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爭鳴】

　　-在國內，我們已經不得不開始面對外資銀行走進來的挑戰與競爭了，將主要精力放在應對別人走進來還是我們走出去？這里面存在戰略重點的選擇問題。

　　-在考察中國金融機構走出去是否為非理性沖動時，我認為首先有必要，但是沖動并不是非常強烈。

　　-中國銀行業的自身發展也需要在全球不同區域配置資產，避免由于中國經濟出現蕭條時把所有的寶都押在中國單一市場上，這也是分散風險的方式。

　　-目前就中國金融機構自身的能力和實力來說，做國內業務已經難以招架了。就算是走出去在全球布點，展業的成本也會很高。所以，并非所有中資銀行都迫切希望走出去。

　　韓立巖(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系主任)：

　　我非常同意馬青博士提出的一個論題，那就是現在中國金融機構走出去要干什么？國開行的走出去是否會形成一個趨勢，還需要打個問號。國開行是作為政策性銀行走出去，還作為商業銀行走出去？按照以往的業務，國開行執行的是國家的宏觀發展戰略指導下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和基本建設的融資任務，是國家財政政策的具體延伸，或者說是區域發展和產業政策的具體使命。到現在為止，國開行代表的是政府行為，還不 是典型的商業行為。說到與當年日元快速升值時的比較，中國和 1980年代的日本相比到底差在哪兒？主要是現在國內的事還沒有干好，我們發展海外業務要承擔較高的國內發展的機會成本。實際上在國內，我們已經不得不開始面對外資銀行走進來的挑戰與競爭了，包括外資銀行的本地化，變成本地子行。激烈競爭剛剛開始，將主要精力放在應對別人走進來還是我們走出去？這里面存在戰略重點的選擇問題。

　　現在應該從經濟發展戰略的全盤去籌劃，即不應該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中國商業銀行的發展和走出去，著眼點應該是配合實體經濟的發展趨勢；首先要和經濟未來5年、10年的發展大勢相契合，同時要和外資商業銀行、投資銀行進行競爭。

　　先來看看中國的實體經濟發展。如果今后中國經濟長期保持當前這種年增長率8%到10%的發展速度，銀行業甚至整個金融業的發展任務非常艱巨。但是有兩個重點需要強調，第一，必須保持中國經濟的持續外向型發展，鞏固并繼續開拓海外市場。在制造業方面已經占據了有利位置而且已經到了發展品牌優勢的階段，這是我們的生命線。第二，必須進一步挖掘內需，擴大國內中西部市場，否則中國長期保持這種增長態勢是有問題的。這就對于銀行界的金融創新提出巨大的需求，然而我們在技術上確實“技不如人”。

　　中國金融機構在制定走出去戰略時，不能把國內的發展戰略和國外的發展戰略割裂開來。作為商業銀行，當務之急則是要抓緊時間提高核心競爭力，因為這是目前中資銀行的軟肋。

　　溫彬：

　　一個國家的金融機構為什么要到別的國家去經營？走出去的動機的確很值得探討。從亞洲國家來看，商業銀行跨國經營最原始的典型代表是日本。日本銀行國際化在1970、1980年代已經成了氣候，但日本銀行走出去的初始動力并不來自于銀行本身，而是日本企業國際化浪潮拉動的，這也決定了日本銀行最初的國際化帶有很強的民族化特征。因為日本的產業特征是金融寡頭掌控，即六大商社與金融機構掛鉤結合非常密切。當這些大商社在異國他鄉經營的時候，信譽、融資和當地金融機構的認可度相對都比較弱，就會要求本土銀行做跨國服務。

　　我認為，中國的銀行走出去還有另外一個更深層次的含義。

　　中國經濟不論是繼續快速增長5年也好，10年也罷，但在未來某個時期，肯定會出現一個大的拐點，比如說

不良資產提高等風險拖累經濟陷入短期衰退。實際上，這種跡象在1998～2002年已經出現過，而美國經濟的同期表現則非常好。因此，中國的商業銀行也在考慮以多元化戰略規避經營風險。

　　這個多元化戰略，除了如今大家耳熟能詳的業務結構多元化之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銀行經營在區域結構上也要多元化。因為中國經濟越來越融入到全球經濟大潮之中，除了中國企業走出去需要本國銀行的海外服務外，中國銀行業的自身發展也需要在全球不同區域配置資產，避免由于中國經濟出現蕭條時把所有的寶都押在中國單一市場上，這也是分散風險的方式。

　　實際上，一國銀行到它國去經營，在當今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的背景下，不僅是必須的也是可行的。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匯豐銀行。

　　匯豐銀行是全球擴張并購型的銀行，其資產膨脹不僅靠自己開分行、設總行，也靠全球收購。匯豐有自己的資本運作能力，它的口號是“全球經營，地方智慧”。匯豐之所以能成為國際銀行，因為其本地化業務做得非常好，比如說吸收當地的居民存款，從事當地高端居民服務等。甚至與匯豐的本地業務相比，反倒經常顯得一些純粹的本土銀行服務比較弱。

　　其實，中國銀行是最早走出去的，起初主要也是為當地華僑、中資機構以及中國駐當地的大使館提供服務。當前，是中資銀行走出去的好時機，也是國家提倡的，有著深遠的戰略意義。

　　韓立巖：

　　當前，即便是從銀行經營地域多元化的視角來看，中國的銀行在核心競爭力方面也存在突出的短板，第一是缺人才，第二是缺技術。因此，中國商業銀行走出去的第一目標應該是獲得外資銀行的人才和技術。應當看到當前金融人才的缺乏甚至甚于改革開放初期旅店業和制造業缺乏管理人才的情形。

　　但是也應當看到，中國的企業家和管理者是善于學習的，正應了著名經濟學家阿羅所發現的企業創新的規律“干中學”，從1970年代末的旅店業和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開放歷程來看，伴隨著資本引進形成了大量海外管理人才的引進，沒幾年中國自己的管理隊伍就成長起來了。加入世貿組織初期，我們曾十分擔心汽車制造業和紡織業，但是這兩個產業在國內與外資合作且競爭的同時走向國際化，技術與品牌同時發展，正在形成優勢產業。

　　其次，銀行的海外發展要跟著實體經濟的國際化走，要服務于優秀制造業企業走出去的發展戰略；或者說是要通過銀行參與海外的金融服務來提升國內企業和相關產業在國內和國際上的競爭優勢。這是中國商業銀行走出去的優勢所在。比如，中行在澳大利亞設立子行就非常必要，因為澳大利亞是中國基礎原材料投資的主要進口方和投資重點，例如銅礦石和

鐵礦石，還有優質奶源。再次，金融機構走出去也是國家廣義儲備多樣化的一種表現。廣義外匯儲備多樣化可以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是黃金儲備，然后 是中央政府掌管的狹義的外匯儲備，現在又出現了國家外匯投資公司掌管的外匯資產。所謂積極鼓勵國家外匯儲備運作的市場層面，包括鼓勵金融機構和實體經濟的企業走出去，主要是考慮到中國今明兩年的外貿增長還會非常快，

人民幣升值壓力很大，不僅升值的年平均速度要超過5%，可能還要持續很長時間。因此，如果中國現在沒有一個很好的渠道去使用外匯儲備，形成適度動態平衡，確實會給中國經濟造成比較大的壓力，特別是高增長中的高通脹。并且市場實體的參與可以減輕中央政府的直接壓力，實現真正的風險分散化。

　　溫彬：

　　我認為，當前還是不要過多強調中國想“走出去”的沖動，應該低調去做，而且也不能全民進行海外投資。雖然中國自己有走出去的沖動，但是結果未必是想象的那樣。從國家外匯管理角度看，很多中資企業，不僅僅是銀行，包括中石油、中石化等，都是通過海外上市融得巨額資本，而且都是外幣，需要尋找渠道來保值增值。結果，現在“走出去”似乎成為了強大的政治聲勢，并有了在全球受到排斥的跡象。

　　趙慶明：

　　從年初到現在，我也在思考和研究，中國金融機構目前走出去干什么？現在有很多說法，如上市后資本多了，流動性過剩了，需要在全球配置資產規避風險等等。但是我認為，這些都還離得太遠。中國經常提跨越式發展，但是回頭去看，很難跨過去，還要走別人走過的老路。

　　1985年巴山輪會議上，一些國際經濟學家提過建議，說中國搞改革開放能夠避免國外資本主義國家走過的彎路。現在回頭去看，他們走過的彎路我們幾乎都走了，如未能避免貧富差距過大，環境污染程度也令人擔憂。

　　所以同理，中國只有少量的銀行可以走出去，而且其發展戰略更像當今第二梯隊的跨國銀行和跨國金融機構的國際化戰略模式，即先是為當地華人和中國在當地的企業提供金融服務，逐步實現銀行資產的全球配置，以達到收入多元化和分散風險的目的。而中國更多的銀行，還是要在境內守住自己的客戶，立足境內為客戶提供全球化金融服務。這也是目前中國商業銀行跨國經營應該選擇的戰略。

　　馬青：

　　在考察中國金融機構走出去是否為非理性沖動時，我認為首先有必要，但是沖動并 不是非常強烈。

　　必要性要從國家和企業兩個層面來看。從國家層面來講，由于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和國有企業占有大量資源，使得儲蓄率很高。這些資金都需要進行投資，而國內投資回報率取決于經濟發展周期，只有把投資區域擴大之后，才可以減少投資風險，所以對外投資是必要的。

　　從企業層面看，起碼在券商 和基金層面，由于在國外沒有業務，走出去的沖動不 是很強。以基金為例，凡是比較有自尊的基金公司都會申請QDII，但是背后的目的并不 是為了掙錢。假設發了10億美元的QDII，大概1／3會在香港自己操盤，2／3都交給美林、雷曼管理，還要付給他們管理費。為什么要這么做？就是互相較勁，你有我也有，為了品牌的宣傳效應。而另外一些金融機構，由于把成本社會化，把收益內部化，所以才會很有沖動。

　　溫彬：

　　目前就中國金融機構自身的能力和 實力來說，做國內業務已經難以招架了。現在金融市場完全開放以后，以人民幣、外匯理財為代表的個人金融業務壓力很大。因為中國四大商業銀行不可能全都嫌貧愛富，仍然在向老百姓提供基礎性服務，這些是高投入低收入的業務。而外資銀行在中國境內完全可以專注做低投入、高收益的個人金融業務。這樣的發展態勢，有可能讓中資金融機構在與外資金融機構的競爭中很難掌握主動，加上中資金融機構缺乏長期積累，就算是走出去在全球布點，展業的成本也會很高。

　　從在境外展業的實踐看，各國都有一些雇工的政策規定。比如說在俄羅斯，當地監管要求一半的高管和 70%的員工必須雇傭當地人。僅人力成本一項，在境外展業就比在國內增加不少。因此，如果在境外分行或子行不做業務的話，成本就下不來。但實際上，我們在境外落地的銀行服務市場，有可能飽和度也很高，業務開拓并不容易，如果光做當地政府的債券等比較安全的業務，很難支付在當地的展業成本。而中資銀行又不太愿意去做像次級債這樣的境外高風險業務。所以，并非所有中資銀行都迫切希望走出去。

　　趙慶明：

　　馬青博士在前面已經從基金公司、證券公司分析了“沖動”的問題，沒有分析商業銀行，我再補充一些。從四大國有銀行來看，除了中行在海外已經布滿了點以外，目前工行和建行的走出去沖動很大，因為他們的很多大客戶都在海外有投資，如果在海外沒有機構，就沒有現金結算和結算網絡及其它服務，那么花旗、匯豐就會截走你的客戶。所以，銀行壓力非常大，有壓力就會有沖動。當前，交通銀行、招商銀行在國外設立分行、子行的運作都非常積極，力度也前所未有。

　　雖然走出去了，但中國商業銀行走出去的障礙和困難還是很大，我們確實受制于人才的短板，遴選人才尤其在內部選拔太難了。

　　盡管建行引進美國銀行作為戰略投資者，后者提供一些合作和幫助，例如人才培訓，不過，不是培訓國際化的經營人才，而更多地是技術上的培訓，力圖在技術創新、服務、市場拓展以及風險管理方面迅速得到提升。國際化經營人才，或者說是高層管理者培訓與這些技術培訓也有關，但并不是特別直接相關，因為還要涉及到法律、管理等多方面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