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農村建設與反哺機制

　　在我國中央政府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中，農業現代化、農民反貧困和農村經濟增長占據著非常突出的地位。《“十一五”規劃》饒有新意地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一系列戰略構想與改革舉措，這無疑將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業現代化轉型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這也同時表明，我國經濟轉軌與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這樣一個嶄新的階段：即依靠農業部門貢獻大量農業剩余來為經濟轉軌支付大規模制度變遷成本的時期已經基本結束，同時近30年經濟轉軌的順利進行和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也使得我國積聚起足夠的國民財富，從而有能力對發展相對滯后的農業部門進行某種程度的“反哺”。這種“反哺”機制是制度變遷中必要的補償機制，它對于我國國民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區域經濟的全面協調發展以及對于縮小貧富差距、促進城鄉一體化進程，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

　　2、民生視角、賦權與社會和諧

　　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所作的《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報告中，“民生主題”首次被作為獨立章節寫入報告，強調提出“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 報告中提出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要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

　　民生建設是黨中央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審時度勢提出的帶有前瞻性的核心政綱。中央對民生問題的重視，表明民生問題已經成為我國構建和諧社會和可持續發展的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必須加以解決。民生視角意味著必須對國民中的弱勢群體給以特別的關注，著重提升他們的福利水平，提高社會公平度，改善貧富嚴重不均和社會結構嚴重失衡的局面。建設和諧社會，根本之道在于構建不同利益集團、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和諧關系，對于制度變遷中受到忽略的群體，給予制度性的補償，從而使所有社會成員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都能夠得到福利的帕累托改進。

　　從十七大民生視角出發，我們還要從“賦權”的高度去認識農村發展問題。阿馬蒂亞•森在其名著《貧困與饑荒》中深刻解析了貧困的根源，認為貧困本質上來源于“可行能力的剝奪”，即貧困者之所以貧困，根本在于窮人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往往被系統性地剝奪，從而使他們陷入貧困的惡性循環。比如受教育的權利，獲得基本醫療的權利，自由遷徙的權利，自我組織的權利，獲得信貸的權利等，這些權利在我國原有的體制框架中往往被忽視，從而直接導致農民的貧困化。近年來，中央政府一直重視農村問題，出臺了一系列的重大決策，其中農民免費義務教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通過，農村金融體系的改革等舉措，對農民反貧困都極為重要。從本質上來說，這些積極的行動，都是向農民重新“賦權”，重新尊重農民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

　　3、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框架和進展

　　2003年，中央政府啟動了以政府籌資為主，個人少量繳費，農民自愿參加，重點提供大病保障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試點。到2007年6月底，全國開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縣(市、區)已達到2429個，占全國總縣數的84.9%；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農民達到7.2億人，占全國農村居民的82.8%，參合率達到85.9%。4年來，享受醫療補助的農民累計達到6.37億人(次)，補助費用累計達到377.31億元。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實施，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農民醫療費用負擔，初步緩解了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狀況。從2005年開始，國家實施農村衛生服務體系建設與發展規劃，計劃在5年內投資217億元，全面加強農村三級衛生服務體系建設。為提高農村衛生服務水平，衛生部等部門啟動了“萬名城市醫師支援農村衛生工程”，組織城市醫生到農村提供醫療服務，培訓農村衛生人才，并堅持經常化、制度化。2008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將基本上覆蓋全國所有的縣，而且還將進一步提高政府對于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農民的補助水平，提高醫療保障水平。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構建我國農村醫療衛生體系的重要一環，是實現“全民醫保”過程中的重要步驟。我國農村衛生事業的發展歷程表明，縣、鄉、村三級醫療形成的農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的建立和協調運作，解決了農村居民缺醫少藥狀況，增進了農村居民的健康，促進了農村衛生事業發展和維護了農村的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因此，農村三級醫療保健網及其組織體系，是我國農村醫療、預防和保健功能落實的組織保障，同時三級網的任何變化，都可能影響到農村醫療保健的狀況。新農合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三級醫療衛生體系的建設，對農村整體醫療衛生狀況的改善起到積極作用。

　　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強調：健康是人全面發展的基礎，關系千家萬戶的幸福。要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要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慈善事業、商業保險為補充，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全面推進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

　　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還提出：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要堅持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質，堅持預防為主、以農村為重點、中西醫并重，實行政事分開、管辦分開、醫藥分開、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分開，強化政府責任和投入，完善國民健康政策，鼓勵社會參與，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醫療服務體系、醫療保障體系、藥品供應保障體系，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醫療衛生服務。提高重大疾病防控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置能力。加強農村三級衛生服務網絡和城市社區衛生服務體系建設，深化公立醫院改革。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保證群眾基本用藥。加強醫德醫風建設，提高醫療服務質量。確保食品藥品安全。這些提法，都為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的完善奠定理論基礎，指明了未來發展的基本方向。

　　我國衛生部2007年提出“健康護小康，小康看健康”計劃，即到2010年，初步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衛生保健制度框架，使中國進入實施全民基本衛生保健的國家行列；到2015年，使中國醫療衛生服務和保健水平進入發展中國家的前列；到2020年，保持中國在發展中國家前列的地位，東部地區的城鄉和中西部的部分城鄉接近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到那時，我國農村醫療的總體狀況將實現徹底的改觀。

　　4、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公益支持與社會參與

　　吳儀副總理在2005年全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會議上講到，“要大力推進農村醫療救助工作。試點工作開展以來，多數地方都積極推進了醫療救助制度，但程度不一，有的地方的貧困人口參合率已超過90%，有的剛到50%。要加快推進農村醫療救助制度建設步伐，加大政府對醫療救助的資金支持力度，擴大救助范圍，提高救助水平。重點解決農村五保戶、特困戶等貧困家庭的醫療困難問題。同時，要充分發揮紅十字會、基金會、慈善機構等社團組織和各類企事業單位等社會力量的作用，多渠道籌集救助資金，廣泛開展救助工作。”

　　2006年1月，衛生部等七部委聯合下發《關于加快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的通知》，明確指出：“要建立和完善農村醫療救助制度，做好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銜接，加大各級政府對醫療救助資金的支持，充分發揮民政部門的主導作用，動員紅十字會、基金會等社團組織、慈善機構和各類企事業單位等社會力量，多渠道籌集資金。”

　　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與公益組織、社會團體以及社會性企業之間要有良性的合作關系，才能穩步推進包括醫療保障在內的各項社會性事業。同樣，在我國現階段的發展，無論從資金狀況還是政府職能轉型的需要上，政府與公益組織以及社會性企業的合作都十分必要。優化和增強政府與各類社會主體(包括公益組織和社會性企業等)之間的密切合作關系，明確政府購買企業服務與社會組織服務的理念并建立相應的操作機制十分必要。新農合屬于公共品，在新農合基金管理上，政府需要向社會購買服務，要運用市場化、競爭性的機制選擇符合資質的服務商，以便于提升公共品的質量和效率；社會公益組織在對農村醫療的社會資金募集、醫療救助、以及農村衛生健康教育等多個方面也發揮著政府無法替代的作用。

　　社會公益組織參與農村合作醫療體系構建和運行，一方面能夠部分分擔政府職能，減輕政府負擔，另一方面，社會公益組織作為中觀行為主體，在政府(宏觀管理者)和微觀主體(農戶)之間起到橋梁和緩沖作用。新農合制度具有一定的剛性，紅十字會為代表的公益組織可以在其中展現出相當彈性和靈活性，一定程度上彌補新農合制度的不足。在一些新農合與醫療救助的制度盲點地帶，紅十字會可以起到一定的補充作用。譬如一些重大疾病不在新農合報銷范圍內，也不在民政部門醫療救助范圍內，紅十字基金會在號召社會力量捐助籌資方面的影響是比較突出的。另外，新農合注重病后治療的經濟補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因病返貧、因病致貧”問題，國際公認在醫療領域事前預防是比事后治療更好的方法，解決之道在于教育引導和改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協助農村居民改水改廁等)，在這些方面，紅十字基金會等社會公益組織可發揮積極作用。

　　商業保險機構以其市場化的運作模式、多年的商業運作經驗以及資金管理經驗與網絡，可以為新農合制度的有效運行提供輔助性服務。首先，通過參與新農合制度實施，商業保險機構實際上分擔了政府公共品提供的職能，履行了企業社會責任，提高了商業保險機構自身的美譽度和社會知名度；其次，商業保險機構一方面以專業化、市場化運作的手段，為農村合作醫療資金提供安全性，又可提供豐富的管理經驗，降低管理成本。最后，在新農合不能覆蓋的健康需求中，商業保險機構提供商業補充險，以市場化的手段來滿足這部分更高的健康需求，達到拓展市場占有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