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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商命運:放大的使命 現實的兩難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0月13日 17:59 中國經營報
中國經營報記者彭戈 南京 無錫報道 一回首,已是百年身。 一個世紀之前,在兩江總督張之洞的支持下,張謇用籌集來的50萬兩銀子,在江蘇通州的唐閘鎮挖起第一鍬黑土,開建江蘇的第一個近代工廠──大生紗廠。此刻,這個狀元出生的南通人立誓在一個國運凋敝的年代徹底轉變身份:從清高無比的翰林院編修成為懷抱強國夢想的實業家。 作為一代實業家張謇的精神傳人,現代蘇商建功立業的同時,經歷著激蕩三十年年所伴生的欣喜、陣痛、反思與覺醒。 夢想與荊棘同在,光榮與危機同途。 檢視蘇商群體,急需破解的問題依然橫亙,但在蘇商新一輪使命承擔中,政府對大局的操控智慧與民間商業力量的覺醒程度,始終是影響有著百年血脈的蘇商能走多遠的關鍵命題。 “最中國”蘊涵的蘇商使命 可觀的經濟總量,發達的民營經濟,每年超過全國平均3個百分點以上的GDP增速,江蘇的富庶不容質疑。 但是,作為悖論存在的是,作為江蘇10萬平方公里地域的首尾兩端,蘇南與蘇北的懸殊可謂觸目驚詫、不勝喟嘆。一省之內,地域發展如此不均衡,江蘇堪稱典型代表。在江蘇學界,有人形象將之品讀為區域經濟發展的“碎片化”。一定程度上來說,江蘇是最能代表中國的樣本省份。在“最中國”的背后,如何填平經濟發展的鴻溝,實現省域經濟的統籌均衡發展,對于江蘇的主政者而言,是頗費思量的問題。 江淮大地上的萬千蘇商,是承載這一使命的最重要角色,他們有自我逐利的本能,以及在成本和環境壓力下產業轉移的必要與需要,也有著現實要求擔當的必然。沒有一個更均衡、穩健、和諧發展的江蘇, 任由區域割裂的“碎片化”景況延續,不僅拖累江蘇整體向前邁進的步伐,作為依附于這方水土生長的蘇商群體也會蒙受影響與制約。 從這一層面而言,“蘇商”這一稱謂,具有更宏大的歷史與價值承載,其使命重構中蘊涵的分量直追百余年的張謇。 除此之外,進軍蘇北,也凸顯著另一命題:蘇南在經歷了20多年的工業化實踐之后,如何應對更高層次的產業競爭,以保持經濟活力與張力。 讓我們先從蘇南重塑說起。 “蘇南作為傳統的大型制造業基地,有很大一批占地多、能耗大、傳統型的生產制造類企業。但從蘇南未來的發展路徑和定位來看,現有產業結構必須調整,要從傳統的制造業基地向以科技帶動、高附加值的高精尖制造業方向轉化。”身為江蘇省政府經濟發展專家智囊機構成員之一,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志彪教授表示,此種背景下,蘇南的傳統制造企業向蘇北轉移具有兩重意義:增援蘇北、重塑蘇南。這一問題上,蘇南企業家不一定人人都能看清,但大勢不可違。 “江蘇,尤其是蘇南地區的命運與上海緊密相聯。一是未來上海地區的制造業,尤其是高精尖制造業將向周邊地區轉移。二是,上海將為周邊企業提供高質量的企業服務。江蘇要想在未來競爭中不落后,必須抓住這一機遇,并提前做好準備。”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劉志彪教授如此表示。 此種情形下,蘇南傳統制造業的轉型與轉移也就成為必要。蘇南的企業家群體,面臨兩種選擇:或者重新擇地而居,或者配合上海定位,重塑產業形態,加強產業升級,提升技術含量,保持并維護以技術創新為根基的核心競爭力。 對此,許多蘇商不乏清醒認識,比如江蘇遠東集團董事長蔣錫培。從傳統電纜制造起家,做到如今120億元的規模。但蔣錫培深知,除了在電纜制造技術方面不斷更新,加強技術引進和自主開發外。也從近年起開始涉足具有產業關聯性的新材料領域。“碳纖維本來是用于航天產業的,現在我們開發用于電力方面,在這一領域的投入是為了確保我們具備新的增長優勢。不進行創新與發展,企業將隨時處于危險之中。很多企業并沒有這樣的意識,滿足于一城一池得失,守土不離,又進取心不足。從長遠看,不做好未雨綢繆的準備,很多蘇商的路子會越來越狹窄。” 蘇南重塑的大背景下,蘇南制造業向蘇北的轉移,在官方看來是順勢而為的事情。既能讓地理位置優越的蘇南騰出空間,讓位給更具競爭力和科技含量的產業,同時,產業轉移也能充分帶動處于工業化前期的蘇北的地區的工業經濟發展。如此一來,二者兼顧,蘇商在此中一肩雙挑。 2004年起,此種產業轉移已呈現規模化傾向。政府的推手與民間的力量自發互動,大批項目在南部蘇商的“攜帶”下深入蘇北。這其中,紡織、機械制造、鋼鐵、化工等傳統產業充當著先鋒軍的角色。 過去的一年之內,江蘇省常州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重大項目稽察辦公室主任俞建初往蘇北跑了近百次,為的是促進“蘇南蘇北產業轉移”。他經常帶著常州的民營企業家到蘇北考察、投資。這一兩年經他之手達成的投資就有10多項。 2005、2006這兩年,蘇南向蘇北的產業轉移項目總投資達到了700億元以上。 江蘇省常州市昌泰公司是一家制革企業,“本來想在去年擴大投資新建一個廠區,但土地成本、人力一直在不斷上升,而在環保方面要求也越來越嚴格,往蘇北轉移已經成為必須。”昌泰公司董事長許建盛向記者表示。昌泰是眾多向蘇北進行產業轉移的蘇南企業之一。 雖然,還有著諸多未知,但一場牽扯著蘇南和蘇北共同命運的商業流轉不可避免地展開了。 外生與內生:影響蘇商命運的兩條路徑 往事并不如煙。 蘇南經濟重新煥發勃然生機之際,相信很多人應該不會淡忘曾經輝煌一時,又猛然消沉的“蘇南模式”。 往事已去,“蘇南模式”創生早期的制度環境、歷史局限都已消解于市場法則的更替與時空交錯。“蘇南模式”的傷與痛,會否給今日的江蘇帶來持久的警示?江蘇又該選擇怎樣的工業化之路? 疑問一直沒有清除——即使在誕生并延續著“蘇州奇跡”的今日。 蘇州創造了GDP增長的奇跡。當傳統依托鄉鎮企業發展的“蘇南模式”衰落之后,短短的10多年時間,以強勢政府為主導,通過強有力的招商,蘇州橫空出世,一躍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業基地。 在“蘇州經驗”、“昆山路徑”的示范效應下,從蘇南到蘇北,招商引資的大潮滾滾席卷,迄今勢頭不衰。作為典型的外向型經濟,蘇州模式依靠大舉吸納國外工業資本方式,完成了一次漂亮的GDP跨越。 “吸引外資自我發展無可厚非,但是不是江蘇所有的地方都應該、都能克隆蘇州經驗?”江蘇興達鋼簾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錦蘭并不諱言其對“蘇州經驗”的中性立場。劉錦蘭的公司是亞洲最大的鋼簾線生產企業之一,他感受最深的是只有本土商業力量成長起來,江蘇的未來才能有更堅固的保障。 “在我看來,蘇南能否成為未來的全球制造業基地,并不僅僅取決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當地政府的親商程度,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取決于當地民間商業活力的激發與互動。”在南京一德集團董事長陳俊看來,引進外資確是迅速提升區域競爭力的有力法寶,在外資和民資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的產業互補。“從根本上說,蘇南的真正崛起還是要依靠眾多成熟的本地企業支撐。” 在這一點上,對江蘇民營經濟長期關注的東南大學商學院院長徐康寧教授表示贊同。“蘇南不會永遠是全球制造業資本流向的低地,隨著資源性價比優勢的逐漸消失,外資紛涌而來的情形會逐漸消退。蘇州是唯一的,蘇南和蘇北其他地區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再有第二個蘇州。”他認為,從長遠看,通過推動民間資本力量、產業升級進而培育出強大的內生力量才是江蘇未來發展的長遠之路。“利用外資,只是依附,但并非真正的振興。” 在一些受訪人士看來,如果江蘇各地不加選擇的學習蘇州和昆山模式,其可能潛在的弊端不僅僅是壓縮了現有民營企業的資源,同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壓制本土商人的創業熱情。“蘇州當地人在很長一段里滿足于給外企打工,自身的創造力和創業意思并不濃厚,這并不利于蘇商本土力量的壯大。”劉錦蘭表示,日本、韓國的崛起正是因為其內在機制培育出大批有競爭力的本土制造企業。“馬來西亞也能生產戴爾、索尼、阿迪達斯品牌的產品,但它贏得的敬意又有多少?” 對此,劉志彪教授認為,即便是目前幫國際企業代工的蘇商民企,也存在著轉變角色的問題。“應該由配角和打工仔轉變為真正的主角和老板。”他說,目前江蘇的化工、電子信息等產業基本都是幫外企做代工。對這些企業而言,需要組建由OEM貼牌生產轉變為OBM,即擁有自己的品牌,自己營銷。“這需要一個過程, ‘江蘇制造’到‘江蘇設計’進而到‘江蘇創造’這條發展路徑,對于很多外資依附型的蘇商而言,是一條可行且必然要走的路。” 事實上,在經歷了多年實踐和理論層面的爭論之后,包括蘇州在內的江蘇省各級政府也逐漸開始重新審視引資外生型和自主內生型兩條工業化發展道路的合理搭配問題。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江陰,依靠“內生機制”成為孕育蘇商的基地。 政府與企業:遠與近的辨證 20多年前,爆發于浙江樂清柳市的“八大王事件”,是在特殊政治氣候下一次商業劫數。 往事重提,很多浙商難免唏噓。 浙江草根經濟冒著風險成長、發育,無人依靠,全憑一己之力對抗變幻莫測的市場和政策風險。但江蘇商人幾乎從未遭遇過這樣的打擊,他們,在體制內成長,受體制呵護,因存在于體制內而發展,也因在體制內而受挫。 歷史上,蘇商一直有著“遠官員,親商人”的傳統。低調之下是一種處事的清醒,避開風云變幻的政治,守得一份家業。但在蘇南鄉鎮企業出現后,蘇商的“遠官”傳統在獨特的企業經濟模式下被揚棄,糾纏不清的產權歸屬,讓企業家既煩惱又不安心。受困于體制,又受惠于體制,新一代尚未成形的蘇商已經在強大的現實面前,接受了企業與政府、商人與受到員之間模糊朦朧、似是而非的關系。并在某種程度上得以延續下來。 與多數民企對政府刻意而為的敬而遠之,以及政府頗有自知之明的甩手不問的風格相較,江蘇省給級政府與蘇商過于親密的互動關系在一定程度影響著蘇商的成長。 企業與政府,該多遠,該多近?可能對于很多意圖高飛的蘇商而言,仍是一個難以拿捏的“尺寸”難題。 “江蘇一直是一個很柔順的地方,既出順民,也出順企。企業的自主意識一直都不是很強大,當強勢政府的意志參與進來后,企業要真正做到與政府保持健康而適度的關系比較不容易。”劉志彪教授表示,“政府對企業的關愛并不是不好,但有時好心能成好事,但很多時候卻不一定,會造成企業的創造力和能動性下降,而依賴思想卻會上升。蘇南模式的衰落,與政府和企業聯系太緊密,緊抓不放是有著直接關系。” “政府其實可以放手讓企業干,要相信做企業遠比政府所想象的更聰明、更有生命力。”紅豆集團總裁周海江表示,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可以用魚與水來形容,企業需要學會與企業既相依靠,又各自安生的策略。“適當的距離感是需要的。無論如何交往,企業與政府官員的之間的關系都要守住法律的底線,大家才能各自安生。私交是一回事,商業又是另一回事,官商之間都有自己的行為準則。” 蔣錫培更是親身經歷過與政府之間更為復雜的關聯。蘇南模式大興之時,正是在鄉政府干部的勸說下,蔣把自己建立的民營企業變成了集體所有制企業,“當年融資太困難,只有通過這個辦法。”后來,蘇南模式隕落,才通過改制,歸復民營企業的本色。作為江蘇本地的企業,遠東集團甚至協助政府,為別的民企提供過“關懷”。當初無錫尚德剛開始起步時,缺少實力和資金。在政府的安排下,遠東和其他幾家企業,各出一部分資金參股尚德,扶持其成長。而在尚德實力壯大后,即將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前,遠東集團又遵從政府的授意,將投資撤回。 不過,雖然不乏政府與企業良性互動的案例,但受訪的企業界人士還是認為,企業與政府保持適度的距離會利于蘇商的發展。微妙的政企關系助益蘇商生長,若論持續成長則未必。“我們不需要特別的額外照顧,政府能致力打造一個好的服務平臺,建立一個公平的市場環境就足夠了。”南京先聲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總裁任晉表示。 新浪財經獨家稿件聲明:該作品(文字、圖片、圖表及音視頻)特供新浪使用,未經授權,任何媒體和個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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