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說：當一個科學家在實驗室里進行核試驗研究時他不是一個知識分子，而當他在反對核戰爭的請愿書上簽名時就是一個知識分子。

　　趙玉芬就是在一瞬間完成了從科學家到知識分子的嬗變。盡管在此之前她曾作為中國最年輕的女院士而廣受注目，盡管她曾因解決了困擾化學界多年的“雞蛋之爭”而獲得崇高國際聲譽，但這一切也僅限于科學殿堂內部。對于普羅大眾來說，趙玉芬的名字真正進入他們的視野，是在2007年歲末鼓浪嶼的那一場波瀾之后。

　　趙玉芬的老家在河南淇縣，1949年，尚在襁褓之中的她隨著父母渡海去了臺灣。從記事起，趙玉芬就常常聽媽媽講述故鄉“清清的河水，高高的白楊”。故鄉美麗的原風景，讓她這個在在臺灣彰化的田埂上赤足拾稻穗的小姑娘多少次魂牽夢繞。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家境的清貧使她早早地自立，1971年，23歲的趙玉芬完成了新竹清華大學的大學學業，并獲得了高額獎學金負笈美國求學，擁有了飛的更高更遠的翅膀。因緣際會，1978年，趙玉芬拋棄國外優裕的條件，在“而立之年”回到祖國，回到了有著“清清的河水，高高的白楊”的故鄉。故鄉的貧窮讓她震驚，但故鄉的博大也給了她廣闊的事業發展空間。10年耕耘，她從一個化學研究的新科博士成長為國際生命化學界的翹楚。

　　一切緣于“PX”，這個最初對于普通公眾來說象迷一樣的符號。2006年11月，趙玉芬看到一則PX項目開工的新聞，職業的敏感使其馬上意識到這一個是有著巨大潛在風險的項目。“無知是一種罪，知道了不說出來是罪加一等”，對于知識分子來說，“知識”構成了自身的一種原罪。她開始了頻繁的“上書”歷程。

　　從學者到知識分子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從沉默到言說的過程。但知識分子的言說永遠是情感與理性的結合。雖然，趙玉芬對PX項目憂心忡忡，但其為之奔走呼號還是充滿了學者的嚴謹科學，甚至是充滿策略的。她與主管領導的溝通是逐級而上的，她還聯合了相關領域的百名專家學者來加重言說的分量，在兩會上，趙玉芬甚至準備了三份風格及內容截然不同的材料。更為重要的是，趙玉芬和其他科學家并沒有停留在對PX項目的簡單批評上。“既然要想正面地解決這件事，不是光扯著嗓子喊上兩句就可以的”，趙玉芬和她的同伴們經過科學論證，向廈門市政府提出了幾個遷址的建議，這群自然科學家甚至還運用經濟學思維，建議政府通過“飛地”的形式來解決由于項目的遷移帶來的地方經濟損失。這些都體現了一個學者型知識分子的責任意識和思維的理性、建設性。

　　他們的言說終于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也得到了一個比較圓滿的結局。“功成身退，天之道”，在民眾將迎來勝利曙光之時，趙玉芬又悄然退出了公眾的視野，回到科學的殿堂。以喧囂和爭論的方式最終解決問題應該不是趙玉芬的本意，但這種被迫的言說則正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心懷天下的承擔意識。

　　據說，趙玉芬對荷花情有獨鐘。“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靜植”，君子之花也許正是趙玉芬自身的一個意象。

　　文/馬連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