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連發(北京大學金融與產業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金融系副教授)：

　　最近，在國際資金流動較多的大背景下，一些國外私募股權投資基金(PE)紛紛有所動作。國外PE客戶都在中國設廠，所投資的目標公司的競爭對手很可能就是中國公司，這很自然地將國外PE注意力吸引到中國。近來我們看到凱雷-徐工案例，及高盛-美的案例，當然這兩起收購并未成功。

　　過去，國內對PE的認識很模糊，一直認為PE是以支持中小企業為主、以科技發展為目的。我們最初對國內PE的理解是從科技部開始推動，對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科技創新支持。

　　現在我們突然發覺，PE的發展，特別是外資的進入，對國內產業發展有很大影響，因為我們最好的行業中的企業，對提升國家產業結構及發展自主創新能力實際上都有很大影響。這種背景下，我們國內自發、自主地形成對PE的關注，不僅僅是對一些成長類、創投類PE有所關注——創投類PE的宏觀上面已經取得了法律的進展，而且，突然之間發覺并購也同樣值得關注。

　　這幾年國內并購類股權投資發展很快，而我們的研究和政策幾乎是一個空白�，F在大家都關注這個情況后，特別在外資涌入的大背景下，我們要思考國內本土基金，特別是本土并購基金應如何發展。

　　當前，從宏觀角度看，一方面本土PE人才較少，另一方面外資已經開始滲透，參與眾多項目項目。比如貴州有一家民營企業，發展的很好，幾年后卻被匯豐以很低的價格收購了。為什么沒有一家本土企業出來，讓收購價值能夠比匯豐的收購價的更加真實體現企業的市場價值？本土PE缺失，導致我們一些很優質的民營或稀缺的股權、資源等，以很低的價格流失，不見得對企業的發展有好處。

　　目前，國際上，特別是美國，圍繞PE，尤其是杠桿收購是否給真實經濟帶來裨益有諸多爭議。這涉及到PE的公平效益。在杠桿收購案例中，會出現以犧牲公平為代價的情況，因為在收購后，只有企業效益得到快速、大幅度提升，PE才能在短期內獲得高收益，而為了達到這個效益，有時候會犧牲一些東西。在美國，有記者對此專門做過報道，成為經典案例。但直到現在，PE究竟是“野蠻人” 還是拯救者依然存有爭議。

　　我個人看來，在中國現實情況下，PE對中國經濟效益的提高、產業的提升、技術增長、及競爭能力的提升，總體來說有積極作用。盡管其可能的代價不容忽視，但有些代價是必要的。

　　景學成(原人行研究局副局長，第一財經研究院的院長):

　　我曾經考慮對PE要不要規范發展、要不要注意風險，因為現在金融體系整體風險已經很大。但經過一段時間不斷深入的思考，我的角度發生了變化�，F在我贊成首先要提倡發展。

　　PE是中國金融之星。我們金融體制改革尚有一些問題沒有解決，如中小企業融資問題，農村金融問題等，PE的發展有助于解決這些問題。在我看來，P PE這種形式是我們過去多年找尋的東西，是中國金融的明日之星，可以起穿針引線、縱橫捭闔的作用。這個觀點可能太超前了，不一定能被接受。

　　資本市場作為一個平臺要能和實體經濟結合起來，如果只是將股市提高到9千點、1萬點并沒有太大意義，因為其下面的實體經濟是掏空的。將來要很好利用這個平臺，恐怕最能利用的還是PE。PE和實體經濟結合才能達到我們利用PE的初衷和目的，而不是為了把股市搞到9千或1萬點。

　　中國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而隨著中國經濟發展，財富積累更多，就涉及到如何以最佳方式運作財富的問題。我們將很大一部分希望寄托于新興金融機構，而且事實證明這些機構也的確能帶來高回報。最新的統計我看了一下，最差的年回報率是50%。

　　PE是網絡型，不像銀行那樣囿于總行-分行體系，決策速度慢、上下情不易傳達。過去我們老是批判銀行這個不行、那個不行，產權不明確，什么都不明確；而PE則什么都明確：出資者不管理，管理者不出資，還有股權激勵機制。

　　PE組織架構很好，明確了精英團隊主導，這正是我們所希望的。同時，PE同實體經濟緊密結合，填補兩個行業或者是兩種市場之間的縫隙，把它們連接起來，從中尋求獲利機會，解決了傳統金融機構過去的不良傾向和弊病。

　　PE的運作講究退出機制，講究風險管理。過去投資結束后，退不退出，項目沒人管，反正國家計劃投進去了。最終能什么樣，誰也不太知道。PE則顛覆了這些弊病，先考慮怎么退出的問題。這是PE的優勢。

　　楊青(中科招商投資(基金)管理公司)：

　　PE由三部分組成，即創投基金、成長型基金和并購基金。我們現在做的是前兩塊。很多本土企業發起的基金規模很小，只有幾個億。如果你想做并購交易的話，基金規模需要非常的大。而且，現在PE業內人士可能金融背景轉過來的多一些，如果有越來越多的產業背景的人士過來的話，可能實現企業重組和增值服務。另外，如果上市資源價值足夠高的時候，大家都覺得沒有利潤空間的時候，可能會這樣做。

　　在PE發展的早期，國企背景的資金比較多，像央企�，F在民營的比較多，有的本身就在資本市場，自己退出了，然后資金比較充裕，有對外投資的欲望，有的是二級市場的行情做的比較好，然后轉過來做PE。

　　大的產業基金，像山西省能源產業基金，有國家社�；�金的參與，政府的味道比較濃。

　　現在PE運作很多都是實踐走在法律前面。如果小的PE公司在短時間內沒有機會做大，一旦銀行獲準自己做發行、管理、對外募集，那么小型PE公司根本沒有機會。

　　當然PE公司有自己的發展空間，可以針對一個領域，在這個領域做專做深。如果到處撒網，沒有自己特色，也沒有自己的行業人脈，那根本不行。

　　李連發：

　　本土銀行做PE，也是本土的PE。銀行有錢，覺得不用委托給別人，自己的人最棒，可以做管理，但主要資金還是從外面募集，這也是PE的概念，只不過起點高了。

　　國有控股企業的激勵機制不一定完全市場化，像國資委下面的幾大企業，高管激勵機制無法和其他企業相比。這樣肯定不行。從這個角度看，民間的優勢在于政策賦予他們靈活空間，組織扁平化，很有效率，可以采用“土狼突圍”模式。因此，不見得民間產生不出很好的PE，他們也有很好的人才。能不能找到一個辦法讓民間和國有聯合起來？

　　孫志勇(北京金泰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

　　最近在推行金融混業，這個事對PE也有很大的影響。這種混業可以將股權基金和銀行資本結合起來。真搞成混業，不論是光大式的金融控股模式，還是其他模式，本土小型PE都應有所警醒，因為金融機構的資本量、人才儲備及客戶等，不是PE可以用自己的資本解決的。如果PE企業在短期內做不起來、做不了那么多，那么金融機構可以自己做，因為它們本來就有平臺。這可能也是個問題。

　　我擔心國有企業的激勵機制。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為什么融不到資？一個很好的項目，像石油，為什么銀行都不敢貸？原因在于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的根本特征：微觀做錯了，要自己負責任，宏觀上做錯了，投錯了8個億或10個億，也不好說十個億，反正投就投了唄。

　　因此，我還是希望給民間PE留那么一點時間，哪怕只有3年，讓他們發展大一點，寬闊一點，人才儲備儲備，客戶積累積累，給他們一點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