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6日，美國《商業周刊》在亞洲的旗艦活動“第十一屆CEO年會”在北京召開。新浪財經圖文直播本次盛會。以下為全體會議“擴展領域：建立橋梁與新動力去擴張經濟”實錄。

　　主持人(John Defterios)：現在我們可以開放進行問答，讓我們第一階段的全體會議里的所有演講人，接下來的對話主持人是克里斯托夫·鮑威爾，對話嘉賓有羅伯特·蒙代爾，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兼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住，陳云博士，漢能投資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約翰·拉特利耐，拉特利耐資本公司總裁兼主席，中遠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魏家福先生，中國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先生。

　　克里斯托夫·鮑威爾：我的時間不是很多，在泰維和龍秘書長的演講中，接下來的問答會議提供了很好的基礎，他們其中提到的就是前所未有的現象。第一，就是大家非常饑渴地希望能夠解決美國帶來的種種危機和聯波的效應。另外，美國顯然在前所未有的全球經濟變化中失去了它的領導地位。再就是在中國展現了非常大的信心，比方說透過中石油的上市，顯示世界資本市場對中國的估值又重新了定義。我們現在擔心的是美國的經濟可能因為去年種種的事件而受到影響，全球經濟也受到波動。

　　但是我們一方面又很有信心，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如何能夠讓中國自己的經濟和美國緊密性解開，不再受制于美國，有自己自足的經濟。另外，可能是在座每一位都想提的問題，羅伯特·蒙代爾教授，因為您在過去40年來已經提供了各種各樣的經濟模型，能不能給我們分析一下，您覺得在中美之間的經濟形勢，給我們做一個分析。

　　羅伯特·蒙代爾：謝謝主持人，我延續你剛才提到的形容詞，就是前所未有、史前未見。我們認為07年對很多國家來說，也許從我們的經濟歷史上來說是前所未見的，因為所有的經濟體都面臨著非常重要的改變，比如美國、歐洲、日本、中國，都面臨翻天覆地的改變，為什么提到這四個區域和國家呢？是因為他們在最近的一段時間中，我們常常談到“金磚”的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但是事實上中國與這些“金磚”國家不一樣的是因為中國的GDP已經有3萬億元的規模，這其實相對于日本的4.7萬億、美國的13萬億是可以相比較的。

　　除了這些國家“金磚”以外，俄羅斯、印度、巴西，差不多剛好是1萬億左右的GDP規模，所以中國超前了非常多。另外超過中國或者是取代中國在“金磚”四國里面的地位可能是墨西哥，另外是墨西哥，我們以前沒有想到全球經濟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但是現在我們突然面臨這些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已經升值為經濟的長拳。

　　另外大家問的是美國的經濟危機中，還有油價高漲，對美國重重的打擊，當然現在在美國的住宅市場來說，美國住宅市場經濟的蕭條對美國經濟是非常大的影響，但這個影響還沒有像90年代的危機和今年年初的泡沫的危機大，現在美國住宅市場的危機相對來說比較小，很多的經濟體應對的措施還不錯。美國現在是4.7%的經濟增長，所以相對來說還是非常穩定的。所帶來的經濟下滑，我們處理得還是比較好的。

　　泰維主席剛才提到，也許他覺得美國的經濟增長可能只有2%，但我認為還有很多因素可以幫助美國經濟高于2%的增長率。另外，美國的赤字和美元走軟的情形未必是壞事，因為這么多經濟體都發展得這么好、這么繁榮，而且是前所未有的繁榮，也許可以協調其他的因素。

　　上周IMF在新加坡開會的時候，很多人覺得IMF國際貨幣基金碰到了很多的問題，他們無法解決，這種基金就好象如果有人生病的話，大家到醫院沒有辦法解決。大家也用同樣的理論指責國際貨幣基金會，但是現在美國所面臨的赤字差不多是9千億，相對于所有的石油輸出國家來說，其他的國家也有同樣的問題。

　　今天我們還沒有談到德國的順差，但是這種逆差或者是赤字，IMF用不同的方式計算，哪些國家有嚴重的貨幣問題，現在美元差不多跌到92年以來的新低點，IMF認為它的美元相對來說太高，我不這樣認為。

　　如果我們把歐元兌美元能夠到1.6、1.7元的話，可能會造成歐洲更多的問題，所以我認為美元走軟未必是壞事。我們看到，現在在亞洲中國作為增長的引擎，美國在過去25年以來是全球世界的火車頭，帶著全世界的經濟能夠不斷向前走。在過去25年，美國經濟增長得非常好，平均增長也非常好，只有兩次比較大的經濟蕭條。

　　我覺得明年可能會下滑，但我不認為一定會出現在明年。這種情形出現的時候，如果需要一些調試和修正，我不認為我們當時過渡投資了美國的住宅市場，現在進行一些調整，我不覺得這有一些什么問題，只是市場在調整。也許現在美元走軟對一些人來說是很痛苦的事情，其實對美國的經濟調整作用還是不錯的。另外我們看到黃金價格和石油價格都非常的好，這都是世界經濟在做的調整。

　　中國現在發展的非常好，朝著正確的方向進行發展。當然中國有其他的問題，環境污染，因為奧運做了更多的準備，中國還有西部的開發，把你們的經濟增長從沿海地區拉到西部地區，提高需求鏈，讓更多的勞動力到更大的就業市場上。中國要達到這個目標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因為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出現一些瓶頸。

　　我覺得全球經濟最主要的問題是美國的經濟，但是最關鍵的瓶頸是在哪里？我認為現在我們在國會里面討論的很多就是提高我們的稅率，提高稅收，布什政府就可以拿來解決可能的赤字問題，如果實現的話對全世界的經濟帶來更大的影響，會讓美國的經濟蕭條嚴重的加劇，對其他的國家也有嚴重的影響。不要相信用這種提高稅收的方式來解決財政赤字的問題，美國面臨財政赤字的問題和歐洲碰見的問題，相對來說還是非常微小的。過去歐洲國家碰到的問題就是把歐元上限，一開始用高價的進入市場，1.18，后來跌到0.8兌1美元，如果把它設限是不可能的，中國保持原有的成績是最好的。

　　克里斯托夫·鮑威爾：吳教授，剛才羅伯特·蒙代爾介紹了全球經濟的變化，請您從中國的角度分析。

　　吳建民：我很高興參加這個討論，這個討論是如何能夠力爭上游，呆在快速增長的軌道上。我提兩點：

　　第一，如果要維持在快速的軌道上，如果要力爭上游，必須要先知道全世界的潮流趨勢在哪里。現在全世界有幾大重要趨勢，我觀察到的有三個是非常最重要的：

　　一，在美國技術是主流，一個趨勢是發展中國家開始崛起，很多人知道中國開始崛起，但事實上現在崛起的國家不僅只有中國，在亞洲還有印度，以及東盟的國家；在非洲有南非；拉美有巴西、墨西哥。如果把所有的國家加起來，他們的人口總值已經達到了33億人口。所以你可以告訴，人類文明的歷史當中，有任何一個時刻能夠看到33億的人口從貧困里面站起來，我覺得從來沒有，而且這些發展中國家還在崛起的初期，所以還會有更多的國家崛起，這也就意味著有數十億的人會不斷朝著繁榮發展。

　　但是這些發展中國家如何能夠避免工業化國家曾經出現的弊病問題，就是以前工業化國家只重發展不重環境，先重發展再解除發展，帶來了種種環境問題，也就是胡錦濤主席現在在我們的國家政策的計劃經濟當中開始關注環境。

　　第二個重要的趨勢是，現在全世界面臨的挑戰已經是越來越嚴重了。我們隨便舉個例子，氣候改變、環境惡化、恐怖主義、傳染病、毒品的走私等等這些問題，都比以往更嚴重，任何一個國家不管有多強大的勢力，無法單獨的面對剛才我說的這些問題，都必須要進行合作。

　　第三個重要趨勢，我要引借一位博士的話，用這句話來說明現在的現象：“如果過渡的涉足全球的巴爾干半島的問題”，全球的巴爾干半島指從東到埃及一直到中國西部，非常大的巴爾干半島區域。那里出現了非常多的問題，它是全世界的超級強國，美國想在巴爾干半島做的事情都影響到其他的國家，所以這是另外一個趨勢，我覺得任何一個商界領導人都要注意到這些趨勢帶給我們的影響和啟示，因為它對我們的國際關系、對我們的商業，同時對人們的生活方式都會有所影響。

　　我再給各位舉一個例子，我第一次出任大使的時候是94年離開中國，當時94年北京的車輛只有40萬，現在北京有340萬的車輛，這當然會是個問題。北京的空氣質量顯然就不會好，如果你看看今天的空氣質量，每個人都提到中國怎么樣怎么樣的成功，成功的多么好、多么棒，多么可觀。但是任何的成功背后都是有代價的，中國所付出的慘重代價就是環境的代價，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代價。在其他方面我們是落后的，這就是中國面臨的問題，所以我們必須要解決這些問題、正視這些問題。我們必須要牢記在心的是世界的趨勢。

　　第二，你們都是商界的領袖，必須要很好的商業戰略，重大的潮流趨勢如何影響到你的強項、弱項，這些從商的人可能比我更了解。

　　講完這兩點之后我想問兩個問題，羅伯特·蒙代爾教授，次級債的危機到底有多嚴重？很多人告訴我，現在我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如果這是真的，我們就應該要擔心了。我要問的第二個問題是，今天全世界已經非常全球化了，我們等于是同舟共濟，搭在一條船上，不管怎么樣，我們有多大的企業，都是攸其與共的。但是經濟的依存性，相互依賴性，有時候并不會共同協商我們所共同面臨的問題。您提到了發達工業國，但不是所有的重要國家都在里面。有很多人說發達工業國家都是虛設的，因為沒有實際的決策能力。所以我們需要一個國際機制來解決國際間的問題，這就是我要問的問題。

　　幾個月以前我和索蘭娜碰面，她提到我們要與新的競爭對手一起共享世界的商圈。沃德森先生也是同樣的看法，對中國人來說，我們要跟誰共享這個權利？我們去印度、巴西，我們去所有發展中國家呢還是其他的世界強權？到底是否希望能夠把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權益與國際間的決策機制捆綁在一起呢？

　　克里斯托夫·鮑威爾：您問的問題非常的好。不過我想在回答您這兩個問題的時候，先讓另外兩位嘉賓發言，我們現在碰到的種種問題，魏家福先生是船長，透過您的業務應該很好的了解中國經濟的趨勢，中國現在經歷一個非常好的經濟，超級增長的趨勢，您是否可以給我們分析一下您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看法？

　　魏家福：謝謝主席先生，女士們、先生們，上午好。上一個星期我們剛剛在天津主辦了一個有關船業方面的論壇，我們有成千上萬的人參加我們的論壇，討論中國船運的問題。大家知道我是來自中國船運，在全球化中遇到的挑戰和機遇。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全球化在整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對我們的航運行業造成什么新的變化。

　　對于中國來說，我們行業方面有很大的變化，對于全球的投資和科技方面，我們已經看到在全球化的變化中，每天都在發生變化。而且在這些變化的過程中，對于各行各業都是有全球性的影響，而且對于全球的經濟又相應的進行了反作用。對于這些發展中國家來說，我們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特別是一些重工業、生產行業、化學品行業，都是發展特別的快。對于亞洲和發展中國家來說，我們還是在工業化的進程當中，但是現在的問題是，對于發達國家來說，他們現在整個的發展趨勢是相反的會把一些原材料進口到發展中國家，在這樣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就成為全球的工廠。

　　我覺得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特別是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我們可以充分的利用全球化給予我們的機遇，因為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可以通過資源的分配來降低成本。特別是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而且人才也可以很好的進行流動，資金、技術方面可以進行很好的流動。

　　還有未來發展的趨勢，很多發展的重心都會轉移到亞太地區，而且在未來的過程中亞太地區的貿易總量所占的比例越來越高。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后，中國的發展非常快，中國的因素對世界的經濟產生了巨大的作用。中國周圍其他的國家發展也非常快，比如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中東，中東在石油出口方面獲得了非常大的利潤。

　　對于各個國家來說，通過這種國際化經濟繁榮的過程，對于周邊的國家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當然繁榮可以傳遍全球，危機也可以傳遍全球。所以在整個過程當中，各個國家經濟的因素也會相互發生影響，無論是繁榮還是危機。

　　在全球化進一步的深化過程中，我們也相信整個經濟的格局或者局面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比如說2003年之后，船運方面的重心也發生了很多的變化，日本、美國、歐洲交替的取代自己龍頭的地位。在過去幾年中，這些發達國家經濟也是緩慢的下降。

　　歐盟、日本、美國，他們在交替的取得龍頭的地位，但是現在整個的趨勢越來越向發展中國家發展。而且對于這些國家來說，也是越來越注重其他方面的經濟周期，而且經濟周期發生的頻率也是越來越快。這些因素對于我們經濟全球化也是非常的有影響，還有私募基金，在2000年之后，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特別是在金融行業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2006年之后，歐盟有關資金的流動量是最快的，對中東來說也是發展的非常快。而且在中東國家整個資金的流動達到了3.4萬億美元上升到了3.8萬億美元，央行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過量的流動造成了經濟危機。

　　對于中國的經濟，不僅是對中國，對其他的地區也造成了影響。比如中國在鋼鐵鐵礦石的進口方面是非常大的，而且中國的生產也是作為全球非常重要的基地，中國的產量基本達到了中國產量的三分之一，在經濟總量方面，中國在過去的30中上升到了全球經濟的第三位，中國經濟的幅度特別是GDP每年的平均增長達到了8%以上。1998-2003年，中國經濟所占的比例也有很大的上升。2002年中國人均GDP比1998年的人均GDP收入增加了4倍，大家可以看到中國的經濟發展是非常良性的。

　　但是對于中國和其他的新興國家來說，在經濟快速發展的經濟體當中，真正的推動了全球的經濟，而且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我們也相信中國在整個經濟發展當中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克里斯托夫·鮑威爾：非常感謝魏家福先生提的觀點。我們再看看美國的情況，約翰·拉特利耐先生您覺得對于持續經濟發展對美國造成了什么也影響？

　　約翰·拉特利耐：對于美國的經濟發展，最大的就是我們自己。可能是造成了內部的原因。我用五分鐘的時間和大家分享我的觀點。在美國主要是關于公共資金和私募基金的管理，每個星期會和其他的公司合作，包括我在中國高校也會教有關經濟和金融方面的課程。剛才羅伯特·蒙代爾教授談到了，我也完全的同意羅伯特·蒙代爾先生剛剛所說的貿易和稅收方面的問題。

　　我非常的幸運來到這個論壇，對我們來說，美國在過去的時間里，真正的發展是在里根的時代，在削減稅收方面真正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對經濟層面造成了積極的影響。因為在我們的經濟過程當中，不僅光考慮經濟的元素，還要考慮其他的因素。要考慮的話應該多領域的考慮經濟的問題，比如說全球經濟過程當中，在過去的30年中變化的非常大，我們每天都可以實時地交流，比如說剛才和麥格勞公司的領導進行了視頻交流。

　　從一個國家到另外一個國家的資金的流動都是非常快的，有的時候是零成本的流動，所以現在資本的流動非常的快。對于全球經濟，我認為在很長時間之前，我們知道太陽和月亮要進行早晚更替，這也是交換的過程。在地球上也是這樣，從一個地方轉到另外一個地方，能量和資源的交換。我們在地球上有很多太陽能的能源都是通過其他的方式進行的，比如通過石油和其他的方式，地球上有很多的資源。

　　對于人類來說就要充分發揮我們的聰明才智來利用這些資源，但是有些資源并不是以石油的形式儲存起來的，石油可能在中東、美國和中國都有相應的儲備，但是對于人才和資金，并不能歐通過某種形式把它保存起來。由于不同的資源、不同的人才，所以也造成了價格非常大的差異。在亞洲人口非常多，正因為人口比較多，所以亞洲消耗的能源數量也越來越大。

　　剛才魏家福先生說到很多的資源都可以合作，比如杯子里可能是熱水，礦泉水瓶子里的是冷水，冷熱之間也可以混合。所以對于經濟來說，無論是經濟很熱還是經濟過熱，我們都可以進行很好地交流。

　　對于中遠集團來說，有很多的船舶，有上萬的集裝箱，很快可以跨洋彼岸。信息可以交流，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主題，交流和流動。而且這也是我們前面泰維先生和其他的嘉賓說到的，剛才說到了全球30多億的新興國家的人口發展非常迅速，但在快速發展中也引發了恐慌，由于文化的差異，過快的發展也造成了保護主義的抬頭。有一些變化確實造成一些混亂，在混亂的過程中又阻礙經濟的發展。所以我們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這兩方面都需要進行關注，這也是一種非平衡的狀態。這也是我們和中國的科學院進行合作，和中國的同行進行交流。

　　因為很多經濟的蕭條，比如人們的信心受到了損傷，不愿意再進行消費，可能有一些停電的現象和環境的問題，造成了經濟的蕭條。所以我們在發展的過程中，確實會遇到一些不良的現象，我們要關注這一點，否則可能會造成蕭條的現象。還有在生物發展技術方面發展的非常快，前一段時間我們看到了諾貝爾對生物技術有一些新的獎項。相信對于人的大腦，對腦技術新的發展，可能我們會感到一些害怕，但是不光是生物技術能解決的，在貿易當中也感到了恐慌。如果我們要真正的解決內心的恐慌，可能不能光靠這些生物技術，當然需要其他的國家和公司進行競爭，但是在競爭中可以繼續保持我們的友情，無論你是陌生人還是朋友，我們可以通過互聯網，通過不同人的交往可以相互了解，這樣才能攜手并進。

　　在美國我們可能問他們，在中國的人到底怎么生活，他們知道嗎？而且在美國作過調研，中東的人怎么生活的？正是因為不了解，我們可能在思想上有一些差異，這是我們需要進行交流的。對于中國來說，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特別是在過去的20年中，資本的發展比GDP的發展更快，在資本市場以后會看到中國市場會欣欣向榮。

　　我們也相信，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公司，通過一些數學的模型和其他的方式，大家也知道在天文學當中也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看到整個太陽和地球在軌道上運作，但是我們也有一些盲點，在經濟上也是這樣的。美國的經濟像一個太陽非常的大，中國的經濟比較的緩慢，大家覺得地球繞著太陽轉，所以運轉和軌道的交換都是相互的，對于中國和美國來說，不是圍著美國經濟轉，也不是圍著中國經濟轉，這是相互經濟的環繞。由于各自的能量和自己的實力，相互進行旋轉，而且在中國這樣一個大的發展中國家，在以后發展的更快。

　　無論是西歐、歐洲、美國，不是誰繞誰轉，一定要通過相互的合作，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營造一個非常良好的商業環境。現在資金可以流向任何一個國家，通過這樣的流動可以創造更多的利潤，不好的因素也可以降低到最低。

　　對于其他國家來說，也能夠充分參與到中國的經濟神話中。但我們確實也遇到很多美國的問題，比如有一些矛盾、保護主義的抬頭、稅收，或者其他一些經濟和政治上的不穩定因素，所以我們要非常關注這些內容。

　　克里斯托夫·鮑威爾：非常感謝您的評論。非常感謝約翰·拉特利耐先生剛才所說的。陳云博士您的公司是專門做金融的，而且您自己也熟悉中國的私募基金情況，可能對中國的青年會比較了解，中國經濟是不是也會對歐洲其他國家造成威脅呢？

　　陳云：我非常的高興能夠和其他的演講嘉賓進行溝通，我們剛才已經勾畫出了中國和全球經濟總體的情況，我在美國完成了計算機方面的博士，我成為納斯達克公司的CEO，現在又返回到了中國。我從純技術方面的人員到了金融方面，所以這也是我的一個變化。

　　這是我自己的一個決定，我現在因為每天都是參與各種活動，特別是全球的CEO，而且中國的CEO有對話，所以我跟你們分享一下到底CEO在想些什么，說不定可以了解中國經濟的成長的驅動力在哪里，公司扮演什么樣的角色，特別是在全球競爭之下。有一件事，特別是在過去幾年，全球的公司在做的，不管是通過投資的方式還是通過并購的方式，我們代表的顧客都是幾十億的投資合并。

　　第一，在今年我們發現了一個新的趨勢，就是中國的公司要進入到全球市場中，目前聯想、TCL已經走出去了，有一些非常成功，但有的還面臨很多挑戰。但不管怎么說，整個的趨勢，特別是中國股票市場的快速成長，在過去幾年大家的信心非常高，而且越來越強，這種市場的成長，很多公司都想到中國以外的市場，想要走出去。特別是國營企業，也都是朝著這個方向走的。

　　第二，技術也走出去，資金快速的流出，到世界各國，通過技術和資金的方式。

　　第三，市場的穿透力。如果市場在中國已經滿了，就必須往境外發展。舉個例子，現在中國移動的市值已經超過了沃達豐，比沃達豐大過兩倍半，原來他們是最大的，但是現在中國聯通已經超過了，而且買工商銀行，也超過了美國的花旗銀行。ICBC技術上成功了可以買花旗銀行。中國石油超過了美國美孚，從技術上來講可以買。

　　中國重要的國產企業，再看看中國的企業家，我自己就是企業家，我朋友都是百度，他們的市值都是增加十塊、二十塊，百度已經成長到了百億的資產。可能是不理性的增長，美國是怎么看的，美國在2000年的時候有很多的泡沫現象，有一些垃圾股出了很多的問題。現在到底是多少，是高了還是低了，在中國大概是百分之百的成長。

　　因為這個原因很多的外國私募基金都進到了中國，美國有名的黑石等大的風險投資都到中國市場來，不止是一兩個人，而是十個、二十個人的團隊進到中國的市場，已經超過了100%、200%的成長，有非常好的回報和收益。中國的企業家在這個情況中發現，自己本來是一年掙十幾萬的美金，而現在成為億萬富翁了，所以現在可以看到中國有很多億萬富翁的企業家，這是一個大的趨勢。

　　如果在一個技術的產業，比如說聯想，必須要走到世界上去，這就是中國企業為什么要走到全球化，第一是技術必須要走出去，服務是本地的。如果你是一個技術型的公司，必須要了解全球的競爭對象是哪些人，比如TCL、聯想，他們都是走到全世界去的市場。現在對中國企業家的挑戰是什么呢？不是靠市值和市盈率，技術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他們從PE來講不錯，現在挑戰最大的是走到全世界管理的問題和哲學觀念的問題，當一個公司成長太快的時候，1996年中國的各個公司在成長，大家都很努力，每天非常努力的工作，一周七天工作，沒有辦法知道全球是怎么管理的公司。舉例來說，美國一個很有名的公司，一年2萬美金，最后發現秘書的收入比總裁的收入來多，他發現薪水出現了問題，如果自己加薪的話是不是在中國的志愿也要升職呢？所以造成了成本上的挑戰。

　　我們看到各種不同的挑戰，但是中國人是很忠厚的，企業家很愿意學習，從某個角度來講他們并不愿意做大的風險挑戰，愿意以穩健的步驟經營，很努力，敬業，非常樂觀，急切地學習，他們當然知道沒有美國公司那么強勢，但是在某些方面還是努力的學習，因為他們的夢想就是成功，這樣的態度對于中國要走向全世界是好的。

　　但是我們擔心基本的問題，有機會就會有風險，有幾件事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出口導向的經濟體制，OEM，這是非常的危險，特別是有一些制裁中國出口的公司，有很小的收益的話對這些公司有很大的影響。所以在十七大會議之后，我們要走革新、創新的路線，還要加強。還有不平衡的原則，在過去的三四年中，如果八千萬的收入，在中國就最有錢了。但是現在的情況，如果現在只賺十億美金的話，還沒有辦法排到前四十名。現在在中國最有錢的四十個人，他們的收入已經達到了兩千億，所以可以看出來在平均收入并不高的中國，貧富不均是很嚴重的問題，中國政府也采取了積極的措施。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挑戰是能源，因為70%中國的能源都是由煤來提供的，所以造成了環境的污染。在能源方面有很大的商機，中國有很多的商機進入全球的市場，但是有很多的挑戰，這些挑戰必須我們提供解決的方案。

　　謝謝大家。

　　主持人(John Defterios)：下面是提問時間。

　　我先問陳博士，你覺得在中國會不會有危機，從而影響中國繼續的發展？我在紐約的時候看到中國股市的牛市，你剛才談到沒有熊市的可能性，一些危機潛在的因素，你應該要關注的。

　　陳云：如果看中國的股票市場，現在在上海的A股，還有深圳1000多個上市公司已經超過了中國的GDP，美國是1.3倍的GDP，這是股市大盤的情況。中國還有很多的公司沒有上市，包捉括中國移動。這些沒上市的公司，就會發現上市的公司可能是三、四倍大過GDP，這個現象不是好。但是這個泡沫不會像美國2000年的泡沫，因為他們的市值沒有收益，只是一個概念股而已，但是今天的股市都是市盈率，都非常的好，市盈率在過去兩年大概是有折扣的，但是今天可以說非常大、非常高，可以說是百分之百的成長，可能會下來，但不會下來太多。

　　克里斯托夫·鮑威爾：我繼續問，羅伯特·蒙代爾先生，您覺得美國的信貸危機是不是很大的影響？因為中國也很擔心美國的信貸危機，這是不是冰山一角呢？

　　羅伯特·蒙代爾：過去幾個月我很關注這個問題，不管是到哪個地方，大家都問次貸款。以前沒有人問這個問題，但是我覺得赤貸款的市場的確產生了危機，使得大家覺得很緊張，變成一個危險。但是主要中央銀行采取的措施非常不錯，非常棒。

　　很大的資金歐洲中央銀行注入市場，第二天對美國的降息也是非常的快速，所以各個國家覺得中央銀行采取的速度非常好，可以說把整個危機急速的解決了。

　　中國在危機發生的幾天有點關注，特別是在特別情況之后，有一些大的公司和美國掛鉤有一點緊張，但是只要一個大的危機，特別是世界有特別的問題，經濟遇到轉型的時候總是會有一些改變和變化。當然在變化中有一些人會失利，你也記得在美國的花旗銀行，我并不是說危機不重要，但是世界各個銀行調整的非常快，要將金融危機的體制和制度設計的非常完善，所以及時的解決各種危機。

　　主持人(John Defterios)：剛才我們談到，在過去60天里面，剛才約翰·拉特利耐博士提到美國的美金一直貶值，對于中國的投資有沒有要關注的問題呢？現在不用買美國的公債了，因為利息不夠高，美金又貶值，投資者非常擔心，到底這種下滑的情況會嚴重到什么程度呢？因為畢竟我們看到這種現象，很多投資者對美國有另外的想法。

　　約翰·拉特利耐：我覺得最大的危機就是美國的匯率，剛才已經說過了，美金的問題已經開始發生了，美國的政府故意的把美金貶值，如果是累計美金，就希望購買力增強，希望將來有很好的資產購買，當美國政府認為不可以買美國海港的公司，告訴購買者你們的美金不值錢了。之后又說不能買美國能源的公司，所以現在美金不像以前那么值錢了，現在拿美國的護照非常的困難，也不像原來那么簡單。

　　這樣使得美國目前變成一個好象孤立的國家，使得美金的價值越來越貶值了，我覺得現在美國商務部長有一個很大的挑戰，現在全球需要穩定和時間，使資源調整，不穩定對全世界來說是最大的風險，怎樣讓貨幣穩定是非常重要的議題，我支持中國的政府所采取的方法，拒絕沒有理性的自由兌換的交換，所以中國應該繼續開發資本市場，使得它的貨幣轉換，使得將來有一個很好的市場，如果現在馬上加壓力，貶值或者升值不是很好的做法，不是智慧的措施。

　　目前最大的問題在中國還不是泡沫的問題，大家談了很多，1986年的時候日本發生過泡沫，美國也發生過泡沫，但是真正的問題中國的問題是哪里呢？是可以有很好的資金給國營企業，但不能提供給私人，私募基金給黑石都可以給私人公司，中國必須開發它的資本市場，使得經濟成長不斷的持續，長期的發展，對中國來講是最重要的挑戰，這樣才能保證資本市場繼續的成長。

　　另外，中國現在非常歡迎投資商到中國。在美國正好相反，他們想把這些投資商趕出美國，我最近為美國商會做了一個報告的研究，建議國會增稅，對于私募基金，因為他們很嫉妒政策的因素，我覺得對美國來講這是非常不好的政策。在美國的國會不止是布什總統增加各種不同稅，現在美國最高的稅率是由最小的企業家來付的，所以這些私人的公司，不管是在中國還是美國，總是對兩個國家非常的重要，比國營企業更重要，因為兩個經濟中國和美國的經濟體更重要。

　　克里斯托夫·鮑威爾：請問吳建民大使，建立一個全球的機構，將來能夠管理或者監督世界不同的經濟危機，你剛才說GA并不好，不夠完善，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吳建民：我覺得這個問題問的非常好，這個問題其實很多人都非常的關心，現在是全球化，是世界機構的全球化，是大家關心的問題，怎樣改變一些機構。目前最大的危機問題在哪里呢？新來的角色沒有繼續扮演它的角色，老的角色就高興了、滿意了，因為他們保持老的位置，不容易改變。

　　所以他們不愿意改變，也不愿意為別人改變，不愿意讓別人擠進這個空間來，這種現象會持續多長呢，不僅僅對新加入的競爭者非常重要，對既得利益者也非常的重要。而且要用很開放的心態面對這個問題，我認為羅伯特·蒙代爾教授，你是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家，你其實可以有公開的意見，透過你的建議，大家都愿意傾聽，因為你是意見領袖，另外約翰·拉特利耐認為歐洲的經濟學家可以在一起，不僅僅是經濟學家，還有學者和政府官員都可以坐在一起，想想這個問題怎么解決，這個問題會影響在座的每一位的。

　　羅伯特·蒙代爾：謝謝希望我們有機會聚在一起，我想回答一下剛才大家說的這個新的問題，成立國際性的機構，世界的貨幣組織。當時大家說要有國際貨幣組織的時候，我們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現在我們發現國際貨幣基金的工作做得不夠好的時候我們說要成立另外一個這樣的組織。在夏天的時候，IMF里面最大的爭議是把77個指令，關于多邊的監控體系能夠進行改變，他們希望改變的原因是因為這樣可以讓國際貨幣基金會有權限凌駕于其他任何的機構以上監視所有的匯率，而且有權說哪些國家的匯率是不符合國際匯率機制的，為什么要這樣做呢？是因為他們希望這么做在過去幾年來一直有人提議，要讓中國的人民幣迅速升值，如果中國人民幣升值這么快，對中國是很大的災難，而且會嚴重的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

　　后來這個提議以表決的方式進行，表決之后的結果是中國投的是反對票，主流國家投的是贊成票，所以接下來的幾個月國際貨幣基金因為這項表決議案施加更加大的壓力，訪問中國，讓中國做更多的人民幣的升值，中國必須要做這些準備，因為對經濟有非常大的影響。光是改變匯率這種方式是不對的，應該讓中國自己開放，當然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看法是有沒有很大的順差，如果有的話人民幣就應該升值。

　　日本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一直有很大的順差，而且日元對美元有很大的升值，但并沒有改變順差的結果。西班牙有逆差是900億，因為跟美國的赤字比起來只是其中的10%，所以關于匯率的機制，這個邏輯的概念應該重新改變，所以像國際貨幣基金會里面經營的理念其實也要重新的改變。

　　另外我們提到的把《布列頓森林公約》的機制重新改變，我們必須要好好的整改國際貨幣基金整改的方式，希望能在2010年完成。如果這個會議能在北京、上海世博會的時候舉行。

　　魏家福：我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問羅伯特·蒙代爾，幾年以前我看了一本美國的書，這本書里預測：美國的資本市場到2009年會達到飽和，中國的資本市場到2020年會飽和，現在中國的資本市場顯示增長的非常快，美國次級債的危機是不是意味著2009年有可能？好象2009年資本市場預計的還要更早。

　　羅伯特·蒙代爾：我必須跟魏總說，你這個問題我需要好好地想想，好好地回答。希望在2009年之前美國市場不要那么早達到飽和。

　　魏家福：不投資的話最好把錢拿到中國市場來投資吧。

　　主持人(John Defterios)：謝謝克里斯托夫·鮑威爾精彩的主持和介紹。如果是1：10的話，我覺得在場的嘉賓表現是10分，滿分，在座的各位觀眾我給你們0分，因為你們都沒有提問。接下來希望讓會場的臺上和臺下打成一片，繼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