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交通大學主辦的第二屆中國產業安全論壇于11月24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以“關注金融產業安全 共促經濟和諧發展”作為本屆論壇主題。以下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金碚做“產業新時期、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產業安全問題”演講全文。

　　我的中心思想和觀點是我們在經濟全球化的前提下，或者是我們的經濟進行新的時期的時候，我們過去的很多的關于產業安全的理論和政策都受到了很大的挑戰。過去我們其實在經濟學和經濟理論中也有很多關于產業安全的一些說法或者是一些政策措施。因為這個問題很復雜，安全本身是什么，我們先不去做仔細的討論。我們就從幾個方面，幾個側面去觀察一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和經濟環境下，對于我們產業理論和安全的政策都提出了哪些新的問題。

　　我們可以從幾個角度來說。中國產業作為一個供應方，他所面臨的安全的問題。傳統的理論就是當經濟開放的時候，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經濟開放的時候，首先要考慮本國產業的安全問題。首先在國民經濟學中所要表示的典型的概念就是幼稚產業。在開放的同時我們要講競爭，同時要注重我國的幼稚產業的發展和安全問題。不要因為外國的過多過早的進入使我國的自己的幼稚產業的發展受到限制。那么怎么樣的保護我們的幼稚產業呢？就是關稅為主，當然還有其他的方法。

　　在新的勢力條件下，原來傳統的保護本國的幼稚產業的手段和政策手段，它在實際上保護的是誰呢？中國的企業在中國的國土上，美國的企業在美國的國土上。但是問題是在中國的國土上面不僅僅有中國的企業還有外國的企業。而對幼稚產業采取的關稅保護政策不僅僅是保護中國的企業而是保護所有在中國國土上生產的企業。所以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汽車是我們中國的幼稚的產業，我們長期為了保護汽車這個幼稚的產業，我們有了關稅，這是對的。現在要是汽車行業還做那么高的關稅，那你保護的是所有的在中國生產汽車的廠家。而在中國生產汽車的廠家，大部分都是外資產業。所以你過去的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實際上是保護了中國土地上的所有的企業。所以當時中國的汽車要降低關稅的時候，最著急的不是中國自己的企業而是像沒有通用的企業。因為剛在上海投資了以后，你現在要降低關稅了，這對我來講很不利。這對于供應方來講是很大的一個挑戰。那么我們用什么樣的手段來保證我們國家的產業的供應方的安全問題。

　　再比如說，保護本國的企業，當然我們政府應該爭持和幫助我們國家的企業，尤其是國內。但是這種方式，當我們進入了WTO之后，又和WTO的投資原則等原則是相互矛盾的，你有專門的補貼和投資等等，對國外的企業不公平，沒有國民待遇。也就是說從供應方面角度來考察和考慮的話，很多的問題就是提出了在新的視角和政策來擬定我們的產業安全的問題。第二個角度是從需求上考慮產業安全。過去我們國家基本上所有的考慮產業安全問題，都是從供應方來考慮，我們自己是不是有生產能力，會不會被擊敗。再一個

能源和資源的供應是不是能夠得到保障，主要是從這個方面考慮。

　　而作為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國的企業越來越走向世界，我們國家企業的產品越來越多的在國際市場上銷售。所以從需求方來觀察中國的產業安全的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原來講我們自己的供應能力有沒有安全問題，而是我們需要我們的市場有一個安全問題。所以說我們的某些產業，某些產品由于國外的政策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導致我們的產品大規模的在國際的市場上面受到擠壓。反過來會使得中國的這種產品受到了很大的壓力，甚至是失業率的提高。國際上很多的過去的一些政策和手段，都是從需求方來保護自己的產業安全。WTO里面并不例外的涉及到的政策和規定大多數都是從這個角度來思考，比如說

紡織品和農業的問題。如果在需求和市場的供應方面，如果我受到了很大的損失的話，反過來對我的產業有很大的損失。

　　從供應需求上來考慮的話還有一個就是股權。你要分清楚誰是我方，誰是他方，我們不講敵方。在經濟全球化的情況下，誰是我，誰是他，怎么定義？就是誰算是你的企業。首先理論就是說，這個企業股權是不是都有國籍的，是不是分為中國的、美國的、德國的、法國的。企業的性質是不是分成這些國家的。然后再考慮在我國的國家里面，如果我的股權發生了什么變化之后，是否會對我不利的。每個國家有不一樣不同的定義。如果我們從經濟領域上來講，有兩種分類法：一種是GDP原則，就是國土的原則。你這個企業不管是哪個國家的資本，只要是在中國就算是中國的，只要在美國就算是美國的，國土的原則，新加坡就是采取了這樣的一個定義，只要是在新加坡投資和注冊的企業，就是新加坡的企業。這是一種概念。那就是說從股權的角度來講，就是沒有什么了。就是在我的土地上只有我，沒有別人了。那我還要考慮在我的企業里面，資本是美國的，還是德國的，還是日本的，不用考慮了。還有一個叫國民原則。那么它的說法是不用看你的股權在什么地方？只要看股權的所有者和國籍，它是哪個國家的，即使投資在中國，他是美國人，還是美國的。那么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在中國的國土上有很多的外國的企業，在中國的投資里面有很多的外國的因素，你政策上才能把握，到底誰是我，誰是他？那么是不是我的股權就比他的股權更安全，我們要有一個理論假定。是不是在這個企業里面，我怎么樣的定義是我的？是不是？只要我的企業就要比他的企業更安全。如果按照新加坡的定義所有的在我們國家的企業都是我的。而中國人不是這么定義的，而美國人也不會這么定義，美國人很在乎股權。前端時間發生的很多事件，中國的石油公司收購美國的很多公司的股權，就會危機到他們國家的安全。中國也是這樣，理論上不是很清晰，就是說你如果你對你的安全的主體，或者是主體的性質，以及主體和你安全的關系，有的人說外資企業不一定比中資企業更不安全，它有例子。比如說非典的時候，你們的國家出現了這么大的問題，我們的外資企業表現得很好，不會因為我們是一個外資，或者是在你們的公司里面，我們外資的股份的大小和多少會影響到你的安全。這是一種理論。有的人說那就不行，你在一個公司里面，外資的股權多了，外資的股權權利大了的話，就有安全問題。我們要做研究的話，暗含著理論的假設到底是什么？誰是我？誰是他？我是不是比他更安全？他是不是比我更危險？這是最基本的理論，這個問題如果不探討清楚，就是在政策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有很多的問題可以去討論。也是我們引進產業競爭和產業

競爭力的問題，也是很深刻的問題。你到底是誰跟誰競爭？你是誰？國際競爭？我是誰？他是誰？就不清楚了。而且甚至是說，這個企業屬于哪個國家的是不是由股權決定的都是一個問題。歐洲有一個著名的品牌，它的股權賣給美國，這個企業是不是就是美國的企業了。沃爾沃汽車現在到底是屬于哪個國家的也不清楚了。按股權和品牌文化來說都是不同的國家，到底是哪個國家的？所以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么最后一個問題就是根本的產業安全問題長期來看是一個技術安全問題。美國產業安全，你能不能對產業安全有一個核心的技術控制，這個實際上長期來看是一個國家的最根本的安全問題。美國對于西方國家，對于中國的競爭就是他認為他的最大的安全問題也是在這兒。所以在各個方面，這些西方國家和中國競爭的時候，它最后的產業安全，它的安全線就是對中國技術的封鎖。它對中國技術的封鎖是最嚴厲的，它也認為對于產業安全來講技術是最根本的。資本可以合作，品牌也可以，但是技術不給你。那么就是說，我們國家現在講的產業安全問題，有的是短期的安全的問題，有的是市場的風險的問題，最根本的問題是技術。這個涉及到我們討論的很多關于中國產業發展的根本性的問題。我們討論了很多的市場的發展技術，沒有發展來。那么我們自己要進行技術的創新，我們現在的技術創新能力比較弱。特別是我們的有些很重要的代表工業、國家，這個國家工業的最具競爭力，最有標志性的產業，技術上最先進的產業，我們國家實際上在和世界的差距是越來越大。比如說飛機，我們天天吵吵嚷嚷的說要做大飛機，但是做大飛機在各個方面的條件，很多人都認為是談何容易。而且美國已經把有些技術對中國進行封鎖。據說，美國像F16這種軍用機的技術和生產到2010年全部轉入到其他的國家，像土耳其這樣的國家，在他們的國家生產更先進的戰斗機。而F16的戰斗機對我們中國來講，還是技術上的差距很大。那么中國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在這種核心的技術上，產業的技術上面，怎么樣的發展，我們在核心技術上到底怎么樣的實現我們國家的核心技術上的進步，特別是我們國家的產業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前20多年的裝備、組裝等極端技術的領域，在這個情況下，西方國家對我們的封鎖會非常的嚴厲，那我們靠什么？這個我覺得是中國產業安全的長期的問題，不是短期的政策設定能夠解決的，需要整個國家的產業安全的發展在政策和體制上進行深入的改革，才能真正的實現我們長遠的產業安全，由于時間的問題，我就講到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