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25-26日，由當代經理人雜志主辦的“2006第九屆成長中國高峰年會暨2006中國成長企業100強揭曉盛典”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以下為“成長中國年會電視論壇”跨國公司和中國的商業主義實錄。

　　主持人：特別是近一兩年，大家在報道當中，對于跨國公司的形象可能有的人，比如從媒體的角度可能會換另外一個角度，就是覺得跨國公司其實過去，大家想到是先進的技術，先進的管理經驗，但是今天我們看到很多媒體的報道，可能會產生一些多多少少有一些負面的東西，我覺得如果從一個客觀的角度來看，并不是說跨國公司過去和現在發生了一個變化，我覺得是大家對于一個問題的角度的認知，可能發生一些許的變化，但是不管怎樣，跨國公司之所以成為全球的公司，一定有非常先進優秀的東西，優秀的經驗值得我們來進行借鑒和分享，同時對于中國的環境，特別是隨著我們市場競爭的環境越來越完善，必然對于方方面面的一些要求，環境的完善也會帶來我們政策方面的更加完善，這個也是其中的一個因素之一，所以我們今天討論跨國公司的中國商業主義，跨國公司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根植中國，給中國的企業帶來壓力的同時，也帶來了先進的經驗。下面就是我們論壇的主題，首先請出今天論壇的主持人，如果大家經常看中央人民電視臺CCTV9，英語頻道，一定有一位非常穩健具有磁性聲音，說著標準英文的主持人，我們請CCTV9英文頻道主持人楊銳先生有請。

　　主持人楊銳：各位女士、先生早上好！非常高興能夠受委托主持這場小組討論，我們的主題是跨國公司和中國的商業主義。

　　接下來我迅速介紹出席這次會議的嘉賓：有請葉鶯總經理，她是伊士曼柯達公司全球副總裁；接下來我們有請歐美同學會的副會長，歐美同學會商會會長王輝耀先生；西門子中國有限公司副總裁王春巖先生；雖然在座的三位嘉賓英語都非常好，但是我們今天還要請到一位只能用英語和大家溝通的外籍嘉賓，瑞典著名創新演講家、作家和企業家Fredrik Haren先生；法國巴黎百富勤融資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朱東先生；跨國公司和商業主義在中國，在我們看來是一個雙項的選擇，一是跨國公司把西方先進管理經驗和模式帶到中國，同時自身業面臨本土化的各種挑戰，這種收益是雙向的。

　　中國這幾年外國直接投資大量涌入，但是同時幾乎世界五百強最具實力的大公司都紛紛來到中國。中國對他們意味著機會也意味著挑戰，跨國公司對中國的經濟到底意味著什么，我先為各位嘉賓立下小小的規則。

　　接下來展開嘉賓互動之前，我們女士優先，先請葉總給我們做5分鐘的演講，然后就是外籍嘉賓和王春巖先生每人做5分鐘演講。最后展開嘉賓之間的討論和觀眾之間的互動。有請葉總。

　　葉鶯：謝謝楊銳先生。今天在這里談中國的成長，其實從中國的崛起到今天中國在國際舞臺上所享有的地位，其實比較其在歷史上一些重大革命來說，中國這樣的現代化的革命是過去歷史上沒有的。想想看，歐洲的工業革命幾乎有一百年的時間，而且是從不同的產業一步一步的往上走。中國可以在幾乎當時1/4的時間，也就是從改革開放以來，25年的時間，而當時歐洲的人口幾乎是現在中國人口的1/40。以這樣的速度達到今天這樣的成就，我自己覺得因為我畢竟是一個有中國血液的人，我覺得這個很大的程度是和中國的文化和傳統，以及中國勤奮向上的精神是有不可分割的關系的。

　　今天在我們面對已經發展的這個過程當中，今后怎么樣的持續的成長。其實作為一個國家和一個企業其實是很相近的，在企業管理里面，我們一直說到的是怎么樣能夠基業常青。今天我們要討論的也是在中國現在已經成就的在國際的地位上怎么樣持續的健壯。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改革開放當中的確做出了很多貢獻，不僅是帶來了資金，不僅是帶來了技術，不僅是帶來了先進的管理理念，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跨國公司可能帶來了過去它們在上百年的所累積的傳統和文化。我今天代表的是柯達公司，柯達公司在世界上作為一個品牌已經是獨步江湖150年了，中國有一句話說，富不過三代，為什么有一些企業能夠繼續的使它的基業繼續發展超過一個世紀以上呢？我相信這個可能是今天在一個比較冷門的這個題目當中，我們要探討的。

　　我想等一下我們其他的嘉賓會談到很多關于技術、經濟整個鋪開的問題，我倒想談一個比較冷門的，這個冷門的話題，是在我看到中央人民電視臺海外新聞當中所得到的一個警惕，現在我們看到很多中國在海外的企業，業面臨了當地社會對于中國企業的挑戰，所以在這兒可能我們要面對的是如果是中國在國際上繼續受歡迎的話，怎樣擔負起社會的責任，而這個社會責任可能是很多在國外的百年的老店之所以基業常青當中一個很基本的支柱，也就是怎么樣取之于社會，回饋于社會。

　　主持人楊銳：其實葉女士講的是千百年來中國流傳在民間一個很重要的經典的話語，就是為富不仁富不及三帶，公司的社會責任感，現在成為媒體議論紛紛的一個話題。但是我想今天在座的五位嘉賓可能會從各自不同的角度來闡述，不僅是增長，還有社會責任感，這個沉甸甸的字眼到底對中國意味著什么。接下來我們有請瑞典的著名創新演講家、作家、企業家Fredrik Haren先生。

　　Fredrik Haren：首先我想向大家道歉，因為我是這個論壇里唯一一個說英文的人，所以我只能用翻譯。我非常榮幸今天能夠參加這個小組討論，我覺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大家把這個話題帶到今天，就是說中國企業如何從跨國企業那里學到經驗和知識。在歐洲不會有這種情況，不會有這種論壇，就是我如何從中國企業那里學到經驗和技術，我覺得這個小組討論是非常有意義的。

　　我今天要講的不是中國企業如何從跨國企業學到知識，我建議中國企業要從中國企業本身學到知識，從我們昨天獲獎的一百強企業當中學到一些經驗和知識，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具有競爭力的一個國家之一。我談起跨國公司能帶給中國企業什么樣的經驗呢？作為我自身來說，我來自瑞典，我會舉很多瑞典的例子，比如

沃爾沃、宜家、愛立信這樣的公司，他們之所以成功，就是有一個共性，就是成長之前，沒有把自身局限于一個瑞典的公司，而是很早走向全球化，這個也是我們的企業能夠學到的經驗之一。這些瑞典的公司它們之前在成長的時候，沒有把自己局限在是瑞典公司，其他的公司沒有把自己局限于德國甚至美國的這些公司，而是它們在很早的時候，就把自己定位為全球化的公司，所以說我也建議中國的這些公司在起步之前，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中國的框架下，不要以自己來自于哪個國家的框架下局限自己的發展，而是很早的時候，把自己建造成一個全球化的企業，以這種全球化的觀點來審視自己企業的價值。謝謝！

　　主持人楊銳：我預計今天嘉賓的發言是精彩紛呈的。來自遙遠的北歐的Fredrik Haren先生給我們帶來了非常有挑戰性的話題，中國企業怎樣在早期積累之后，怎樣具有國際的視野，老實講我去過北歐兩個國家，一個是芬蘭，一個是挪威，那里的天氣那里的氛圍比較壓抑，但是為什么這樣小的北歐國家能夠所向披靡，咄咄逼人走向世界，在我看來那里的男人是非常壓抑的，所以芬蘭的男人是全世界自殺率最高的地方為瑞典這樣具有國際品牌效應的產品，能夠所向披靡，我們今天倒想好好請教一下Fredrik Haren先生。到底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文化背景，導致他們一開始創業的時候，就具有國際的視野和國際的思維。不過我想可能有資格回答這個問題的，不僅是比較有資格，而且具有同樣國際視野的這樣一位嘉賓是王輝耀先生，是歐美同學會的副會長，同時也是歐美同學會商會會長，最近他們成功舉行了2005委員會一個非常大的頭腦風暴的會議，相當成功。上百名最優秀的海歸代表紛紛登上講臺獻計獻策，為祖國的發展獻言獻策，我想王總自身肯定有很深的感慨，他怎么來看待把國外學來的帶到國內，然后再返回給予他知識的國外。我們有請。

　　王輝耀：謝謝主持人楊銳。我覺得今天這個話題是非常好的一個話題，跨國公司與中國的商業主義。我認為在目前中國已經進入改革開放的第28個年頭，實際上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就是一直不斷地一種開放和改革的進城當中不斷演變。真正到了1978年中國才真正開始了改革開放，所以說我覺得這是非常漫長，但是也是非常短的一個歷程。我們來看中國目前的改革開放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跨國公司進入中國。現在跨國公司五百強有400多強到中國來發展，而且這個已經成為一個全球化的趨勢。所以說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發展和作用，我覺得是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另外一方面，我覺得我們看待跨國公司的觀念上可能有一些改變，比如我們一直認為跨國公司是外國公司或者外來公司，實際上我覺得我們可能要做一些調整，其實在中國幾百家的跨國公司，在中國建立了大量的企業，在中國雇傭了大量的就業，提供了大量的稅收，所以我覺得這個實際上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些跨國公司在中國建立的公司也是中國的公司。所以我很贊同中國政府最近也在考慮，是把比如有關的稅收和有關的跟國際國內的公司都統一起來，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一個舉措。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隨著國家的發展，我想中國應該培養更多的自己的跨國公司。我們很高興看到中國現在有自己的跨國公司，比如我們看到聯想、海爾等等一系列的公司也開始走向了國際。這樣的話，我們不僅是在中國有中國各國的跨國公司，同時也有中國自己的跨國公司。我還想舉一個例子，就是我們在對待跨國公司在中國的作用的時候，可能我們要更多的把跨國公司當成自己的公司，我可以舉一個例子，我曾經在加拿大呆過很多年，在加拿大政府的總理每次出訪的時候，每次帶了很多的公司，其中就有很多加拿大的跨國公司，比如加拿大的GE，加拿大的阿爾斯通，加拿大的ABB等等很多加拿大的其他公司。在中國政府以后出訪的時候，可不可以帶上中國的GE公司，或者中國的們公司，這樣可能給中國給世界更開放的印象，不僅對中國公司要支持，對中國的跨國公司也是一視同仁的態度，這樣會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最后我想講一下，目前在中國回來的

留學生當中，我這一塊比較熟悉，商會和歐美同學會的學長我都了解，其中大量的是在跨國公司工作，他們在跨國公司工作實際上也在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你比如說這些海歸所帶進來的風險投資，帶進來新的管理和新的創意，包括最近中國最大的IPO工商行在香港上市。全球最大的IPO，發行量最大，而且有史以來破了記錄的，居然沒有在美國上市，而是在香港，這個中間有很多跨國公司的參與，實際運作的很多都是我們的海歸或者留學人員。我想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跨國公司也會誕生起來，中國跨國公司有兩個概念，一個是本身是中國自己本土的，同時還有國外在中國社會的。瑞典的這位先生講的，不要過多強調跨國公司的國別，因為很多的跨國公司是全世界的公司，我們更多的要來推廣中國自己的跨國公司，而且對跨國公司有一個公正的判斷。謝謝！

　　主持人楊銳：在全球化的今天，經濟上日益相互依賴的今天，所謂的跨國公司很難給它一個很嚴格的定義，它是哪個國家的，可能更愿意稱自己是全球的。我是全球的，我是國際的。剛剛王總也提到了，一年前，CCB，中國建設在香港上市，前不久工商行IPO又在香港，這背后都有大的國際投行協助運作，今天在座的有法國巴黎百富勤融資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朱東。比如高盛，比如瑞銀都是聞名遐爾大的國際投行，百富勤在日益競爭激烈的中國市場，它所提供的服務有什么特色，有請朱總。

　　朱東：謝謝主持人的介紹！其實剛剛主持人介紹這一塊，我覺得和我們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經驗這一塊，稍微拉到海外上市這一塊，實際上海外上市我想后面還是有一些專題去專門討論。談到跨國企業給中國企業帶來什么，實際上剛剛聽到幾位嘉賓談到的一些看法也好，感悟也好，其實我更多的感悟是什么呢？是我在服務于我的客戶，比如蒙牛、比亞迪、九龍紙業。其實中國的整體強大，實際上在于每一個細胞的強大，這每一個細胞是什么？其實是在座的各位企業，企業家所領導的這些企業的強大，所以給中國整體的強大帶來的活力和動力。這里面我實際上看到中國很多優秀企業的時候，包括生產管理上，包括成本的控制上，實際上我自己來看并不亞于其他的一些跨國公司。

　　這里實際上回顧過去5年、15年、20年改革開放的時候，我相信王總本身的感悟也很強。在過去10年的時候，西門子在中國感到的壓力，所謂競爭的壓力是什么？我相信可能和今天不管是華為也好，中興通訊也好，還是其他的中國本土IT公司給它的壓力。我相信十年前給它的和今天給它的完全不一樣。我們要向跨國公司學習，但是中國的企業要有中國企業自己的優勢和自己的強項，一定要有堅定信心，我覺得不要覺得跨國公司所有的東西都是好的，但是缺我們是缺東西的，缺什么呢？我覺得缺的是公司管制這一塊。公司管制我覺得是需要很多社會的整個商業環境去配合，當然這個也需要整個環境不斷地改善和提升，使得我們公司在一個非常好的氛圍之內，能夠把公司管制問題處理好，當然這個題目比較大，可能展開時間比較長。

　　回到主持人談到的上市的這一塊，實際上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CCB，是建設也好，還是IPO也好，法國巴黎百富勤在這里都起到了相應的作用，包括在歐洲銷售，在亞洲地區的銷售，但是實際上可以看到，這兩家大型的上市吸引了全球，可以說所有的有規模的這些機構投資者投資，在這些機構投資的投資組合里，特別是金融行業的組合里，不放建行，不放工行是不可能的，如果出現任何閃失的話，基金經理交待不過去的，從另外一個角度可以說，中國的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的分量已經非常大了。

　　主持人楊銳：我非常欣慰地看到在座的幾位優秀嘉賓，從他們言簡意賅的發言，就感覺到中國的企業在迅速和國際企業接軌。有一個場合我和教育部的官員講過，什么時候中國的官員發言短到讓觀眾感到舒服的時候，就真正融入到國際大家庭里面了，今天幾位給我們做了很好的表率。我們從瑞典的嘉賓這里了解到了如何從企業一開始就具備一個國際視野，到葉女士談到企業社會責任感，到王總的中國企業如何服務國際，到朱總談到投行如何在提供服務的同時，加強公司治理這個理念，而且表揚了中國本土在這方面絲毫不遜于任何一家國外的百年老店，比如西門子，我們聽一下王春巖先生對此的解釋。

　　王春巖：謝謝楊銳。剛剛朱總講的這個壓力，我們做到家丑不能外揚，已經很明顯表現出來，西門子在兩年前把手機業務全部賣掉，今年6月份又宣布把固定網絡通訊和諾基亞成立合資企業，這兩點就充分證明我們是有非常大的壓力的。我們只有經歷把公司的運作集中在非常有我們的專項的行業方面，好的是西門子經過這個精簡以后，目前還是一個按中國人民幣來算是有8千億銷售收入每年，還有45萬員工的一個公司，公司實際上還在壯大，大家只是在社會上看到的通信比較多一些，公司主要是在工業、自動化方面，在電力、在基礎設施方面我們是最大的業務。

　　剛剛唐駿先生提到公司的幾個核心觀點，一個是技術、市場、品牌。我認為制度是關鍵，唐先生講到最后自己否定了自己，說制度是關鍵，當一個公司從幾個人，變成幾十個人，變成幾百個人，甚至幾千個人，可能通過勤勞，通過你的勤奮，通過你的關系，通過你的親和力，你可以制定這個公司，但是如果公司像百富勤這樣的公司，如果像葉總這樣的公司或者西門子這樣的公司，全球有40多萬員工的公司，我們的名片是90%在內部使用，這樣的情況下怎么管理公司。我想談到一件事情，就是西門子內部員工的滿意度的調查，正好和唐總剛剛講到的社會的數字反過來了，我們是82%的，我們的人非常自豪的西門子工作，這個數字不是假的，我們的公司是不會有人強迫你做任何表態，或者任何人監督你做表態。這是一個自由的表達在這種情況下為什么能做到這一點，還要強調一點就是制度，一個國家要做好需要法制，一個公司做好也需要法制和制度的問題。要落到實處來講，西門子的一個原則，就是四只眼睛原則。在任何一個大的事情上，任何一個比較關鍵的機會上，全球這種機會可能上萬個，就要有四只眼睛，由兩個人決定，部門沒有一個是絕對的領導，最高的領導永遠旁邊有一個監督者，如果這個CM不同意，GM是做不了任何決定的。我們在非常快的發展當中，我們面臨非常強的競爭，無論國內國外來講，大家認為很浪費時間，大家認為很官僚，是的，有的時候很浪費時間，有的時候很官僚，但是大家知道，如果你跑路跑錯方向的話，跑的越快，效果越差。我們中國是不是在這方面應該有一些體會呢？無論從社會制度造成的一些現實來講，還是我們因為國家發展滯后于一些發達國家，造成心態的浮躁，我覺得都是需要大家認真考慮的問題，失掉的機會，和生存到了今天，西門子生存了170年，這個期間失掉了幾萬個機會，但是這個公司一直健康發展到今天，我們的銷售額達到8千億人民幣，我們賣掉了手機，賣掉了固網，在很多人眼中西門子已經賣掉了一半，我告訴你連1/10不到。

　　再一個GE和西門子很類似的公司，大家知道GE過去的總裁是誰，現在的總裁是誰，很少有人知道我西門子現在的總裁是誰，為什么？因為西門子是集體管理的公司，如果公司內部沒有人問誰是最高領導，我們有一個CEC，中央管理委員會管理這個公司，每個人的權利幾乎是相等的，我們的CEO沒有什么大的絕對權利，我作為一個所謂的副總裁，我沒有那么大的權利我能管理的事情只能是我直接管的事情，我認為這樣的結果，就是剛剛回答的問題，為什么我們公司有80%以上的人覺得我很自豪在這個公司工作我也愿意在這個公司工作，我本人也在這里做了很多年，并不是沒有其他的可能更好的機會，而是我非常認同這個公司體制，這個公司的人文，這個公司的信譽。

　　主持人楊銳：謝謝王總。我想在座的各位聽眾有很多的問題。但是讓我來先挑戰一下王總剛剛幾個觀點。所謂的集體領導固然在管理體制上帶來一種相互的制約和監督，但是讓我想起了一個貌似不搭接的國際現象，前南盟國家的鐵托去世以后，它的幾個加盟共和國形成集體管理，沒有多久，紛紛離去，塞爾維亞、科索沃因為民族侵襲，引起北約的大規模介入，這個過了集體管理被證明是一個悲劇。公司里很多探頭，到處監督員工的行為，這些眼睛對應著什么，當然這些問題不是我們今天要回答的。

　　接下來我稍微整理了一下，分為四個小的主題，一社會責任感，二王輝耀先生簡單提到的目前我們并不是給國內和國際在中國的國內國際的所有的公司給予國民待遇也存在稅收雙軌制的問題，這是不公平的現象。第三個話題，中國強調技術創新，跨國公司把他們的資本代入中國的同時，是不是也帶來了中國非常渴望的除了管理經驗之外，更重要的是科學技術。第四公司進行成本治理控制。這一點朱東先生簡短發言當中已經提到了。我特別希望朱東回答各位觀眾提出的問題，著重從某一個具體的角度談一下跨國公司在成本治理方面，是否能依然提供很多中國本土公司所無法想到，無法企及的國際性先進的成本控制理念。

　　下面有請葉鶯女士從社會責任感這一塊，接受在座的觀眾的提問，有沒有人想就社會責任感這一塊向葉鶯女士提出挑戰。

　　提問：你好！葉女士。我有一個問題，剛剛主持人談到了為富不仁富不過三代，現在構件和諧社會的今天，貧富差距在拉大的同時，包括社會各界，包括政府都看到了這個問題。對于遮蔭一個問題，有些人片面的理解，就是說企業家致富了，就應該去搞慈善，就應該捐款，就應該關注社會群體。我了解當中，第一種就是我是企業家，把企業做好，安置就業，上交稅收，這個本身是企業家對社會最大的貢獻，至于我關注弱勢群體做捐款或者關注教育，或者殘疾兒童等等這是我分外責任，我可以做，但是不能放棄主業，如果我放棄主業就是本末倒置，如果放棄主業把企業做砸了，這樣就無能為力了，請問葉女士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葉鶯：謝謝你的問題！剛剛各位嘉賓所提到的都是著重在制度。其實制度說白了就是一種企業的文化跟企業的價值觀和訴求。這個在創業的人，創始人當中很重要的。你看現在一些國際出名的一些品牌，比如GE和愛迪生有關系，華特迪斯賴和華特迪斯賴有關系，以喬治伊士曼和喬治伊士曼有關系，這個你貧窮掙扎的奮斗過程本身就是一個財富，今天中國能夠在這么短的時間走上國際主要的舞臺，我覺得跟過去三百多年以來，中國在尋找自己，在貧困當中的掙扎所得到的吸取教育和經驗是不可以分開。就是因為這些出身貧寒的創業人、創始人，他們知道由于可能因為是他們的運氣，可能是他們自己的堅持，他們能夠成功，可是知道在世界很多的角落，可能有些人沒有這樣的運氣，沒有這樣的機遇，所以我取之于社會，必須要回饋于社會。喬治伊士曼過世的時候，他是一個億萬富翁，可是他沒有結婚，沒有子女，所以他把是所有他的財富捐給社會而把一部分的留給企業里的員工。因為他知道這個企業是制造能夠使他服務社會的工具。

　　剛剛我們說像比爾蓋茨出錢做瘧疾，這個跟他賣他的產品有什么關系。可能大家看到沒有什么直接的關系，可是間接的關系，更重要的是當你有一個更健康的人群，更和諧均富的社會，這樣的成長才是持續的。所以每一個企業家，當他成功之后，他自己可以為他自己來定位，因為這個企業是他的。這個企業想怎么走，怎么樣能夠基業常青，世代健壯地走下去，這個是每一個現在我覺得民營企業家也好，或者是國營企業家也好，這些老總所有面對的今后要怎么走，開出一條路來。這個是很重要的。這是今天很重要的課題，如果每一個企業在這個立足點看，并不是為自己立牌坊，而是怎樣真正回饋給社會，因為企業是吸取于社會，這是很基本的道理，我希望今天在座的所有管理人員，這是一個星期天，您能夠犧牲您的星期天到這兒來，這的確是我的肺腑之言是很冷門的，可是我們必須面對的。

　　主持人楊銳：的確中國20%的人口占據了中國高達70%的財富，而他們的稅收卻占據了社會整體稅收的20%不到，這樣的一種社會貧富的懸殊，給我們成功的企業，給我們的知名企業家提出了非常嚴肅的社會話題，就是怎樣取之于民反饋于民，才能夠有一種可持續的發展，而對于胡錦濤先生來講，他所提出的就是和諧社會的問題。這個里面涉及到不僅是公司治理文化制度的問題，其實社會的不公平在跨國公司來到中國的時候，已經越來越表明它本身在給中國帶來財富的時候，也使得某些不公平現象顯得更加突出，被媒體所關注，比如稅收的雙軌制問題，跨國公司在中國享有的10%幾的所得稅，而本土公司高達30%多，高出一倍，這樣對于本土公司可持續發展是否有意，這是否是中國入世五周年面對著國民待遇，涉及到公正的問題的時候，我們是不是能夠請跨國公司給予一個讓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請王總。

　　王春巖：你剛剛講到了稅收，你首先提到一個財富比例的問題，30%、70%、20、80，實際上稅收方面，我覺得外國企業，我覺得總體來講是起到非常好的表率。舉一個例子，我的收入，我的收入不但是我的工資，不但是我的將近，甚至我年終象征性每個人拿的紅包都要交稅，也就是我的工資每個月都要有一個大刀非常重的一刀拿掉了，我想葉總你也有這個體會。我不是很樂意的，稅收是我的義務，交稅是我的義務，但是我們國家這個稅收制度現在問題非常大。旁邊坐著的這個王輝耀是我們商會的會長，我是商會副會長。在29號，下一個周三，我們就要和人大財經委主任有一個對話。你剛剛說的稅收，之所以目前外國企業有一點點優惠，大家不要過了河就覺得橋不重要了。中國的經濟能到今天這一步，外資企業外向型經濟，甚至間接地出口帶動占的比例非常大，中國的比例占的比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高。我們得到了今天的這個成果以后，今天馬上就說這個制度很不合理，這個制度可能將來會有修改的必要，但是過去是否合理？我認為不但合理，而且是英明的。

　　反過來講，在我們應該交的稅收當中，我們是合法的。非常公開的，非常誠實的在納稅。我認為我交的稅，我們的官員不一定能做到，這么誠實這么透明的交這個稅，不一定能做到。你承諾低一點，你百分之百地做到，和你承諾的好像比較高，但是不能做到這個情況又是不一樣的，我不知道我說的對不對，但是應該是有一點比較直接的表達。

　　主持人楊銳：其實稅收制度不完善，還是在于本土立法是否完善，我們經常私下開玩笑，說美國這些大佬也很無奈，如果不把這筆錢捐出去，這個稅收也成問題了。還不如成立各種各樣的基金會，一旦把錢交給了基金會，據說發言就受到了限制，西方的很多文化值得我們深思，剛剛王總提到了很多令跨國公司的高層高管非常感慨。我們現在還是先回到今天在座的從皮膚上來看，唯一一位白皮膚的外籍嘉賓，從他的角度來看。

　　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企業的社會責任感，第二個是稅收制度的雙軌制，想從瑞典的角度來看一看，因為瑞典社會民主黨的基本代表的是中間市民，代表著等貴賤。我們來聽聽他怎么解釋？

　　Fredrik Haren：我是來自瑞典，在瑞典它的政治體系是在三周以前已經發生了變化，社會民主黨它其實在瑞典已經有一百年的歷史了，我們這邊學到的，因為作為瑞典人來說，我們已經習慣了政府來負擔社會的責任感，這些責任感，這些社會體制我們大多數我們引進了美國的社會責任感的這些知識。如果想加強企業的競爭力，你也必須要提高你的軟實力，你的軟實力來自于哪呢？來自于公司的社會責任感，這種形象意味著品牌，品牌意味著深入人心，深入人心意味著市場份額。

　　接下來關于稅收的問題，作為瑞典的人，我們可能是世界上賦稅最多的一個國家，其實瑞典人已經習慣了，負擔很高額的稅收。作為企業家來說，我建議大家，因為集中在什么是我們可以改變的事情上，我們不可以決定政府在什么時候或者怎樣改變它的體系，而是我們改變自身，根據這個體系的變化來達到最好。

　　主持人楊銳：我插一句，我在94年從國外回來的時候，恰恰趕上了中央人民電視臺評論部東方時空的改版，當時的主任給了我一份內部的文件，是如何呈現給億萬觀眾面目全新具有西方理念的欄目的時候，我們應該想到什么的，它的題目叫做所能想到的和所能做到的，我們不要不切合實際想一些我們做不到的東西，中國企業涉及到社會責任感的時候，不知道Fredrik Haren是不是有一點低估了中國企業回饋社會的能力。我們是不是真的做不到回饋社會的能力嗎？

　　葉鶯：我不相信中國的企業做不到對于社會負起責任，這個是在中國的老祖宗傳統里面。剛剛楊銳提到的是說如果這個企業賺了很多的錢，如果不回饋社會，你也要交稅的。這一點我要說明一下，柯達在中國每一年我們都提供很多的資金在協助教育、醫療以及社會福利。這些錢不是來自于柯達中國，而是來自于柯達全球的一個基金會。這個基金會協助不同開發中的國家，能夠使我們在當地的市場做相應的回饋。所以這個跟回避中國的稅收完全沒有關系，為什么總部要這樣做？其中總部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維系品牌。我覺得我們瑞典的朋友說得很對，因為你的顧客對你有這樣的期待，你作為一個成功的企業，你應該肩負起這樣的社會責任，我相信更多的中國企業會肩負起這樣的社會責任。

　　講到雙重稅收不一樣的稅收規律的問題，我要說一些話，我的外國同事可能等一下會跟我有意見的。我覺得作為一個外國的企業，跨國公司到中國來你要玩中國的游戲，如果這是中國的稅責和法律我們必須要遵守，當然過渡期間你要遵守，像作為我們歐盟協會或者是美商協會有這樣的義務向政府反映，可是企業不能夠制衡于政府決定什么樣的法律規章可以有影響力，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中國政府在改革開放過程當中，需要吸引更多的跨國企業到中國來，是有很多優惠政策的。比如說兩免三減半，這些是中國的企業沒有辦法享受的，所以如果我們要看一件事情，要看雙面的，作為我們既然要進入到中國市場，覺得這個是能夠維系我們基業常青，在世界舞臺繼續扮演重要角色的這個一個重要的支柱的話，這我們進來的先決條件。就象你到一個日本人家里，不管楊銳穿的多么漂亮的鞋子，你都得拖鞋。我相信作為一個跨國企業，我們應該有這樣的責任，同時也應該有這樣的認知，要尊重當地政府的法律法規，作為一個咨詢提供我們的意見，這個是我們應該做的，可是并不意味著我們的意見不被接受，政府有其他的考量，而覺得這個不公平，我覺得這個有待商榷。

　　主持人楊銳：兩個話題已經做了較為充分的探討。接下來還有兩個分話題。技術創新與國外大的企業技術引進問題，以及公司治理當中的成本控制。接下來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沒有問題要問，比如跨國公司對于核心技術引進的問題。

　　提問：我現在是蒙代爾國際企業家大學的一名學生。我想問這樣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在中國和印度，很多外國企業在中國擴展起來非常容易，像柯達、可口可樂，包括好萊塢的電影都會做得很好，但是在印度很奇怪，本土企業發展很好，為什么外國企業進入中國那么容易，進入印度很艱難。

　　第二我想問社會責任感的問題，在財富這個觀念上，中國人有這樣的看法，他們認為這個財富是上帝讓他托管，而不是他的，中國人掙一筆錢的時候，認為這個錢就是他自己的，所以導致捐錢的時候有這樣的障礙。

　　主持人楊銳：這位先生提了兩個與本次探討接下來兩個話題毫不相干的。我建議先把他的問題放到一邊，繼續接下來我們兩個話題的探討。接下來有沒有其他的嘉賓向我們的王總發難。

　　提問：王總您好！我有兩個問題想請教您。我想問一下，跨國公司最近比較看中中國的外包市場，這樣在您像西門子這樣的跨國公司看待中國市場的時候，是更重視成本因素呢？還是像最近IBM的CEO所闡述的這個觀點，說是IBM在全球尋找人才，剛好人才是在中國，這個成本因素剛好是中國的人才比較便宜的這個因素。我想是人才更重要呢？還是成本更重要呢？

　　王春巖：謝謝你的問題！你剛剛最后的問題，肯定是人才更重要。但是我覺得最最重要的，在這之上最最重要的是中國的市場，而不是成本。如果你的這個地方成本再低，可能柬埔寨、印度或者越南成本更低，比中國還要低現在，但是為什么它們的投資額，它們的市場，西門子在那投資遠遠低于中國，我們目前在中國的投資大約做到20億美元這個樣子，在RND方面，西門子三周以前宣布的，三年內，在RND的基建方面，我們要投80個億人民幣。這樣的話，我們全球的RND有大約10%到13%的樣子現在已經在中國了，相對于中國的營業額占西門子的營業額占了6%到7%。在中國營業額500億，全球8000億，RND的這個遠遠比例要高于在中國目前市場比例，說明什么問題呢？說明這是一個將來的。最重要的市場是帶動將來趨勢。

　　再舉一個例子，就是西門子最新的核磁共振，新出了一款百分之百，在中國的材料，中國的設計，中國人員設計的中國制造的，現在是我們賣的最好的。而核磁共振代表了全球最高的醫療方面的成就，也就是在電子這方面行業的最高的成就，這個就說明一個問題。

　　主持人楊銳：我們談到一個較為敏感的話題。我想把這個問題分別給三個大洲，中國、歐洲和美洲。因為涉及到技術的引進，據我了解，這是中美之間科學技術交流當中最敏感的話題。美國一方面抱怨我們對于美的貿易逆差每年達到2千億以上，但是同時拒絕解除對中國高科技出口的封鎖和控制，但是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不斷往歐盟跑，我們領導人歐亞對話也好，為什么中國對于德國如此殷勤又如此厚待，就是因為德國向中國進行大量的技術轉移。形成鮮明對比的，就是美國在這方面極為保守，大量海歸回來，有些來自美國硅谷，而這個似乎是中國藏龍臥虎，很多都潛藏著似乎覬覦窺探先進的技術，這個是不是有利于國與國之間技術的透明度的交流。我想先請來自最敏感的國家的美國的葉鶯女士介紹一下。

　　葉鶯：謝謝！的確在技術出口上面，提出了很多的限制的。出口控制或者是出口檢驗的這么一個單位。我覺得這個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來自于很多在國會上的一些壓力。在當時的出口限制的名單里，是紅區、黃區、綠區

　　。多數是集中在紅區里面，當時中美雙方談判，是非常困難的。我自己覺得有很多工作，可能中國的企業以及中國駐外機構要很詳細的解釋的，就是中國是一個還好的國家，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國家，特別是在核子技術的擴散方面最敏感的，中國和巴基斯坦非常友好的國家，這個方面我知道相當困難的，至于企業相關的技術的轉讓。

　　主持人楊銳：接下來有請王輝耀先生，他是掌管了或者了解成千上萬不斷涌上岸的海歸情況，海歸是否及時把國外先進的不僅先進的管理經驗和先進的技術帶給國內，而沒有被美國的聯邦調查局跟蹤。

　　王輝耀：跨國公司有180多個RND的建立，怎樣進一步讓跨國公司更加開放，開放他們的技術。我倒有兩個建議，第一個就是說，我們剛剛說到稅收問題上，在稅收問題上起到公平的國民待遇以后，我建議以后中國領導人在出訪的時候，我們不僅帶上中國的企業，像海爾、TCL，包括聯想也是一個國際化的公司，也不完全是一個中國公司，比如帶上美國的GE去美國訪問的時候，整個都是中國公司的話，對美國政府會形成新的一種影響，這個實際上可能更多的開放。

　　第二大量的海歸回來，我覺得這個是對中國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目前只有30%的海歸回國，70%在國外，應該鼓勵他們回來，包括在金融投資，政府任職，國有企業等等方面要更多的開放，讓更多人做這些工作，我想國外技術轉讓會進一步的加強。

　　主持人楊銳：我希望朱先生通過一個具體的例子，法國百富勤在成本控制上提供的先進經驗。

　　朱東：剛剛談到公司管制這一塊，公司管理和企業發展實際上是一個矛盾體，我們剛剛也談到這個話題，西門子每一個事務里有四只眼睛，其實這個效率和制度其實怎么去協調？去平衡的一個問題。中國的企業，尤其是在發展過程中的企業，我覺得可以這么說，我個人碰到這么多的企業經驗來看，這些企業目前來說，制度肯定是最好得來管理你的企業，但是在企業發展的一定的或者是資本積累過程之中的時候，我想企業個人老板的個人的商業感覺，商業決斷可能來的更重要一些。西門子也好，柯達也好，這種大型的企業是無論如何需要用制度，用很好的公司管制的體制來進行的。所以可以說在不同的階段會需要有不同的這種方式來進行。因為會議的時間問題，我不展開多說了。謝謝！

　　主持人楊銳：今天上午的關于跨國公司與中國的商業主義的探討就到這里結束了。感謝大家的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