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業銀行有走出去的基本條件及現實需求，但更需要戰略上、管理上、技能上的通盤考慮

　　【網絡版專稿/《財經》雜志記者 郭瓊】在12月10日舉行的《財經》年會“2008：預測與戰略”上，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接受了《財經》雜志主編胡舒立的大會采訪。

　　《財經》：從工商銀行收購南非標準銀行股權到民生銀行收購一家美國銀行主要股權，中國金融機構走出去正在變成一股洪流，監管者怎樣看待？

　　劉明康：對于中國的商業銀行來說，實施“走出去”的戰略首先取決于董事會職責和決策，

銀監會對銀行海外發展戰略并不予審批形式的控制。但是，凡是思考“走出去”戰略實施的企業和銀行，都要保持一個冷靜的頭腦，要特別注意考慮怎么形成合成效應。

　　部分中國的商業銀行基本具備了“走出去”戰略實施的最基本的條件。比如資本充足率很高，其在國內的貸款發放標準逐步在提高，而且其資本構成中有相當部分是境外上市的外匯，風險敞口較大，這些都是中國商業銀行“走出去”的條件及現實需求。國內部分銀行境外收購的目標對象，其資本回報率和資產回報率比國內銀行高，而市盈率卻比國內銀行更低，說明這樣的收購是理性的。但是，中資銀行更要考慮收購后的合成效應，銀行海外發展更需要戰略上、管理上、技能上做通盤考慮。要考慮法律、財務和管理上的可行性研究，自身人才儲備，以及能否吸引和留住國際的人才。

　　《財經》：你剛才在大會發言中非常強調中國銀行業可以從美國的次貸風險中吸取很多教訓。中國金融業目前有很多創新，如何看待金融創新和監管的關系？

　　劉明康：十七大強調文化建設的問題。我認為，文化在市場經濟下有豐富的內涵，其中包括誠信文化、創新文化、價值觀文化等。應當鼓勵自主創新，沒有創新的民族是沒有生命力的。美國次貸風險本身不是一個簡單的

證券化創新問題，而是在創新過程中忽略了基本的客觀規律的要求，監管者忽略了對市場機構在過度創新中的審慎監管。中國的銀行業金融機構在創新的時候一定要牢記不要本末倒置。我們推崇創新的文化，但更加推崇價值的文化和誠信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