。所以說，所謂困難時期餓死人是餓死農民，城市一般沒有活活餓死的，只有營養不良病死的。所以農村是計劃經濟鏈條的最弱的環節，改革從最薄弱的環節突破，所以出現了農村家庭承包制，這實際上把廣大的農民生產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農民可以自己指揮，自己生產，安排副業經營。把農民的積極性極大地調動起來。以后產品大大增加，農貿市場開放以后，雞鴨魚肉都有了

　　2，鄉鎮企業的興起。緊接著第二個浪潮來了，這就是鄉鎮企業的興起。鄉鎮企業的興起對當時的中國具有重要的意義。于是，在計劃體制之外就出現了鄉鎮企業市場，這個市場是鄉鎮企業銷售商品的市場，這就給廣大的民間創意的積極性進一步調動起來了。

　　3，緊接著的改革措施是經濟特區的建立。如果說農村承包式的推廣給了農民經濟上的自主，鄉鎮企業興起后，計劃外的市場產生了。深圳特區的建設速度超過了香港。這些就好比在平靜的水面丟下了三個石頭，激起層層波浪，改革無法阻擋，這就是我們回顧30年前的情況所得出的結論。

　　民間創業的積極性從哪里調動起來的？從84年開始，改革轉向城市，于是開始考慮到企業怎么改革，無論是放權讓利、搞承包也好，但最后歸到股份制上。我們知道，新中國的企業家是怎么出現的？解放后實際上沒有。解放后中國企業家的出現經過三個高潮。第一個高潮，在1979年以后，體制外出現了民營企業家，包括了農村中出了一些能人，農村中創辦鄉鎮企業的人，還有插隊回來沒找到工作的青年，這些人處在體制之外，他們有自己的見解，看到了民間創業的好時機。第二個浪潮是1985年開始，當時是十二屆三中全會之后，這時出現了一些從體制內轉到體制外的企業家。他們原來是機關工作人員，或者是國有企業中的人，還有國家科研機構、高校教師這樣的人。他們從體制內轉到體制外，通過自己的努力創業了。盡管當時一些民營企業還戴了紅帽子，但可以理解。因為當時對民營經濟有一定的限制。雖然掛上了集體的牌子，畢竟是創業了。從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就出現了第三個高潮，即體制內開始形成。通過企業的改制，通過企業的重組，出現了一大批的企業家。所以從整個過程可以看出，沒有思想的解放，沒有實踐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沒有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我們的經濟不可能發展成今天這個樣子。

　　第二，要進一步的調動民間創業的積極性，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

　　為什么要提出這個問題？因為我們要進一步調動民間的積極性，思想必須進一步解放。首先要回到判斷標準這個問題上來。判斷標準就是鄧小平指出的三個“有利于”，第一，是否有利于社會主義發展的生產力，第二是否有利于增強國家的綜合國力。第三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最根本的還是生產力的標準。鼓勵民間創業完全符合生產力標準，符合三個“有利于”。具體地說，經濟增長，就業擴大，綜合國力增強了，我們就能夠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今天繼續解放思想，就要解決“實現什么樣的發展和怎樣發展”的問題。因此要繼續破除一切影響發展的思想障礙和體制障礙，不斷創新發展思路，創新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