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屆華人精英會之南京論壇之名士沙龍

　　凌云--華人精英闡釋中國軟實力攻略

　　主持人

　　向熹|南方周末報系執行總編輯兼 《mangazine.名牌》 雜志主編

　　出席嘉賓

　　孫震|臺灣大學前校長、著名經濟學家

　　江岷欽|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王紹光|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教授

　　楊錦麟|香港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著名專欄作家

　　盛瑞生|中國平安保險集團品牌宣傳部總經理

　　孟非|江蘇電視臺城市頻道著名主持人

　　撰文、整理/黃驚濤 圖片攝影/陳德生

　　背景：5月20日上午，2006年度文化盛事-第三屆華人精英會的嘉賓，包括有前臺灣大學校長孫震、著名評論家楊錦麟、香港中大王紹光教授、臺北大學江岷欽教授、著名主持人孟非等重量級精英人物，來到了南京著名會所1912涵碧軒，舉辦名士沙龍。

　　氣氛輕松、布置高雅的名士沙龍，引發了嘉賓談話興致，妙言高論精彩不斷。話題從不久前“姚明、章子怡，比孔子更有傳播效果。要像重視孔子一樣重視章子怡，中國文化才會有未來”開始，嘉賓們從中美文化比較、民族心態、大眾傳播需求、兩岸三地語境等多個方面，做了精彩的爭辯。精英集中對中國文化如何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如何為中國硬實力的增強，做了深入探討。

　　前序：就在第三屆華人精英會以“軟實力與硬實力”來探討中國如何向國際進行品牌輸出和文化輸出之時，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一句“一個章子怡抵一萬本孔子”的論斷引起了輿論的強烈反彈。“一個章子怡抵一萬本孔子”的言論，不管是因為張頤武的刻意強調或表達上的“語不驚人死不休”，還是媒體在傳播過程中有意或無意抽取掉具體話語情境的曲意理解，這句話都因為產生于中國正著力于打造自己的“軟實力”、正急于樹立自己能夠向世界傳播的“中國形象”而又找不到傳播的有效方式的“焦灼時期”，而擊中了眾多中國人的情感軟肋。深沉厚重的孔子與輕歌曼舞的章子怡到底哪一張面孔更能代表中國，更能為世界所了解、接受，中國軟實力的內涵、中國軟實力的有效傳播方式到底是什么，成為精英會主題論壇之外所舉辦的“名士沙龍”上另一個可以闡釋、可以論爭的話題。

　　江岷欽：章子怡是“一朝風月”的炫耀性財富，而孔子是“萬古長空”的耐久財。

　　我并不認為一個章子怡能抵一萬本孔子。雖然，在整個社會世俗化的過程中，從過去的精英慢慢地走向平民化，一定會出現這種“一個章子怡抵一萬本孔子”的錯位情況。中國過去的傳統價值觀排序是士、農、工、商，“士”就是精英的角色，“士”通過對知識的匯集，然后通過所謂的二階段性傳播，讓普羅大眾來接受。現在的情況是人人可以發言，人人可以表達意見，這加速了整個社會的世俗化過程，可是我們應當看到，一個社會之所以能夠保持它的核心價值，還是需要精英分子，當然，有人會開玩笑說“孔子公不如孔方兄”。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章子怡代表的是一種炫耀性財富，或者說是奢侈性的消費，但是她的替代性會比較高。我不是說章子怡不夠好，她非常地優秀，但是章子怡容易復制，通過美容技術，通過演藝界的推陳出新，就可以使另一個“章子怡”產生。如果把她的事業當成是一種商品行為的話，那么這種商品的生命周期不會很長，而孔子歷經一兩千年卻還存在。

　　比較而言，章子怡屬于一種現代型的炫耀性財富，在衣食已足的條件下，她表征著一種不是那么必要、但是可以炫耀自己的身份地位的消費型財富。可是孔子不一樣，孔子是耐久財：不管你怎么去使用他，他都不會減損；他甚至是一種公共財，是全體中國人所共有的。這種財富，也許你去使用它的時候，在短時間內會感覺不到它的炫耀性的內容，但是它能夠滋潤你，能夠使人心沉淀。

　　司馬遷在 《伯夷列傳》 中得出一個結論，他說：“同明相照，同類相求。云從龍,風從虎。圣人作而萬物睹。”“同明相照”，就是同樣的光明會照在一起；“同類相求”，就是精英跟精英、名士跟名士聚在一起，—像我們今天開玩笑說，我們今天七個參與“名士沙龍”的人是“新竹林七賢”，七個人“閑”在這里沒事做，就來清談一下。—云跟著龍，風跟著虎，而圣人作為一個典范，萬人萬物就會追隨。所以我認為，在整個社會的世俗化過程中，士、農、工、商的傳統價值排序被顛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孔子公”會不會必然不如“孔方兄”？在價格上，是這樣的，可是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價格”雖然很重要，可是“價值”恐怕是無價的。

　　另外我們知道，在演藝圈，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所有這些明星，他們不是恒星，而是流星，雖然很閃亮，雖然流星劃過天空會有多久我們不知道，但是它一定會過去；可是恒星不一樣，“萬古長空，一朝風月”，—恒星也就是孔子，他永遠在那里。基本上，在一個社會里，在我們的人生道路上，能夠指引方向的，是恒星。我們不會看著流星去決定我們行走的方向，而是看北極星。

　　孔子就像是一杯開水，透明、清淡，喝起來不一定是那么燦爛，而炫耀性財富則像可樂，五顏六色也非常好喝，但是哪一種對身體有好處呢？我覺得還是開水，而不是那些燦爛性的飲料。

　　我認為，炫耀性的財富我們并不排斥，就像流星劃過天空，我們都會發出贊嘆的驚呼，但是留下來的，會是恒星，會是耐久財，會是孔子。

　　楊錦麟：從中國軟實力的輸出、中國形象的確立方式的角度來看，張頤武的觀點有他的合理性。

　　我認為把孔子作為“耐久財”沒有人會去質疑。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經過批孔、打倒孔家店這樣一個過程，在德先生和賽先生興起之后，我們才發現，孔子原來也是“耐久財”。我很欣喜地看到這種文化價值的認同和回歸。

　　張頤武教授有關的論點，以我個人從傳播的角度來理解，他并不是說孔子的價值比重遜于章子怡。我相信，他是指，在中國試圖向世人宣示一個新的“中國形象”的營造過程中，在試圖讓西方社會、讓西方的普羅大眾來認識中國的時候，也許章子怡會比孔子來得更直接。這個論點，牽涉到我們更容易被別人所認識的新的中國形象是什么的問題。在過去西方媒體的筆下，中國人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就有那種滿大人、豬尾巴或者苦力的形象，冷戰時期，中國人的形象也被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扭曲。到了改革開放之后，隨著蘇聯的解體、柏林墻的倒塌，而中國居然有這么長久的發展，在這么一個大時代的背景之下，中國要實現和平雙贏，它也在開始琢磨自己軟實力的輸出、軟實力的內涵和軟實力的包裝問題。

　　結束“文革”之后，中國的經濟爆發了，但是它的價值觀卻也被摧毀，經濟的高速增長并沒有帶來人的道德價值的提升，中國進入了一個道德淪喪、價值失衡的時期，馮驥才先生把它稱為“中國病”，而這場病來得太快。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在西方用了幾百年的時間，而中國的經濟積累卻只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它的財富的積聚程度超乎我們的想象，它擁有全世界超過8000多億的外匯儲備，它擁有“世界工廠”這樣一種稱號，它擁有那種足以讓世界折服不已的勤勞、堅韌和創造力，但是就是這樣一個中國，在西方社會里，在國際媒體上，它的形象是什么？這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也許，當孔子重新回到我們的“耐久財”或“永久財”的位置上來的時候，我們會感到很欣慰，這其實也是中國新文藝復興的一個發軔。我認為兩岸三地的中國人，已經在孔子這里找到了一個共同的認同點。但是，當外界在把“孔子”與“章子怡”作簡單的對比的時候，我一直在思考：當一個西方人尤其是一個帶有偏見的西方人，在接觸中國文化的時候，他可以觸摸、可以接受的形象是什么？當我們的政府沒有辦法給出這個答案的時候，我們有些燦爛的流星就已經出現了，像章子怡、鞏俐、張藝謀。在今天的美國人眼里，姚明的形象就代表了中國人的形象。一個高大、能夠進入美國主流社會并為其所接受的YAO，它可能就取代了當年滿大人或者苦力的形象。如果沒有“文革”十年浩劫的結束，沒有改革開放，姚明就不可能出現，姚明可能就會終生老死在中國的哪個球隊里面，他也就不可能告訴世界：今天的中國人也可以跟西方人一樣的棒。

　　這里面牽涉到一個“中國形象”的傳輸方式的問題。如果我們的傳輸方式找不到，如果我們只是依靠在全球的那40多家只教外國人學漢語的孔子學院，那么我們就不可能展示出我們的軟實力，在這一點上，我們遠遠不如日本的動漫，遠遠不如韓國的“大長今”。我們沒有一個固定的品牌。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待章子怡現象和張頤武教授這樣的感慨，我認為有它的合理性。

　　王紹光：不能僅僅只用兩千多年前的水來澆灌我們今天的土地，文化的活水需要互相灌濟。

　　張頤武教授講這番話一定是有他的一個場景的。實際上，最早提出“軟實力”這個概念的美國教授約瑟夫·奈，他當年也說了跟張頤武差不多的話。因為他在講美國軟實力的時候，也并沒有把杰斐遜、潘恩等人提出來，而講的是麥當娜、好萊塢的電影，講的是邁克爾·杰克遜的音樂等等這些流行文化。他當然沒有說得那么直白，沒有說邁克爾·杰克遜就比杰斐遜更厲害，但是他的潛臺詞是一樣的，就是你這個國家在外面可被接受的形象是什么。像一般的美國人，要他在地圖上找到中國在哪里都很困難，那要他去知道孔夫子，將是難上加難。不要說一般的美國人，就是美國的教授也很少知道孔夫子說了什么，他代表著什么。

　　張頤武講的“章子怡”，應該不是指章子怡這個人，而應該是指一代新的中國在海外所能被接受的形象。全球有40多家的孔子學院，主要是在教外國人學習中文，那也是非常重要的，雖然他們不是在教孔夫子的那些說法，但是慢慢可以過渡到去教外國人認識中國文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孔子與章子怡是沒有矛盾的。

　　中國的文化傳統，不是只有一個來源，而是有好幾個來源，孔夫子只是我們的思想資源之一，而一種文化需要的是常流常新，而不是一潭死水，如果只用兩千多年前的水來澆灌我們今天的土地，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在流行文化和經典文化這兩種文化之間并不一定產生矛盾，它們可以互相補充。中國軟實力的形成，中國在全世界的形象，如果這兩者都有的話，將可能會更好。

　　江岷欽：要章子怡去折射出一個孔子的形象，這對于她的美來說是太殘忍了，我們需要去尋找到一種使古典變成現代的包裝方式。

　　我同意張頤武的講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為什么當我們提到一些深沉厚重的國家比如德國，你不會想到它任何的流行文化，而是想到康德、歌德或者是費希特。我認為一個深沉厚重的思想巨擘，如果能夠通過適當的包裝，那么古典也可以很現代。我們并不一定要請現代人像章子怡來做代言，就算她能夠代言也不一定能夠代言孔子。如果要章子怡去折射出一種深沉厚重的形象，那么對于她的美將很殘忍，她只需要活得真實，章子怡要不要折射出孔子的形象，我覺得還是不要也罷。

　　章子怡塑造了一個新的中國形象，或者說是傳遞了華人的文化，她是一個很成功的表演者，她也有她的文化內涵，可是我想，如果在傳統刻板的形象之下能做突破和顛覆的話，進行新的形象包裝，我想會更完美，而用“一個章子怡勝過一萬本孔子”這樣的論述，這對我們這些活在這個深沉厚重的國度里的人還是會有一定的傷害的。流行文化畢竟是短暫的，深沉厚重的文化則不然。我們想到德國就會想到康德、黑格爾，想到馬克思這些帶有深沉厚重文化色彩的人，這就是德國可以傳播的軟實力。要把一顆恒星的光放在一顆流星上去，使其發光，然后引出更多的恒星，確實是手段之一。不過行銷的方式還有很多，我們可以去尋找那種使古典轉成現代的方式。

　　孫震：經典的文化價值，通過通俗易懂的形象傳達，比經典的直接表達要更容易為人所接受。

　　章子怡不是一個簡單的現象，而是一個集合的形象，她代表著一系列的東西，最后才形成章子怡這個人。在傳播程度上，是“經典”常常有人“講”，但是就是沒人去“念”，而詩詞卻是人人都念，在念的時候你的人格就不知不覺地已經受到詩詞的影響了。同樣從傳播上來看，詩詞又不如戲曲和小說。中國自古以來，絕大多數不識字的人，是念著 《論語》 來確立他的人生的價值的，是念著詩詞來得到的，還是看到戲曲得到的呢？—他是小時候看到那些舞臺上的戲，來確立他人生的價值的，而那些演戲的人就成了他崇拜的偶像。

　　孔子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沒有長篇大論，他覺得一套空話、一套理論和原則，還不如見諸行事。我常常講，關公一千年來為什么受到這么多人的崇拜？像我們臺灣，如果把關公這個偶像拿掉了，那么臺灣的宗教就少掉了一半，如果把媽祖再拿掉，那另一半又不見了，這樣臺灣人也許就會無所適從了。關公成為一個偶像是因為 《三國志》 呢，還是因為 《三國演義》呢？—是因為 《三國演義》 。 《三國演義》 所塑造的形象的那種代表性，已經遠離關公其人了，是另一個偶像的崇拜。還有，像我們對諸葛亮的崇拜也是一樣，諸葛亮如果真的那么能呼風喚雨、神機妙算，那為什么就不能使蜀國統一天下呢？—因為羅貫中塑造了一個理想的典范。你覺得這個典范了不起，其實了不起的是這個典范背后所代表的那種文化，而非其本人。關公和諸葛亮其實是成為了一個集合的形象，是我們把很多傳統的文化價值附加在他的身上，通過偶像，通俗易懂地傳達了傳統的、經典的文化價值。

　　孟非：我們要在大眾文化中多注入一些經典的東西，同時大眾文化也可以轉化為經典。

　　孔子與章子怡最大的區別是什么？如果要我來回答這個問題，我認為孔子與章子怡最大的不同在于，一個是可以消費的，一個是不可以用來消費的。我想張頤武在講章子怡的時候，那個章子怡不是指的一個個體，而是指的以她為代表的一系列流行的公眾人物。章子怡只是一個符號，一個“代數”，而孔子可能指的是一個個人。在先秦的學術人物之中，沒有一個人能像孔子一樣對今天我們中國人的文化性格產生那么大的影響，像溫良恭儉讓、禮義仁智信等等這些價值，都是孔老夫子留下來的。由于統治者的利益需求，孔子在歷史上的地位經歷了不同的變遷，但是孔子作為一個思想家，他在兩千多年里經受住了考驗。

　　面對德國，我們想不到很多的流行人物，想到的是一些思想家。今天我們中國如果希望被世界了解的話，那么到底需要的是哪些符號？2004年我去希臘，接觸到很多希臘人，我問他們對于中國了解多少，我聽到最多的答案是成龍、毛澤東。章子怡為什么這么紅？我不愿意把她理解為一個個體，因為章子怡就算在藝人當中，也很難算得上是德藝雙馨，她只是一種可以消費的元素和文化。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一個思想家的思想可能延續幾百年、上千年，可是一個藝人的職業壽命可能最長的也就是四五十年。

　　我想，是不是可以在大眾文化中多注入一些經典的東西，而大眾文化，也可以慢慢轉化為經典，比如詩詞在當時就是俗文化，所謂“青樓夢好、豆蔻詞工”，多少文人在妓院里紅袖添香而寫下了千古流傳的文章。另外，不可忽略的是，其實孔子的思想除了厚重博大之外，也還有很多輕松幽默的東西，像孔子在講到理想的時候，他問他的弟子，他的弟子有人說要治千乘之國，而他最欣賞的學生是什么，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風呼舞雩,詠而歸”，就是吹吹風、洗洗澡回去了，孔子說這種理想最好，我最欣賞。所以，我們要在中國傳統文化和在能讓世界了解我們的那種最“快餐”的文化中間，去尋找到一個平衡點。

　　盛瑞生：章子怡是迎合西方價值理念的產物，還是能夠代表中國文化的符號，這是最關鍵的。

　　章子怡是一個能被西方人所接受的中國形象，但是這個形象豐富到什么樣的地步，是很關鍵的。去年美國的 《新聞周刊》 做了一個有關中國的龐大的報道，把她作為封面人物，把她作為一個中國崛起的形象代言人。在西方人中，章子怡就是那種有足夠的自信、聰明、漂亮的中國人的代表，而姚明即是那種高大威猛的形象，這兩個形象開始在西方人世界中建立起來了。

　　經典的東西往往是藏在最下面的，在章子怡的背后有沒有一個深厚的文化內涵賦予她，有沒有中國的文化在支撐她，我覺得這是最關鍵的；章子怡到底是一個迎合西方人的價值理念而制造出來的形象，還是一個能夠代表豐厚的中國文化的符號，這才是最重要的。

　　向熹：較之向世界傳輸中國文化金字塔最上端的部分，找到一張最直接的“中國名片”打出去也許更重要。

　　從中國要向世界傳播一個中國人的形象這個角度來說，姚明、章子怡的面孔確實比一萬本孔子要更有效果。在傳播的過程中，孔子與章子怡的價值錯構帶來了不同的評價，這背后隱藏著一種深層的矛盾。第一個矛盾就是孔子是兩岸三地正在被尊崇的圣人形象，這種說法觸犯了大家心中最柔軟的部分。第二，為什么我們在談章子怡和孔子的時候，大家會覺得大不敬，還是因為我們對商業文化和大眾文化沒有一個新的接受意識，還是覺得做演藝的天然不能跟做道德文章的先圣相比。在商業化的過程中，我越來越感覺到章子怡不僅僅是一種炫耀性的財富，而且也是我們生活當中不可缺少的娛樂部分，也是這個社會所需要的。當我們還是在使用過去的一套標準之時，現實生活卻又產生了對娛樂的需要。為什么我們在一談到軟實力的時候就自然會去想到孔子呢？我想這是中國文人的一種自然沖動：孔子代表著一種中國最尖端的文化，把我們最尊崇、最尖端的文化傳播出去，一直是中國文人的一種理想。在我們今天要向世界傳輸我們的軟實力的時候，當務之急到底是傳輸我們金字塔最上端的儒家價值，還是先讓外國人了解中國，找到一個最直接的“中國名片”，并且把這張“名片”打出去，我想后者也許更重要。

　　再就是，我們需要“中國形象”的多元，也需要推廣主體的多元。中國需要一個多元的形象去向世界來展示自己，同時中國的各種人群，應該各自干各自的事情，建孔子學院是一種方式，做娛樂的，除了做好章子怡之外，還要做一萬個“章子怡”，從不同的層次來樹立中國的形象。

　　王紹光：研究孔子這顆恒星，是專家的事情；如果沒有章子怡這樣的流星，那么這個天空也將變得很沒意思。

　　兩千年前中國就有過“軟實力”與“硬實力”的比較。那時候講“霸道”和“王道”，“霸道”就是靠武器，靠硬實力，“王道”就是靠軟實力，就是靠孔夫子講的那一套。孔夫子的那一套，大概被利用了一兩千年。而在西方也是這樣，西方人說我們需要的是面包加馬戲，“面包”代表的是生產力，是硬實力；“馬戲”是娛樂的東西，是軟實力。而章子怡是屬于“馬戲”的東西，其實也就是軟實力。

　　把孔子比喻為恒星，而把章子怡比喻為流星，但是在我們的現實當中，又會有多少人會每天拿著望遠鏡去看恒星？拿著望遠鏡每天研究恒星的運行，這是專家的事情，而不是一般老百姓每天要做的事情，但是一旦天空出現流星雨時，就會萬眾矚目。我想流星和恒星都很重要，都發光發亮；而如果沒有流星的話，那么這個天空將變得很沒有意思。只有這兩者互相補充，交相輝映，才能使天空更燦爛。

　　軟實力的重點在“軟”上，而不是重點在“實力”。這個“軟”就是要“軟”到大家能接受。如果是硬邦邦的經典的東西，不要說外國人接受不了，就是我們中國人自己都接受不了。所以這個“軟”，第一就是要能夠被大眾所接受，要能成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

　　楊錦麟：我們對孔子的尊崇心理，與我們潛意識里面對領袖的尊崇是一樣的，所幸的是中國正在走入一個價值多元化的時代。

　　為什么我們會覺得章子怡跟孔子相比較就會有落差、有錯位呢？就是因為覺得章子怡這樣一個新銳的中國人的形象，沒有傳統文化的養分在滋潤她。不過，我想章子怡的身上如果沒有傳統文化的養分，這不是章子怡的錯，而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罪過。

　　另外，我們對孔子的尊崇心理，與威權時代對領袖的尊崇心理是一樣的。我們這個民族在潛意識里面需要一種對偶像的依托，所以當孔子和章子怡并列時，我們的內心就會受不了。如果章子怡、姚明他們的言行舉止沒有折射出中國人的那種溫良恭儉讓、那種傳統文明的東西，這不是他們的錯。我很慶幸中國已經正在走入一個多元化的時代，中國人的形象不再是單一的：不再是單一的成龍、李小龍或毛澤東、蔣介石。一個在和平發展過程中能夠符合世界普世價值的中國人的形象，是一個群體塑造的過程，既應該有孔子，也應該有章子怡及一大批的超女等等。

　　如果一個國家的民族文化對它的公民素質的養成沒有起到作用的話，如果在它的公民身上沒有它這個國家民族文化的痕跡及民族文化的自然流露的話，我認為是這個民族的失敗，當然也不是說章子怡的背后就一定要有一個孔子幽靈在徘徊。章子怡的言談舉止要體現出中華民族的“德”，如果沒有，她只是西方好萊塢及觀眾所需要的那種寬衣解帶和妖媚，我認為我們應該要檢討。

　　我一直強調“輸出的方式”，像美國的麥當勞、肯德基，它們沒有高舉美國的國旗，但是大美國主義卻無所不在，好萊塢的大片中，美國意識、美國中心主義也無所不在。

　　孟非：美國人通過好萊塢大片，找到了一種輸出文化的方式，我們也應該積極尋找。

　　全球的老百姓是通過好萊塢的電影、

可口可樂、邁克爾·杰克遜來接受和認識美國文化的。在美國電影中，一旦

外星人準備奴役地球、統治地球的時候，那個飛船一定是降落在白宮南草坪，然后是美國總統代表、帶領全世界來抗擊外星人的入侵。也不知道是誰賦予了美國人這樣的使命，也不知道外星人的飛船要來，一定是到美國，一定是到白宮門前降落，然后由美國總統帶領全人類(一定是說英文)去進行談判和抗擊。美國人傳遞的就是這樣一種文化，那就是美國人要對世界承擔責任。這就是美國所要輸出的文化，這也是美國人文化輸出的方式，他們找到了像好萊塢大片這樣的載體，那么今天我們的中國人，也應該積極尋找這種最佳的傳播方式，不管是輸出經典還是輸出大眾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