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25日，2007中國財經媒體高峰論壇在北京召開。旨在探討財經媒體的經營模式和發展戰略，通過與國外財媒的交流，探詢中國財經媒體的成長之路。同時，從財經媒體的角度，與企業人士共同分享對中國重點產業發展的種種看法；加強媒體和企業的交流與溝通，共同推進中國經濟、中國企業向顛峰邁進。以下為對話論壇《中國財媒發展大戰略》實錄內容。

　　主持人：那接下來我想大家可能對這個環節的對話是躍躍欲試的，我們進入這個環節的對話。我們請出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所長喻國明、《當代金融家》執行主編李中東、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尹鴻，還有請出本場論壇的主持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副所長唐續軍。主要涉及的財經媒體的商業運作環境，財經媒體廣告市場發展趨勢等等。

　　唐續軍：這個對話的主題是中國財經媒體發展大戰略。什么是戰略，戰略其實是運用什么手段選擇什么途經達到什么目的。戰略是媒體人或者媒體的決策者怎么樣選擇的問題，剛才兩位主講嘉賓做了很精彩的發言，他們對未來充滿信心，要加大中國的國際的話語權，那喻國明教授肯定十五年肯定會產生大家，產品占有國際地位地大媒體。我想把這個話題具體化一點，因為大戰略很大，那么借助與上午中國證券報杜躍進總編輯提出一個問題，我們現在每個媒體要做中國的華爾街，中國的金融時報，有沒有可能把幾家媒體融合在一起辦成一個中國的華爾街日報，我想把這個問題提給三位嘉賓。

　　李中東：我覺得牛文文剛才提到一個問題，就是說媒體其實關系就兩個，一個是媒體和外部的，實際上說到底是經營的問題。是經營鬧的。或者是仰視或者是俯視，是經營鬧的。如果概括這兩種所謂的不正常的關系應該叫非親既仇。我們的媒看到有兩種，一種是跟企業抱的非常緊，尤其在金融業也是比較明顯的。往往廠長在底下坐著，拿著媒體的雜志讀著自己的文章，或者寫銀行的文章，這是一類媒體。還有一類媒體剛才談到的一定是去打黑，其實打黑的目的也是很顯然的，跟經營有關的。我當時跟別人產生這樣的爭論，他們某家媒體盯著一個世界級的企業，一個要可能稱為世界級企業的中國企業，給了一個正當的理由我們非常關心中國的企業，希望他們成為世界級企業，我們要指出它的種種不足，報道的時候就一點報道它，這個關系站不住腳的，如果這個關系成立的話，如果關注中國的企業，很顯然不要找他們要廣告，不要要錢。說到媒體的運作還要說到一個原始的問題上來，要和我們的企業處理好一個比較正當的關系。

　　尹鴻：我看來中國的有非常特殊的情況，雖然服務于一個市場經濟的對象，自己本質不是一個完全市場化的之下運作的各種各樣的沖動，帶來我們的財經媒體的發展。不是一個完全的市場需求創造一個必然結果。因此這種之下，市場本身對財經媒體的結合能力非常有限，導致我們財經媒體和企業關系非常特殊。不可能完成通過自己完全完全公正的市場調整，往往通過一種各種各樣的非正常競爭手段跟媒體進行競爭，是中國傳媒業面臨得大問題。我個人覺得其實我們有很多的體制問題沒有完全解決，比如剛才提到的那么幾家媒體融合起來變成中國的華爾街日報，中國的財富等等等等，其實最大的問題由于我們市場不具備這種媒體整合的空間和能力，所以這種情況，中國的財經媒體面臨問題，在中國的專業性和個性化之間搖擺，現在的財經媒體越來越走綜合化的道路，因為在專業性道路上，市場所有的需求是有限的在市場經濟之下，會聚合少數的媒體為市場服務。我們不管怎么樣競爭，大家同時并存，逼著有些媒體走綜合性的道路，因為這個蛋糕有限的，導致媒體目前的狀況，其實中國財經媒體的發展，跟市場化程度聯合在一起，市場化程度提高，中國財經媒體的競爭力，包括為市場服務的公正性會提高，我們說實際不可能，很可能是一廂情愿。

　　李中東：剛才提到我也是贊成，我認為中國的媒體如果按家電行業的說法來說，是處于模擬狀態，沒有進入數碼時代。這個媒體的成敗包括它的經營和內容，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還是一個經營時代。包括在找經營人員的時候，往往是這樣的，一個人過來談可能這個雜志或者這個媒體的經營就行了，但是所有多人跟著這個人在后面跑，主要還是以精英來決定，這個精英走的方向對，判斷的方向對，所有的人跟著走這個媒體有可能成功，如果這個精英方向本身出現了錯誤，那么所有的人跟著他向錯誤狂奔。在目前的融合也是確實有點浪漫主義。

　　唐緒軍：問一些尹教授，您認為在十五年之內中國可以出現世界性影響的大問題。

　　尹鴻：其實這個問題跟中國的社會改革在一起，其實中國的社會發展最終到了今天如果我們早期由于生產關系的調整，我們把生產力釋放出來，把經濟能力釋放出來，但是真正完成市場的整合和融合的前提，在中國的狀況之下不可能不問前提。

　　唐續軍：現在我們有PK的話題了。

　　喻國明：我跟他們不沖突。他們講的是現實，中國的發展往往是爆發式的發展。中國的社會非常富有激情，非常富有爆發力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種發展形態。那么我說的這個財經媒介地時候，我有自己的判斷，第一中國的財經媒體現在處在傳媒業發展的一個所謂的關鍵環節上。因為中國的傳媒業所謂的農村保衛城市的發展，像技術類的，信息類的，還有計算機世界等等，后來是時尚類的，消費類的。現在的問題的解決重點在問題和財經類。我們看到一個現實，所有的業界的精英分子，精英的資源現在向財經媒體做一定程度的聚集和連接，也是今天社會的特點，這是中國傳媒業發展包括整個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大家都在研究和解決這些問題。這個問題醞釀新的可能性新的突破。第二點認識中國的財經媒介能不能做到像華爾街日報這樣的東西，這樣一種程度呢，這跟中國本身的實力有關，不是跟媒介本身不完全包括媒介自身，如果中國沒有說像華爾街，或者像英國的一個大的全球化的金融市場期貨市場等等，這樣的資源本身不能夠足夠養活一個巨型的媒介動物，不可能大的出現，只能說一個骨瘦如柴的小媒介在那里吃著。第三，跟中國的政策體制有關系，任何一個財經的媒介雖然影響力很大，非常深刻地影響中國的基本社會形態，如果它不成功罷了，一旦成功了，有巨大的經濟影響力，這樣的媒介，或者非常強勢的方式干預著社會和發展，如果沒有政治相對的豐厚的資源的話，存活是不可能的，能不能出現大媒介和大市場的話跟這些因素有關。我自己對中國的發展有信心，我覺得中國的發展以人們意想不到的方式跨越式的發展，我對這個有信心。

　　唐緒軍：你認為將來出現的影響很大的媒體是會一個單個媒體的自身的不斷壯大呢，還是吞并了別人成為其他的媒體產生的？

　　喻國明：一定要用這種購并的方式或者其他的擴張的方式來實現，用自身的媒體的方式這種時間成本太大了。

　　提問：各位嘉賓你們好，剛才探討了幾個問題，涉及到市場化的問題，中國的輿論不自由，那中國話語權在世界上什么時候能夠實現呢？

　　唐續軍：如果輿論不自由，什么時候才能出現有國際影響的媒體

　　喻國明：中國跟國際發達的國家相比，無論是信息的自由，還是言論的自由，有很大的成長空間，如果從發展角度來說，二十年內容表現，包括媒介自身的獨立意識，專業的意識的提升，非常明顯。我昨天接受一個采訪，他們觀察到說中國的記者專業的意識經過十多年市場的發展，明顯有獨立判斷和獨立的操作的意識。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不是今天結論性的東西，或者靜態的東西跟發達國家相比，我想可能更準確的判斷中國的一種方式。

　　李中東：我覺得作為媒體人對于專業的或者好多的空間非常廣闊，爭取輿論自由這個空間很大，我們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要么這個發展的空間非常大，完全非輿論自由，媒體不能發展的這種程度，我們比如做專業，更好的報道這個空間真是太大了。

　　提問：各位專家各位媒體下午好，我想提的第一個問題我做一個新興的報紙如何做好品牌建設和推廣？第二個問題講一個細節，我從上午到下午的時候觀察一個細節，在場所有的嘉賓在交換名片的時候在前排游動，忽視了后面的這些人，從這個小小地細節，我們董事長去日本，回來的時候跟我們員工講的一個故事，在日本發名片的時候，我們中國人往往是選擇前面的嘉賓和貴賓，日本人的話他發名片不會忽視任何一個人，連學生都會發到，有這個細節我想問一個問題，我想臺上的喻老師提一個問題據了解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和媒體是在日本，中國作為人最多的一個國家為發行量沒有跟上。

　　尹鴻：其實你這個問題需要做一個戰略項目來研究，不可能完全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實際上最重要的是說你了解有什么樣的資源，你有什么樣的內容資源，還有你有什么樣的市場資源，這個前提之下可能品牌有各種各樣的，一種我們慢慢積累品牌架構的方法，但是中國的這種方法成功者極小。中國是一個發展非常迅速，而且整個社會非常喜歡被人忽悠的社會環境地所以我們更多的往往在中國做品牌的時候，往往做爆發力品牌，做突擊性品牌，做個瞬間影響力品牌。中國和西方國家不一樣的品牌建構的規律。我不太了解你對媒體的狀況，或者媒體的事實，需要根據你自己的資源來做一個抉擇。

　　喻國明：這個問題其實相對來說比較簡單的。復雜的問題就是尹老師回答了。為什么在中國不能出現像日本這樣的發行量如此之大的，我看起來有點變態的發行量，1100多萬份，現在也在下降，頭版新聞的發行量1080，現在恢復到810萬份，這可能有兩個因素，第一是他們的引領模式跟我們不一樣，日本的發行是掙錢的，60%以上來自報紙發行費的收入，廣告不超過30%。還有其他的一些收入。所以報紙發行越多，越掙錢，我們國家不行，哪怕在好的一張報紙，發行到一千萬份，一定是虧本。因為引領模式不一樣，有沒有人說像日本一樣靠發行掙錢，有這種可能性。涉及到第二個問題，文化的認同度問題。美國報紙發行量也是不可能超過五百萬份，六百萬份，文化的多樣性決定了發行的規模。不像英國執照費必須交。但是仍然到現在為止NHK辦得如此差的時候，還每年還有73%的人交這個執照費，中國來說，過去的認同度比較高，現在中國沒有唯物主義社，無所畏懼。前兩天看到一個蘇聯時期的電影，莫斯科保衛戰，我看到斯大林說希特勒要毀滅我們的祖國大地，列舉了一系列的文化政治社會名人，就是讓所有的蘇聯的老百姓覺得義憤填膺，不可容忍。如果現在說要外國鬼子一毀滅我們的政治文化名人，中國老百姓會怎么想，我們已經毀了那么多了，再毀一些也無所謂，這個文化的認同度跟市場的規模有關系，也許中國的報紙可以發行到哪種程度，由于電子媒介數字媒介的勃起，我們可能紙媒介沒有等到哪一天的話，可能受到巨大的沖擊，我想這一天等不來了。

　　提問：我想問喻教授一個問題，如果中國的在15年內出現一個有世界影響的財經類的媒體，你認為以平面媒體牽頭可能性，還是電視媒體，還是網絡媒體？我們看到很多網絡媒體，目前認為是媒體的話，他們通過作納斯達克上市融到很多錢，投入到平面媒體或者電視上，您認為哪種可能性大一些？

　　喻國明：我認為是像手機一樣的移動終端。

　　提問：這次討論的主題我覺得唐所長提出一個大家感興趣的問題，我感覺大家說的有點失落，15年內會不會出現一個有世界影響的大的媒體。好像這個問題我們感覺應該說想正面聽到一些很樂觀的關于發展戰略的方面的主題。結合發展聽到的好的問題，好像覺得這個問題很難回答。而且聯系中國的國情談到一些涉及到政治體制等等問題。但是我們感覺第一我想問問我們的財經媒體在中國這樣經濟改革蓬勃發展，全世界矚目，可以說經濟發展影響到全世界的時候，財經媒體不能出現一個有世界影響力的大的傳媒，這似乎有點不大合乎邏輯。中國的傳媒如果說在經濟改革大發展的形勢下，能不能對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肯定向前推進的，對巨大的傳媒的發展肯定符合國家的經濟改革政策，會不會對經濟改革產生良性的推動？而不是說由于政治改革限制它。那么現在鳳凰衛視，有大量的財經內容，它現在有很大的開放度，在世界上的影響也很大，在國內的影響有很大，我們國內的媒體怎么就不可能。這個主題說中國財經媒體發展大戰略，我們很想聽聽幾位專家對戰略發展方面有哪些方面正面的闡述。

　　第一我們認為在十五年內發展一個有影響力媒體如果配合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不是會出現財經類的媒體，為什么不會出現？我們財經媒體的發展能不能影響政治體制改革？

　　尹鴻：按理說中國取得的成就可能五到十家在世界影響的媒體，如果在一個市場經濟條件下可以進行市場的流通和整合的話，但是中國的傳媒業的發展面臨的剛才談到的鳳凰，鳳凰至今為止也是努力想把自己打造成一個華語媒體，能夠跨地區的，但是力量非常有限的華語媒體，不是鳳凰沒有能力融得資金，不是不可能成為跨國媒體，而是我們的體制決定了它，在一個領域跳舞，他仍然只能在一個劃定領域跳舞，包括剛才談到的報紙，如果我們累加起來的發行量一定不少，但是它是很多上千家的數以千計的報紙一起分攤的，而且這些報紙既不能合并同類項，不能互相互補變成一個統一的集團，我們現在以行政性為主的集團，我們起到的根本性的作用非常有限，我們說媒體很多，誰都做不到，你想中國13億人口，中央電視臺仍然是一年100億的收入，沒有辦法做大。還有剛才那位先生提的那個問題，為什么中國老發前排的，不發后排的，西方世界當中是市場經濟，每個人是你的顧客，每個人可能是生意的組成部分，中國不是，前面的人不是顧客，是資源擁有者，發這個名片是換取資源，不是為了買一張報紙。所以十五年之內能不能成就大媒體，關鍵我們什么時候能夠用市場配置媒體資源，這是最關鍵的一點。

　　提問：我覺得咱們這里談如何做大做強財經媒體，我覺得有一個更緊迫的問題就是說財經媒體如何去在應對互聯網的沖擊，我想向幾位請教一下現在面臨互聯網浪潮之下，包括很多的華爾街日報的廣告在下滑，財經媒體可能國內有一點癡狂，面對互聯網浪潮下，特別是平面媒體的沖擊有多大，我們如何面對這個浪潮，可能未來最大的影響力是手機終端，是新媒體。幾位嘉賓對互聯網的沖擊有什么看法？

　　喻國明：我覺得新技術不是新媒介的專利，也是可以幫助傳統媒介進入到數字化的領域，數字化的狀態。我覺得這一點大家還是有共識的。那么關于傳統媒介如何跟新媒介相融合的問題，我們過去走了一個彎路。首先我們注意到新媒介一旦出現的時候，它特別強調自己的技術的某種特性，因此總是要表現出跟傳統的媒介不同的特征來，我們發現強烈的表現自己特征的媒介，都是邊緣化的媒介。他們做的內容我覺得如果沒事的時候看看，但是一定是可有可無的。為什么呢，嚴格的把自己的價值訴求跟傳統媒介分割開來的方式，是屬于自己的邊緣化，這種傾向在做技術的人，做新媒介的人一開始的沖動當中表現非常明顯。但是我們知道商業本身，社會本身看重的是主流價值，其實商業最保守的，不是一種沖動性的激進力量，看重的是主流，所有邊緣化的媒介也好，商業價值比較低，這種商業價值和眼球的占有率之間不成比例的是一個基本的事實。但是這種創新如何考慮，如何吸收傳統媒介的價值，包括它的內部，包括基本價值，要下大功夫，才有可能步入一個新的媒介，形成一個獨有的媒介形式。我覺得這點非常關鍵。我有一個朋友做的一個網站，剛開始特別信奉Web2.0的全民生產的方式，做的電子雜志讓大家去生產，但是做了一年之后發現里面的內容既邊緣化，而成本投入很高，大量的垃圾信息，即使好的內容無法形式定時定量的雜志，如果到美國出差的話編不了的話，商業的價值在于穩定和規范，所以他沒有辦法做，他突然發現傳統媒介是一個主流化的內容，主流化的生產方式，定時定點是最好的方式，盡可能把主流的方式吸收到他的平臺上來，然后注入一些新媒介的互動的形式。我的報紙的形式包括可以辦一個 喻國明報，在這個上面做的報紙里面編成一個自己個性化的報紙，如果這個報紙有點擊率的話可以分享相關的利益等等，就是利用主流傳媒的主流價值，規范化的生產，我想這樣做的話這樣的一個結合是有前景的。我們創新也好，新技術也好，一定要有一種妥協，對現存的制度現存的現實，現存的利益格局之間某種妥協，就是一種植入，沒有這種植入我們沒有辦法作用于這個社會基本面，很難把自己的新東西介紹給大家面前。我想新媒介和傳統媒介結合的第一步，如何去融合已有的主流價值。就像我們做研究的人，兩種觀點，我這種觀點和唐續軍的觀點不一樣，我們只是對立的觀點，在一個平面上，什么是我超越了你的理論，就是我的理論可以涵蓋你的理論的價值，還可以解讀你里面的東西，彌補有缺陷的東西，可以完全吸收了。我想傳統媒介和新媒介的關系。

　　李中東：互聯網的這種技術絕不只屬于網絡媒體，我們雜志也做網絡，是把什么東西上網，就是快餐型的，最快的信息，然后開始上網。但是雜志一定要求做得非常深入，然后非常精美。我們剛才也談到這個問題，實際上像電視和電影的關系，可能經歷了一個低潮的時期。但是這個時期一旦過去現在可以看到，大家還需要哪種制作精美的，這樣深入的電影，是這樣的關系。不是說網絡一定會把所有的媒體打敗，我覺得尤其是雜志，可能報紙有的時候更接近。另外剛才說做大那個，我覺得現在大家都想把它做大，是不是大就是好，有沒有這種需求，我覺得剛才談到社區的報紙，可能國外的社區報紙兩個人三個人，可能收入很好，而且被社區關注，有特定的人群和客戶。包括行業內的報紙或者其他的報紙，在一定范圍內只要沒有它做大的需求，就不可能為了做大而做大，我覺得不符合商業化的原則。

　　唐續軍：媒體發展的戰略問題不是我們一個小時兩個小時能談完的。從具體的媒體來說有它自己的發展戰略，需要通過研究，通過一個戰略小組來研究決定。整個中國的媒介發展大的戰略也不是一個兩個人能夠給它確定的。所以這個話題我們還得繼續，這里我們對話到此為止。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