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長毅(中國銀監會國際部國際監管研究處副調研員)：

　　從監管的角度來說，沒有最佳的模式。有學者提出來我們現在不能再摸著石頭過河了，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在規劃方面我們應做的更好。大家應集思廣益。我個人感覺仍有很多問題需要進一步論證。中國與其他國家不同，在市場化過程中還有一個開放的問題。對此，國際上有借鑒意義的經驗不多，小國開放度太高，我們不能參照；一些歐美大國的金融開放則與我們的發展階段不同。此外，最近的次貸危機也暴露出歐美國家在金融風險管理、以及如何有效處理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關系方面仍有一些問題。這有一個需要全球反思的問題。

　　趙錫軍提的問題非常重要，也就是要有一個很好的規劃。實際上我們政府部門起的作用非常大，政府部門確實存在著很大的改革空間。

　　事實上從2003年開始，就有一個金融協調監管機制，包括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在內，這個機制發揮了一些作用，但還是相對比較松散。最近有一個比較大的動作，就是允許銀行和保險公司之間相互參股，這是金融協調監管機制的一個進步。國外也有監管協調機制，例如銀監會與境外的監管當局簽了29個監管合作備忘錄，涉及跨境跨業的監管協調和信息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