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經濟學教育：共性傳承與個性彰顯研討會實錄

　　由人大經濟學院、人大財政金融學院和梁晶工作室共同主辦的中國經濟學教育回顧與展望系列之二——現代經濟學教育：共性傳承與個性彰顯研討會于3月18日上午8：30-12：00在人大明德主樓舉行。新浪財經獨家圖文直播。以下為現代經濟學教育：共性傳承與個性彰顯研討會實錄：

　　主持人 張杰：中國經濟學教育回顧與展望系列研討會第二單元現在開始，我們這個單

元的壓力是相當的大，指定發言的是七位教授，還要預留半個小時的自由討論時間，所以需要規定每一位發言教授的時間，不能超過8分鐘，因為時間關系，我作為主持人，就不多說了，首先按照發言的順序，有請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的李稻葵教授發言。

　　李稻葵：謝謝主持人， 的確時間壓力很大，好在剛剛四位精彩的發言，重復的地方我就不講了。我今天發言有四句話來總結。第一，要正確理解現代經濟學，第二是中國經濟學需要現代化，第三，中國經濟學也必須本土化，第四，經濟學教育在中國也必須要現代化和本土化。

　　第一， 要正確理解現代經濟學，現代經濟學的概念應該是比西方經濟學更加的精確，現代經濟學指的是從上個世紀20年代開始流行起來的經濟學體系，具體說來，這是一個從上個世紀20年代開始的，引進了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經濟現象的研究體系，我們稱之為現代經濟學，總結看來，現代經濟學有三個重要的特點，一是具有相當的自然科學性，其中包括強調從假設開始，到推理，到下結論這個邏輯性，也包括強調以計量經濟學為基礎的經驗研究，強調假設檢驗，這些就是自然科學性，我并沒有說是科學，但是具有自然科學性。

　　第二，現代經濟學有相當的包容性，就是它的體系本身是沒有意識形態的因素在里頭，是一套研究方法，這套方法在不同的環境下可以得到不同的結論，事實上在現代經濟學體系下還包括了很多繼續關注傳統經濟學問題的很多研究，比如說再過一個月，我們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和

　　第三，由于是有一定的自然科學性和一定的包容性，所以現代經濟學是傳統政治經濟學自然的傳承和演進，也就是很多傳統的問題，比如說剝削的問題，收入分配的問題，仍舊在現代經濟學中得到討論，而且就算是現代經濟學一些常常被人詬病基本的假設，比如說經濟人的假設，這個假設本身也是在演進，現在流行的實驗經濟學，就是在不斷的更新和豐富經濟人的假設。所以不能把現代經濟學定格在某一階段，說它是有很大問題的。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我建議逐步的用現代經濟學的提法來取代西方經濟學的概念，這里可能還有其他的含義， 我就不細說了。

　　第二句話，中國經濟學需要現代化，原因是什么，我就不重復剛才林毅夫教授他們講過的很多道理了，我只是想強調，這個是我們中國整個社會、整個經濟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國經濟學怎么樣現代化呢？我想需要在三方面來努力，一個是把現代經濟學的核心的知識結構引進到中國的經濟學研究、教學中來。第二是學風和研究方法的現代化，剛剛林毅夫也強調了，不能照搬所謂現代經濟學里的一些簡單的結論，要非常明白里面的假設是什么，前提是什么，在討論問題的時候，也不能直接照搬他們的結論，也要講究從假設到推理，到檢驗，這么一個理論創新的機制。這是研究方法和學風的現代化。

　　第三，我覺得學科組織方式的現代化，這個也很重要，包括怎么樣組織學術會議，怎么樣審稿，選各種各樣委員會的成員，各種各樣的委員會怎么樣投票，怎么樣運作，這套方式跟學科的發展是緊密相關的。還包括我們教師的聘任，教師的提拔，這套系統，我認為也應該逐步的引進現代經濟的學術管理方法，這個可能是超出的經濟學本學科的做法，是有一定共同性的。

　　第三句話，中國經濟學也必須本土化。 以上幾位已經論述了。我補充一點，即便是在現代經濟學里，比如說以美國為重鎮的經濟學里，他們的經濟學研究，事實上是帶有很強的民族特色和國家意識的，他們所關心的問題，他們研究的假設，往往是帶著本國經濟的特點，比如說Joseph E·Stiglitz說的，在70年代關心的是滯脹的問題，以前關心的是失業問題，這是以美國經濟為藍本的經濟問題，如果把他們關心的方法搬過來的話，顯然對中國的實踐是沒有指導意義的。

　　目前在西方，包括美國的經濟學家，他們關心的主要問題，所謂的前沿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從他們的生活中產生出來的問題。我舉很小的例子，在我們的學校里，我們形成了一個制度，我們要把國際上所謂最主流的雜志拿過來，定期研讀，讀了幾個月之后，同學們大都有一個結論，他們是，國外研究的問題都是雞毛蒜皮的問題，我說不能這么講，在我們看來是，但是對人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比如說家庭經濟學的問題，黑人和白人的工資差別的問題。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必須要本土化，不本土化的話，絕對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

　　第四句話，中國經濟學教育也必須要現代化和本土化，這里周立群教授講了很多了，我只補充一點，我的感覺，在中國的經濟學教育里，我們現在強調的比較多的是技術，我們引進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技巧教得很多，中國學生非常善于學技巧，這點跟法國學生很像，我們的基礎訓練非常的扎實。但是我們對道，對研究思維方式，對研究方法講得不夠，當然可能跟我們教師的平均水平有關系，所以不只強調術，更要強調道，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要在教學過程中培養志，就是對經濟學的興趣，這個不只是救亡強國，而且還要啟發他們，作為知識分子，作為社會里有頭腦，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個人，對社會現象進行觀察，進行解釋，進行爭辯，關心社會上的基本問題，有了這些興趣之后，才能培養出道，培養術，培養出新一代的經濟學大師。謝謝大家。

　　主持人 張杰：感謝李稻葵教授，他剛才的發言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民族特色和國家意識，還有中國的學者喜歡關心大的問題，其實大的問題不一定是重要的問題。同時他又給大家闡釋了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術”和“道”的關系，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下面我們請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吳曉求教授發言。

　　吳曉求：很高興參加這個座談會，我準備談三個問題。一個是經濟學的一般共性問題。經濟學應該是一個辯證的邏輯體系，沒有一成不變的東西，任何理論都不可能是真理。這種變動的邏輯框架和邏輯體系實際上是有共性的。我想這種共性，從最低的層面上看，不會因為制度的差異，甚至不會因為水平的差異而有所差異。它們有很多是相通的。比如說市場競爭、公平效益、價值、透明度等等，這些問題都是經濟學所面臨的共性問題。

　　比如說對增長的解釋、對增長因素的分析，比如說對經濟行為的分析，這些都是不同階段的經濟學都會研究的問題，只不過因為條件的不同而發生了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是強調了共性。

　　當前我們國家在經濟學的教育過程中，有兩種傾向需要注意：一個是以所謂的本土化拒絕學習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這是要防止的。第二，我們也要防止以國際化為旗號不研究中國的現實問題。簡單的套用一些方法、模型來做一些檢驗，以此來說明中國的現實，這往往是不成功的。

　　很多用所謂成熟的模型和方法寫出的論文，在我看來多數是垃圾。比如說你翻開很多文獻可以看到至少有數十篇論文，談到中國資本市場的有效性，談到市場規模和資本市場的關系，來論證中國的購并市場是有效益的，但實際上他并不知道中國的制度結構。我的意思是說，在研究中國問題的時候，我們在了解一般理論方法的同時，必須了解中國特殊的結構。它不一定是合理的，但卻是現實的；它可能有不合理的地方，可能需要改造，但是在研究的時候，一定要考慮到這種特殊的結構。

　　就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水平和中國產業的發展水平相比較來說，如果說中國今天的產業強調的是自主創新，那么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和中國經濟在全球相比還并不一致。我認為只有在充分吸收了別的國家的一些新的理論、方法之后，我們的自主創新才能跟上來。當然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我認為它應該具有大國的意識。當然我們的戰略在于轉型，我們的大國意識體現在各個方面。我們也會成為經濟學教育的大國，但是沒有我們的產業來得那么快，因為我們在這個領域受到了太多的阻撓。所以我們一定要充分了解共性。

　　第二，我們也要了解個性。所謂個性，就是對中國經濟現實的了解。因為任何的學術研究和任何的理論，都是有前提的。如果說這種前提在中國的經濟社會中連現實性都沒有，就會很成問題，這個理論本身、方法本身就成問題。如果我們不了解我們所研究的課題，我們所得出的結論就一定是荒唐的。胡鞍鋼曾檢索過CISSI的東西，40%是經濟學的問題。但實際上中國經濟學有大量的學術垃圾，真的沒有任何的意義。要不就完全漠視中國經濟幾十年發展的成就，得出的結論非常荒唐；要不就是完全生搬硬套的把這些模型拿來印證，制造大量的學術垃圾。所以為了規避這種現象，我們在了解經濟學的情況下，必須對中國不斷變化的經濟現實有足夠的了解。因為中國社會正處于一種結構性轉換的狀態中，在這種狀態下，我們會出現大量的問題。中國是一個大的經濟體，如果對這些問題做一些歸納，是能夠得出很多很好的結論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有產生經濟學大師的制度背景，我想現代的中國就如同80年前美國那樣。林毅夫教授剛才講到的那個期待，我認為是有可能實現的，因為我們有這樣的宏觀背景。

　　第三，關于經濟學的教育，我認為經濟學教育最重要的是把握三條。先不說教師的問題，當然，中國的經濟學教師問題是個最大的問題，有相當多的人既不了解經濟學變動的一般趨勢和規律，也不了解中國的現實，應該說阻礙中國經濟學現代化的最大障礙是在教師。事實上我們要解決三個問題，一是我們一定要給學生講清楚經濟學理論演變的歷史。你不知道歷史的演變，就沒有歷史的縱深感，就找不到歸宿，也找不到未來，找不到過去，同時也找不到今天在未來的過程中處于什么樣的角色。你還要講清楚，這種經濟學演變的動力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變化，當時的歷史背景是什么，代表人物是什么，主要的觀點是什么，這個觀點和前面的觀點有什么樣的不同——這些對老師的要求是很高的。所以說，一定要告訴學生，任何一個理論都是有條件的，從來沒有一個理論把真理終結過，一個真理可能持續五六年，但遲早是要被拋棄的；一定要告訴學生，不要產生一種理論崇拜，我認為任何人都是在一個階段有一定的貢獻，他只是一個階段的產物。

　　第二是系統地介紹中國社會不同階段的變革，以及這種變革的原因。要告訴他們每一次變革都是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調整的結果，這種結構的變化是一種革命。要告訴學生理論到現實的過渡，很重要的是通過政策的層面過渡，只有政策層面可以和現實近似，要講清楚這個邏輯過程。

　　第三，我們要告訴學生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有很多，同時要告訴他們，分析方法不能說哪一種是好的，哪一種是不好的。之所以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只是因為要解決的問題不同。千萬不要說哪一種方法是最優的，最好的。

　　我希望這三個問題在經濟學教育過程中能引起一定的重視。謝謝大家！

　　主持人 張杰：吳曉求教授為我們提供了一些觀點，他非常尖銳的提到了學術“垃圾”的觀點，也同樣強調了歷史視角的重要性。其實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就說過“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這里的“溫故”指的就是熟悉歷史、懂得過去。我們大家以此共勉。

　　下面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洋教授演講。

　　姚洋：我談兩方面的問題，一個是引進，一個是我們在引進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我覺得現代經濟學在中國的引進和我們90年代的改革是分不開的。80年代的時候，我們開始了思想的解放，我們沒有真正進行實質性的改革，90年代是我們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非常關鍵的時代，我們有了對現代經濟學的要求，我們有了市場，拿原有的理論去解釋已經無法解釋了，不好用了，而且很多操作層面上的東西無法去用。現代經濟學解決的是什么問題呢？很大程度上是解決操作層面上的問題。在現代經濟學的傳播過程中，梁晶工作室、北大出版社、人大出版社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像博弈論那本書出版不到一年就發行了25000冊，我非常的吃驚，這本書是非常專業的一本書，能夠像暢銷書那樣賣，可見需求是非常大，說明了引進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另外一方面，我談一下問題。我自己編經濟學季刊，很多稿子拿來一看，明顯的像一個練習題似的，看不出來他做的東西有多大的作用，但是用的數學工具和模型非常復雜，只是把別人的模型改了，自己就開始推導了，然后說推導的東西是正確的東西。剛才稻葵講到現代經濟學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科學性，但他也說經濟學還不是科學。我贊同他的后一句話，經濟學更多的是接近于歷史學。它是講一個故事，一個模型就是講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要講得好，要講出新東西來，相信不相信是讀者的問題，你可以不相信。經濟學不能說馬上做個實驗，所以就會出現五個經濟學家有六種說法情況，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一些人對模型到了非常崇拜的程度，凡是模型告訴我的，就是正確的，只要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生產者利潤最大化，最后就推出結論，這種是非常普遍的。一方面他是沒有理解什么叫做經濟學模型。我們知道，做一個模型時我們已經知道結論了，然后我們來寫一個模型，來驗證我的結論。有人說，我想證明一個東西老證明不出來，實際上你想證明什么都可以證明，關鍵假設是什么。經濟學是這樣的，你的假設要經得起推敲，這樣大家才會信你的東西。最重要的是假設更加的接近于現實，在這一點上，我們的經濟學教育還不夠。

　　現在老師教的，完全是國外引進的模型，沒有背景知識。我自己教發展經濟學，發現我們自己寫的教科書，里面都是一些模型，模型套著模型，好像是一大堆的骨頭，沒有肉，沒有現實的東西。但是反過來看別人寫的書，比如說西方寫的發展經濟學，娓娓道來，講了很多很多現實的東西，然后才來講理論。Joseph E·Stiglitz他們寫的經濟學書好，就是因為從美國的問題中提煉出來的，把一些例證都放進來。但是中國的學生可能并不一定都接受，因為他們并不一定了解美國。比如，如果用信用卡來舉例，學生就不知道怎么回兒事情。我們中心的盧鋒教授寫的經濟學中國版就是針對中國的情況，很好。倒不是說中國的東西就好，而是要從學生身邊的東西開始，上來就講美國的東西，他們可能就沒有概念，必須從他們身邊的東西講起，這樣他們就對你的講東西感興趣了。因此，我們的教學必須是問題導向的。

　　另外，我非常贊同Joseph E·Stiglitz說的，我們要防止把理論意識形態化。理論本身沒有意識形態，經濟學理論都是中立的，但是我們往往忘記了，經濟學理論是在說一個故事：我們用我的想法解釋世界，它是我對世界的一種詮釋，不是世界本身。關鍵是老師在教學生的時候，把模型當作現實本身教給學生了。比如說科斯定理，它說的是當產權明確定義的時候，產權的歸屬無關。諾斯把它推廣了，說如果不存在交易費用，那么制度就是無關的。他在這點上是完全錯誤的，但我們卻把它拿過來，又發揚光大，到處說交易費用決定了制度的存在。為什么說錯了呢？因為科斯定理必須以產權定義明確為前提，但是，沒有制度怎么能定義產權呢？這是把經濟理論意識形態化的現象。

　　最后一點，我非常贊同林老師說的，中國的現實為我們為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做出貢獻奠定了很好的基礎。中國過去25年，乃至過去半個世紀，或者是一個世紀的現實經歷，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2004年哈佛大學的Dwright Perkins教授到我們中心參加十周年研討會，做了一個報告，認為中國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奇跡，而是發展經濟學告訴我們應該做的事情，中國的奇跡實際上不是奇跡，發展經濟學告訴我們市場是好的，所以我們有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發展經濟學告訴我們對外開放是好的，中國也對外開放了；教育是重要的，中國的教育搞的好，等等。但是，他沒有回答的問題，是為什么中國選擇了這些正確的政策。當時也參加會議的Ross Garnaut教授，澳大利亞前駐中國大使說的是正確的，中國選擇了正確的政策，和中國領導人的智慧分不開。好政策我們都知道，但為什么很多國家沒有選擇？為什么恰恰是中國選擇了？我覺得我們可以進行總結，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能在國內看到更多的是中國存在的問題，但是跟其他發展中國家比一比，中國的進步是非常大的。我們有很多東西可以去總結，可以創造出新的理論，為世界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做出貢獻。謝謝。

　　主持人 張杰：姚教授是我們經濟學界非常有影響的以書代刊的學術刊物《經濟學季刊》的主編，為中國經濟學的現代化發展做出了貢獻，他的發言強調了“好的假設”的重要性，他以經濟學研究與教育的問題導向做了闡述，對我們是很有啟發的。姚洋教授是中國經濟學家中比較偏制度的一派，他寫了一本書名為《與諾斯對話》的書，很精彩。非常感謝姚洋教授的發言。下面請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郭慶旺教授發言。

　　郭慶旺：各位教授、各位專家，大家好。能把大家請過來，坐下來，談談中國現代經濟學教育，是應時代的要求，現在也確實到了這樣的階段了。我的發言其實是林毅夫教授剛才闡述觀點的延續，但是我不敢說是對他思想的闡述，他的思想非常的深邃，只不過今天時間的關系他沒有闡述。我的題目是中國現代經濟學教育的自主創新與成本收益分析。

　　講三句話，由于時間的關系，我給大家省一分鐘，我爭取用七分鐘。第一，20世紀是中國經濟學教育以學習、引進、消化、吸收為主的100年；第二，21世紀是中國經濟學教育自主創新、鋪設通往“中國經濟學的世界”之路的100年；第三，中國現代經濟學教育的成本與收益。

　　第一句話，整個20世紀是中國經濟學(教育)引進、吸收的一個世紀。大家都非常清楚，從20—40年代，我們中國也是學西方的經濟學，當然，在這個領域里做出貢獻的經濟學家們，可能大多數都作古了。到了新中國成立50年代開始，那時也是學西方，只不過這個西方一半在東方，一半在西方，跨越歐亞大陸的蘇聯。在學習蘇聯的經濟學及其教育的過程中，中國人民大學做出了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在50年代初按照蘇聯的教學模式和經濟學的教學體系創辦了連續的研究生班，在60年代、70年代，特別是80年代開始，許多中國經濟學教育界唱主角的都是那時出來的教師。到了80年代中期，中國人民大學又做了一件大事，黃老師最有發言權，就是從1985—1995年辦的十年的“福特班”，培養了600多人，一半在國外，另外一半有的上了企事業單位、從政，很少一部分從事經濟學教育。80年代全民經商，求爺爺告奶奶留校都不留。另外300多人都到了國外學經濟學。在此期間，中西合碧的經濟學教材也誕生了，在50年代的時候，黃達先生的經濟學吸納了蘇聯的理論寫了貨幣信用學，在全國應當是普遍接受的教材。到了改革開放，特別是最近十幾年，他們與時俱進，變成的金融學，仍然是全國的通用教材。在財政上，也有陳共先生的財政學，同樣是這樣的階段。所以我們一直在吸收和消化，以及在中國的運用。

　　這個100年，其實也為中國的經濟學人才的培養應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到了第二個階段，21世紀我們怎么辦？剛才林毅夫教授提到，整個國家都在自主創新，我們經濟學的教育是不是也到了自主創新的階段了。我們想，這需要幾個條件：第一，首先要沖破對西方經濟學教育的迷信。第二，要創新，首先要在國際經濟學教育，特別是國際經濟學研究領域里大體能對上話的時候。第三，正如林毅夫教授所說，你得有土壤，21世紀，我們有信心，21世紀是中國經濟的世界。我們說，中國的現代經濟學能不能成為今后全世界矚目的焦點，甚至是學習，至少是倍受關注的對象，那就取決于中國經濟現象的重要性。因為它決定了解釋這個現象的理論的重要性，因此，我認為，我們有信心，如果你對中國經濟今后90年的發展有信心的話。第四，就是我們在自己做的時候，我們還得需要把中國的故事講給外國人聽，外國人知道你的經濟貢獻，在理論上有了總結；他們可以挑出毛病，他們挑毛病、我們完善的過程也是創新的過程。

　　最后在21世紀的100年，我特別贊同林毅夫教授的觀點，這100年我們的自主創新要做，做成了，中國經濟學的世界就會到來。因為我們回顧過去100年的歷史是很長的，不要看最近剛剛跨入的頭六年還不行，我們已經有很多的鋪墊了。當然這件事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第三，中國現代經濟學教育的成本與收益，這就要結合創新的觀點和黃衛平教授說的教師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三個方面。誰來創新，何時創新，如何創新的問題，我想主要取決于人，我們看看這樣的邏輯，現代經濟學的教育→教學→教師→教材。誰來做呢？都是人來做，人是誰呢，就是教師。從創新的角度說，核心是教師。創新的教師要具備的素質和條件，第一是具備共性的東西，比如說共性的經濟學語言、經濟學理論、經濟學方法；第二是土洋結合的問題，有效的土洋結合本身就是組織創新，最終的成果就是成果的創新。我們再問教師哪來，有人說我們要自身培養，可是再問一句，實現自身培養的那個老師哪來？總而言之這里有一個教師的問題。要想搞創新，要想與世界接軌，要追趕的話，一項重要的工作是引進國際化、現代化的教師，應當說這是一個前提條件。這就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成本大。與現在國內的已經有一定地位、造詣的的教師比，引進一個人的成本那肯定要大。但這怎么看。與他自身創造的價值來說，或者是收益來說，這個成本是非常非常小的。引進一位很好的能夠授業很多的人教師，還是把很多的學生直接送到美國，哪一個成本大，是不言而喻的。

　　當然了，引進的人能不能帶領我們來創新，取決于很多條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他(們)能不能結合中國的情況形成一個創新的團隊，這在一定程度上又主要取決于他(們)對自己的定位以及轉變，包括觀念的轉變，包括選題的轉變等等。不要形成一種涇渭分明的，說哪個學校一看是洋派，哪個是土派，老死不相往來，這樣形成不了一個合作的、創新的團隊。謝謝各位。

　　主持人 張杰：慶旺教授既有回顧又有展望，非常感謝。下面有請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崔之元教授發言。

　　崔之元: 謝謝人民大學邀請我參加會議。剛才不少學者擔心，引入西方經濟學時我們會簡單照搬。我倒沒有這種擔心。我認為，從上世紀80年代引進西方經濟開始，我們的選擇性就很強，是從中國的問題意識出發的。例如，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里很少談“科斯定理”，斯蒂格利茨明確稱“科斯定理”為“科斯謬誤”，阿羅和薩繆爾森也都有專文批判“科斯定理”。但“科斯”定理在我國卻極為流行。這當然和我們的問題意識有關，因為科斯關心的制度問題也是我們關心的。這里，我并不評價科斯定理本身是否正確，只是以此為例說明不必擔心簡單照搬，我們從來在引進中都有選擇性，而選擇性取決于我們的問題意識和價值觀。

　　這就自然提出了經驗研究和價值觀的關系問題。最近，普特南的《事實與價值兩分法的瓦解》一書已翻譯出版。普特南是哈佛大學校級講座教授，是著名的科學哲學家和數學家，解決了希爾伯特第十問題。他在這本書中用兩章研究阿瑪亞·森的經濟學和哲學思想，認為森(Sen)實際上已打破事實與價值兩分法，因為他提出了“有立場的客觀性”觀念。我可用下個月要來中國訪問的耶魯大學經濟學和政治學教授羅默(John Roemer)為例，來說明森的“有立場的客觀性”概念。羅默是著名的“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一直關注剝削和不平等問題，但他的分析工具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2006年的世界銀行出版的《世界發展報告》即是以羅默的公平理論為分析框架的。

　　最后，我提一點建議，我們各大學的經濟系應有專門研究經濟史的學者。例如，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研究奴隸制歷史的福格爾(Robert Fogel)，他1993年與諾斯同時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我們對他了解遠不如諾斯。好在最近福格爾的《第四次大覺醒與平等主義的未來》已出了中譯本。斯蒂格利茨曾說，西方不少經濟學家對轉軌經濟的建議實際是說：“照我們說的去做，但別照我們做的去做”，也就是說，如果不了解西方國家的歷史，我們往往會迷信西方經濟學家的政策建議。謝謝！

　　主持人 張杰：謝謝崔之元教授，他的發言是跨越時空和跨越學科，他強調了歷史的重要性，為什么在我們國家比較流行諾斯的觀點，而格格的著作沒有大量的引進，這個我們回頭做做專門的討論。下面請王一江教授發言。

　　王一江: 今天非常有幸在這里聆聽各位教授的探討。

　　大家討論了共性與個性的問題，國際化和本土化的很多問題，大家的發言都平衡得非常好，都同意既要有共性，也要有個性，既要有繼承，也要有創新發展。

　　我覺得中國的經濟學教學，還是要以繼承和共性為主。 為什么這樣講呢？有這樣的幾個理由。

　　首先，先進的、發達國家積累的知識和科學技術，是人家經過近代幾百年的努力，創造出來的，是非常寶貴，非常有價值的東西，是全人類的財富。這些寶貴的財富對中國是有很大意義的，對全人類也是非常有意義的，所以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需要我們去充分利用。

　　大家講到了西方經濟學許多中國的問題不能解釋，許多拉美的問題也不能解釋，還有許多非洲的、印度的問題也不能解釋，這些都是對的。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它能解釋的東西也是很多的，而且特別有威力。 我隨便舉幾個例子，都是我的觀點的很有力的證明。

　　比如，現代經濟學里講的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導致了我們人和人之間關系中不守信用，道德敗壞一類的問題，這個解釋了我們現實生活中多少現象！

　　又比如，作為經濟學的一個出發點，我們關注經濟人自利的動機，這對我們理解人的行為，提供了一個多好的角度。

　　又比如，經濟學認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上是有效的。我們可以注意到，到目前沒有更好的機制，在配置一個國家的經濟資源時，能比市場機制做得更好。這個認識，對我們人類的發展，有多大的價值啊！ 我們看全世界經濟發達的國家，有哪一個不是用市場經濟為主體來做資源分配的？有人舉反例說，這個那個國家(比如拉美的一些國家)也采用了市場機制，但是搞得亂七八糟，以此來否認市場。可是這樣來否認市場，思維方法是有錯誤的。經濟落后的國家，落后能否歸因市場，我們還可以討論，但是先進的成功的國家都是以市場經濟為主體，這至少說明，市場機制是必要條件，而所舉有市場而欠發展的國家例子，充其量只說明了市場可能不是充分條件。 如果以市場機制為主體配置資源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我們中國想發展，要不要盡力創造這個必要條件呢？

　　這類例子還很多了，都說明現代經濟學的威力，說明它的基本概念、理論和思維方法對我們的日常工作、政策，包括改革開放方向的大問題，都是有指導意義的。所以一定要繼承為主，不要過多、過早地強調創新。

　　其次，我覺得， 我們要承認，中國的現代化，世界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都是從學習開始，以繼承發達國家所創造的思想財富為主的。以中國為例，曾經是一個有皇帝的封建制度，我們要現代化，怎么改呢？我們首先要把封建制度改成共和制度，這就是繼承和學習，這是在國體方面的繼承與學習，共和國制度是學來的。我們還搞了共產黨，我們還吸收了馬克思主義，你不以繼承和學習為主，怎么會有共產黨，有馬克思主義呢？我們中國歷史上只有“東廠”“西廠”之類的組織，青幫紅幫之類的組織，現代意義上的政黨，包括共產黨，不是我們自己創新創出來的，是從西方學過來的。

　　當然還不止這方面的繼承，科學技術方面的繼承也是很重要的，我們搞現代經濟，一定要有現代的科學技術，這方面，我們還是要以繼承為主，甚至我們的創新，很大一部分內容都是為了更好的吸收和消化發達國家的先進東西，是吸收性的，調整性的，采用過程中的創新。

　　關于市場對中國現代化的重要作用，不再多講，不學習我們怎么能主動去使用這個機制，用好這個機制？過去我們搞了幾十年的國有體制的計劃經濟，中國經濟搞成什么樣子，大家都清楚。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創造出來的奇跡，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說要尊重人類積累起來的先進思想，尊重世界各國發展的共同經驗，市場的重要性，是人類先進思想和共同經驗中最寶貴的財富之一。

　　強調以繼承和學習為主，應該怎樣對待有中國特色的、個性化的問題呢？中國確實有很大的個性，任何人也不能否認。但是，我建議，我們不要老是模模糊糊地、籠統地講中國的個性是什么。我覺得要講中國的特色，可以而且也需要強調幾個關鍵特點。第一，兩千多年的封建傳統，第二，起點很低，落后。第三，我們在改革，要發展。為了發展，我們要放棄掉過去的東西，拋棄傳統體制和文化中很多落后的東西。 這些是中國最大的特色，大個性。

　　強調中國的這些主要特點，有什么意義呢？我覺得有兩方面意義，一是它告訴我們要尊重歷史，尊重事實，中國的改革不能一步到位，中國要和世界接軌，要有一個漫長的過程， 不能一步到位。這是一個面對現實的問題。二是我們看現實時，要有明確的思想：我們走向富強的過程，是改變現實，改造現實，克服現實中的問題的過程。我們雖然不能一步到位，但是我們的方向也不能動搖，就是改革開放不動搖。要回到那種以國有體制為主，回到以計劃經濟為主，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們看到現實，不是僅僅是站在現實，承認現實，我們承認個性的時候，也不能否認共性，否認規律，特別不能迷失方向。

　　這就是我認為經濟學教學，要以繼承為主的原因。林老師剛才說，21世紀是中國經濟學輝煌的世紀。我在這里想作一個補充，我覺得中國要產生能得諾貝爾獎的優秀經濟學家，得獎者一定是在繼承上下了很大的工夫，非常熟悉現代經濟學基本概念、理論和方法的人。有了這個基礎，才有可能在研究中國問題上取得突破性進展，取得回報，才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獎。

　　教學中以繼承為主，創新放在什么位置呢？我覺得那主要是研究人員，達到博士以上的人的事。基礎沒有打好以前，過多的強調創新是不合適的。就像一個學藝的人或練武的人一樣，開始就三拳兩腳的基本功都沒有弄好，就創新，那會創出什么東西來呢？所以說，教育要以繼承為主，以共性為主，以創新為輔，以個性為輔。但是在科研中，在高端人才中，在基本功已經很扎實的人中，要強調創新，就是鼓勵和要求他們多談與中國制度特色有關的問題。在這方面，李稻葵教授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使用的一個概念，叫過渡性制度安排，以此來解釋中國經濟中的很多現象，都非常恰當，有深度。在這方面有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還有錢穎一、白重恩、陶志剛、許成鋼、張春和朱天教授。剛才有人發言講到了，不要因為古典經濟學解釋不了中國的事情，就說現代經濟學解釋不了中國的事。對此我非常贊成。比如，有些人說自由競爭的市場理論解釋不了中國經濟中的很多現象，因為中國沒有這樣的市場，以此來否認經濟學對中國改革的指導意義。但現代經濟學早已超越了只有自由競爭理論的階段了，為什么還要把它當成經濟學的全部呢？用現代經濟學解釋中國的問題，其實有一批現代經濟學基礎非常好的學者，已經做了很多工作，除了前面提到的幾位，大家還可以多注意林毅夫，田國強，已故楊小凱，以及一批基礎非常扎實的優秀經濟學家的工作。基礎好了，才能更好創新。

　　謝謝大家。

　　主持人 張杰：王一江教授的觀點非常明確和犀利，對共性和個性的問題闡述的非常明確，即要以共性為主。非常感謝王一江教授。下面我們規定的發言人進行到最后一位，有請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黃海洲教授發言。

　　黃海洲: 首先感謝人民大學邀請我參加這個很有意義的會議，我覺得中國經濟學教育在這些年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國內在經濟學教育方面，林毅夫教授所做的貢獻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梁晶工作室在經濟學出版方面的貢獻也是非常令人贊賞的。

　　我理解我為什么是最后一個發言，我是清華大學的特聘教授，但是兼職的，其他的發言者都是全職教授。我現在的全職是巴克萊大中華區經濟研究主管。今天前，我不知道是先有需求，還是先有供給。今天的觀察告訴我是先有供給，后有需求，而且需求是不足的。我希望通過我自己的研究，還有金融市場一些同仁的研究，逐漸提高對中國經濟學家和經濟學教育的需求。

　　我想從需求方面談幾點看法。大家都是培養經濟學家的，我是應用經濟學的，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中國經濟和國際市場的問題。從需求方面看，我講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從需求方面，經濟學教育應該怎么做，這個問題是很大的問題，林毅夫教授剛才也說了，本科生教育要教他們怎么樣看問題，研究生教育可能要重視政策上的問題，還有對大的事實的觀察。我非常認同這樣的觀點，從需求方面看，這是非常值得推薦的模式，就是大的事實要清楚，對大的問題的觀察視角要清醒，對政策的把握力度要清晰。尤其是中國的問題。很多跟政策有關系的，中國的特性也表現在中國的政策方面。

　　我在清華教銀行與金融機構方面的課，我告訴學生，要想成為銀行家和經濟學家，最難的就是認識和觀察問題的角度，但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觀察問題的角度沒有看對的話，做的數學模型再漂亮，可能也是垃圾。

　　除了這個之外，就是關于歷史、哲學等方面的問題，大家也認識到了重要性。實際上國外也有好的成功經驗，比如說英國牛津大學的PPE項目，即政治、哲學和經濟學培養計劃。在國際金融機構里，世界銀行、IMF和WTO，牛津大學PPE培養出來的人占了重要的地位。另外就是倫敦經濟學院。從需求方面講，我非常贊同林毅夫教授的觀點。

　　第二，關于中國經濟共性的問題也很重要，中國經濟的增長非常迅速，實際上過去五年最精彩的故事就是中國。中國的故事也非常的復雜，不容易講清楚，在這方面世界經濟學家和國內的經濟學家做了很多的工作，林毅夫、胡鞍鋼等教授都做了很重要的貢獻。在金融市場上講，我需要經常把中國的精彩故事講給我的客戶聽。比如說中國所謂的雙軌制，外國人也不容易明白。經濟學本身是一種提供分析邏輯的方法，從共性上講的話，是可以把中國復雜的問題講清楚的。中國經濟的增長，我覺得可能有三方面起著很重要的作用。第一是市場化(Marketlization)，第二是城鎮化(Urbanization)，第三是國際化(Globalization)，可以稱為MUG模型。我后來發現，用類似于MUG模型這類非常簡單的語言，可以把中國的情況講清楚。

　　市場化把經濟里剛性的東西降低了，增加了經濟的靈活性，顯然能提高經濟增長速度。只要是受過現代經濟學訓練的人，這一點能講清楚。另外是城鎮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很清楚，城鎮化的過程必須伴隨工業化，收入的增長自然帶來經濟的增長。

　　另外是國際化，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中國既有大量的進口，也有大量的出口。中國在國際原材料市場是最重要的進口國家，在石油市場成為第二個最重要的進口國家。中國的出口影響全世界的金融市場并降低全世界的通貨膨脹。中國的出口幫助了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這對中國也有利，對國外也有利。我每次演講的時候都帶一個中國的茶杯(MUG)，茶杯是陶瓷(China)做的，在美國和英國見到的茶杯也經常是中國制造的(Made in China)。我的MUG模型只是拋磚引玉，類似比較簡練的東西，可以把中國經濟增長的復雜精彩的故事抽象出來，用簡單的語言講清楚，這即是經濟學中的共性。

　　大家也提到了華盛頓共識，實際是強調了三方面，一方面是資本賬戶的開放(Liberalization)，另外是私有化的問題(Privatization)，第三是匯率政策的穩定(Stabilization)，用英文可以縮寫為LIPS。類似的簡單模型可以把復雜故事講得清楚，這些都是共性的東西。

　　共性的東西，我的理解，是可以用經濟學的邏輯語言和分析方法分析中國的復雜問題，幫助我們用簡練的語言把中國復雜的問題給國外的人講清楚。

　　第三，我認為中國經濟確實有很多個性的東西。我們從國際金融方面看一個中國經濟的個性問題。中國經濟在過去五年里，為全球經濟增長貢獻了25%，而美國貢獻50%，可以說全球的經濟增長主要是美中兩個國家決定的。雖然美中經濟增長是經濟增長的中心，但是國際金融里討論的中心問題是什么呢？目前討論的最大問題就是全球失衡的問題，全球失衡問題是不是重要，當然重要。比如說美國第四季度經常賬戶赤字超過其GDP的7%。全球180幾個國家里，只有28個國家全年的GDP大于美國一個季度的經常賬戶赤字，如果以美國全年的經常賬戶赤字來算的話，全球只有包括美國在內的九個國家GDP大于美國一個國家的經常賬戶赤字。這對美國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中國的經濟學家很多人也討論這樣的問題。但我認為這個問題不是共性的問題，也不是個性的問題。對中國而言，國際金融最大的個性問題是什么問題呢？國際金融過去五年發生最大的事，不是全球失衡(失衡早已存在，也將繼續存在)，而是全球的原材料市場價格猛漲。最大情況是過去五年里有國際財富大轉移，財富從中國，從亞洲國家轉移到石油輸出國，轉移到俄羅斯，轉移到巴西、阿根廷。所以說巴西、阿根廷和俄羅斯都提前還了IMF的貸款。財富的轉移給中國帶來的效應是什么呢？中國在國際金融市場上面臨的外部環境在惡化，這是中國應該注意的問題。

　　我很高興李稻葵教授回到清華大學發起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中國面臨的問題是中國個性的問題，也是國際體系里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值得研究的，這樣的問題如果研究清楚了，對中國非常重要。實際上，我覺得從中國大國崛起的角度出發，對這類個性的問題要有相當的重視。

　　林毅夫教授對中國經濟學發展充滿了希望，我自己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也充滿期待。中國名義的5%的GDP卻貢獻了世界25%的經濟增長。在大的投資銀行的經濟研究中，如巴克萊，他們只考慮四個區，分別是美國、歐元區、日本和中國。在未來國際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里，會有大量的對中國經濟學家的需求。我希望供給方能提供更好的產品。我也希望21世紀最好的產品里，包括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中國人。謝謝大家！

　　主持人 張杰：非常感謝黃教授，下面我們是自由發言時間，為了節省時間，我就先點兩位，然后再留一個名額是自由發言，我們請中央財大的張禮卿教授提問。

　　張禮卿：今天很高興參加這個會議，是武林高手，既有武當派的，又要少林派的。我談兩個觀點，其實我們有很多的共識，在國際化和本土化方面，我的印象是，絕大多數同仁都認為要兼顧，其實我也贊成，這里的觀點是哪些可以國際化，哪些是可以本土化的。我個人認為經濟學本身，總體上還是一門科學，既然是科學，就應該沒有國界。像供求定理、信息不對稱定理，應該是放之四海而皆準，除非現實發生了變化，推翻了這些原理，目前為止還看不到，這些原理我們應該是完全的傳承、接受的。

　　另外我覺得，需要傳承的是方法，包括表達語言。

　　第二，從本土化方面講，我覺得主要是兩方面，一個是應用方面，主要是政策分析方面，基本性的理論，或者可以在時間、條件非常成熟的時候，我們有大量的實踐之后，也可能不排除出現一些新的創新，但是就目前來講，我們基礎理論方面的創新可能時機并不成熟，可能還需要傳承，但是在大量的政策研究，以中國經濟政策為基礎方面，這是大于本土化的。

　　另外是本土化的教材，教材可以放進很多中國化的東西，包括中國的案例，中國有大量的案例。這是第一個觀點。

　　第二個觀點，我個人認為，中國的經濟實踐已經在人類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做了貢獻，回顧一下關于轉型經濟，還有剛才大家討論很多的華盛頓共識，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國的經濟現實為基礎展開分析的。包括華盛頓共識討論，其實認為資本賬戶開放，不應該是華盛頓共識的內容，另外也反對匯率是反對浮動，我跟他有過接觸，討論的時候，他認為，中國這幾年的實踐對他也有很大的啟發。在華整頓共識的基礎上，教授提出了后華盛頓共識，強調了公正，對收入不平等的一些問題，這些我相信，也是以東亞的經濟實踐為基礎提出來的。

　　我想說的是，中國經濟在世界上影響越來越大，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經濟，中國經濟的實踐在過去，而且在未來也會為人類共同的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做出貢獻，提供一個很好的現實背景基礎。就這一點來講，我們的經濟學者，中國的經濟學家其實有很大的發揮自己才華的機會，關鍵是你的功夫怎么樣。我覺得非常興奮的看到，在過去的時間里，國際主流媒體上華文的文章越來越多，這也是我們的共性。我就說這兩點。

　　主持人 張杰：非常感謝張禮卿教授，張禮卿教授是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的副院長。下面還有兩個發言的機會。請北師大的沈越教授。

　　沈越：非常感謝把這樣一個寶貴的機會給我，我就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要有一個定義的問題，什么叫經濟學，這個問題沒有清楚的話，大家就缺乏討論的基礎，我今天聽很多學者講中國經濟學，可能有這么幾個不同的含義，有的講中國人做的經濟學，有的講的是用規范的國際經濟學到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經濟的問題。因為前提不一樣，那就沒有辦法討論這個問題了。

　　我覺得，經濟學不說是一個完整的科學，至少是近似科學，所以有共同的問題，而中國經濟共同的問題是邏輯性的，是沒有國界的。而中國經濟學應該是反映中國歷史和文化，世界公認的共同的經濟理論所不能概括的東西，我們中國人來做這個，這個才應該叫中國經濟學。比如說我們講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邏輯經濟學是不認同的，但是卻是經濟學的內容，至少是經濟學研究的約束條件，至少現階段是這樣。

　　關于繼承的問題，我想講一下自己的觀點，當然大家比較樂觀，說中國經濟學就是創造，我覺得可望的多少年，可能中國的經濟學可能還是要以學習為主，當然這種學習是創新性的學習，我覺得李稻葵教授講得很好，我們20多年中國經濟學傳承的進步很大，但是我們現在很多學到大國際經濟學是學到了形，而沒有神，有是術的東西學到了，這方面中國人可能還需要努力。

　　還有一個，周立群教授講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現在討論問題是在層次比較高的學校，如果考慮到我們還有700多所本科院校，其中四五百所有學經濟學科的學校，他們可能連術的東西把握還不大，所以我個人覺得，在相當長的時期里還是以學習為主。當然不排除林毅夫教授說的，可能有一批利用中國的素材，又受到良好的國際經濟學訓練，又有創新能力的經濟學家在未來的多少時間內走向國際舞臺，但是可能在短期內還是以傳承為主，這是我的一個觀點。

　　另外，我覺得中國經濟學，我談一點自己的看法，中國經濟學就是受中國歷史和文化傳統所影響的，作為現代經濟學包括不進去的這部分，這個應該是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林毅夫教授剛才講到了兩個很重要的案例，一個是轉型的問題，一個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問題。我覺得中國的經濟學現在要談到這個層次的創造可能還談不上，因為中國體制也好，經濟發展也好，和發達國家有很大的落差，中國經濟學真要大規模的影響國際經濟學，可能得等著我們雙重轉型，一個是市場化的轉型，一個是工業化的轉型基本完成之后，在這個背景下，中國經濟學才可能談得上大規模的影響國際經濟學，或者說現代經濟學。

　　歷史可以表明這個問題，美國的經濟在19世紀已經成了霸主，但是經濟學成為霸主是

　　主持人 張杰：感謝沈教授，剛才發言的大部分是北京的高校，我們把最后發言的名額留給北京以外的高校。我們有請南開的羅教授。

　　羅潤東：今天非常榮幸參加這個會，我最大的感觸，就是關于中國經濟學研究和教育的共性和個性彰顯，尤其是個性彰顯這塊，使我感受良多，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的經濟學在教育過程中，強調個性是非常符合我們每個人的思維方式的，就是說隨著經濟學研究隊伍的壯大，我們就有內在的沖動強調我們的個性，就像剛改革開放的時候說“不”一樣。我們要冷靜思考，尤其要在經濟學教育中貫徹個性，哪些是屬于中國經濟學的，我們用什么來教育中國的學生。

　　我個人的判斷，經濟學理論就是一個，就是多種制度，我們不要把制度、土壤和理論本身弄在一塊，首先應該有一個共識。另外我的理解，經濟學的教育是一個過程，我來自天津，天津文化有多樣性，我經常看到，冬天有很多人釣魚，一個人拿到魚竿，會不會順利的從河里釣上魚，你不知道先把冰砸開，否則是釣不上魚的。就是說我們要根據一定的理論、啟示、指導，經濟學不僅要教理論，跟這個理論捆綁在一起的，一定要跟當時產生理論的經濟背景、經濟事實、社會文化的基本環境，從這一點來講，中國的經濟學教育，是一個過程。

　　謝謝大家。

　　主持人 張杰：剛才黃衛平教授在總結第一單元的時候說非常成功，事實上我們第二單元也非常的成功。最后我也總結一下，占用兩分鐘時間。我引用三句話，第一句是加爾布雷思說的，他說他在印度做了幾年的大使，發現自己原來學到的知識一半是錯誤的，另外一半也是不適用的。我認為，如果他現在到中國做幾年大使的話，他可能發現知識的90%是錯的，10%不適用。這說明中國的經濟學家和經濟學有很大的發展機遇。

　　第二句是弗里德曼所預言的，他在1997年說了一句話，大概是：如果誰把中國的經濟問題說清楚了，誰就可以獲一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意味著我們又面臨很多的挑戰。問題是：怎么樣才算是說清楚，用什么來說清楚。

　　第三句話就是我們經常說的，越是中國的，就越是世界的。這句話是不是能夠概括我們的“共性傳承與個性彰顯”的主題呢。我們是不是能用這句話做一個概括，中國的經濟學家，當然在座的很多經濟學家也談到了，立足中國本土，講中國的事情，本身就是對世界(或者主流)經濟學的貢獻。

　　最后，感謝第二單元的各位經濟學家對我主持工作的支持，謝謝大家。

　　(會議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