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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寄中：曾經有過爭論，其實在剛才的發言當中可以聽得出來，就是關于提升一個企業的競爭力有的說制度創新要比技術創新重要，有的說技術創新比自主創新重要，當然大概不會有人反映兩者都是原動力。在我看來，在不同時期，它的重要性程度不一樣。比如我們現在處在轉型時期，是因為制度都在轉型了，所以在這個階段，我認為從宏觀上來講，制度創新的確是很重要的。但是這也只是在邏輯層面，所謂邏輯就是我只講關系，在事實層面則不然，因為就像趙總他搞他的101，他不一定就要涉及到那么復雜的問題，他只要把那個東西
做出來就行了，當然他做出來了也得要有北京市科委的支持，也得要有我們宏觀的支持才行。但是我覺得技術創新可能對我們中國人來講，的確是有優勢的，為什么呢？你看我們四大發明都是技術發明，曾經在科學史上有爭論，就是說中國在古代有沒有科學，就像古希臘那樣，有人說有，有人說沒有。這個暫且不談，但是至少我們從我們的歷史淵源上來講，我們中國人的技術發明的技能的確是很不錯的。而現在反而成了我們一個弱項了，這不能不說是制度造成的，而不是這些人造成的，這些人有什么問題呢，他還不是那些祖先傳承下來的嗎，就像我們趙總做的，當然他的也是技術發明了。因為我原來在工廠里面坐過，我在研究所里面坐過，我發現有些人的發明技術的思路非常不錯，可是就是在文化革命，簡直沒有辦法，到了現在也是一樣。所以寬容失敗是很重要的，日本早幾年就已經有《失敗學》了，他們專門上課，都有教材了。就是說《失敗學》要教大家干什么呢，要教大家要從心里面認識到失敗是成功之母，不是嘴巴上這么認識的，這的確是很困難的，我覺得我都做不到。的確我一看到我的學生做的一些題目跟我的想法不一樣，我總是狠狠的批他們，我覺得批完了覺得不等于是扼殺了別人的想法了嗎。但是我記得我87、88年到麻省理工學院的時候，我發現那兒的老師跟我們非常不一樣，課堂環境相當的寬松。我記得我去聽課的時候，他們的教授兩只腳就踏到這個上面，我一看覺得很吃驚，但是他們的學生都能接受，而且課堂的氣氛非常融洽，導師很少像我們這樣去指責一個學生的不正確的地方，當然是他認為不正確的。那么這樣的話，我覺得這都是很重要的。
趙章光：上午跌倒了一把，我很煩，不知道為什么跌倒，如果不跌倒多好呢，但是想不行，能不能發明一下不跌倒呢？完全可以的，后來我就想發明不難，但是賣不出去，你是搞頭發的，是鞋的話，別人就不相信你。
才讓：我再把話題從教育拉老管理創新還是技術創新上面來。剛才周教授的觀點我是比較贊同的，但是我補充一點，就是除了在不同的時期看管理創新重要還是技術創新重要，還要看你是在什么樣的企業，什么樣的機構，這也是很重要的。因為這個話題是不是可以這么說，就可以回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生產力、生產關系來探討，他們兩者是缺一不可的，是相互促進，相互發展的，在一定的時期是需要去解決要重點突破的，如果突不破，生產力就要受到束縛，但是有的時候在按制度設立的時候，就要大力發展生產力，才能讓社會推向前進。第二個觀點作為企業我是研究院出身，我不創新，誰創新，我沒有技術，誰有技術，但是研究院轉型的企業并不等于你永遠就是高新技術企業，在制度設定的時候，我們不能影響制度，我們只能適應制度，國家的政策環境我們不能挑選，我們就生在這種環境里面，作為企業那就必須高度的重視技術創新，否則你今天的先進就變成明天的過失，今天的產品就要被明天的產品替代，你今天的企業在明天也要被淘汰出局。
李洪：我覺得至于技術創新排第一，還是體制創新、制度創新排第一，我覺得這個問題不重要，重要是創新排第一。
主持人：我們下面進入第三部分，主講嘉賓和觀眾互動提問。
問：我母親是在20年前發明了一種處方，專門治療結核病，她是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過程，這個藥非常好用，有很多起死回生的案例，但是我現在要請教各位如何把它做好，然后進行推廣。我想這個可能和趙總的模式有點相似。
趙章光：第一件事是中藥還是西藥。
問：是西藥，所以申請專利需要很大的成本。
趙章光：這個同學問的是藥的問題，我主張暫時不要報專利，不要急。在衛生部不認可以后，然后再報專利。你跟江蘇藥監局說我的藥很好，沒有毒就可以做臨床，如果一百個人治了有多少人能治好，心里要有一個底，你說是百分之百，但是要有病人登記資料，要他說，不是你說。然后把這個東西交給藥監局，你說這些人被我治好了，找江蘇省的藥監所，江蘇省的藥監所說這個好就可以了，建立好了，然后再給這個產品起名字，將來誰也賣不過來的，是你媽媽發明的，哪里有呢，你上，不要怕，有困難我支持你。特別簡單的，你放心好了，就怕你不行，有困難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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