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MBA發展論壇是一個由中國MBA學生自己牽頭組織的、用中國MBA自己共同的品牌命名的全國性MBA學子交流平臺。2007年5月19日，第八屆中國MBA發展論壇在北京正式開幕。新浪財經獨家圖文直播本次會議。以下為《第八屆中國MBA發展論壇——管理大師論壇》中互動內容實錄。

　　提問：我是來自四川大學的MBA，很高興能夠在這里見到大家，我的問題是這樣的，我們中國人民的朋友白求恩先生是您的同胞，70年前他來到我們中國做出了無私的貢獻，今天您也來到了中國，能否請您談談，您對中國的認識以及您此行的目的？

　　亨利.明茨博格：我和白求恩之間有兩個共同點，我們兩個一個是醫生，一個是博士。我們個人都和麥吉爾大學有關，而且白求恩先生為中國做出的貢獻和犧牲也遠遠超出了我為中國所做的。白求恩把他的畢生都獻給了中國，甚至獻出了生命，所以他對中國的貢獻是非常之大。我們兩個人之間要建立起聯系的話，我很難做出這樣的聯想。在加拿大和中國之間，確實有很多的共同點。加拿大的面積比中國大一點點，但是加拿大的人口要比中國少得多。這是兩國之間的一個想法。而且白求恩對中國的了解是非常多的。而我卻沒有對中國做那么多的研究。我們請高斯教授來回答這個問題。

　　高斯：我想非常坦率的回答，從20年前我開始研究中國就抱著一個什么樣的目的。我是非常實用主義的一個人，當時并不是說，我有多么熱愛中國或者對中國有多感興趣。當時我在上大學的時候，要想我意識到不僅僅要學美國的經濟學，如果也能夠學世界上另外一個地方的話，而且這個地方將來會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地方的話，那學這個地方是很有前途的。當時在80年代早期，我也不敢確定中國將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但是我決定學中國，學

中國經濟，我對中國經濟已經寫了幾本書。現在讓我來說，20年以后，哪個國家將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體，我認為中國將是20年后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并且我在臺灣也生活了一段時間，而且以此為動力，我也學習了論文，在80年代初期，我做了一個賭注，賭對了，而且圍繞著中國，我的職業生涯已經確定了。經過長期的研究和關注，我已經愛上中國這個國家了，而當時決定關注中國也是一個戰略性的決策。當時我就是下了這樣一個判斷，就是中國正在經歷著世界經濟體上最重要的一個轉變，而且在今后100年當中，仍然會是主體。

　　現在從我的態度來說，我也看到，有一定的推動力。我也看到有一定的情況，這樣的一個態度，不僅僅和商學院的態度有關，當我們談到美國資本的金融化的時候，亨利.明茨博格教授剛才也談到了，在美國過度的強調對于股東的回報，并且過度的強調公司的財務業績。這樣，在美國的教育體系當中，我們現在看到什么財務系或者是財務學科在美國商學院當中的主導性。我的商學院的院長也是做財務出身的，也是研究財務出身的。他們的理念也和20年前的理念居然還沒有發生變化。他們認為，只要你懂財務，你就什么都理解了。

　　對于任何一個跨國企業，無論是中國在哈薩克斯坦或者在前蘇聯或者是像什么樣的地方，一個實際的經理人會告訴你，懂了財務就能懂得一切，這種說法是荒謬不經的。但是今天很多商學院卻這樣說。

　　提問：我是嘉州的教授，很高興能夠在這個地方聽到中美的或者是西的專家學者和企業家在這兒做關于MBA或者是中國管理創新的報告。一個問題，我觀察了一下，

　　另外趙教授提出來，中國文化的普適性的文化。在我的研究中，我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中國的文化到底哪些是具有普適化的東西，是不是人性化的東西，是不是善？是不是權威？從文化來講，道格拉斯.高斯里教授的觀點就是制度是怎么來的？制度是來自文化還是非文化？你說文化不重要，可是制度重要，可是制度的根源是什么？柳先生的案例，我認為更重要的一個，他提出從指令性的管理到指導性，最后是參數性的。這個參數性就是平等的，這個平等式的管理很接近西方現在的管理模式。所以這是美國的還是中國的，還是普適性的，請做回答？

　　主持人：請各位簡單回答一下剛才他所提出的問題。

　　趙純均：首先我想澄清一下，我覺得我剛才的講話中間沒有說，我們要把量化的數量的研究方法作為今后管理教育發展的主要方向。或者我也沒有講，我們這個項目，就是我們要研究中國式的管理所用的方法，實際上是時政的，案例研究的方法。總結中國企業的成功之道，我們也將講清楚，剛才這位先生可能沒有太聽清楚，我想澄清一下這個問題。

　　亨利.明茨博格：我也是這樣的一個印象，我們并沒有這樣的分歧。今天越來越多的教授在談波譜，但是我并不是非常追隨波譜的。我并不認為我們兩個人之間的理論是相互抵觸的，我們兩個人當然都是從西方來的，我們兩個西方在做紙化的分析，而東方來的，在做量化分析。但這個所謂的量化還是紙化，我主要講的是，實際上這是一個演繹和歸納之間的這樣的一種演繹論而不是所謂的量化。當然我們到底屬于哪個學派，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包括在日本，在其他一些地方，在日本這樣一些國家當中，大量的研究都是屬于這樣的一種演繹式的研究。

　　道格拉斯.高斯里：我想剛才的交流也是非常有益的交流，首先要感謝您提出這個問題和觀點。剛才講的有一塊和我有關，就是我談到了文化的作用和機制的作用。文化和機制，而且這兩者之間相互的關系。我把我的這個話講得更清楚。首先我并不是說文化不存在，文化不重要，的確，中國文化中有中國的文化有美國的文化，由美國的文化，甚至還有一些小的組織的文化，我們想到文化的時候，我們就想一般總的一些原則，我們使用一種比較寬散的這樣一種定義，還是把各種人的想法形成一種具體化，人類社會學的文化等等，我們不會詳細講這些。

　　我講的是，沒錯，這些事的確存在。MBA教育的問題，特別是在美國，我們一心想著這樣的概念，我們怎么做如何理解中國呢？就是理解中國是如何不同，文化方面如果你找到一個竅門，找到中國文化的獨特點，你就能夠成為在中國非常成功的受益者。我覺得這是不準確的，實際上并不是在中國實際情況非常符合的。我覺得中國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的確它有它的文化，但是25年的這樣一個新的系統，在它之前是完全不同的。中央計劃經濟，短缺經濟占統治地位。在我看來，我覺得，這么說非常不公平，對中國。從經濟變化來說，光強調文化差異并不對，實際上把我們的注意力從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轉移，我們本來能夠講這些東西的，不光是從教育的角度，我感到和美國的經理人談的時候，他們談關系關系，我感到非常沮喪。他們從來沒讀過公司法，從來不知道這個體系是如何運作的。實際上他們滿腦子就想到文化的差異、關系等等。所以我唯一要講的一點就是，是的，這些事情的確有一定的影響，但是我們應該想到一些機構、制度的分析，很好的理解一個經濟的結構，特別是談到這樣的一種情況。經濟如此年輕，他們的機制的發展非常令人矚目。這里還是談到另外一點，我覺得在美國有很多很多的關于中國的報道，總是談到或者說中國的文化是主要的一種。了解中國的文化必須要看到這樣的一種腐敗情況，當然中國也存在著腐敗，在每一個世界的新興經濟的時候都存在，但是光講腐敗，實際上整個體系正在建立新的法律體系，正在很好的改變這樣的一種狀態，這樣不能正確的描述中國的情況。這就是我剛才說的并不是說文化不存在，而是機構分析更加重要。

　　主持人：謝謝。

　　提問：我想問一下尊敬的亨利.明茨博格教授，在您的名著當中提出了命題，當前的世界范圍之內的MBA教育是以錯誤的方式向錯誤的對象，造成了錯誤的致命的后果。我想問的是，這是您的真實的想法嗎？還是為了制造一種聳人聽聞的效應？另外，我想問柳總一個問題，從您管理實踐者的角度考慮，您真的認為當前，包括今天管理學家在內的，當前的管理教育真的有用嗎？我想請你們兩位回答。

　　亨利.明茨博格：我能不能有兩個小時的時間回答這個問題，你只有兩分鐘。我并不是說聳人聽聞，我是告訴你們我是怎么想的，并不是那么簡單，可能花三分鐘。MBA的教育對教育我們的商業市場，財務會計是不錯的，是功能性的，非常有效，學習這些商務方面的功能。但是你在教堂里，課時里教不出管理人員，教不出領導人，也可以把他們變成人，這些人有一些理論的，商業的知識，這沒問題。所以我想說到，如果我們想把培養管理人員，我們想幫助提升他們的

領導力，而不是創造領導力，而是提升領導力的話，那么我們的課堂、教室，比如EMBA的教室，他們已經是管理人員了，他們應該花時間分享他們的經驗和其他的經歷來相互學習。另外從老師那兒也可以學習。所以MBA很好，你要參加MBA，學到了財務、金融、會計很多很好的東西學。但是不要假裝說，光是你上了MBA就能成為領導，畢業以后到了工作崗位上，你要重新開始學習。

　　柳傳志：我跟聯想上是一個很實際的公司，對錢看得很重，但是我們每年要花很多的錢送我們的骨干到文明的MBA學校去上課學習，學習回來以后，果然有用，但是是不是能做第一把手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確實還是很解決問題的。

　　主持人：非常感謝大家參與，非常感謝人民大學商學院全體同仁以及學生們，為我們大家提供了這樣一個良好的環境，最后我們以熱烈的掌聲同時起立，為我們四位大師鼓掌！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