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中國政經體制改革目標和困難何在？決策者如何看待和應對一系列經濟難題？

　　【網絡版專稿/《財經》雜志記者 張環宇】在《財經》年會“2008：預測與戰略”首日上午的議程中，圍繞十七大后中國政治和經濟體制改革前景及其對中國經濟未來的影響，與會者從不同方向作了詳盡闡釋。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劉鶴稱，關于政治體制改革，十七大報告精神可歸納為兩點：其一是有序地擴大私權，即公民的參與要有序地擴大；其二是有效地制約公權，包括政府改革、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等等。

　　事實上，新一代政府的職能轉變作為經濟發展的關鍵，已經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細觀數年中政府職能的變化，可以發現，政府職能的轉換仍然困難重重。而政府職能的錯位與越位仍然存在，一直以來困擾我國的“三過”(固定資產增速、外貿順差、信貸供應)始終難以控制，從某種意義上講，與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也有關系。而這也進一步關系到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的既定政策的有效性。政府如果不能夠從資源配置的主角轉為服務型的政府，經濟增長方式也就很難出現轉變。

　　改革目標雖已確定，但正如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卓元所指出，知易行難。由于政治體制改革意味著一批官員和部門既得利益的受損，他認為，政治體制的改革阻力重重，需要從上而下的強有力推動，方能取得成效。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亦認為，中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實現，無法通過單一部門來解決，因而多部門協調配合的要求日益迫切。

　　至于經濟改革，張卓元認為，未來中國面臨著兩個方向：財稅改革和價格改革。目前，稅收政策調整的空間仍然很大，比如物業稅、

燃油稅、資源稅、增值稅轉型等等，另外，最近幾年稅收增幅大大超過了GDP的增幅，說明中國的整體稅負太高，所以隨著新稅種的開征，其他稅負應該有所降低。價格改革對于中國意義更大，深化生產要素和資源價格的改革已經迫在眉睫，但目前CPI高漲，原材料成本壓力加大，使得政府改革顧慮頗多，但推遲改革時機，扭曲的資源價格將會給市場帶來越來越多的新問題。

　　事實上，由于國內外經濟形勢日益復雜，國內的政策制訂已經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復雜背景。一方面貿易順差加劇增大

人民幣升值壓力，另一方面世界經濟前景不容樂觀，匯率調整需要相機而動；一方面負利率局面需要加息，另一方面中國和英美等國的利差卻在加大；一方面能源等要素價格亟須市場化改革，另一方面通脹卻亮起紅燈。

　　在這種背景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防通脹，防過熱，重民生”確定為明年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劉鶴的解讀是，明年宏觀政策以“雙防”為主，政策的針對性非常明確，財政政策主要是調結構，貨幣政策主要是控總量，而其最終的目的，則綜合服務于“防過熱”和“防通脹”的政策主旨。

　　這一政策的提出與國際環境息息相關，由食品價格引領的這一輪通貨膨脹受國際影響頗大。目前，我國棉花、大豆、石油這些大宗商品和能源的國際依存度均已經超過50%，這也意味著國際上的價格變動對中國的影響將超乎想象。近年來，發展中國家在經濟高增速的同時也多面臨著通脹的風險，而面臨次貸危機的各發達國家，在貨幣政策上卻出現了和中國截然不同的走勢。所有的一切，都使得內部經濟政策變動的風險加大。

　　“現在最重要的是冷靜的觀察，觀察未來會怎樣發展。”劉鶴稱，中國經濟政策不會發生劇變。

　　波及全球經濟的次貸危機表明，中國更需完善金融體系和抵御風險的能力，以抵御來自外部的不良因素的影響。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表示，在經濟處于上升周期時，市場很容易忽視風險，而金融創新過程中，信息的不對稱也很容易助長市場失靈，這一切都對中國金融監管體系提出新的任務。

　　針對流動性過剩的問題，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鄧先宏稱，未來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增強

人民幣匯率彈性；放寬合格境內經營機構投資主體、投資品種和匯率限制，穩妥有序地擴大對外證券投資；進一步加強對外資購買境內房地產和外資房地產企業外在和結匯管理；允許境內機構根據自身經營需要自行保留經常項目外匯收入；整合不同保稅期監管區域的外匯管理政策，消除區域內外政策差距，完善貿易外匯結匯分類管理政策，對一些有違規記錄的企業進行重點關注、重點監管；對于個人結匯和購匯5萬美元的年度總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