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楊瀾。我今天本來是坐下來聽，今天來了很多企業界的朋友，他有很多感受。我忙的事情比較多，楊瀾請我來，所以就來了。

　　首先，我要強調一點，我們30年的改革，就是應該是為民營企業創造好的發展環境的改革。我們很難找到是由國有經濟主導的市場經濟。

　　民營經濟很大，但是距離真正的市場經濟有一段距離。我們的路很長。我們從一個角度來看，談到企業，我們就談到了企業家。我在1985年寫了一篇文章，1986年發表了，21年前，市場等于價格加企業家。價格給我們傳導信號，企業家幫我們決策。價格是看不到的手，企業家通過看得到的手來指揮。

　　第一，企業家是運作不確定性。如果這一個社會是確定的，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看到未來，就不是企業家了。

　　第二，另外一位經濟學家在40年代說，企業家就是創新。創新是干什么？創新就是創造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怎么樣給消費者創造更大的價值，以同樣的成本創造更大的價值，以更低的成本創造同樣的價值。創新是一個三贏的概念，這一個東西要給消費者帶來更多的剩余，這才是創新。

　　在寶潔公司決定生產一次性用的尿布的時候，他們技術很快解決了，但是之后才決定生產。因為之前沒有把成本降低3.5美分之下，屬于不降到3.5美分之下，家庭還是用能夠洗的尿布。創新是三贏概念，當創新給消費者帶來更多的剩余價值，這才有意義。

　　我們中國的企業家和西方的企業家和美國的企業家有什么區別呢？

　　第一，都是運作不確定性，都在看未來。

　　第二，都是在進行創新。

　　但是細分之下會發現區別比較大。不確定方面劃分兩類：

　　一類是商業的不確定性，包括消費者的口味等等。

　　另外一類是政策的不確定性。

　　西方的企業家主要是忙于預測未來和消費者消費偏好的變化，中國的企業家主要是忙于預測政策的不確定性。

　　對創新來說，可以說技術和產品的創新。另外一類創新是制度的創新。

　　西方的企業家主要是忙于技術創新、產品創新，也就是說怎么樣給消費者帶來新的東西。

　　而中國的企業家也在忙于創新，主要是忙于制度創新，比如獎金能不能發，期權能不能搞等等。

　　我們比較一下，中國的企業家在東南角，西方的企業家在西北角，本質上有很大的區別。作為消費者來講，你不會關心企業背后花了多少精力，而是關心他們的產品有沒有價值。

　　西方的企業主要精力放在怎么樣為消費者創造價值，而我們要花在有沒有資格為消費者創造價值。

　　自然，這一方面的資源就浪費了很多。我就想到我們的制度環境問題了。我們的確非常古怪，本來是政府把制度環境做好了，企業忙于自己的事情，忙于技術創新。我們國家忙于技術創新，企業在忙于搞制度創新。這個也是分工的錯位，側面反應出中國制度環境缺陷很多。

　　一會兒，有很多業內人士演講，他們感受會更多。像孫大午先生以身試法，這一個“法”是什么？我們要“法”的目的是什么？“法”的目的不是限制人們的創造性，不是扼殺商業活動，法是更好的創造價值。

　　我們的確有非常多的進步，從孫大午身上可以感覺出來，在過去，你會在牢房里面坐著，而不會是在這里。30年前，搞一個小買賣，會把你抓起來，斗你一番。今天不用關心這一些事情了。所以我們進步很多。

　　好多老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完，現在又出現了新的問題。我們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法律顧問在我們企業。

　　接下來我談勞動力市場。中國這20多年的發展來看，一個是產出市場，一個是投入市場，投入市場是要素市場。市場大類劃分為幾類：

　　一類是產品市場

　　一類是勞動力市場

　　一類是資本市場

　　一類是土地市場。

　　在產品市場方面，我們做得是最好的，雖然不是最完美的。如果一個產業進出不自由，很難說是好的市場經濟。但是現在是比較好的。

　　中國勞動力市場是相當靈活的，沒有靈活的勞動力市場，不會有我們的今天。最糟糕的是，資本市場和土地市場，這兩個市場問題很多。資本市場，民營企業融資相當的困難，土地市場，大量政府的介入，我們知道有很多的腐敗，不健康的東西很多。勞動力市場，特別是通過勞動合同法，會不會成為中國企業和中國社會發展非常重要的障礙，它不是使勞動力市場變得更加靈活，而是更加僵硬。我們通過法律的形式做了很多違反市場規律的措施，這是我非常擔心的。

　　我們的初衷是保護勞動者，但是最后受損害最大的可能是勞動者。在一個體制下，我們使得雇傭關系變得更加不自由的話，導致的結果一定是人們更加不愿意雇人。不愿意雇人，使得很多人不好找工作。很多國家的經驗都有這一方面的教訓。我們的一些新的法律環境的出現對國家和企業的成長是非常不利的。

　　一方面，我們解決老的問題。

　　一方面，新的問題不斷出現。這是需要民營企業來應對的。

　　在勞動法方面，外資企業比民營企業更加關心這個事。因為一旦有法律，外資企業必須執行。為什么中國民營企業不太關心？

　　一方面，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第二，中國很多法律也不執行，有它沒它無所謂。對有一些企業是這樣的，但是真正做大了之后，守法了，會變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有法不守，麻煩更大。我們在法律出臺之前，我們要廣泛討論，讓法律更加合理一些。但是現在沒有達到這一個目的。

　　我擔心下一個階段，我們的企業包括民營企業在發展當中很大的問題是勞動力市場的僵硬化，會導致一系列的成本的上升以及新的問題。

　　我特別要強調一點，誰是勞動者的最后保護者？是競爭。我們只有競爭，只有讓企業更加有創造性，他們才能雇傭更多的人，我們才有更多的人有工作，收入才會上漲。勞動法的規定，可能會傷害工人階級。歐美的經驗證明，受損害的是青年一代。勞動法出來之后，企業不愿意雇傭年輕一代。

　　法律是一個激勵機制。舉一個例子，委內瑞拉特別怕老板找工人提拔他，因為低于平均工資1.5倍的人是不能被解雇的。這一個時候老板要解雇人，先把低于平均工資1.5倍的人提拔了，這樣，就不用解雇他了。我們政府要考慮這些現象。

　　非常遺憾的是，我們的用人環境都不利于真正問題的討論。經濟學討論問題的時候說，這一個政策帶來什么后果，假定你的目的是對的，比如說要保護工人，但是你是不是真正的保護工人，這是經濟學家要討論的問題。現在我們討論問題只討論立場，這是非常糟糕的。如果一個國家、一個媒體只討論立場，這個國家不可能制定出好的制度，不可能有好的政策。

　　借此機會，我提醒包括《財經時報》的媒體。《財經時報》主編邵穎波說得很好，我們改版了。但是改版了以什么理念辦報，這很重要。我們少討論一些立場，討論立場是沒有用的。你說你為窮人辦事，有可能你做的事是危害窮人的。

　　我希望《財經時報》辦得越來越好，以非常科學的態度來討論一些嚴肅的問題。使我們整個經濟發展環境越來越好，企業環境越來越好！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