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三文

　　有人會說二十世紀東方遭遇西方的年代，而二十一世紀則是西方遭遇東方的年代——我們正好處于轉折發生的隘口之上。有這一群人，他們在不同方向上進行對于思想對話的嘗試，他們也許昭示了東方與西方不同姿態，也許暗示了東西方的源流合一，方式各異，也許唯一的相同是他們使徒般的記錄姿態。

　　國際奧委會委員何振梁兩次參加北京申奧，兩次擔任中方陳述人，他堅信只有選擇北京才能改變世界歷史。

　　何振梁面向雅典，而劉小楓同時開始與耶路撒冷的對話。他的著述影響中國一代學人，極大改變了學界對于西方文化的單向思維。

　　有人引入，有人繼承。1973年，留美歸來的臺灣文學青年林懷民卻以“云門”為名創造了當代舞蹈團“云門舞集”。作為一個創造者，他卻進取而革新，大膽將很多傳統元素加入現代表演，比如將中國題材配上西方音樂等。“云門舞集”三十多年來不僅成為臺灣當地社會文化的重要勢力，也多次在海外表演，享有世界聲譽。

　　然而，比起很多人的東西逢源，第六代導演賈樟柯也許不那么幸運。作為第六代導演代表的賈樟柯在國內的認可層度遠遠低于國外，在西方，他已經成為主流媒體熱門報道，如今，賈樟柯已經成為代表中國的一個重要符號。

　　賈樟柯的合作伙伴之一劉小東今年席卷了年度藝術家的諸多評選，這不僅僅是因為他的油畫《三峽新移民》以2200萬元的成交額刷新了中國當代藝術的拍賣新紀錄，更多在于他對于現實的直勇氣。

　　而當年以油畫《西藏組畫》一舉成名的陳丹青則在二十多年后再度以辭職事件成為焦點人物，引發對教育行政體制不服從的種種爭議。陳丹青如何平衡藝術家與公共知識分子的雙重身份成為是大眾追逐的焦點。

　　說“中國最危險的女人”的成功，不如先說她的失敗。據說胡舒立在創辦《財經》雜志之前，她創辦的雜志報刊失敗數目超過兩位，但是也正是因為如此，《財經》從一誕生起就如此老到成熟，更多帶有國外媒體的操作理念。

　　和電影一樣，新聞攝影以自己的方式來記錄我們所認為的真實。唐師曾的前半生幾乎是中國最接近西方職業記者的典型。在路上是唐師曾永遠的狀態，在火災、地震、騷亂、戰爭、洪水，他永遠在一線，為新華社拍發過1萬多張珍貴照片，創造了活著的新華社記者很多個第一。

　　而在一個倉促多變的時代，記錄既迫切又奢侈。發誓遠離公共人物的張立憲把商業與趣味結合在一起，幾乎一個人做一本他心目中的書：《讀庫》。老六主持策劃、組稿、編稿、設計、宣傳，他自嘲“聰明人下笨功夫”，保持投入足夠的時間精力來 “打撈保留”，讓《讀庫》成為彼此取暖的暗號。

　　海德格爾曾經給思想下過四個定義：思想不像科學那樣帶來知識；思想不產生有用的實踐智慧；思想不解決宇宙之迷；思想不直接給我們行動的力量。盡管如此，我們仍舊相信人類的歷史首先是觀念的歷史，而觀念不過是流動的思想。隨著地球逐步變平，東方與西方注定相遇，東西方思想的磨合不僅當下具有意義，而且在未來也仍舊是最重要的議程之一。上述諸位，以不同的方式記錄表現這個變革的時代，而他們今天看起來也許并不那么驚世駭俗的行為最終將創造改變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