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孔子怎樣到孔先生？

　　【摘要】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獲得前所未有的活力，更有賴于另一位先生，他不像德先生和賽先生那樣為人們所矚目與高歌，但是卻在滴水穿石，一點一滴地改造中國。這就是“孔先生”。當然，此“孔先生”并非本文所論及的孔子，而是在一個開放社會中被奉為常識的”多孔性”的價值，開放的價值。它和民主與科學價值一樣，共同推進中國社會的成長。

　　國學并非只有儒學，孔子也不是中國價值的唯一生產者與引領者。所以，在中國由封閉社會走向開放社會的今天，我們首先要做的是立足現實回答“中國需要什么樣的孔子”這道“多選題”，而不是“孔子是否偉大”這道 “是非題”。換言之，當我們面對歷史人物，應該學會的是做選擇題，而非判斷題，以期找出對我們這個時代有用的東西，而不是牽強附會地全盤肯定或全盤打倒。

　　盡管中國正在從封閉社會走向開放社會，但是現代性的完成仍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而要完成這種現代性，就必須充分認識到開放社會的重要性，必須著手建設一個多孔性的社會。這種開放不僅意味著中國打開國門，它同樣意味著在社會內部有盡可能多的通道，讓更多的人有自我實現的機會。而正是這些人以自我價值為目的的自我實現，對舊觀念、舊事物的改造起著摧枯拉朽的作用。

　　《論道德法律化的負效應》

　　【摘要】道德法律化的主要目的是以法律這種帶有強制性的硬約束手段來有效地、迅速地促進人們道德水平的提高。但這里問題的關鍵是,用法律的形式“逼”人道德是否可能?道德對人的規范作用既不憑借一種神秘的精神強制(如某些宗教),也不憑借物化的國家強制力(法律)。雖然道德并不能完全排除外在壓力(如社會輿論),但從根本上說它依賴并訴諸人的自主自律能力。如果說,對于主體尚未形成,還沒有主動追求道德人格的理性能力的兒童乃至未成年人來說,道德的約束力主要靠他律和某種強制來維系,那么對于認知能力和自主意識已經成熟的成年人來說,道德的約束力顯然主要來自于以自覺自主為特征的人們的內心信念或良心。換句話說就是,從道德發生作用的根本途徑和它所依賴的內在心理基礎來看,外在有形的強制手段若缺乏主體道德信念的支持甚至兩者相互沖突,那么其道德約束力不僅會大打折扣甚至會起到反作用。

　　作者認為,由于法律只能反映社會最基本、最普遍的倫理價值,而且只能對人的行為提出要求,不可能去調整人的意識領域,因而道德法律化實踐的基本原則就是:第一,只限于對現實的公認的社會基本道德的確認。第二,只限于與人的行為發生一定程度聯系的道德要求。第三,只限于對義務性道德規范的確認。

　　“道德危機”及其社會根源

　　【摘要】 中國社會目前所面臨的“道德危機”實質上是“道德信念危機”,是道德“權威性”的下降以及由此引起的道德自律或道德約束力的不斷弱化。危機的社會根源之一是經濟和政治系統之間形成的貨幣與權力的畸形交易對生活世界的侵犯。

　　作者認為道德危機不僅僅存在于轉型中的中國社會,也同樣地、程度不同地存在于西方發達國家,毋寧說它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代社會普遍面臨的危機。轉型期的中國，從維護道德信念和道德權威性的角度來看,“錢權交易”對生活世界所造成的危害,首先表現為“道德表率效應”的蛻變和“偽善”的橫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