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12日，第十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在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召開。本屆論壇的主題為“中國改革三十年：評價與展望”。新浪財經對此次盛會進行全程同步報道。以下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基金會秘書長，著名的經濟學家樊綱的精彩發言。

　　樊綱：謝謝，我沒有講160年我回到30年，而且剛才張院長說了，一定要在30分鐘之內完成30年的分析。今天有幸參加這個會議我想也向大家報告一個我們最近的研究成果，就是我們用2005年的數據對中國過去，比30年長，過去50年，主要是過去3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各種要素進行了一個標準的計量分析，試圖從中找出解釋為什么中國過去30年高增長，改革開放發展這些因素都在哪些方面如何起作用？同時希望通過這樣一個分析再往前看一看，第一是往前看一看，哪些因素還在，哪些因素不在，我們今后20、30年會怎么樣，同時提出任務，提出問題，我們需要做怎么樣的進一步的改革，所以今天我就從這個，我們最近做的這個工作，還沒有做完，最后的一些技術細節還要落實，還得繼續做，但是基本的一些數據已經出來了。

　　中國經濟增長的要素分析

    第一個結論就是中國過去30年的增長確實不僅僅是屬于要素投入的結果，很多世界的經濟學家和我們中國人自己說的，我們沒有效率改進，中國人就是投入，就是勞動力便宜，就是靠著資本積累等等，在我們的分析當中，我們過去平均每年9到10的增長速度當中，確實當然要素投入還是主要的部分，79年到88年占6.7%，在全部的增長速度當中。89到98占5.16%，99到05占5.36%，還是主要的部分占60%左右的增長，但是生產力的提高確實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我們看這張圖的最后一行，全要素生產率，就是說不是勞動生產率，而且我們要素里面用的是人力資本，教育的因素已經含在里面了，扣除了這些投入的因素之后，純粹可以認為是效率改進，生產率改進造成的增長，90年代大概有4.4%左右，到了99年以后，仍然有3.7.左右，應該說是一個相當高的貢獻，相當大的貢獻，我們有效率改進的部分。世界上陸陸續續最近兩年有一些新的研究，確實得出的結果也是跟我們這個結果相兼容的，比如說美國布魯金斯基金會去年有一個研究，關于中國和印度生產率，也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比較，比較的不是整個GDP的增長，比較的是制造業的增長結論是過去20年，中國全要素的生產率每年的增長速度是6%，這和我們這個研究基本上也兼容，我們做的另外一個工作就是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生產力的改進，我們就把全要素生產率進行各種各樣的解釋，當然這是一個模型里面的各種各樣的解釋，我是分成兩張圖來顯示，第一行就是剛才的最后一行，這里面就是，下面有各種因素，當然我們還考慮了很多其他因素，有的是不顯著，有的是不明顯，我們就去掉了，這里面表現的只是相對比較明顯和比較顯著的一些因素，但是仍然可以看出一些問題，計量經濟學大家都知道有很多數據，很多方面的問題，有的東西你沒法找到數據，你就沒法做下去。

　　第一個因素就是市場化改革，這里面主要是產權關系的變化，主要是民營經濟的發展占整個經濟當中比重的變化，在70、80年代當中就有很大的貢獻，90年代的貢獻最大，將近1個點的貢獻，1個點的增長是由于民營經濟的發展，到了99年以后，要素要有所減弱，但是仍然是起作用的，然后就是人力資本的外移效益，這個不等于人力資本，是教育進步之后我們的整個社會的知識水平增長了所產生的效果。研發投入的增長，在過去仍然很小，在80年代這個還是負的，到了90年代也很小，99年以后略有上升，但是總的來講迄今為止還是不大。然后就是城市化基礎設施這兩個因素這幾年占的作用非常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釋了現在的很多現象，我們和印度相比，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確實是吸引外資的重要條件，當你打破了很多瓶頸的時候，而城市化由于打破了過去分散的這種農村工業化，離土不離鄉的發展模式之后，效率的改變，使得基礎設施，利用率的提高，效率的改進對于經濟的增長促進是非常大的。外資也有一個外移效應，為什么后面是負的呢？是因為外資占整個投資當中的比率的因素，這個因素這些年是下降的。外貿活動，外貿的增長也是有大量的外移效應，對整個經濟的結構的調整，整個經濟結構的改變有重大的效果。

　　最后兩項我們看到第一個是政府的行政成本，這件事對最近這些年的經濟，產生一個很大的負效果，什么意思？這兩年政府收入是提高了，政府行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在提高，政府作為一個負擔在經濟當中在起負作用，這個負作用在加強。所以這就是為什么要進行政府改革，先把它放這里。還有一個因素是經濟結構，我們試圖側重經濟結構，這里不細講了，主要是什么結構？消費和儲蓄的比例。在80年代這個是負的，這個效果是負的，90年代2000年初還是正的，現在如果算的話，根據我們那個模型他應該是負的，而且是相當嚴重的負的，因為我們后面要講這個問題，我們現在的儲蓄的比例占GDP的50%是嚴重的失衡的一種經濟的結構，這些因素有改革的因素、制度的因素，包括市場化和政府改革都屬于這一類，但是我要講連經濟結構后面都是一些制度的問題，有城市化、基礎設施的因素，然后有人力資源教育科技等等改進的這些因素，分析這些因素我想可以使我們，一方面對過去的很多問題給予解釋，另一方面對我們的未來如何發展，能不能發展給出一種判斷，對過去的解釋，我們每年3到4個百分點的生產率的提高，是解釋中國過去很多現象的一個很有力的一個因素，否則的話我們甚至都沒法解釋，為什么我們過去10年高增長低通脹所有的生產要素這些能源、原材料等等都在漲價，但是我們的價格還是不漲，企業的效率還在提高，企業的利潤還在增長，但我們的價格一直這么低，沒有中間效率的改進，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我們都沒法接受，因此他確實解釋了很多東西，第二解釋了改革和開放確實有實實在在的效果，效果就體現在我們效率的提高，我們生產力的釋放。第三我們放眼未來，這些因素我們要想判斷未來，現在大家老說以后10年、20年、30年，迄今為止都不錯，中國經濟什么時候停下來？我們就來分析分析這些因素哪些還在，哪些不在，哪些弱了點，哪些強了點，我們加以判斷。

    總的來講，所有的這些因素，包括前面的這些因素，包括資本和勞動的這些因素，今后20年基本都在，有些可能會弱一些，但是有些可能會強一些，有些需要我們加強才會更好的發揮作用，這里著重的要講的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勞動力要素，現在你看人力資本這個因素已經在增長的過程當中，起的作用已經開始下降，今后光靠勞動力投入的增長，恐怕確實是。這個因素會逐步逐步地，特別是廉價勞動力的增長，這個因素在今后10、20年顯然會弱下去，我盡管不同意中國馬上要出現勞動力短缺了，中國的勞動力好像轉移問題都解決了，我不太同意這些說法，但是這個因素顯然將來會弱下去，但是你仔細看一看其他的很多因素將來會強起來，比如說人力資本的問題，比如說科研投入的問題，比如說我們企業創新的因素，過20、30年我們開始搞教育，開始搞研發，但是當你企業還沒有走到前沿的時候，整個的科技水平還是很落后的時候，自然你的企業也不會有很多的創新，他是一個過程，一個階段，但是當你跨越到這個階段的時候，當你到了這個階段的時候，我們幾十年的教育科研，逐步逐步會產生結果。因此像這樣的一些因素，城市化的因素，比如說在今后會起更大的作用，會支撐經濟的增長。

    這些改革還起不起作用

    現在就到了，從模型我們想要討論的另一方面大的問題就是這些改革還起不起作用？前面說了，我們很大一部分生產力是靠改革釋放出來的。現在有一種說法改革基本到頭了，改革也是什么政治改革、社會改革，如果經濟改革已經沒有什么潛力可挖了的話，那是不是改革這個因素以后就在增長當中就不起作用了，在創造提供生產力提高的方面就不起作用了。這一點是我今天想著重討論的問題。

　　在我看來，我們中國的改革仍然處在初級階段，今天大家所講的所有的東西，都說明我們即使在經濟體制的領域里面，仍然有很多東西可以改，仍然可以釋放出大量的效率，仍然可以去通過制度的改革去改變各種各樣的激勵機制，改變我們的經濟結構，來消除各種各樣的扭曲，來使我們的經濟的增長能夠進一步的提高。這里面的因素關于體制的因素，兩個因素都大有文章可做，第一個關于市場化，關于我們的民營企業的發展，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改革體系的進一步改革，還有多少事情可以做，我們還有多少價格是扭曲的，多少政府還在那里管制著，從政府改革來講，我想現在下一步應該進一步提上議事日程，怎么提高政府效率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在GDP當中所占的比重，我們這些年都是負的，如果可以轉成正的，我們就可以釋放出多少生產力，腐敗這些問題我就不多說了。

    最后再集中講一個什么問題呢？我們看最后這個問題，經濟結構這個問題，經濟結構現在是我們當前經濟面臨的一個大問題，我們現在大量的不平衡，大量的內外不平衡。第一個大的不平衡就是剛才說了，我們的儲蓄占GDP的50%，居民消費只占GDP的36%多一點，相應的就是我們的外貿順差等等這些的擴大，經常項目順差擴大今年大概會超過10%，外匯儲備這么多，投資容易過熱，流動性過剩等等一系列的問題，一系列的問題后面的原因是什么呢？你說儲蓄高，大家就說老百姓不花錢，是老百姓不花錢嗎？中國最近這些年的數據分析，居民的儲蓄率基本穩定在25%到26%的水平，最近10年沒有發生什么變化，我們一方面當然有各種限制居民消費的東西，社保不健全，收入差距，但是另一方面我們還是有很多消費信貸等等這些方面，信用卡的發展，還是有很多有利于消費的增長的，因此基本是穩定的，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低，消費占GDP的比重的低，首要的基本的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下降，最重要的原因是企業儲蓄比重的增大，我們看這個圖，居民、企業和政府這三者在整個儲蓄當中的比例變化，最近幾年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企業成為了重要的儲蓄者，當然這也是積極的結果，最重要的原因是生產力提高了，利潤好了，但是在中國利潤的變化背后有很多屬于制度上的原因。我們看第二點，第一就是資源性的收入，本來應該歸全民所有的資源性的收入，在我們這個制度下都是企業的收入，資源本來應該是全民所有的，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都是全民所有的，資源如果溢價的話，價格上漲的話，這些收入主要應該歸國家所有，而在我們的體制下現在都變成了企業的利潤，而這些企業都和其他的企業一樣，都交30%的所得稅，從今年1月開始都只交25%的所得稅，都不和國家分享。第二我們的利潤，特別是國有企業的利潤，特別是資源行業的國有企業的利潤又是不分紅的，最近剛剛這方面開始分紅，5%，10%，于是就在這樣一個財稅制度體制下，就使得我們儲蓄過高的問題大大積累下來，然后我們的居民的收入現在就越來越在GDP當中的比重就越來越下降，我們不講別的改革，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的改革，即使在這些問題上，這也是進一步的產權的界定，搞了那么多的國有企業，最后都不分紅，現在就針對經濟結構失調問題進行改革，還不說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就呼喚我們叫新一輪的財稅改革，財稅改革有很多內容，包括對資源要收租，對資本要分紅，然后要理順中央地方的財政關系，要約束政府的支出行為，剛才前面講的現在的行政開支占GDP的比重越來越大的問題，一系列的財稅改革，今天不細講了，最后要落到什么地方呢？通過政府的財稅體制的改革和財稅效率的提高，收了這些東西，其他該收的錢收了以后，應該把該退出去的東西退出去，最后落實到降低居民的稅收成本 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提高我們消費在GDP消費中所占的比重，中國人現在不消費，不是因為他有錢不花，而是因為他沒錢，是因為他沒有錢去消費，最終只有落到這一點，在收入的問題上改變這個結構，我們最后才能在支出上改變這個經濟結構，我們的經濟結構才能趨于合理，我們的經濟增長才能夠可持續。講這個問題只是一個例子，而且這個例子還不是我們模型當中直接的關于制度改革的這些問題，而是一個經濟結構的問題，而在經濟結構的背后，是這些體制需要改革的。

　　宏觀經濟政策只是一個短期的調整，調整供求關系的一些政策，而根本的問題要使這些問題不重復的反復的出現，要從制度上加以調整。所以從這些角度看，中國的問題不是改革已經完成了，不是改革已經不能再釋放出新的增長率了，改革仍然是初級階段，我們還有大量的事情可做，即使在經濟體制領域里面，仍然有大量的事情可做，因此要想保持今后10年、20年或者再一個30年的高增長，我們還要繼續改革，而這些改革也許會更難，因為說了很多改革，包括財稅改革，財稅改革后面都是大的利益阻礙，利益群體，怎么來克服利益群體的阻礙，剛才幾位都說了，有改革的動力才能保證今后再有10年、20年的高增長，我就講這些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