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風云激蕩，三十年歲月滄桑

　　三十年大業初成，亦有艱難痛楚，困境隱藏

　　學術凝聚智慧，觀念成就未來

　　2008年1月12日，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聚首北大光華

　　為中國改革的命運反思、探索……

　　中國改革三十年：評價與展望

　　成思危 厲以寧 吳敬璉 茅于軾 樊綱 林毅夫 周其仁 陳志武 錢穎一 張維迎

　　名家齊聚 思想爭鋒 學術智慧 風雨傳揚

　　會議日程(2008年1月12日)

　　上午，開幕論壇 地點：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 主持人：曲向東、沈冰

　　09:00 - 09:15 光華管理學院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致開幕辭

　　09:20 - 11:30 經濟學家演講

　　吳敬璉：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如何持續

　　茅于軾：從制度演變看改革以來的財富創造

　　厲以寧：城鄉二元體制改革

　　11:30 - 12:10 以上經濟學家對話 CCTV-2經濟半小時主持人：馬海濤

　　12:30 - 14:00 招待午餐 地點：北京大學農園三層餐廳(憑嘉賓證入場)

　　下午，經濟學家論壇 地點：北京大學英杰交流中心 主持人：曲向東

　　14:20 - 14:25 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致辭

　　14:25 - 17:50 經濟學家演講

　　林毅夫：漸進改革的邏輯

　　樊 綱：中國經濟增長的要素分析與展望

　　周其仁：重新界定產權之路

　　錢穎一：(待定)

　　陳志武：中國改革開放160年

　　張維迎：市場化改革與收入分配

　　17:50 - 18:30 以上經濟學家對話

　　18:35 - 20:30 新年酒會 地點：北京大學光華樓203廳(憑嘉賓證入場) 主持人：劉芳菲、曲向東

　　演講嘉賓簡介

　　成思危

　　中國最著名的學者型高層領導之一。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華職業教育社理事長，中國軟科學研究會理事長，中國管理現代化研究會理事長，中國臺灣研究會會長，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南開大學兼職教授及博士生導師。1997-2004年間曾兼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管理科學部主任。

　　主要著作包括：《東亞金融危機的分析與啟示》、《政府如何管理企業》、《軟科學與改革》、《依靠科學技術振興化學工業》等。

　　觀點摘錄：

　　“中國經濟未來幾年的發展，要注意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首先，轉移農村勞動力。第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第三，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第四，發展虛擬經濟，提高金融競爭力。”

　　“發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應實行三步走戰略：首先是建立風險投資公司，為國內外投資者提供咨詢與服務管理，主要包括評估并推薦風險投資項目，并受投資者的委托對項目進行管理；第二步是建立風險投資基金，并制定相應的法規及管理辦法，從國內外吸收資金；第三步是建立包括二板市場在內的風險投資體系，健全風險投資投入、運營及撤出機制，并規范政府對風險投資的支持政策。”

　　“應該用法律的手段給予股民一個公平的投資環境，不能讓他們的權益因為虛假信息、內部交易和惡意操縱市場等原因受到損傷。”

　　“教育本身有兩個根本作用，第一就是培養有創新能力的人才，另外就是提高全民道德文化素質。”

　　“創新能力是當代國家和企業的核心能力，也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因素，必須讓企業成為創新的主體。”

　　吳敬璉

　　在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特殊而復雜的時期，在改革至今的各種爭論中，他的思想主張一以貫之，逐漸進步。他提出，中國改革應當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標，縮小國有經濟范圍，發展私營經濟；應當實現多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共同發展；應當建立法治，實行憲政民主。他的奔走與呼吁，對中國改革確立市場經濟目標產生了重要影響。

　　主要著作有：《經濟改革問題探索》、《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現代公司與企業改革》、《何處尋求大智慧》、《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等。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名譽所長。

　　觀點摘錄：

　　“任何真正的改革都必定是市場取向的。”

　　“建立了市場經濟并不意味著一了百了，現實迫使我們思考：市場經濟是不是也有好壞之分，什么是壞的市場經濟？什么是好的市場經濟？”

　　“實行法治，即符合公認正義的法律(‘善法’)的統治，是發達市場經濟共有的特征。法治不但具有值得追求的普世價值，而且是非人格化交換占統治地位的發達市場經濟所必需的制度支撐，因而實行法治乃是實現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的必要條件。”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啟動政治改革，但迄今為止離市場經濟所要求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目前應當……在以下方面著手進行改革：(1)解決長期存在的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實現黨政分開；(2)在有法可依、司法獨立和依法行政的基礎上建立法治的基本框架；(3)實現黨內民主的制度化；(4)逐步擴大公民的民主參與；(5)進行傳媒改革，使言論自由和言論責任都得到保證。”

　　茅于軾

　　中國經濟學界中以扶貧行動實踐社會責任的代表人物。1979年，他提出擇優分配原理，重新構造了整個微觀經濟學；1981年，他將擇優分配原理推廣到動態過程，用獨特的方法得出了動態最優過程變分問題的解；1997年他提出人與人的等價關系，由此出發，對人權、自由、民主、道德等觀念作出了科學的闡釋，把它們定義為市場經濟的基礎。

　　主要著作有：《擇優分配原理——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生活中的經濟學——對美國市場的考察》、《中國人的道德前景》、《誰妨礙了我們致富》、《尋求社會致富之道》、《道德、經濟、制度》等。上世紀90年代以來，他致力于經濟學常識普及，從細微處入手，揭示生活中無處不在卻又非常重大的問題，成為中國民間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

　　觀點摘錄：

　　“計劃經濟之所以不成功，從經濟理論來看，根本的原因是它產生不出一個能真正標志稀缺性的正確價格系統。”

　　“市場制度都是近三四百年中才建立起來的。究其原因，是早先的人類社會不存在人與人平等以及在市場上自由選擇的權利，人對財產的所有權與經常被擁有特權的分子所破壞。……現今世界上凡是人權比較被尊重的地方，市場制度都比較健全；人權被破壞的地方都沒有市場制度。”

　　“人權是人人可以擁有但彼此不會沖突的權利，特權只能為少數人擁有，如果人人擁有就會產生沖突。人權用不著刻意追求，取消了特權，人權便自然來到。”

　　“一切改革，沒有意識形態的變化都是不可能的……意識形態的改變，導致人們對是非的判斷和價值觀的形成，最終影響人的行動決策。”

　　“人類的理念總是試圖用計劃和科學去糾正市場制度中的各種問題，所以計劃經濟永遠是有誘惑力的。50年以前我們就是順著這思路逐步走上計劃經濟的，今后這種危險將長時間地反復出現。”

　　厲以寧

　　在中國經濟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國經濟的構想，包括用股份制改造國有企業、集體企業、鄉鎮企業以及其他所有權不明晰的企業。這一理論和政策主張在中國經濟改革實踐中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因而得到理論界與政策制定者的廣泛接受。他的許多理論與政策主張都對中國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主要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中國經濟改革與股份制》、《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經濟學的倫理問題》、《環境經濟學》等。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曾任八屆全國人大常委、八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中方委員等職。

　　觀點摘錄：

　　“除了農村問題外，當前我們在進一步改革中，實際上遇到了三個難題——政府職能轉換、打破行業壟斷和自主創新體制改革。”

　　“現在有人經常講，行業準入是一道玻璃門。怎樣打破這道玻璃門，這需要政府下決心，各級政府要堅決貫徹落實‘非公經濟36條’，消除各種行業公平準入的障礙。”

　　“凡是民營經濟發達的地方，下崗的人就少，民營經濟發展慢的地方失業的人就多。民營經濟除了直接雇用人才以外(直接就業)，也創造了為其提供原材料、營銷、交通運輸等大量服務的就業崗位(間接就業)。”

　　“民營經濟的發展與高科技企業緊密結合在一起，培養出不少新一代的民營企業家。……我們要以科技強國，不能忽略民營經濟這一環。”

　　“要緩解社會矛盾，一方面應當不斷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改善他們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居住、安全生產和生活的條件，另一方面需要實現司法公正、消除腐敗、及時處理各種社會矛盾。”

　　樊綱

　　以研究宏觀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暨“過渡經濟學”見長。曾在國內一流經濟學刊物上發表大量論文，對中國經濟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他還主持了多項重大的經濟科研項目——如中國的市場化指數評估，在國內外影響廣泛，被認為是現代經濟學在中國最出色的闡釋者和運用者之一。

　　主要著作包括：《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現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與綜合》、《市場機制與經濟效率》、《漸進之路——對經濟改革的經濟學思考》、《中國漸進改革的政治經濟學》、《樊綱集》、《走進風險的世界》等。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觀點摘錄：

　　“腐敗的定義是利用公權謀私利。……公權的問題都是過去計劃經濟帶來的，要解決問題，首先就要進一步改革，包括國有企業民營化。”

　　“我們現在存在的一些問題，主要是因為我們的改革還沒有到位，我們該改的很多東西還沒有改，而不是因為改革造成這些問題。”

　　“國有資產的存在形態要改變，要從大量搞經營性的國有資產形態轉變為非經營性的國有資產形態。只有實現了這個轉換，才有真正的政府職能轉換，才能從過去管企業、管經營性資產、管經營性企業中抽身出來，才能真正履行政府應該履行的職能。”

　　“要注意對在改革過程中收入水平下降的人群給以足夠的重視，該補償的要補償，因為在改革阻力問題上，需要通過某種補償來克服，否則改革將難以為繼。”

　　“轉軌問題和發展問題交織在一起，使中國的改革異常艱難。我們這些理論工作者所做的一切事情，寫文章、做報告、出書，都是為了縮短這個過程，為了政府能夠更加理性、科學，企業家和老百姓頭腦更加清楚、思想更加解放。”

　　林毅夫

　　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第一位從西方學成歸國的經濟學博士，目前國際經濟學界最受矚目的華人經濟學家之一，也是國際經濟學界公認的研究中國問題的權威學者之一。2007年11月1日，他應邀在英國劍橋大學馬歇爾講座發表題為《發展與轉型：思潮、戰略和自生能力》演講，成為登上這個國際經濟學界頂級講壇的第一位中國學者。

　　主要著作有：《制度、技術和中國農業發展》、《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充分信息與國有企業改革》、《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再論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等。現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副主席。

　　觀點摘錄：

　　“就現代經濟(工業革命后的經濟)而言，技術升級對于任何一個國家、社會而言都是經濟長期增長的最重要動力。沒有技術的不斷變遷，經濟必然停滯。”

　　“一國的要素稟賦是該國產業、技術選擇的最重要限制。……對一國的發展而言，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是最重要的經濟原則。惟其如此，才能形成競爭優勢，落后國家也才能充分利用比較優勢。”

　　“思想、認識、社會思潮，是決定一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能否利用后發優勢取得經濟快速發展的最主要原因。如果一國對落后背后的真正原因(要素稟賦結構)有足夠認識，并據此制定政策，就能夠充分利用后發優勢。”

　　“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每個國家公民的身份是先天給定、無法選擇的，而政府擁有強制力，其政策正確與否決定了該國的制度安排是否有效率。”

　　“在轉型過程中，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如果能夠根據實際情況選擇轉型路徑，則即使在非常弱的制度框架之下，也有可能取得經濟的快速增長。”

　　周其仁

　　關注現實問題，強調實證研究。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他對中國電信業改革的評述、對農村土地制度的評述，以及最近一年來對中國醫療改革的評析，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他所注重的“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為人們認識和理解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改革路徑提供了清晰的視角，使他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

　　主要著作有：《產權與制度變遷——中國改革的經驗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收入是一連串事件》、《數網競爭》、《世事勝棋局》、《挑燈看劍》等。現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觀點摘錄：

　　“是普遍的自由，而不是少數特權或既得利益集團的自由，才鋪墊了經濟增長的可靠根基。”

　　“1978-2005年間，中國衛生總費用增加了77倍，其中個人的衛生開支增加了198倍，而同期醫院、診所、醫生和護士數目的增加卻分別只有1-2倍。這明顯是供不應求的現象……類似的供需矛盾在其他領域也有過，怎么解決的呢？比較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把服務準入之門開大一些，動員社會資源來滿足急速增長的需求。”

　　“計劃經濟的壟斷實質上是國有經濟的壟斷。拿這個尺度來看，對我國電信業業已實現的改革進程——允許數家國有公司或國家絕對控股公司展開市場競爭——不可估價過高。”

　　“我們國家真正缺的并不是土地本身，而是有效利用土地資源的制度。農村建設用地轉讓的制度化試驗，是推出的時候了。”

　　“中國體制改革選取的是所謂漸進策略，容易改的先改了，留下的都是難改的。……如果不加快改革，市場調節與行政權力調節混合在一起，權力尋租像敗血癥一樣在體制里蔓延，中國經濟就可能遭遇大麻煩。”

　　錢穎一

　　轉軌經濟學和比較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先后在哈佛大學求學、在斯坦福大學和伯克利加州大學任教。他運用當代經濟學的最新進展，研究中國經濟轉軌中的種種問題，豐富了轉軌經濟學和比較制度經濟學的內容。他的研究成果已成為這一領域的重要文獻，并使他成為國內外最受矚目的中國經濟學家之一。

　　中文著作包括：《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轉軌經濟中的公司治理結構》(與青木昌彥共同主編)和《走出誤區：經濟學家論說硅谷模式》(與肖夢共同主編)等。現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

　　觀點摘錄：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發展并不是孤立的，它是當今世界范圍內經濟體制向市場轉軌、經濟全球化和經濟發展之中的一部分。”

　　“對于一個年增長率高達8%-9%的經濟來說，時間的機會成本很高，也就是說，改革停頓的代價是非常大的。比如這幾年來，我們的一些周邊國家如印度的發展就非常快，這對我們都是壓力。”

　　“建立以法治為基礎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們下一個10年至20年的奮斗目標。外部條件如加入世貿組織和經濟全球化，內部壓力如經濟缺乏活力、就業壓力增大、腐敗、收入分配不均等社會問題突出，都使得我們對實現這一目標充滿緊迫感。”

　　“在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法治建設可以比較直接而且效用比較高地推動好的市場經濟的建立。用法治來約束政府應該排在優先順序上。”

　　“在今后的10年里中國能大體建成基于法治的市場和效率高而不腐敗的政府，那么，中國就真的轉軌成功了！”

　　陳志武

　　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終身)教授。2001年以前，主要研究股票、債券、期貨和期權市場。2001年之后，重點轉向研究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社會轉型。從那時到現在，他對中國的金融市場、法治環境、產權改革等重要問題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在學術、輿論界產生了巨大反響，使他成為中國經濟學者中具有國際學術背景、同時關心現實問題的杰出典范。

　　中文著作包括：《財富是怎樣產生的》、《媒體、法律與市場》、《財富的邏輯》、《金融的邏輯》等。

　　觀點摘錄：

　　“中國的收入差距問題與其說是市場經濟的問題，倒不如說是對政府資源配置權力、對管制權力的監督制衡和問責的問題。……如果停止市場化改革，中國過去的經驗表明，那只會帶來更長期、更廣泛的不平等，讓特權當道。”

　　“國家是唯一可合法使用暴力的機構、是唯一可改變法律的機構、是唯一可增加各類審批權、準入權的機構……國家一旦持股某企業，那家企業的特權就有了。”

　　“中國資本化的空間還很大，還可以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許多年的金融資本。只不過，土地還是國有，幾乎所有大型企業也還是國有，這些會繼續抑制中國資本化的深化。”

　　“中國的故事是：在不進行實質性政治改革的情況下，憑借其大量的廉價勞動力重點發展其制造業﹑建筑業等‘重型’行業，由于這些行業對新聞媒體和法治環境的依賴度低，所以到目前為止這種經濟發展模式還可以成功。然而，這一‘重型’發展模式是不能持久的，今天的中國經濟現實實際上已在挑戰這一模式。”

　　“勤勞決定碗里是否有飯吃，而民主和法治決定生活品質，決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勞但照樣能增加收入。”

　　張維迎

　　中國最早提出并系統論證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的經濟學者；他的企業理論及有關企業改革的理論成果在國內外學術界、政府有關部門和企業界有廣泛影響。他發表的有關中國經濟改革和社會發展的觀點經常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2006年3月，他發表題為《理性思考中國改革》的長文，將有關改革的反思討論推向一個高潮。

　　主要著作有：《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產權、政府與信譽》、《信息、信任與法律》、《大學的邏輯》、《產權、激勵與公司治理》、《競爭力與企業成長》等。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觀點摘錄：

　　“中國的改革并沒有一個連續不變的目標，更沒有一個精心規劃的藍圖。改革的過程通常是‘從易到難’循序漸進地展開，常常是走走停停，反反復復，表現出很強的試錯性質。”

　　“在市場經濟國家許多屬于公民個人和企業從事正當的商業活動的的權利，在我們國家則被政府部門壟斷，如開辦企業，從事投資活動都得政府批準，個人和企業不得不通過‘行賄’的辦法‘贖買’本應該屬于自己的權利……政府改革，最核心的一點就是大幅度削減政府管理經濟的權力，還民眾以創業自由。”

　　“如果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今天合法的事明天就不合法，今天歸你的東西明天就不歸你，那么，投資者、企業就會對未來缺乏信心……自然不會講信譽。因而，規范市場一定要規范政府行為。沒有規范的政府，就不會有規范的市場。”

　　“我們在評價一種變革和政策優劣時，必須考慮政策的可行性，把這項政策與可行的替代政策相比較，而不能把現實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標作為反對一項政策的理由。”

　　“社會需要經濟學家，是因為市場經濟需要有人去捍衛。如果我們不需要市場經濟，就不需要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