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的臉龐往往互相存在于對方的想象之中，雙方的交往歷史往往只是一部斷斷續續的文化誤讀。但是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思想的對話與交流難以避免，而劉小楓其人其書則為中國人閱讀西方打開了一扇窗戶。

　　1956年，劉小楓出生于重慶，恢復高考后，劉小楓進入四川外國語學院，自稱“大學四年，多不務專業，有計劃地讀文史哲書”。本科畢業后的劉小楓進入北京大學學習美學。由于外語優勢以及個人悟性，劉小楓由美學而入哲學，由哲學而入神學，索性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多事之秋出國研讀神學，最終成為最有名的文化基督徒。無論身處國內還是海外，無論從問題還是到學問，劉小楓始終是八十年代文化熱與九十年代現代性大討論當之無愧的主角，他不僅著述頗豐，而且多年來組織了大量翻譯，成為不少中國人接觸西方思想的二渠道。

　　劉小楓的著述影響了中國一代學人，極大改變了學界對于西方文化的單向思維。在他看來，中西文化精神的品質存在巨大差異，中國精神中恬然之樂的逍遙是最高精神的境界，而西方精神中受難的人類通過耶酥基督的上帝之愛而得拯救，人與親臨苦難深淵的上帝重新和好是最高境界，所以中西文化分別代表了救贖與超脫，拯救與逍遙這兩種不同的精神方式，這背后也折射了劉小楓本人由老莊哲學轉向基督教神學的精神演變——在他看來，這是一種關心活著的人的真理。

　　現代性問題成為九十年代最熱門話題并非偶然，經歷了百年救亡與啟蒙變奏，中國人對于西方的感情仍舊復雜曖昧，對于西方所代表的現代性的普世意義也始終存疑搖擺。放在大時代的眼光來看，即使在西方，從上帝之死到人類之死，面對解構風潮與后現代的沖擊，現代的問題性亦成為現代思想中經久不衰的主題。在二十世紀，中西方都戲劇性遭遇了現代性的反思與緊張，而在全球化圖景下，雙方面臨的挑戰愈演愈烈。

　　劉小楓西學深厚，他對于現代中國的現代性問題亦始終抱以思考，他曾感嘆“因現代性而支離破碎的中國學術思想最終在哪里落腳”。早在九十年代初，在考察審視百年歐美社會理論之后，他就著書探討在西方現代性系統中引入中國的基本問題。在那本并不廣為認可的《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中，劉小楓表示認同中西方的歷史差異，但是他仍舊摒棄簡單的中西二元分類，揭示沒有與歐美的現代性絕然不同的中國的現代性，亦努力協調現代性命運的休戚與共和歷史差異之間的張力。

　　在多年前，劉小楓可以坦然帶著中國的現代性問題來審理歐美的社會理論，這也是近百年來中國人對于西方的慣性路徑。如今，劉小楓卻認為用閱讀西方以解決中國問題的方式屬于病態，“首先把中國當成病灶，而把西方則當成了藥鋪，閱讀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羅專治中國病的藥方藥丸，“留學”號稱是要到西方去尋找真理來批判中國的錯誤。”他提倡健康閱讀，要求“首先是西方本身的問題及其展開，而不是要到西方去找中國問題的現成答案。”

　　閱讀心態更多映射出的是我們的思維模式。二十多年來，中國幾代學子都或多或少追隨劉小楓閱讀西方的軌跡，此時重新選擇一種回歸閱讀本身的閱讀方式未嘗不是一個好選擇。對于一個洋溢超克心態的后發國家，這何其之難？也許，作為一個朝圣者，只能從存疑開始。

　　文/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