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與企業社會責任分論壇實錄

　　首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國際論壇于2006年2月22日在北京舉行。本次論壇主題為“全球責任 共創和諧”。新浪財經獨家圖文直播本次論壇。以下為公共安全與企業社會責任分論壇實錄：

　　主持人(孫立平)：各位下午好，非常高興有這樣一個機會，也是會議真正的主持人給我一個機會來主持這個單元的討論。下面，我把這個單元的幾位嘉賓向大家介紹一下，他們

是：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國際勞工與信息研究所的副所長張俊峰先生；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安全生產科學研究院院長劉鐵民先生；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先生；拜耳集團大中華區企業信息傳播部總經理華威廉先生；還有一位常幸先生，是華北制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的董事長，他正在路上，還需要幾分鐘才能趕到。還有巴斯夫(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關志華，我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孫立平。

　　我們今天這一個單元的題目是“公共安全與企業社會責任”，當我們講到這個題目的時候，我首先就想到我們社會學當中的一個概念，就叫做“風險社會”，這個概念是上個世紀德國的一個著名社會學家貝克爾提出來的。我們今天在討論這個單元的時候，我覺得我們面臨的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風險社會。從一個方面來說，我們的經濟在發展、社會在進步，但是同時社會風險也在加大。就在我們今天在這兒進行討論的時候，我們都知道現在世界上一些地方像禽流感正在流行、在擴散，而且會不會發展到人傳播人上，我們現在不知道，或者究竟哪一天禽流感會演變成可以人傳播人，如果發生了這種轉變，究竟給我們人類造成多么大的威脅，我們都不知道。

　　從一個方面來說，我們的技術進步很快，技術進步今天能夠達到的水平遠遠超出了人們過去的想象，但是有的時候你又去想，這種進步和要解決我們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包括這里所講的風險有時又是微不足道的。人類可以到太空當中旅行，但是連小小的禽流感

　　可以說我們在今天社會是在進步，但是我們面臨的風險也確實是越來越大，這種風險有技術進步帶來的風險，有全球化帶來的風險，有我們今天的社會轉型帶來的風險，但是實際上這種風險來自于很多的地方。我們有很多往往都很難意識到它會成為風險的東西，可能是造成巨大風險的源泉。大家都有一個常識，或者現在都有這樣一個知識，比如說當一個軍隊過一座橋的時候，軍隊不能齊步走，如果齊步走，造成的震動很可能會對這個橋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曾經就出現過這樣的事情。這說明什么問題？這就僅僅是人類行為的方式，這種行為方式就足以引起風險。

　　但是在我們社會生活當中，類似于軍隊過橋的齊步走，不是在我們社會生活表現得更為明顯嗎？我們現在整個世界幾十億的人口從企業到政府、到個人，在追求的時候是什么呢？在忙活的是什么呢？其實就是一個東西，發展經濟，個人賺錢，個人、企業賺錢。所以我們行為方式是高度一致的，而這種行為高度一致給我們帶來的風險本身就是非常大的。

　　所以，這次能源的危機，其實背后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剛才所說的行為模式聯系在一起的，現在有一個新的概念叫做“金磚四國”，四個大規模的國家正在起飛，一個是中國、一個是印度、一個是俄羅斯、一個是巴西。中國13億人口，印度10億人口，再加上俄羅斯、巴西差不多快到了整個地球的人口的一半。這樣大塊兒的地區，在迅速的起飛、在迅速的崛起，幾十億的生活方式在迅速改變。那么它對于環境、對地球造成得到壓力可以說將會是非常巨大的，我們現在所面臨的能源危機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

　　所以說在我們今天應當說是我們處在高風險的社會當中，這種風險有的是局部的、暫時的，有的是系統性的，是非常復雜的。所以，在面對這種風險的時候，可能需要社會的多方面的協作，包括政府、包括企業、包括NGO組織等等。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單元，我們的這幾位嘉賓的構成，我覺得就非常有意思，有來自于政府部門的，有來自于企業的，有來自于民間的NGO組織的。我想通過接下來各位嘉賓的演講，我們可以共同探討在面對人類風險和安全問題的時候，這些來自社會的不同方面，應當如何進行努力，如何進行協調，特別是能夠形成一個各方面的力量，能夠進行協調的一種內在機制。

　　下面，我們首先請勞動社會保障部國際勞工與信息研究所副所長張俊峰先生演講。

　　張俊峰：大家好，剛才孫教授給我們所有人提了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當然了問題非常嚴肅，以至于我們這么一個短短的論壇很難把他提的這么重要的問題討論清楚。我下面做得發言是根據會議主辦方的要求，讓我就社會責任的某一方面的問題談一點兒個人的想法。

　　原來跟我打的招呼是不是從勞動關系角度談，后來我考慮一下，實際上社會責任它和勞動關系非常密切，但是如果這樣談似乎很多問題也談不清楚。在五到十分鐘的時間，恐怕就什么都說不了了。我結合我們這些年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談幾點初步的想法。

　　企業社會責任這個事情在國際上時間很長了，說長，有二百年了。我們回顧1990年，當時英國的消費者就有了所謂抵制東印度公司在加勒比生產糖的事情，可能從那個時候就有了我們現在所說的社會責任這么一種活動。從那時到現在有二百多年的時間，大家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識，從它的內涵到外延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企業社會責任已經從單純的消費者的自發的活動變成了規模比較龐大，影響比較深遠的一種國際性的活動。而且更進一步的看，現在國際標準化組織正在搞ISO26000，這個東西我認為應該說是對企業社會責任問題進一步的再思考，因為那個名字已經改成“社會責任”，CSR，是所有的社會組織都要承擔責任。從這個意義來說，社會責任在它漫長的二百年的發展過程當中，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

　　我們國家大家熟悉這個問題是最近幾年的事情，盡管從九十年代初期開始，就逐漸地開始有一些跨國公司在中國采購的時候，運用他們公司自己的社會行為準則，來核查中國的一些企業。全社會對這個事情了解是在這一兩年，包括《中國新聞周刊》在這方面進行了一些討論。我個人看，應該說社會責任作為一種理念，已經比較廣泛地為我們的社會所接受，這也就有了我們現在有更多的企業開始比較自覺地維護工人權益，比較自覺地維護環境，比較自覺地依法納稅，以及做一些其他的事業。但是這個事情畢竟在我們中國發生的時間還短，我們不要說和二百年漫長的歷史相比，我們就是和歐洲企業、歐美的企業，從1936年他們有的企業已經制定了行業準則。美國的行業協會，一直到以后實際上不斷有一些活動，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發展到了一個高潮。相比起來，我們國家不論從概念的介紹還是到具體活動的開展，相對來說都要晚的多。因此，我們國家問題也多的多。

　　我們這次《中國新聞周刊》組織的活動，還要評選出10個最佳企業，我的很多感想也來自于參與對這10個企業的評選活動，因此我有這么幾點想法：第一，我們搞企業社會責任，首先應該強調的是要遵守法律。對企業社會責任這個事情現在大家說法不一樣，特別是在歐美包括一些國際組織他們談企業社會責任，他們的企業社會責任是高于或者是超過法律要求的這么一種行為標準，而大家更多的也意識到對發達國家企業而言，所謂履行企業社會責任，首先就應該是遵守法律。我說我有些感想是通過當時對咱們《中國新聞周刊》提出的幾十個企業作評選產生的，就是說我們有一些名聲非常好的大企業，包括國際的、國內的非常大的企業，再看他們提交的材料就可以發覺，起碼你可以感覺到他們可能在某些方面在履行法律責任上，可能還不完全到位。他可能說我對某一個活動捐款了幾萬塊錢或者幾十萬塊錢，這種情況有，很多企業都說我參與了哪個公益活動，我捐了多少錢，但是納稅那一欄，很多企業都是空的，因為納稅這個事情，特別是對于上市公司，納稅事情不屬于商業機密，應該是公開的，他沒有填寫他們的納稅情況，我覺得只有三種情況，一種是它完全沒有納稅，一種可能是他納稅了，但是他低于應該納的稅，也就是偷稅漏稅。再有他認為是自己的商業機密，不管是屬于哪一種情況，事實上用一個標準來衡量的話，他們都沒有達到標準。完全照章納稅了，不寫出來，就和企業社會責任不一致了。國際大公司準備了非常好的報表，但僅就一條，你就可以看出來在這些知名的國際公司都存在著如何遵守當地法律，以及如何充分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如果你問這些公司，他們是不是很好地主動維護了本企業的職工權益，是不是很好地主動地保護了環境，是不是很好地主動地在他的產業供應鏈中實施了企業社會責任。我覺得這些問題恐怕這些公司應該能夠很好地回答。但是我們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我說不僅僅是對發展中國家，而且對發達國家的企業來說，遵守法律是你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第一步，而且是非常關鍵的第一步。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從不同的企業對企業談社會責任的時候，有很多情況下大家談的是用一個杠桿去衡量所有的人。事實上從一個角度說這對企業來說是不公平的，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我們可能并不能得到真實的結果。比如說大家普遍都有這種看法，目前在中國違反企業社會責任和違反法律比較嚴重的往往是中小企業，勞動密集型企業，這個基本判斷、基本印象是對的。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比如說一些大企業，他在雇傭人員的時候，是否存在缺稅人員，使用這些人員的時候是否違反法律的問題，他是否保障了職工的權益。比如有一個知名企業按照企業社會責任要求，企業應該建立一個工會，讓工人組織起來，和企業進行對等談判，結果一個很知名的企業就拒絕建立工會。事實上像這樣的企業如果你有嚴格的企業責任的一種標準來衡量的話，他就會有問題。但是我們現在說的是針對不同的企業，大企業往往比小企業有更多的能力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我這樣說并不是替小企業推卸責任，而是說小企業在管理能力、在經驗、在技術水平等等，在任何一個方面，甚至在時間方面，他都沒法和大企業比，大企業有更好的條件來履行社會責任。因此，我們在說如果拿一個大企業和一個小企業相比，你就不能要求大企業捐了一百萬搞了一個公益活動，小企業一定要拿出那么多錢，那不可能，有很多原因。再有，一個高技術企業他的社會責任的表現形式，我們對它的要求也應該不同于制造業。又比如資源生產型企業，比如煤炭行業，我們對這樣的行業的要求又應該不同于其他的企業。因此我們對不同的企業如果用一個杠桿去衡量的話，可能對誰都不能準確的結果。

　　進一步而言，比如說對煤炭行業，近兩年國際焦炭緊張，大家都在向中國煤炭企業要焦炭，這兩年企業社會責任是在國際社會上呼聲比較高的責任，我們大家知道我們煤炭行業總體的勞動狀況是比較差的，但是沒有聽說過有任何一個企業他在采購煤炭的時候，中國煤炭企業的勞動狀況、生產條件提出質疑，并且對此拒絕采購中國的煤炭。商務部現在作出了一個決定，好象是對幾類企業首先開始實施企業社會責任核查，如果你不合格，你就不能出口。這是中國人自己作出的決定，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決定，這是中國政府有意識在承擔社會責任，首先針對的是煤炭，我個人曾經接觸過這樣的事情，我們煤炭企業這幾年生產狀況確實不好，工人的整體權益保護也不理想。我認為我們對這些企業提出一些要求是應該的。因此，我想在這兒呼吁包括中國的企業包括跨國公司，如果在中國采購煤炭的話，也請你慎重考慮一下，是不是也應該要求你的商業伙伴在這方面多采取一點行動，就像你對其他的中國制造業一樣，不要你需要煤炭，就對煤炭行業忽略不計了。

　　第三點，大家都在說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應該推到供應鏈中去，我個人非常理解這么一種要求，我也贊同這種要求。但是我說這種要求應該從兩個方面來認識：第一，我們現在已經看到許多企業對他的供應商有一個核查機制，我不對這個事情本身做評論，我覺得做到這一點只能說你這個企業履行了一半社會責任。為什么這樣說？因為我認為社會責任，既然從社會責任本意講要承擔對各個方面的你的相關人的責任，同時對你的供應商也承擔一份責任，什么責任？就是說你應該跟他共同地分擔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成本。我在有一個場合說了一句重話，我說你根本不愿意這樣做，那起碼部分證明你要倡導企業社會責任是虛偽的，為什么這樣說？我們曾經做過一個數據分析，碰巧同樣的數據分析也被香港的另外一個和我們毫無關系的機構做過，我們在一次碰面的時候談起來，他們說了他們的結果，我說我們的結果，這個結果是從2002年以來，三年的時間，僅就中國而言，中國服裝產品出口平均下降25%，他們的調查是下降了30%，我們的調查是15-25%之間，另外交貨時間從60天縮短到25天。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曾經問過很多企業的老板，他們跟我們說的也非常坦率，就是說我們也是有良心的，我當然不愿意我的工人一天24小時甚至48小時的工作，我當然希望他們拿高工資。但是你看我這個訂單實際上就是25天交貨，25天是什么概念？如果大家熟悉紡織行業的話，25天是包括對方給你發來傳真，問你能不能做這個事兒，到你打出樣本寄過去讓對方認可，對方認可以后，拿過來你把它加工成成品，再飛機運送過去，這么多時間在內一共是25天。他說你看這么多事情我要在這么短時間內完成，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拜托我的工人加班，就是連續48個小時加班，我把這個面包、水和吃的都放在那兒，跟他說幾句好話，求他干活。因為我當時明白跟他說，我說我不是來檢查你，最后代表勞動部來懲罰你，我說我只是來了解我們現在的真實情況。他們就跟我說了真話，很多企業都說了真話，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通過調查，通過一些數據分析，實際上很多企業都存在這類問題，也就是說，由于有些采購商沒有承擔他們相應的責任，導致這一部分企業不得不通過其他的手段，通過降低利潤，通過減少對工人的某一種保護，來完成這個訂單。他說的非常明白，沒有這個訂單，我這個企業就關門。在關門和降低標準這兩者之間，他是違法地選擇了后者，我們有全部的理由去譴責他。但是今天我們在談論社會責任的時候，我覺得我們應該勸告所有的采購商，包括中國的、包括國外的，如果你確實有企業社會責任的意識，確實有履行社會責任的良心和道義感的話，那你就要跟他共同分擔這部分責任。另外，我們按道理應該對消費者說，我曾經對一個國外的朋友說過這么一句話，如果你確實從道德良心上說，你關心發展中國家的工人，那就請你為了發展中國家工人的利益多付一個美元，如果這個能搞成一個國際性的運動，他們都為了他們多支付一個美元，在三美元的基礎上增加一個美元，你把這個錢交給工人，我想中國的以及其他窮國的企業社會責任會搞得更快更好。這是第三點。

　　第四點，我們這幾年關于社會責任說了很多話，做了很多宣傳。應該說凡是聽說過企業社會責任這個概念的人，你問他他總能說出幾個來，同時我們也發現在企業社會責任有許多誤區，比如說把某一個私營公司搞的標準等同于企業社會責任全部。比如說把企業社會責任等同于法律，還比如說把通過了就拿到了某一個企業社會責任的標準證書，等同于企業就履行了社會責任，又比如說國際上現在普遍通行的，特別是對一些大公司搞一些可持續發展的報告，或者社會責任報告，我們中國我只見過中遠公司搞過一個，好象是寶鋼搞的那個還不是特別像，我見過的不多，我也可能是孤陋寡聞。這次我們評選的中方企業里真拿出社會責任的報告還沒有，這實際上從各個角度說明對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認識，第一還存在很多誤區，第二可能還根本不認識。針對這個問題，目前各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說有很多機構都在大力地推動搞社會責任的認證，抱著某一個標準到那兒搞認證，雖然這種認證非常昂貴，我個人非常不同意，但是很多公司都在搞。再有包括我們有些媒體在報道這個事情的時候，可能是為了當時的某一種需要和某一種理解，過多地關注了某一方面的問題，而忽視整個社會責任的全部內容。

　　正是基于這些原因，我一直這樣認為，就推行企業社會責任這個事情而言，重要的目前不是搞認證，而是搞培訓和宣傳。培訓，培訓什么？你應該讓企業知道社會責任應該怎么搞，我認為我們現在已經過了再告訴他什么是企業社會責任，應該說已經基本上過了這個階段。但是一個公司知道什么是企業社會責任，并不等于他就會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所以這個問題我們應該有充分的認識。意識到這個問題，對企業開展系統的、深入的培訓，你交給他，這個問題是企業社會責任問題，這個問題該怎么做。比如說一個最簡單的道理，那個滅火器，滅火器離地高都要五十公分，這樣人就好拿，這作為一個基本的標準，我相信80%的企業可能不知道這一條，他可能未必不愿意做，因為他不知道，所以他不做。如果你把這一點告訴他，那就對他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好的幫助，就勝于譴責。

　　第二，宣傳，我覺得《中國新聞周刊》現在做了一些非常好的事情，就是把一個好的典型拿出來宣傳，這是有必要，批評最重要，但是拿出一個好的典型教給大家，你應該向這個學習。還有一些刊物，我也做過一些點評，我看到現在有一個共同的問題，我們選出來的這樣好的企業還不多，或者說有些非常好的企業并沒有被選進來，怎么辦？就應該通過宣傳使大家都知道，你自己做得好還不行，你應該把自己的經驗拿出來宣傳，這是你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一個責任。我們新聞媒體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就是承擔宣傳的責任，你讓大家都知道，全社會都意識到，企業社會責任是個事情，它是我們全社會的責任，我們全社會應該想辦法通過各種方式使大家都逐漸提高這種認識，我覺得這個比什么都可貴。這是四點我想說的。

　　另外還有一點，我不把它歸作一點，但是我想強調一下，目前有相當多的企業和個人把企業社會責任當作了一個賺錢的買賣，我就說要警惕這種事情。企業社會責任它是一個對國家、對企業、對個人、對社會、對我們每一個消費者都有好處的事情，這是一個高尚的理念，如果把這個高尚的理念變成了賺錢的工具，那不僅僅是社會責任的悲劇，也是我們社會的悲劇。我就給大家講這些，謝謝大家！

　　主持人(孫立平)：謝謝張先生精彩又實在的演講，我非常贊成張先生的一句話，現在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可能已經過了不僅僅是觀念的問題，關鍵是如何做起。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總的來說環境不是很好，剛剛起步的情況下，如何扎扎實實地做起。所以，剛才張先生特別開始就講到一個最低的標準——遵守法律，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這看起來很簡單，但是真的能夠把這個底線達到，我想中國的企業社會責任可能就有一個非常扎實的起步。

　　因為現在在我們的社會當中，實際上我們不僅僅是缺少社會責任，有的時候實際上是一些最基本的底線都被我們破壞掉了，在我們的企業行為當中被破壞掉了。前兩天我看有一家雜志采訪中央電視臺的一個主持人崔永元的一個訪談錄，他就講到社會的底線怎么被摧毀，他說比如說你要綁票的話，他得有個規矩，人家把贖金給了，你就不能撕票。然后醫生你得有一個規矩，人家把紅包給了，那紗布就不能給人家忘在肚子里，這都是底線。這個問題現在提出來，這個底線就被破壞了。我覺得可能在中國我們現在真是在很大程度上我們有一個面臨重建底線、維護底線的問題，然后我們在這個底線已經形成的基礎上，我們再討論如何能夠做得更好。

　　下面，有請第二位演講嘉賓劉鐵民先生，他是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安全生產科學研究院院長。

　　劉鐵民：主席先生，各位嘉賓，大家好！當我接到會議通知的時候，我一看企業社會責任，給我眼睛一亮的感覺。大家知道在中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企業社會責任是一個非常重要，但是非常敏感的問題，我非常欽佩會議組織者你們的遠見、你們的敏感和你們的勇氣。所以我愿意代表從事這些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工作者，向會議組織者表示感謝和敬意。

　　實際上我們常常談到企業社會責任，比如勞動關系、比如工資、比如童工等等。就我個人而言，沒有什么比保護工人的健康，他們的生命安全是更重要的企業社會責任。我們想一想在過去的2005年，我們在我們的工業系統里面，死了15000人。在2005年全世界發生一次死人100人以上的重大事故，都發生在中國。近十年一次死200人以上的重大事故，發生在中國。這些觸目驚心的數字告訴我們什么呢？我們千百萬工人是在一種非常危險的環境中工作的，他們的生命的權利、他們健康的權利，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就是說，我們相當一部分企業沒有盡到最基本的責任，由于我們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沒有注意安全問題，使千百萬工人喪失了生命、使千百萬個家庭妻離子散。

　　所以，在今天這個場合，我想講一點安全的問題，我想從另一個更宏觀的背景下講一講企業的責任和國家對企業責任的責任。這個題目叫“安全發展觀的橙色GDP”，談到GDP大家很清楚，GDP幾乎三歲的孩子都知道，是一個經濟發展的綜合指標。為什么要談“橙色”GDP呢？“橙色”在安全中是“預警色”，就是當我們面臨危險的時候，我們應該出現“橙色”。就是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安全可以作為一種預警來提示的，我們為什么要提出這樣一個設想呢？我想從第一個問題展開討論。

　　一，我們首先回顧我們國家工傷事故的基本特點和演變規律。我們從這個圖上可以看到(見圖)，我們國家工傷事故死亡的特點和世界上很多國家有很大的差別，其差別最大的就是它的反復波動性，一般工業化的國家，我們看到大量的比如美國、日本的資料，他們的工傷死亡曲線是上升平緩，穩定下降，最后達到比較好的水平。但我們國家的反復波動，什么造成了波動呢？我們把幾個時機指出來，大家就很清楚了，第一個高峰是1958年，1958年中國發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第二個高峰是在1968年到1970年之間，那個時候中國發生了什么？第三個高峰在70年代中期左右，我們正在全力以赴地高速發展經濟。我們又有三個最好的時期，最好的時期是在1958年之后，我們國家處在經濟調整時期。另一個就是在經濟過熱有一段軟著陸，隨著經濟的軟著陸，我們國家工傷事故死亡人數是一直在下降的。這樣一個圖似乎提示我們，從宏觀的角度而言，我們國家工傷事故的死亡和重大事故的概率，和我們國家整個的宏觀經濟形勢是密切相關的，它不僅僅是一個企業的行為，是眾多個企業的行為。

　　二，這些因素能不能被干擾和影響呢？我們看這張圖(見圖)，我在這個圖列了兩條曲線，一條曲線是死亡人數的波動曲線，就是紅色的曲線。另一條曲線是黑色的，是五十多年來我們GDP的增長變化幅度的曲線。但是我們把這兩條線放到一起的時候，我們發現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兩條線的波動趨勢是完全一致的，這個線是我的研究生做得，當時他告訴我這個線是0.98，我根本不相信這樣的數據，我說你重做，他把幾百數據重新做了一遍，還是這樣的結果。這個曲線告訴我們，當我們經濟高速發展的時候，我們死的人就要多，或者說風險就要加大。當我們經濟速度減緩的時候，我們死亡的人數就會減少，換句話說風險就會減少。

　　因為時間關系，我只能舉這一張圖片。實際上從整體角度來說，我們國家重大事故頻頻發生，它的宏觀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說我們法制環境，我們國家包括企業對安全生產整體的投入強度。我們說一個企業、一個地區、一個國家重視哪些工作，我們拿什么來衡量呢？那就看你的投入，不看有多少口號，不看有多少討論會，拿出多少錢來，花費了多少時間，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目前中國處在制造業高速發展的時期，大家知道制造業的高速發展會帶來兩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第一是環境污染，第二是職工的基本權益，包括安全生產的問題會非常突出。

　　三，雖然經濟規模總量很大，但是我們的企業，我們地方政府在把握經濟的平衡方面的能力水平是參差不齊的。我們有世界上一流的企業，我們也有二流、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企業，這樣一種管理水平在一種經濟高速發展情況下，很容易出現失誤，這種失誤就表現在對工人的權益重視不夠。另外我們經濟總量和規模在不斷擴展。

　　綜上所述，影響我們國家重大事故和死亡人數不斷增加的因素是什么呢？是宏觀因素在起主要作用。我們提出這樣一個看法，是想和大家討論，倘若我們僅僅追究個別企業主的責任，僅僅靠宣傳搞一些安全生產的檢查，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我們要依靠國家的行動，宏觀的、堅決的干預措施態度解決問題。我們國家從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宏觀干預程度是最大的，那個時候發生了什么？1978年，博卡二號，我們堅決處理了一批瀆職干部，我們堅決地加強了國家投入，那一年國家就一次批給安全監察部門5000個監察員的編制，而且安全部專門設了安全生產基金。所以國家干預的行為是非常有效的。

　　第三，我想對我們工傷事故的趨勢做一點預測，這也是我的一個研究生做得一個工作。我們的預測結果告訴我們，按照我們目前這樣的經濟發展水平，我們想把死亡人數事故降下來是非常困難的，我們的計算統計數字告訴我們，要想使中國工礦企業的死亡人數下降，我們的GDP的增長指標不能超過7%。到了8%之后，它就會上升，到了9%之后，它就會上升的非常明顯，到了10%之后，它的上升幅度會非常大。我們去年大概是9.9%，今年說了是要到8%左右。所以從宏觀預測的角度來說，我們國家安全生產的問題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還是非常嚴峻的，我們又做了另外一種數學模型做的分析，預測告訴我們近五年內，中國的工傷事故和風險不會有明顯下降，這是一個非常令人吃驚的預警信號。

　　第四，談一談傷亡事故的動力學與經濟社會發展關系。這張圖是抄經濟學老師的，他們的經驗告訴我：A，一旦經濟增長速度有提高指標的時候，首先會造成基本建設規模和投資的增加，在B的驅動下，會造成社會需求物流的增加，整個社會需求增加，會刺激企業的經濟活動。當然，它有正反兩方面的效益，倘若經濟指標調低了，或者地方政府經濟需求下降了，也會出現負面的效應。

　　那么另一個動力學是關于風險的，比如說一個企業、一個地區發生事故的風險取決于它工傷事故風險度，風險增加的時候，會造成死亡人數的增加、事故率增加，在傷亡率增加的時候，會造成社會和諧失調，會增加成本。什么會帶來工傷事故風險的增加呢？企業的過度的生產行為和過熱的經濟增長，都會增加工傷事故的風險。我們把這兩張圖合在一起，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閉路的循環，這個循環告訴我們當經濟發展過熱的時候，由于企業超能力生產，或者社會超出自己平衡能力的經濟活動，就會增加企業的風險，從而造成傷亡事故增加。但是大家知道，這樣一種盲目的、粗放的經濟增長形勢，實際上會大量增加發展成本。

　　實際上從我們過去的研究報告中，包括我前面介紹的內容中大家可以看到，這樣一個經濟高速發展，比如剛才我們有位先生談到了煤，正好我有一張關于煤的圖片，大家都在討論這些年煤礦死亡的人數很多，重特大事故很多，于是我們把能夠影響煤炭死亡人數的變量都變成了統計參數，我們用計算機進行了模擬，結果使我們非常的吃驚，在所有的因素中，只有一個因素貢獻是最大的，就是煤炭的價格。我們從這個圖上可能已經看到了，當煤炭價格在450元以下的時候，工傷死亡人數，事故發生的風險是有波動的，但基本上是水平波動，一旦超出450元的價格，煤炭系統傷亡事故的風險就會急劇增加，尤其超過500元的時候，增加的幅度會非常明顯。大家知道2005年煤炭價格是多少嗎？最高達到了550元。今年是多少？我的預測是非常悲觀的，因為大家知道我們現在煤、電、油、運繃的很緊，我們2006年需要更多的煤炭、更多的能源，所以說保護廣大工人安全和健康，是每一個企業，是我們的政府迫在眉睫的責任。倘若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我們的和諧社會，我們的小康社會，我們所有的發展目標都會造成一些影響。

　　所以，圍繞這些問題我下面做四點討論，然后結束我的發言。

　　第一，橙色GDP應該成為評價經濟社會發展的質量指標，你死多少人，你的風險是多少，應該作為評價一個國家管理能力的指標。另外，同時也可以成為監測經濟增長過熱和經濟社會統籌協調的預警信號。

　　第二，橙色GDP是強調對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建立經濟發展與安全生產之間一個和諧的度。我們想做到不死人，哪個國家也做不到，我們要得到的指標是這個死人數量和風險是社會能夠容忍的。

　　第三，對安全生產形勢的影響，或者說對傷亡事故的風險，國家干預是可以實現的，可以做一定范圍的調整。而橙色GDP可以成為國家重要的參考依據之一。

　　第四，我們所謂的橙色GDP它具有指標體系，這個指標體系系統由三部分構成：第一主要是反映事故總量的絕對指標，就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企業的事故的總量應該是逐漸得到控制的，趨向好轉的。第二是反映嚴重度相對的指標，比如說百萬工時的事故率，比如10萬名工人的死亡率，它可以反映一個企業或一個地區的實際風險。第三是反映基礎性和趨勢性的風險概率指標，這些指標大概可以做一個近期預測，讓我們對安全生產出現的嚴重問題有所警覺。

　　最后，我還想用一句話來結束我的發言。我們很多人談到了企業的社會責任，我想企業社會責任不應該是一個民間的活動，它應該成為國家的行為。最后，謝謝主席先生，謝謝大家！

　　主持人(孫立平)：謝謝劉院長，這是一個非常扎實的報告，這也是他們研究很長時間的結果。我覺得這個報告給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示，就是對于安全生產的問題，企業對社會責任的問題，不能夠僅僅從微觀的企業層面來關心，通過劉院長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宏觀的背景起著更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們覺得現在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應當和這個有著密切的關系。但是我們也知道在宏觀的層面上，事情比微觀的層面還難做。所以，如何能夠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這個可能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除了經濟增長本身之外，我覺得在宏觀的層面上可能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劉院長后面也講到了就是國家的政府的作用，這是治理的問題。因為一提到安全生產，大家肯定最先想到的就是煤炭行業，也知道去年一年社會當中的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治理官煤勾結。但是我前幾天看到一篇很長的報道，就是一些煤礦主來談官煤治理的效果，這個效果是非常的不樂觀。我從那篇報道來看，從那些煤礦主的反映，就是一些原來還好一點的、關系不硬的煤礦被關了，但是只要關系更硬哪怕是“黑口子”，仍然在繼續生產。在有的地方這種整頓甚至是成為利益瓜分的一次舉動，原來的關系不硬的被炸掉、關掉，過一段可能關系更硬的、背景更硬的開了進來。所以，我覺得涉及到這個問題宏觀層面的時候，我們面臨一個問題，就是如何使得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能夠具有一種可治理的基礎。現在我們不能否認一些治理的基礎正在喪失，而有效的治理模式沒有形成，我們基本上還是一個搞運動式的模式。

　　下面由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先生來發言。

　　劉開明：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感謝《中國新聞周刊》邀請我來給大家分享一些經驗。我覺得剛才幾位講演者已經給了我們非常多非常好的數據。大家都知道今年有很多數據讓我們感到非常興奮，在過去27年中間，中國的經濟增長達到9.6，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我們去年的外貿進出口已經達到14000億美金，成為第三大外貿體。剛才劉院長給了我們一個觸目驚心的數據，這個經濟增長的背后是那么多生命付出來的，跟經濟增長密切相關的就是工人生命安全。所以這個題目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公共安全與企業社會責任”，什么是公共安全？我想首先就是我們每個人的生命。剛才孫立平教授講到了社會風險，的確由于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中國已進入了高風險的社會，什么是社會責任？社會責任從商業領域特別是大公司來說，就是控制社會風險。我們孫立平教授還有一個非常著名的理論叫“斷裂社會”，中國今天為什么有那么多的風險？因為我們的社會已經處于一個斷裂的社會。剛才講到中國的“官煤勾結”，“官煤勾結”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們政府作為維護公正和底線起到了非常不好的示范。而我在去年11月份曾經到過日本好多個工廠，我感到非常的感慨，有很多工廠他們從來沒有政府官員去過，有個工廠是1953年成立的，只有1953年成立那一天有官員去看過工廠，但是這個工廠完全遵守法律。為什么中國不能遵守，同樣在香港的火車司機在香港非常守法，在中國就不能守法。我覺得這給我們非常多的啟示，這是我們探究中國社會底線在哪里？中國社會安全意識在哪里？這個風險為什么會形成？

　　因為中國勞動白皮書剛剛出版，我寫了一篇工資和工作時間，我覺得這兩個問題是全世界的勞工運動所積極追求的，也是整個社會可能發生裂變或者孫教授所說的“斷裂社會”的核心。我在寫這一章的時候，我感到非常驚訝，在過去的27年，中國經濟增長非常快，但是經濟的增長裂變也非常快，鴻溝非常大。我用了兩個詞，我們發現工資越來越高的，跟我們體制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工資越來越高的，工作時間越來越低。大家可以從財政部網站上得到一些數據，在過去的十年中，應該說到2003年，我們中國的國有資產總額是17.4萬億人民幣。但是從1993年到2003年，我們從中央的地方財政僅僅有121億的收入來自國有資產，是2001年的減持收入。大家知道由于國有股減持導致了一些投資人以6000千萬股民的名義來向政府要挾。除了這221億，從1993年到2003年，我們從中央財政到地方財政，沒有看到過國有企業向財政交一分錢。但是在這十年中間，我們中央和地方財政給國有企業投入的錢超過一萬億人民幣，也就是一年一千多億人民幣。這十年中間，中國經過了最大的經濟體制改革，也就是說有390萬人下崗。我們國有企業獲得了大量的資源，我們獲得了全國財富，但是我們有沒有承擔社會責任。為什么會這樣？而且國有企業由于大量的下崗，導致很少的人留在國有企業，只有到2004年有4300萬國有企業的員工。像中國石化、中國石油這些公司他們的員工工資非常之高，而國有企業管理人員的平均工資也非常高。但是國有企業包括政府雇員，政府事業單位的雇員，我們在2004年只有全國第二、第三產業雇員總數的17.8%，是全國勞動者的9%，也就是我們資源集中到這些部分，但是我們大量的勞動者的收入越來越低，而另一批私營企業的員工收入越來越低，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這是一個問題。

　　我們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從馬克思時代開始，全世界的工人階級都要求提高工資，但是我們做了幾十年以后，我們普遍的勞動者，80%的勞動者工資越來越低。2004年調查顯示，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外來工在過去12年只漲了18塊錢一個月。但是那個地方的生活指數增長了3%倍，這個工資是遠遠不能支撐我們工人的生存和發展的。我們在過去很多時候，另一個領域，非公有制企業的最大的問題我覺得是最低工資的問題。在過去的四年，我進過沿海地區的三百多個工廠，從北到南，最低工資是一個普遍的問題。我們知道我們中國有最低工資的法律，比很多國家都先進，我們最低工資的規定明確要求各地在制定最低工資標準的時候，應該參照當地的平均工資水平，應該達到當地平均工資水平的40%到60%，我曾經對比過2002年到2004的中國沿海七個接納外來工的省市，我發現只有天津市的最低工資標準達到天津平均工資的40%，而天津2002年到2004年工資差距在逐漸拉大、逐漸往下走。而我所來自的城市深圳最低工資在2004年只有平均工資的18%，我們知道深圳的收入是最高的，而深圳在1987年以后就是一個外來農民工為主體的城市，深圳有1200萬人，其中有戶口只有127萬人，沒有戶口的有1055萬，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另一方面，就是工作時間的問題，我們知道很多地方已經開始實行“朝九晚五”，我們2004年根據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數據，農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天，每天平均是9.4個小時。所有的農民工平均工作時間不能夠每周休息一天，正是由于這樣大量的投入工作時間，使中國經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如果把這兩個數字連在一起看的話，我們就可以看到為什么中國經濟增長那么快，中國為什么現在出現了斷裂社會，導致那么多的罷工，那么多的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是我們構建和諧社會最大的威脅，也是我們安全生產的最大的威脅。安全生產不僅是煤礦，我們全世界都關注煤礦，我覺得制造業也是非常大的問題，比如2003年廣東就有96663人得到補償，當年廣東的勞動者是6千萬，除了這個作為社會公共安全、社會穩定所應該考慮的社會保險，我們現在的農民工已經成為社會的主要勞動力，成為社會財富的主要創造者。但是大多數人沒有受任何的社會保障，未來十年以后他們怎么辦？二十年以后怎么辦？我覺得是我們談社會責任，談公共安全所必須考慮的。

　　社會公共安全，政府有很大的責任，因為大量的雇員都是在商業部門工作的，我覺得有最大的責任。剛才張俊峰講過社會責任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必須全民，首先是企業，要有這個意識來遵守法律。然后我們成功的企業不僅應該確保自己企業保障員工的權益，也應該保證自己產品供應鏈的過程，都應該符合基本的人權保障。比如耐克的一雙鞋，它不僅僅是耐克創造的，應該包括他們所有的工人創造的，這就是供應鏈。為什么我們關注這個問題，我們覺得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跨國公司應該來做。公共安全最大的要素就是每個人必須行動起來，包括商業部門、包括政府、包括NGO、包括媒體，我們都必須合作起來，這個不是工人的問題，是我們每個人的問題，是涉及到我們未來能不能也像今天這樣安然地坐在這個地方的問題。

　　謝謝！

　　主持人(孫立平)：謝謝劉先生，剛才我講了劉先生這些年一直在從事勞工的維權。有兩點給我印象很深，一個就是安全和健康的問題。剛才前面講到了事故、死亡、重傷，但是實際上有一種你表面上看不出來的一種對于身體的傷害，這是我在報道看到一個消息，就是很多農民工40多歲，身體就垮掉了。你看胳膊缺了嗎？，沒缺。腿少了嗎？也沒少，就是身體就垮掉了。讓你在北方涼的地方睡幾年，在那樣的生活條件下生活幾年試試，外表什么傷都沒有，但是到了40多歲，身體垮掉了。所以，可能不僅僅是看到掉胳膊、掉腿的，要看到表面上看不出來的傷害。這是一方面。

　　另外，劉先生的企業社會責任主要是從勞資層面來講的，在座的有很多是來自企業的朋友，勞資關系應當說是中國社會當中企業社會責任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而且我相信很可能是今后這幾年要著力推進的一個方面。為什么呢？因為現在我們的社會矛盾比較多，但是你仔細去想，社會矛盾其實是兩條線，一條是官民的線，就是政府和老百姓間的矛盾，一條是勞資的線，就是企業和工人的矛盾。我們原來講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說這個政府轉移社會矛盾，他把老百姓和政府的矛盾，他努力地把它轉到企業和工人的矛盾上去，我們叫“轉移社會矛盾”，其實這也不是資本主義政府獨有的，任何一個不笨的政府都會這么做。所以，這兩條線，官民的線和勞資的線，我們可以去想，解決官民的問題不太容易，政府也不太可能首先去做，首先可能去做的是勞資這條線。所以，無論出于什么原因，企業和工人的關系，企業社會責任、勞資關系可能是最近這幾年時間里會著力調整、推進的一個領域。

　　下面，請第四位報告人常幸先生發言，他是華北制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

　　常幸：主席先生，各位嘉賓，下午好！首先非常感謝《中國新聞周刊》邀請我參加這次會議，能夠收獲很多東西。今天上午，還有剛才各位領導和專家的演講，都給了我很多啟示。我沒有準備講稿，我就有感而發。

　　我覺得企業的社會責任對于企業來講是義不容辭的，這個沒有什么更多可爭議的事情，也沒有什么更多需要討論的。我覺得現在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是企業如何更好地履行自己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它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它是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不斷豐富的一個內容，很難說社會責任到底都包括什么東西，經濟發展了，社會發展了，對企業的社會責任也自然要提出更高的社會要求。所以在一定意義上來講，企業和社會所要求的社會責任，總是有一定差距的，企業能做到的和社會所要求的，總是要有一段差距，而這個差距就是我們所要努力的。

　　那么到底怎么樣旅行社會責任呢？我們華北制藥也確實做了認真的思考和探索。華北制藥是1953年開始籌建的，到現在已經有50多年的歷史了，到目前為止仍然是中國最大的化學制藥企業，我們主要生產的產品就是抗生素、維生素、生物制品，還有一部分生物的零售藥。從我們這個50多年的發展過程來看，我們覺得企業要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應從五個層面來努力：

　　第一個層面，應該依法履行自己的責任。首先要做到依法辦事，要把法律規定的責任都要做到位，這是一個底線。是最低的底線，這是一個層面的事情。所以華北制藥總是堅持過幾年就要對我們企業內部的規章制度都要進行一次內部的清理和整頓，前不久我們又把我們所有的制度做了一次清理整頓，就是把我們的各項法律、法規的要求的內容變成企業內部的規章制度，這樣使國家相關的法律規定能夠在企業得到落實。這是第一個層面，我們叫最底線的。

　　第二個層面，就是積極主動地去向國際上一些先進標準看齊。因為在社會責任方面現在國際上有很多標準，這些標準現在又有很多說法，有的人把它和“商擔”聯系到一起了，但是我們覺得作為企業來講應該積極主動地來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至于說他們是否把這個作為一種非貿易本壘，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企業應該做到了事情我們借的應該努力來做。所以這幾年我們在很多認證上是下了很多工夫，包括我們的藥品生產。我們現在正在推進國際認證，比如歐洲的COS、美國的FDA，來推進認證，環境問題我們也在用國際的標準來進行認證，包括社會責任，華北制藥我們前年就已經推動了SA8000的認證。剛才有的同志談認證這個事兒他肯定不太贊成，應該先搞培訓，我覺得他可能有些誤解，不太了解，因為認證的第一件事兒就是培訓，不是認證發個證兒就完了，認證的第一件事首先是培訓，是應該做什么，怎么樣做，怎么樣做才能夠達到標準？在培訓的基礎上然后是查找差距，然后是改正我們自己的行為達到相應的標準。認證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絕不是發一個證就完事了，可能有的認證是變成了搞一個證兒就完成了，可能誤解了。事實上真正的企業認證不是這樣的，首先是認證。因為你培訓什么內容？培訓完之后達到什么標準總要有一個說法。這個不能簡單地排斥。

　　第三個層面，我們覺得就是用正確的理念來指導企業的品牌建設。企業都在營造自己的品牌，但是現在很多的品牌建設，我們覺得是不正當的。有一些企業大概是為了贏得社會上一些賣點，找賣點，也有的是在考慮他的知名度，但是我們華北制藥始終堅持要用正確的理念來指導品牌建設，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使我們的品牌、產品真正做到安全有效，經濟、合理、方便，并不在于賣點的宣傳。

　　第四個層面，要積極地參加一些社會公益活動，包括一些社會捐贈活動。

　　第五個層面，我們認為是最高的層次，就是企業要積極創新，承擔責任必然要付出成本，如果這個企業沒有較好的競爭力，你承擔不了這些成本，你的社會責任就是一句空話，如果我們搞低水平的中伏建設，搞低價格的惡性競爭，你是不可能承擔起社會責任。剛才淡到我們有些企業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如果說追究原因的話，更重要的原因在這里，因為他無力承擔他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只是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情。所以，更高的層次我們覺得是選擇一個真正的創新發展道路。這是我們華藥這幾年探索和思考的事情，我們現在應該說做的還是很不夠。我剛才講了社會責任是個不斷的提高的一個要求，我們還要繼續努力。謝謝各位！

　　主持人(孫立平)：謝謝常幸先生，常先生剛才介紹了華藥在承擔和推進企業社會責任的一些非常好的做法。我想在中國企業社會責任起步的時候，這些大的企業，可能這種帶頭和表率的作用是非常的重要的，因為一個企業能夠考慮社會責任，我覺得一個最基本的前提是這個企業是有未來的，所以大企業的作用就非常的重要。當然大企業有大企業的獨特的難處和問題，但是現在我覺得特別是在起步的階段，大企業的帶頭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國我們知道大企業的規模應當說還普遍比較小，規模比較大的企業數量還比較少，我看到的好象是一個中國企業的平均壽命是2.9年。然后還有一個數字，中國市長平均任期是2.7年，企業中國是一個高度的短期化的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當中，怎么能夠使企業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無論是作為企業、還是作為政府，是企業家還是政府官員，這些都是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

　　下面，請另外一位報告人華威廉先生，他是拜耳集團大中華地區企業信息傳播部的總經理，同時還是我的同事。

　　華威廉：女士們、先生們，考慮到今天大多數人都是中國人，我先拿英文介紹，非常感謝《中國新聞周刊》能夠組織這樣的會議，我覺得這個會議給許多人提供相應的機會，能夠非常積極地討論企業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特別是對于到中國來尋求發展的企業來講，我覺得只有我們共同努力，我們以小組的方式，來探討中國企業所承擔的社會責任。

　　今天上午我們提到了一個CSR的宏觀狀況，但是不能停留在只有宏觀層面，而且要停留在微觀層面，只有共同努力，才能作出相應做法，才能有相應的改革。我想把話題稍微做一下轉變，今天我們討論的問題是公共安全的問題，作為一個業務公司來講，我們必須要考慮到公共安全這個層面。如果說提到公共安全問題的話，談一下中國的HRV的問題，因為HRV的問題關系到中國公共安全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而且我會提出一些更加有效的方式來改善中國的公共安全。但是拜耳也是一個化工公司，在化工領域來講，環境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如果看看微觀層面，我們提到了中國整個企業社會責任的很多過程，我們的目的就是保證安全，保證環境的安全、保證工作人員的安全、保證流程的安全、包括我們怎樣制造藥品、怎樣管理和提交產品。

　　現在看一下拜耳的一些任務和使命所在。孫教授也提到了一點，在清華大學我們可以看到“新陳語言”，比如科學可以改變你的生活，使生活更加美好，但是這背后又隱藏一些行動。再來看微觀的流程，怎樣生產產品？作為化工公司來講，如果說要成為一個可持續的公司，成為可持續性的環境，就必須考慮產品生產的過程。作為化工公司來講，也意識到了這個流程，而且我們對各個行業非常負責，我們CSR那邊的同事，每個人都知道這個過程，特別是對拜耳來講更是如此。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點，西方的化工企業幾乎把它作為一個基本的標準來建立公共安全的機種，這樣我們就可以互相進行溝通和交流。

　　現在有三個幻燈片，這是第一個幻燈片，只是給大家推薦一個理念，當你創新一個產品的時候，任何產品創新的時候，或者現有產品創新的時候，你必須要考慮、分析一下這個產品所造成的影響，這是第一點，對產品的影響進行分析，產品的安全對于消費者的安全是怎樣的，產品生產過程安全是怎樣的，對客戶的安全是怎樣的，你必須要分析這個流程，你必須考慮一下安全這個核心，包括你的產品對所有股東所產生的相應影響，這一點非常重要。而且要考慮一下對環境的影響，考慮產品對環境所造成的潛在風險，而且要考慮一下這個產品如何能夠投入到環境中去，通過生產、流通，進入到環境中去，它的使用是不是有害的，然后進行所謂批判式的思維方式。而且最重要的是對一個行業來講，我覺得是一個生命周期的問題，作為企業責任來講，一個負責任的公司，他首先要重視的是給大家創造一個非常安全的產品，如果你在研發一個產品的時候，你必須要考慮對環境最有利的產品。有些時候不光考慮產生產，而且還要考慮最后產品廢棄的時候對環境造成的影響，考慮產品的安全，包括生產的安全，包括材料的安全，包括產品運輸，產品怎樣進入到整個安全和供應鏈系統中去。我覺得這些可能跟公共價值是有關系的，這也是任何公司必須考慮的，這也是股東必須考慮的一個問題。因為有些生產線，包括生產材料采購等等，這些都必須考慮安全因素。言下之意就是你必須把企業社會責任納入到企業的戰略決策中去，因為一個企業有不同的業務，需要把不同的業務整合到一塊兒。而且你必須考慮生產這個產品會帶來什么樣的經濟價值，它從經濟角度講是否合適、是否是安全的。這就是關于企業社會責任所承擔的責任，對客戶、對消費者、對環境，都能夠帶來潛在的好處，這是一個宏觀性的、綜合性的考慮。

　　今天的話題主要圍繞公共安全，從宏觀層面來講，我希望能夠從宏觀層面來考慮一下，我覺得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會同意我這一點，如果你想改變相應的東西，社會性的、經濟性的，而且產品對社會所造成的一些影響，有些人說OK，這些太微觀了，但是你本身就是整個變化流程過程變化之中的一部分，這也是企業社會責任中的一部分。如果說沒有企業社會責任，那么公司中的各個人員，政府中的人員，NGO的人員，包括那些對于企業社會責任有激情的人，他們將會采取相應的措施，對社會進行相應的變革，使事情有所不同。我覺得微觀層面的圖象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基于這一點，我們必須采取相應的措施，共同努力，把它們納入到真正運作的范疇中去，因為像拜耳或任何在座的任何一個公司來講，我們都會面臨全球化的影響，這些問題是我們作為一個成員的問題，我們應該把所有相關問題都嚴肅地看待，比如說環保問題還有其他問題。假設我們看一下安全問題，可能有各種各樣的方式來解釋，怎樣處理安全問題。但是對于你來說，假設你的合作伙伴比你大，不管怎么樣，他們每一個個人都要為自己所做的的事情承擔責任。

　　主持人(孫立平)：謝謝華威廉先生，我們的安排很有意思，最后三位演講人全是來自于化工和制藥的企業，一般來說都是造成環境污染比較嚴重的企業。我想起一件事兒，有一次殼牌的中國區的主席在吃飯的時候就說，他說我的小孩跟我說了，他說長大之后絕對不從事你的職業，為什么？因為你們污染環境。事實上不是化工本身，化工企業是我們人類生存所必須的，他們等于為我們整個人類的生活承擔了更多的責任。但是同時也說明了這樣一些企業他們在企業社會責任，包括我們今天討論的安全的問題上可能業面臨著很多的挑戰，通過我們這一節的，這幾家企業經驗的分享，我們可能對這方面有很大的促進。

　　下面，有請巴斯夫(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關志華先生演講。

　　關志華：主席先生，女士們、先生們，下午好！作為最后一位發言人，可能有一些壓力，尤其是剛剛談到作為化學公司污染的問題。今天各位的講解已經從更宏觀的方面說了，我們作為化學公司，我們面臨的一些壓力，我們要從我們開始做起。

　　當然，從政府的支持，我們大眾媒體，以及所有人關注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是總是要有開始，我今天的發言就是要針對我們從一點點開始，從我們開始去做一些事情。

　　首先，我非常高興今天能夠在這里跟所有非常精彩的講解一起來討論這個問題。巴斯夫公司，可能在座的并不是很熟悉，巴斯夫公司我們是化學公司，我們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化學公司，已經有140多年，是老店。過去我們也經歷過在歐洲面對很多污染的問題，我們公司在德國、在萊茵河的旁邊，可能你們也很清楚知道在三十年前萊茵河污染程度是非常嚴重的，但是今天我非常愿意在萊茵河去游泳，而且我們在公司也常說我們在萊茵河旁邊抽到的水用在我們工廠，排放出去的水的質量比我們抽進去的還要好。所以，我們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面臨現在中國的情況，也許我們也能夠提出我們一點點的貢獻。

　　在兩年多以前，巴斯夫已經把長期發展的四個最主要的策略寫下來了，讓我們公司8萬名每一個員工都清楚知道我們有四個非常重要的方向，也包括我們的三種底線。但是我們作為一個企業，我們一定要對我們的股東負責任。所以我們能夠爭取到股東買我們的

　　作為一個最大的化學公司，而且在中國也是外商化學投資最大的一家公司，我們面臨的大環境是讓我們每天都要非常謹慎的是把每一件事情做好。我這張圖可能大家都看過，因為去年在松花江吉化發生爆炸以后拍出來的一張照片，在它的左上角就是一些死去的魚。這次這個事件影響到超過4百萬人沒有水，從吉林到哈爾濱，整條松花江兩岸所有依靠松花江的水過活的都受到了影響。右下角就不需要再說了，右下角就是煤礦的一些意外(見圖)，我希望請你們關注一下另外一幅圖，這個圖是我在香港報紙抽出來的，它是什么呢？是有一些人去偷天然氣，我們大家都知道天然氣是非常容易爆炸的，他把天然氣偷偷放在塑料袋，用最基本的方法去運輸，這就是一個定時炸彈，我為什么要跟你們說這個？目前在中國尤其是交通安全的問題，每年

　　在化學行業，剛剛華威廉先生也提到，我們在化學行業雖然說很多人認為我們是污染的，但是我們很自豪。我們早在三十年前，我們已經開始談到“責任關懷”這樣的活動，“責任關懷”完全是我們化學行業自發自覺地去把這個事情做好，因為我們完全理解到我們的形象并不是最好，但是我們深信一定能把這個事情做好。所以在這二十幾年、三十年的過程中，化學行業已經建立一個非常完整的系統，這個系統在海外的化學公司都已經按照這樣子來做事。所以，我們作為化學行業，第一，我們要按照責任關懷來做事情；第二，我們現在也希望積極地去推動責任關懷到中國來，去年我們巴斯夫公司作為一個積極的成員，在國際化學品制造商協會，跟中國的石油化學工業協會共同舉辦的第一屆在中國、在北京舉辦的“責任關懷”大會，那天我們總共有接近500個與會人員，而且國家政府官員，以及跨國企業，以及當地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都參加了。其實這個理念很簡單，你們看到這個圖(見圖)，這里面大概有七個準則，每一個準則就是按照我們的操作，比如說有運輸的安全，有員工身體健康的安全，有對工藝的各種安全。

　　一般來說以一個更簡單的方法來描述“責任關懷”，就是我們作為一家工廠，我們在生產的工廠里面，我們要關注到我們工藝的安全，我們職工的安全，以及發生事故的時候能夠有一個預案，怎么樣去反應。我們今天也提到我們要管理整個供應鏈，所以在管理我們的原料以及運輸到我們客戶，客戶怎么樣用我們的產品，以及剩下來的廢棄物的處理，都是我們要關注的。我們對供應商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我們有一系列的審查工作，因為時間關系，我就不詳細說了。

　　下面，我舉一個例子，我們現在在交通安全部分，積極推動道路安全的評估，所有的卡車，他的登記以及記錄，我們現在都用因特網的方法，把它的資料傳在同一個資料庫，進來我們的廠區我們都會進行一個簡單的記錄。我們去年南京工廠開始的時候，因為是一個新的工廠，我們頭一個月百分之七十幾的貨車都不合格，我們都不允許它進來。到今天為止，我們從去年年終到現在，我們已經達到只有百分之十幾的車輛不合格。所以，我們對交通安全、化學品安全的問題跟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總局也有一些計劃，以我們的工廠作為榜樣，尤其是對重大的事故做緊急反應的時候，應該采取什么樣的舉措。

　　以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整個巴斯夫在亞太區域的數據，以100萬人工時來算，如果100萬人工時，損失工時率是1的話，如果工廠是100個人，五年半就發生一起意外，可能就有人不能再上班，不一定是很重大，比如他不能上班一天，也算。你看到這個指標，我們現在大概是0.5，就意味著100個人，大概11年就出現一個意外。如果仔細看我們的數據，這個數據包含所有提供服務給我們的承包商，如果我們把承包商的數據拿走，我們的數據比你現在看到的數據低一半。目前我們在中國推動的不只是我們自己，如果我們把我們的承包商拉進來，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們全球公司也定下非常重大的指標，就是對環境保護、對安全的指標，因為時間關系，我就不詳細說。很多從排的廢棄物，到空氣、到水、到意外，我們都希望以重大的數字去減，從2002年作為一個基數，到2012年，十年之內你可以看到都是以百分之大的比例來減少的。當然，我們不只是做這些工藝安全的事情，我們提高與利益相關者合作關系，剛剛孫教授說，如果那個人的女兒能夠參加巴斯夫小小化學家，他就會體現到作為一個小學生作為一個簡單的實驗，來理解化學怎么樣來幫助我們對未來環境保護的貢獻。種種行動，巴斯夫在過去無論是我們在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以及在財富雜志，去年年底，我們得到二十一世紀報社主辦的第二屆中國最佳企業公民行為獎的獎項，我們希望以后能夠跟所有的今天與會的、其他的同業一起努力改善中國的環境，能夠把揚子江變成萊茵河。謝謝大家！

　　主持人(孫立平)：我們這個單元全部的報告就結束了，我們非常感謝各位報告人精彩的報告。但是在這里我要表示一個歉意，因為我的時間掌握得不好，剛才我又和會議的主辦方聯系一下，討論的時間已經沒有了。但是這個問題也不是完全沒有辦法補救，一會兒當我們會議宣布散會的時候，大家一定要盯住你對哪位嘉賓比較感興趣，對他的問題感興趣，需要問他，就盯住。

　　我最后還要再講兩點體會。我覺得剛才各位嘉賓或者是以自己的研究，或者以自己的實踐，都給我們提供在中國推進公司的社會責任提供了很好的啟示，在這當中我想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有這么兩點：第一，如何扎扎實實從點點滴滴開始做起。我注意到剛才幾位報告人都曾經講到“底線”的問題，我開始也講到這個概念，我覺得這在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現實的問題。前一段時間網上曾經流行一個帖子叫“十大荒唐禁令”，說中國都是用明文規定的去禁止這十種行為，包括教師不許強奸學生，官員不許用公款賭博，海關的官員不許從事走私等等，人們說非常的荒唐，說這樣的事情還要用明文的文件來規定，說明我們這個社會到了什么地步。我覺得我們企業社會責任也是這樣，前幾天我們有一個數據，2003年，拖欠工資差不多一千個億，一千億意味著什么？意味著至少一千萬個農民工這一年的時間是白干了。然后你再去想這一千萬農民工當中有沒有在白干的同時，還在加班加點的，加班加點地干，最后一年還沒有得到工資，這就說不過去了，這就是底線的問題。如果說點點滴滴的改善，能不能在開始的時候，加班加點，起碼把工資給了，然后再進一步到落實其他的社會責任。如何從最基本的底線開始做起，通過點點滴滴的改善，不斷地來提高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水平，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我沒有很好解決的，而又經常去問的問題，就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動力到底來自什么地方，因為沒有形成動力，這個東西就很難在整個社會當中得到廣泛的推廣，并且能夠持續下去。但是通過我問，我得到的是非常不同的回答，有的是出于社會壓力，有的是作為企業的公關，有的說是出于理念和信仰，有的說說也說不明白，這是我問企業領導人得到的答復。但是后來我明白了一點，可能企業社會責任的動力，并不是僅僅來自于某一個特定的因素，這些因素有的說起來可能是很高尚，有的說起來可能是比較勉強，但是我想，這可能給我們一個啟示，就是我們要形成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動力，需要我們去調動各種各樣的因素，通過各種各樣的因素，最后能夠形成一種合力，能夠促使企業更多地承擔社會責任。

　　在今天這一單元當中，我至少有這兩點給我的印象是比較深的。剛才說了，再稍微留點時間，一會兒大家還可以有私下的交流。我們這個單元就到此結束，再次謝謝各位報告人，謝謝各位的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