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陽無線電二廠廠長陳安民怎么也沒有料到，當初為得到政策支持而給企業戴上的全民所有制的“紅帽子”，會將他送進監牢。1996年，他舉家移民不久，廠里職工便告發他貪污公款1000萬元。盡管他堅稱工廠為私人性質，但挪用公款、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的罪名難以更改，他將在鐵窗中度過8年牢獄生涯。

　　“紅帽子”是一個典型的中國詞匯。所謂“紅帽子企業”，即是掛靠在公有制單位之下的私營企業，它們每年繳納一定的管理費用，出資、經營皆為私人，注冊登記的卻是國有或集體性質。說白了，就是名為公有、實為私有。

　　私企戴上“紅帽子”，是因為“怕”——怕戴上剝削者的帽子，怕被打入另冊，怕銀行不給貸款，怕國家對私營企業的政策發生變化……所以只好委曲求全，讓自己的兒子姓別人的姓。1989年之后，個私經濟“倒春寒”，“掛靠風”突然升溫，數以十萬計的私營企業主紛紛“戴帽”。

　　因為戴上了“紅帽子”，自己分掉自己的利潤是“貪污”，自己調撥自己的資金是“挪用公款”……“陳安民現象”正是“紅帽子”企業尷尬境地的真實寫照。

　　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僅華北地區，就有200多個戴著“紅帽子”的私營企業家被逮捕，罪名與陳安民一般無二。由于產權混亂，“紅帽子企業”的糾紛日漸增多。

　　鄧小平南巡講話是一個分水嶺。此后，第一次大規模的“摘帽”行動開始了。19 90年中期后，各地開始了對“紅帽子企業”的清理工作；而私企業主也希望通過身份的清晰化，讓產權恢復到原來的面目，免除后患。一個更為隱秘的現象是，在清理過程中，有的“真集體企業”也悄悄擠了進來，以各種方式證明自己的“紅帽子”身份。而這些，最終意外地演變成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企業產權清晰運動。

　　黨的十五大之后，非公經濟成為“重要組成部分”，個私勞動者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者”，個私經濟得到了高度認同，私營企業主再也不必擔驚受怕，再也不必為尋求公平發展機遇絞盡腦汁，紛紛摘掉了“紅帽子”。

　　“紅帽子企業”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盛極一時，如今卻已經成為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