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2003年4月1日，著名學者、作家余秋雨將在第四十期“中外名家系列講座”上作題為“文化轉型與競爭力”的專題演講。新浪財經直播本次講座。

　　以下是本次演講的文字實錄：

　　 支東升：各位晚上好。中外名家系列講座第40期現在開始了。今天我們有幸請到我國著名的學者、著名的作家余秋雨先生，大家掌聲歡迎。

　　今天是第40講，我們中國有句俗話叫“四十而不惑”。今天我們有幸請來了余先生，他作為一個智者來給我們解惑。

　　大家對于余先生是很熟悉的，不管他的散文還是他在電視屏幕上出現的形象。他的許多書大家都讀過，在電視上也曾經見過他在《千禧之旅》，還有青年歌手大獎賽做評委時現場的一些情況。對余秋雨先生我就不用多說了。今天他想給我們講座的題目是“文化轉型與競爭力”。現在我們掌聲歡迎余秋雨先生給我們演講。

　　　余秋雨：諸位晚上好，這個題目是講座的組委會給我出的，我就要順著這個題目做一些準備。這對我也是一個學習，也是一個交流的機會。在交流的時候，我們再探討這些問題，我肯定今天是沒法回答完這個問題的，我只能觸摸一下這個問題的邊緣，引起大家對這個問題的興趣。

　　我一共講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想介紹兩個人物的觀點。這兩個人物，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不大很熟悉，不太了解，他們是外國人。為什么不了解呢？因為他們不是發達國家的理論家，他們是不太發達國家的理論家，這個話語權就很小了，所以大家就不太注意了。但是，正像捷克的前總統哈維爾講過的，只有經常生病的人才懂得健康是什么。不太發達的國家談這個問題的時候，有他獨到的智慧，有他獨到的方位。可能比我們很多很多的發達國家的理論家還會更深入一點。這兩個人一個是阿根廷的法律教授，一個是古巴的流浪作者。他們自己的國家一定是不發達的，但是他們走過許許多多的地方，他們有國際視野，他們在不斷的比較當中產生一種感覺，他們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自己國家的經濟不發展，關鍵在于文化心態。他們幾乎共同得出這么一個結論。于是，說比較殘酷的話是，不發達是自己的選擇，文化心態是自己的觀念，是自己的選擇。

　　我把他們的觀點介紹一下，可能大家覺得不一定很同意，而且它在邏輯上好象似乎也只講了他們的一面，但是他們有他們的經歷，他們的視野和他們自己所站立的方位，也可以理解，也是站得住的。

　　我怎么會知道這兩個人的觀點呢？大家都知道哈佛大學的教授亨廷頓。亨廷頓教授曾經編過一本書，我們國家已經出版了，這個書翻譯成中文叫做《文化的重要作用》，副標題是“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的進步”。這本書在座的我們有的朋友可能讀過，他所談論的觀點對我很有震撼，他們有切膚之痛，有的我們也有共感。這個是發達國家感覺不到的，有的可能我們已經超越他們的思維了。

　　我先介紹其中一個，這是阿根廷的法律教授--瑪麗亞諾·格龍多納，他就在他長期的觀察當中，提出這么個觀點，我想跟我們在座有一些已經覺得非常自然的觀點，在國際研討會上把它提出來的時候，還是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他認為，經濟發展是一個文化過程，理由何在呢？理由是短期的經濟行為可以有經濟邏輯來解釋，長期的經濟行為，經濟邏輯解釋不了。一定會進入文化邏輯。一個個人、一個家庭、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是如此，短期的行為可以由經濟邏輯來解釋，長期的行為卻不是這樣的。

　　他說，如果就一個人或者一個家庭來說，賺錢是為了什么？他說是用貨幣來達到非貨幣的目的。這個非貨幣的目的指的是什么？不管他的人品好還是不好，不管他的等級高還是低，他要追求幸福，追求自由，或者追求安全。我有比較多的存款，為的是家庭的安全，家里發生什么問題的時候，他有一種保證、安全。有的時候是為了尊嚴，為了在自己的朋友和人群中的尊嚴。有的更好一點，我為了慈善，許多人需要救助，我有足夠的能力這么做。如果長時期經濟行為的目的，一定是這樣的問題。當你的衣食很快解決，你家人衣食很快解決，你一定有這樣的問題。這個問題，無論是幸福，無論是自由，無論是尊嚴，無論是慈善，全部都是文化命題。這樣的話，可以理解用貨幣來達到非貨幣的目的，這些目的都不是貨幣，都是非貨幣。這樣的話，他認為在短期之內，要達到的目的，當他富裕以后，這個目的很快被消解掉了。文化的目的，快速地替代經濟目的，而且成為他走向新的道路的橋梁。甚至于彼岸世界影影綽綽的目標，都直接是文化目標了。所以他覺得這種價值觀，都是文化價值觀，決定經濟發展的程度。當然我們所認為的非經濟的目的，并不是反經濟的目的，我們的非經濟目的，因為要用貨幣來獲得非貨幣的目的。他說這個非經濟目的，是“親經濟”的，不是反經濟目的，是“親經濟”目的，這是格龍多納都說到了，這些觀點都受到了亨廷頓教授高度的評價。

　　他由此得出一點，正因為如此，文化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起著指引作用和目標的作用。所以，一個國家和一個家庭，它的不富裕，一定是有它的文化心態在起著最后的指導作用。

　　他在理論上舉的例子，這個理論例子，其實這個例子本身的價值，已經超越它的理論，他舉了德國的社會學家，馬思·韋伯的觀點。這個觀點我們在座都清楚，馬思·韋伯有一個重要的觀點，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發展，這個關系太密切了。具體說來是這樣，宗教肯定是我們所說的文化觀念上的一種，原來歐洲流行的是羅馬天主教，那個時候，羅馬天主教里至少有一個觀點，對財富的觀點有一個，認為財富有可能是罪惡，正像我們所說的叫為富不仁，富和惡比較近地聯系在一起。然后這里產生很多麻煩、很多很多問題，產生很多很多虛偽。這個我們都知道，中世紀有多少多少虛偽的東西，但是自從宗教改革之后，發生另外一種觀點，富裕是上帝對你的恩賜，貧困是上帝對你的懲罰。但是這個觀點一旦普及以后，就是爭取富裕，爭取財富，就成了我們這種宗教信仰里邊不僅允許的，而且鼓勵的行為。歐洲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馬思·韋伯，真的像發明蒸汽機那樣，在世界很多地方都發明過，世界任何地方都有能工巧匠，都發明過這個，發明過那個。當這種發明成為改變社會面貌，劃分新的歷史階段的東西，它要成為非常積極的文化心態。如果這個集體文化心態還沒有建立的時候，再多的發明都沒有用。就像當年魯迅先生講過，中國發明指南針，中國發明火藥，最后是當爆竹，文化背景不行，再多的技術發明都沒有能夠快速地改變社會面貌。馬思·韋伯看來，宗教改革對歐洲改變非常重要，它刺激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快速發展。格龍多納就用馬思·韋伯的話這個說明一點。文化心態、文化觀點對經濟發展具有太大太大的作用。

　　這個例子舉得很好，這個例子大體，我剛才講到，也有一點超越格龍多納剛才說的，僅僅是文化決定。文化可以決定經濟行為，文化本身的觀點從哪里來？沒有一種文化觀念是先天刺激你可以富裕，先天可以刺激你走向現代發展，其實這個例子說明了很多的觀點。這個觀點就是任何文化。最早的時候，并不能具備這種功能，可以鼓勵現代經濟發展，這個時候就需要有大量的文化群落、文化智者，對自己的文化進行適度的調整、及時的調整。一種文化觀念是不斷地在調整的過程當中，然后這個文化觀念就有可能來推動這個經濟的發展。

　　像中國這么古老的文化，它也是在不斷地尋找自己的調整的路途當中，使自己具備給經濟提供背景的能力。遺憾的是，我們很長時間都沒有做到。這個我們可以講到，很長時間沒有做到。

　　我還繼續講格龍多納，他有點意思的地方，他走遍世界很多地方，他列了一些例子說明，我到任何國家，只要在文化觀念上看到這種特征，我就可以判斷這個地方是不發達的，經濟是不行的。我在文化觀念上看到那種例子，我就可以判斷，它即使現在不發達，幾年以后一定發達，文化觀念和經濟發展，它直接地聯系起來。他舉的例子很多，我歸納了六條。這個例子我們聽聽，我覺得阿根廷的法律教授歸納有點意思。

　　1，社會榮譽這肯定是文化觀念，一個社會如果把社會榮譽投注在地位和身份上面，這個地方一定不發達。倒過來，把社會榮譽投注在工作和行動上，這個地方一定發達。文化觀念，他作為非常簡單的劃分，他說一定是這樣，他走遍很多地方，哪個地方，我們國內哪個省也會有這個感覺，這個省里特別的講究地位、身份、官場，你看看就知道，好象經濟會差一點。倒過來，特別在行動，行動特別多，工作狀態特別的比較來勁那個地方，即使暫時不發達，等著看吧，三、五年以后，情況就大不一樣了。這是格龍多納的第一條。

　　2，對于工作美德，工作美德顯然也是文化觀念，對工作美德做理想狀態提倡的，一定是不發達的國家、不發達的地方。這個我們腦子中可能有點障礙，我們聽聽他的描述，什么叫理想狀態。這個地方工作美德提倡每個人做英雄，提倡每個人做生死搏斗，提倡每個人做中流砥柱的情況下，作為萬眾注目的，工作美德這樣提倡，這樣非常累，大家也很難達到。他說這個一定是經濟不太發達的地方。工作美德如果做尋常等級的提倡，一定是經濟社會都比較發達的地方，什么叫尋常等級的提倡？他就舉這個例子，他不準備讓大家都做英雄，他只是要求大家，什么叫工作美德，盡職、守法、準時、不遲到、穩妥、禮貌、整潔，如果做這些提倡，這個地方文化觀念，他就反推了，這個地方可能是發達的、健康的，因為所有的人都肯做到，可行的，不存在很多虛假的漏洞，如果反過來做理想狀態的提倡就不行了，他完全從文化觀念來講，他的觀念就是文化觀念決定了這種。

　　3，在財富觀念上，把人間的財富理解為已經擁有的東西，這個地方一定不發達。如果，把人間財富理解為一個不斷開始的創造過程，這個地方一定發達。這也是文化觀念，你說你特別看重這個人有錢，他的爸爸有的錢更多，他現在也有錢，這個地方一定不發達。發達的應該是這個人現在年紀很輕，剛剛畢業，懂電腦，掌握好幾門外語，在好幾個公司做過工，有幾個方案，可能沒有財富。但是，馬上判斷社會財富的擁有應該是這樣一個人，開始一個不斷創造的過程。這個文化觀點就不一樣了，那個地方肯定會發達。如果把已經擁有的這一切看成是財富，理解成財富的主要標志，那個地方就會發達。

　　4，文化興奮點。如果把文化興奮點安置在過去時代，那這個地方一定不發達。把文化興奮點安置于力所能及的未來，這個地方就一定會發達。這是格龍多納的觀點，這個比較容易理解。我們講起來，我們有過非常輝煌的什么朝代什么朝代，老在講過去，這個地方很困難。如果，把我們的文化興奮點放在力所能及的將來，這個就很重要。為什么他講現實呢？如果，遙不可及的將來，很輝煌的將來，但是完全沒法驗證這個將來，那個地方就不行。它就需要力所能及的將來。我隨便講一下，比如我們說的小康，它就是力所能及的將來，如果興奮點在這一點上，它覺得這個就比較好。如果老是安置在過去時代的人，那就是魯迅在《阿Q正傳》里講的阿Q的思維，就是我的祖宗比你闊多了，阿Q的口頭語，我的祖宗比你們闊多了，把興奮點老是安在過去的時代，那里也有興奮，但不是一個文化社會興奮點的主要地方。文化興奮點，這很重要。

　　5，他說一個社會的思維習慣，這個社會的思維習慣老是寄托于宏偉、空洞、空泛的，這個地方就不太發達。說起來就非常宏偉，非常空洞，又非常偉大，這個地方就不太能夠發達。能夠發達的就是思維習慣，發達的地方思維習慣一定是具體、漸進、有實效，這個地方就容易發達。因為思維習慣也是文化，思維習慣老是空洞講非常大的話，因此就不發達。

　　6，法律意識。他說一個不發達的地方，一定是疏遠法律的。因為它把社會看成是神圣化和妖魔化的兩極，如果他打官司一定對方是妖魔，所以他對法律是不親近的。法律是既想進入又很恐懼。那么，是你死我活的地方，但是發達的地方，對法律很親近，把法律界限看成是自己的行為規則，哪怕是在日常生活當中的一些問題，也愿意讓法律來幫助，這個也是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才會這么做，競爭才會有序。

　　我就舉了六個，它有十幾個，我摘了比較有意思的就是六個，這個有好多重復。在這六個當中，我想它大概已經作為一個旅行者，他已經看到了文化的觀念和文化的思維方式。倒過來看，這個地方的經濟發達與不發達，它已經建立了一種感性的一些材料關系。它并沒有就每一點講出嚴密的學術邏輯來，但是因為我們也經過相差不多的時代，按照我們這樣聽起來，好像覺得特別有一點道理，由此他就認為，文化思維方式和文化心態確實決定了一個地方的經濟狀態。我們一定說是，但是這種新的思維狀態是哪兒來的？也是由經濟不斷發展造成的。所以，就前面講到了馬思韋伯的例子說明了，在一定經濟發展的狀態下，有心態調整的文化狀態，而這個文化傳統調整的時候，作為新的經濟發展的背景，這是一種因果關系。遺憾的是他沒有講到互為因果的關系，只是講到文化觀念肯定是嚴重地影響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經濟發展程度。那么強烈、那么濃重地提出來，我覺得我們的學術界，還沒有能夠這樣做到，所以很值得我們參考。

　　第二個人就是流亡的古巴人，他叫蒙塔內爾，如果是學西班牙語的朋友都知道，這是一個現代擁有最多讀者的西班牙語的專欄作家。他就一篇論文里邊也提出研討，論文里邊提出一種觀點，拉丁美洲為什么落后？他是專欄作家和剛才的法律專家不一樣，咱們講專欄作家講話比較有刺激性，咱們的專欄作家也是這樣，所以我們不要把它當做純粹的學者來看待。他說拉丁美洲為什么落后？過錯在哪里？他認真看了過去的拉丁美洲在幾十年來找過很多落后的原因，第一次他有年份，這個年份對我們來說有一點不太重要了，就是幾幾年到幾幾年的時候，找到我們落后的原因主要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因為他們當時開拓新大陸的時候，遠洋的時候，剝奪了這里的財富，把這兒許許多多很好的東西都拿到歐洲去了，使我們這兒變得貧困了。所以，責任主要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后來這個原因慢慢消退了，因為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經走過很久了，這個事情發生很長時間了。就像我在千禧之旅的時候在巴基斯坦的時候，在印度的時候，我曾經記得鳳凰衛視播秋雨錄的時候有一句話，如果歐洲這個地方落后是英國人統治的結果，我們有點說不過去，什么原因？英國人結束統治至少54年，54年以后每年都有機會發展，這個機會時間不那么長，機會很多很多，而且就像在巴基斯坦，可能最大的一個，當然我們現在覺得最有效的工程，還是半個多世紀以來英國留下來的灌溉工程，所以你不能老說陳年舊帳那個事情，所以這個原因待會兒也會講。

　　蒙塔內爾說，第二個層次尋找拉丁美洲落后的原因，我們不說西班牙和葡萄牙了，我們認為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土著人好逸惡勞，不勤勞，所以我們落后了。和世界各個地方相比，最懶惰的是我們拉丁美洲的土著人，土著人是我們主要的勞動力，他們好逸惡勞我們沒有辦法改造它，所以就使得我們這個地方不能發展，這是第二條找的原因。

　　第三個原因，這個可能是隨著世界大潮流的關系，分配不公平，貧富懸殊，使得社會上很多有生力量變成了消極對抗力量。

　　第四個原因，說美國對我們壓得太厲害，距離又很近，北美，帝國主義，布什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是早期的，是帝國主義，原因是政府虛弱，他們說幾十年來找過這些原因，拉丁美洲為什么經濟落后，找這些原因。

　　大家很難相信，這個蒙塔內爾找原因，居然在美國的研討會上，他說我現在找原因，這個原因我們完全都可以不相信，我們可以看他是故意尋找刺激的那個結論。他說我找到了一個原因，這個原因是什么呢？我們全被害在拉丁美洲文化精英的手里。他這個話是故意有點夸張的講，我們完全害在文化精英的手里了。他怎么講呢？他說這些人，提供了一個惰性的文化模型，他們是進入了障礙，講了幾個問題。

　　1，文化精英這幾年永遠在吵吵鬧鬧，在報紙傳媒上喋喋不休，拉丁美洲文化程度太低，所有的人永遠接受他們的思維方式。但是，他們永遠在吵吵鬧鬧，把所有的人幾十年的思維完全搞亂了。我們這里建立不起完整的集體的文化心態，永遠看到他們在鬧，報紙上每天在看，沒有正常思維的人，能夠壓倒一切思維的人能夠引導，他們說是精英，整天在鬧。

　　2，這些人在胡鬧當中，看到他們有基本思想，這個基本思想就是反國際，思想化。文化精英不是這樣，它表現自己是精英，反對世俗，反對世俗就是反對市場，反對市場經濟。不斷地說美國不行，不斷地說西班牙不行，實際上不斷講自己民族了不起，結果是反國際化。這個思維，他們盡管吵吵鬧鬧，這兩點是統一的，一個是反對市場經濟，一個反對國際化是統一的。所以，你們這些文化精英，幾十年報紙上全是你們吵吵鬧鬧，老百姓只能接受你們的思維，而你們的思維種種之下是反國際，反市場經濟。這兩反造成了我們這些地方的這兩個觀點很牢固，這兩個落后觀點很牢固。

　　3，不僅觀念的問題，你們這些文化精英知識結構也很陳舊，知識本身，除了觀念之外，知識也很陳舊。你們不知道現代社會需要一切，現代社會需要的知識你們不懂，但是你們講自己有知識，這些知識都不懂。我們都把你們看成是知識分子，實際上由于把你們看成是知識分子，你們就成了我們和現代知識溝通的障礙。這些現代知識由于你們這堵墻在我們就不能搞現代知識，你們認為你們有知識。但是，你們的知識不是現在的，都是老的。

　　4，還有好多激進分子，知識分子有好多激進分子，我們拉丁美洲的激進分子不是把社會推向前進的激進分子，社會和激進沒有關系，一個是他們的激進表現為反對市場經濟，反國際化，同時經常在公共媒體當中胡作非為，以社會正義的名義為對抗。所以，這個原因他們認為這個是社會的障礙，這一點我要說幾句我的評判。我覺得他的知識尋找，也可能和他之前的那些尋找一樣，也可能找到的是假坐標，找到的也可能不正確，不完全是他們落后的最主要的原因。但是蒙塔內爾至少感受到了一點，在落后的經濟社區里邊，在落后的國家里邊，那個發源的文化群體，實在是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文化在社會轉型時期，照例文化應該新轉型，就是法國大革命先后，文化人都是先轉型，然后社會能夠轉型。

　　我剛剛講到像馬丁路德他們也是文化新的轉型以后，然后才產生了社會大轉型。落后的社會里邊轉型建造文化，在滔滔不絕、喋喋不休的講話。這個文化觀念完全擋住了，思維性、觀念性得轉型不可能，所以經濟的轉型成為反文化的行為。反文化的行為也就是反社會道德的行為，反一切坐標的行為，一切就不對了。所以，蒙塔內爾認為，在這個問題上轉型前的文化群體要負很大作用。

　　剛才我為什么漏了中國文化？我看到這個時候，我突然心里邊有中國文化的感覺。大家好多朋友可能看到我在山丘筆記里邊有抱愧山西，我就講到大家誰也不知道很貧困的山西，現在全中國現代銀行家的一大批出在那里，但一大批農民在那么貧瘠的土地上，他們是出現第一代亞洲最大的銀行家的土地，它的緯度和大寨是一樣的，同樣的貧困，這樣的地方能走出這一批人，走出這一批人以后創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跡，創造了至少是東方的財富奇跡。但是，中國的文化沒理它，沒有在任何一個象樣的文化人的書籍當中看到過對他們的支持。這個和歐洲是完全不一樣的。歐洲一代銀行家影影綽綽出來的時候，有一大批文化人代表著文化的名義對他們巨大的支持，這完全不一樣。到文化部支持的時候，盡管做出了巨大的奇跡，他們也是文化意義上的“非法行為”。在文化上他們是沒有地位的。大家對許許多多商人的傳統的不良的看法，都投注到他們頭上，他們只能享受自己低漏的文化，和他們的經濟奇跡是完全不相稱的。

　　我在這篇文章上講，他們當時享用的是什么文化呢？他們享用的文化實在是層次很低。讓我們很感動。我們曾經提到，我說他們的文化大概就是《走西口》這樣的歌，“哥哥走西口，妹妹淚長流“，我就做這樣的分析。為什么成為這種文化呢？就是中國人是不遠行的，父母在不遠行的。而且遠行有各種理由，家里只要有一位唱這樣歌的人，要么是新婚，要么已經有戀人。盡管貧困，他的家人已經有一份割舍不了的愛情，他如果安安靜靜不出去的話，也可以過貧困而有愛的日子。但是，他還是走了，走到哪里去？其實不知道，走西口。然后這個女孩，不管她是新媳婦還是姑娘，她只能一路地關照你怎么樣。所以，我在那篇文章里講，她唱是唱了，哭是哭了，走還是走，他還是走了，走了以后就創造了很大的奇跡，我們不知道。

　　當時康熙皇帝就是有了非常聰明的計策，就是我們的西北邊疆那么多邊防軍，后勤誰來管？國家沒有那么多錢。他提出了，這是一個政策所造成的財富，他說誰能夠供應我們西北邊疆人的后勤，我就把我們運河揚州那一帶販鹽的權力給他，看他給我們邊防供應多少給多少。這對國家來說確實是一分錢不出又解決了大問題。但是對山西的這些農民來說，那是一個大好的機會，太好的機會了。我想我們大家就能理解了，北方的都能供應，然后北方的皮毛，北方各種各樣的土產都運到了南方，南方的茶葉、南方各種各樣的東西運到了北方。在大的運輸過程當中，他們就造了旅館、飯店，包頭城就是他們中途一個飯店擴大起來的。

　　最重要的一個構思就是，他們構想能不能有票據，這個票據這兒可以兌銀子，那兒可以兌銀子。這個構思我認為為什么是銀行家的出行原則。如果這個銀樓的銀子，他送到我們銀樓里的銀子就有了，這個銀樓的銀票可以在這個銀樓里換銀子，問題是要異地兌換，我可以在廣州兌換，也可以是在西伯利亞兌換，山西人想出來了，靠他的信譽想出來了。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造成了巨大的奇跡，奇跡的最后就是慈禧太后的私房錢是存在他們那兒了，富可敵國，海內最富。說這件事，山西不要考慮，山西是不富裕的省，他們創造了這么大的奇跡，但是我們的文化沒鍛造。

　　他們的理想只能是地主的理想。支撐他們的文化，還是“哥哥走西口，妹妹淚常流”，我們看到這個大院，那個大院，文化是很大的阻礙作用。文化除了很大的阻礙作用以外，另外當時的政治起很大的作用。太平天國，這個鬧，那個鬧，最后銀行家最怕，這個地方擠兌，那個地方擠兌，銀行就開不下去了。我從文化意義講，每天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這些中國工人，天下明明可能創造巨大財富的時候，他們就讓財富過去，他們還瞧不起這一切。象征著一個抽象的國家振興的奇怪概念，真正的已經沒文化的東西已經從你身邊走過。駱駝隊浩浩蕩蕩走在中國的大地上，他們卻完全不在乎。像這樣的是文化的使者，文化使者以后可以造成一點，造成就是非常明顯的消極的，已經有了富裕。

　　在這個意義上，我有點同意蒙塔內爾，文化人在這個意義上很麻煩，他們不是站在轉型以后的文化觀念上的時候，好多成功的經濟行為都是違法的，都是鬼鬼祟祟的，那么大的商幫成了鬼鬼祟祟的，不能進入我們所說的登堂入室，他不能登堂入室。在清朝的時候，一個縣官和落第秀才同桌吃飯，他不太可能和商人同桌吃飯，這個文化的觀念非常麻煩。除了山西商幫還有安徽商幫，他是我賺了錢讓自己的兒子讀書。他們很講文化？不，讀了書考秀才、考進士，已經起來的現代金融文化，現代商人文化，一下倒退到農耕文化，這是一個倒退。在這個意義上，大體上能夠說明比較落后的文化觀念，它真是會阻礙經濟，非常明顯地阻礙經濟的發展。

　　山西商人的例子，已經在眼前了，都沒有承認他，或者居然沒有發現。當然了，不是說山西就是那樣的悲劇。當一個大院、一個大院挖掘出來的時候，我每次去，一方面對山西表示欽佩，曾經創造過那樣的奇跡，一方面感到我們的上代中國文化人的失職，我為那代文化人感到羞愧。

　　(此處有刪節)

　　第二部分，這兩個人說明文化和經濟那么密切的關系，那么我們一定要問，你心目當中的文化究竟是什么？這是最難回答，但是必須要面對的問題。我看到以前幾個講座里，有一些講座者已經講得很好，我看了書，像徐嘉璐先生講得很好。

　　這里表示我另外一條思路，不是不同的觀點。這個思路是這樣的，我在所有的文化觀念里，特別強調集體的人格這一說。文化是集體的人格。我們說文化支持經濟發展，還是阻礙經濟發展，它有沒有可能產生競爭力？實際上它是一種人格化的東西，集體人格化的東西。不要簡單劃成這么一個等號說，你看我們有企業家，有多少學位，有多少企業家能背出唐宋詩詞，這個能大力推動經濟發展，這個大大錯誤了，也不是人格，也不是我們東升先生講的。我在中央臺做全國歌手大獎賽的評委，做了快一個月。所以，大家在考這些人，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識，以為這些知識就能決定我們的文化往前走還是往后退的問題，這里都是一些誤會。這都是表象，是文化的一部分。知識肯定是我們所說的文化的主要部分，學位當然很重要了，它也是一種綜合因素。但是實際都不是主要部分。關鍵是一種整體人格。所以，我在這個地方，我比較喜歡弗洛伊德的學生有一個叫榮格，這么一個歐洲的心理學家講的一句話，他說“一切文化最終都沉淀為人格”。一個民族是如此，一個個人也是如此。

　　我們說文化的轉型問題。其實說起來，好多人的文化生態的轉型問題，有沒有競爭力的問題，也就是說集體人格，有沒有現代強度。文化的概念有好幾種，我稍微回過頭說說，我為什么比較喜歡這樣一種命題--文化的概念？你想，我們說起來世界上有200多種比較優秀的定義，有200多種定義都比較優秀。也就是說，它都站得住腳。我們很難在這種定義當中去選擇這種還是那種，這里角度不一樣，我們現在可能比較多的理解的文化可能是從時間和空間上來劃分的這種文化。從時間上劃分的，我們一般看成人類，美國摩根提出的進化論的文化觀，人類總要經過三個階段：一個是蒙昧，第二是野蠻，第三是文明。

　　我到北歐，他們有過一個海盜時代，海盜以前的時代是蒙昧，連海盜都不會做。那么大的船，我可以搶東西，乖乖自己打點魚吃吃。但是變成野蠻時代，我在北歐感覺到，他們的教科書會記錄，最早祖先都是海盜，每個國家都不回避這一點，他們覺得這個很丟人。后來慢慢進入文明，進入文明有點難度，為什么有難度？因為文化觀念完全不一樣，海盜最高的觀念是復仇。但是進入文明時代，復仇肯定不是最高觀念。在冰島有一個法律很久，它們轉型的過程和我們水泊梁山的好漢差不多，基本觀念就是復仇。但是按照現代觀念是錯了，你為了復仇把一家殺了，把丫鬟也殺了，這個不對。他們搶了很多文明的地方，但是搶了以后，占領這個地方，他們是海盜，他們孩子要留下來讀書，所以慢慢他們的后代回到那些地方完全成文明人了。

　　這三個階段是交相輝映，同時存在的。比如我們現在的文明，它一定要兩個對頭，一個是蒙昧，一個是野蠻。文明人為什么覺得孤獨和苦惱，兩個對手糾纏你，一個是蒙昧，老也說不明白，一個是野蠻，它完全不講理，就是秀才遇到兵，遇到的是野蠻。有的像榆木疙瘩似的，那個是蒙昧，這兩個都成為我們文明的對頭。有時候很難說，一個人自己身上，包括我身上，除了有文明的成分，也有蒙昧的成分，也有野蠻的成分。我們現在不知道，可能以后就知道了，都可能是這樣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摩根的劃分，他有價值。

　　我在論述文化的時候，也經常用這樣一個三段論的劃分：時間的劃分，還有一種是空間的劃分。空間的劃分不按照這個時間，因為這個時間好象每個民族都一樣，從蒙昧到野蠻，到文明，空間的劃分不一樣。空間性的劃分，埃及文明、巴比倫文明、波斯文明、中華文明、瑪雅文明，這是空間劃分，不是時間的劃分，這也是我們在說的文化另外一種定義方法。一個時間性的定義方法，一個空間性的定義方法，我們一般不做這樣的定義。這樣定義是為了我們研究的方便，這給我們研究方便。但是如果認真地來尋找文化到底是什么，我們還要尋找一些一般定義，是有這么多劃分。劃分不是哲學，分類學不是哲學，你還得尋找它到底是什么。所以，就出現了很多對文化的定義，這個定義猛一看什么都對，最早英國的泰勒曾經講過，文化是什么？“文化是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能力、習慣的總和”。物質文化不是文化本身，物質文化是文化的產物。所以，他強調的是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能力、習慣，這是泰勒提出來的，他做一般劃分。一直到現在劃分為各種各樣，傳播學派認為文化是不斷傳播的信息系統，或者是不斷傳播的價值系統都可以。全人類都可以傳播，意味著它是一個全人類聯合發展的一種創新，它可以被傳播，能夠被傳播，也有學派認為。文化是人的需要的外化，人類精神需要和物質需要的外化，也有人認為是普遍的心理模式就叫文化。中華文化，中國人普遍的心理模式，就是中華文化。等等。

　　當然這里我覺得每一種觀點都有他的道理，這是不是你是我非的問題，只是角度不一樣。同樣是一口井，你從這兒挖下去，我從那兒挖下去，挖的角度不一樣，因為我最早是研究藝術學。后來研究一般文化的時候，我比較依仗的首先是摩根的從蒙昧到野蠻，到文明這個概念，就說明文明經常的對手是這兩個。另外就是我非常接受弗洛伊德的學生榮格所說的，一切文化最后都沉淀為人格，他講的人格主要不完全是個人，盡管對個人也是，他主要指集體人格，按照現代文化人類學的觀點，他是杰出的文化人類學家，又是心理學家，從這個角度考慮。所以，中華文化在哪里？中華文化在我們的集體人格當中。一個群落有他的集體人格，一個人也有他的人格所在，我們是集體人格的一部分。就是這個榮格所說的，他很著名的話，不是歌德創造了浮士德，是浮士德創造了歌德。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浮士德是德國人的集體人格，他早就存在了，歌德只是把它挖掘出來。所以，是浮士德創造了歌德，歌德只是挖掘出來。所以，人們同時倒過來講，魯迅曾經把阿Q作為中華人格的一個側面提煉，就了不得。按照他們的文化學，文化人類學的觀念，偉大作家不多。偉大的作家在哪里？就是他碰撞到一個國家的集體人格。歌德偉大了，魯迅偉大了，有那么幾個形象，他碰撞到了他的集體人格。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要解決文化轉型的競爭力的話，也就是說，我們要建立起一種經過兵荒馬亂以后，要建立起一種適合現代，又能夠維持住文化千百年尊嚴，又適合現代的文化結構。有時候我們口頭講文化素養，文化素養實際是文化結構的發射狀態，它不是貼上去。我能對詩、唱歌，它是文化人格的自然發生狀態。經過這些年的觀察思考，我覺得有一些方面在現在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供大家參考，我自己感覺就是，作為基石能夠維持住千百年文化的尊嚴，又符合現代的價值選擇，使這個人格具有競爭力的。我覺得有幾條非常重要。

　　我講五條，不是完全嚴格意義的，只是講出來大家討論。

　　1，慈善情懷。文化人格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慈善情懷，他有對人類的整體關愛，如果沒有，我們文化人格會缺少主心骨，會散架。這點不管是我們這一代，還是下一代，都值得注意這一點。連德國的科學家康德都講過，這是絕對命令。很多命令可以拒絕，這是絕對命令不能拒絕，善是絕對命令，不能拒絕，否則你不能進了文化之門。如果那樣你進了文化之門就成了很糟糕的文痞，這個善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情懷。我曾經舉過一個人，我自己看到小小的例子。

　　我很震撼我心里的感覺。我當時還在一個學院當院長的時候，兩個學者，南方的學者、北方的學者在我們學院后門就一個藝術觀點的爭論，我也在。在觀點上我是完全支持南方學者的，因為他比較開放。北方學者比較保守，是一個具體的學術觀點在爭論，旁邊還有幾個人，在路上講，現在很少有這個情景，過去老在路上講。這時候有一個騎自行車中年婦女突然摔倒，好幾輛車就過來了。這時候這個北方的學者飛一般的，他年紀也不小，飛一般地沖過去，旁邊人也去幫忙，但是第一個沖過去是北方學者，也就是我不同意觀點的學者，飛一般沖過去救中年婦女。沒發生事情，因為那么多人過去了，那個人也沒有受太大的傷，就摔痛了。我看那個學者拍自己身上，還好他沒事，這時我突然發現，我們那么緊張。我同意的那個學者，他叼著香煙像沒事一樣，完全沒看到眼前的事，他頭看著天。這時候我突然有一個感受，我此時此刻還是贊成他的學術觀點，我還是不贊成那個沖過去的學者的觀點，但是我看到了一種讓我非常舒服的我不同意的觀點，我看到這種非常不舒服的我同意的觀點。這個觀點后面一定還有文章，文化的一個最主心骨，其實和慈善是緊緊地聯在一起，這點我們在座的朋友都能夠感覺，我們如果在聽好多文化講座或者看很多文化書的時候，如果看了很久，我們不能從他的字里行間，不能從談話者眼神當中看到一點善，我們大家很快會離開。我們并不需要他善良光輝如何關照我們，那倒不一定，人們愿意接受的就是這個，愿意就一點點，有時候一點點，我們就可以判斷它是文化的程度，有時候很重要。

　　有一次我在家里，大家知道我太太也是搞藝術的，搞藝術的不太容易掉眼淚，突然掉眼淚了，一看我們領導人，現在我們的總理看望一個受災地區的時候，那個小孩沒父母了，我們總理滿臉眼淚，就流下來了，這個非常讓人感動，他是實實在在流眼淚，而且他不能把眼淚，把頭對著那個小孩，怕引起小孩跟他哭，他不斷擰過來，擰過來對鏡頭，他又不希望鏡頭拍到自己這個樣子，又擰過臉說，我們都是你的親人，這個把我太太搞哭了。我說我也看到這個報道。

　　香港說，我們原來的總理，朱镕基總理到云南去，突然在這兒停車，看到一個非常小的窩棚。窩棚里老大爺在吃土豆，當時叫洋芋，當時問老大爺早上吃什么？老大爺說洋芋，中飯吃什么？老大爺說洋芋，晚飯吃什么？老大爺說洋芋，這時候總理也是滿臉淚就上車走了，這時候我們對一個人的評判，就是一剎那會獲得一個很高的評判，非常感動，這是好人，我們首先感覺這是一個好人。好多文化問題，其實只不過用各種方式傳達我們善良的暖流。如果這點完全剝除就不好，這個話好象是非常老的話，好象非常的古典主義，非常的情感主義，我倒是非常希望在我們文化領域當中，還應該有理想。

　　2，整體思維，這個整體思維指的是什么呢？文化的思維一旦進入，什么問題到了他腦子里，他一定習慣于整體思考。他不會掉在一個細節上，把這個細節作為自己鉆研的死胡同，他不會，他很容易獲得一個整體思考。我做這么一件事，這樣的話，全國的銀行家怎么樣，他也不見得是行長，他會這樣。如果這樣，人類整體的金融思維會不會合理，他會從大的問題來想，我們五十之軀，作為肉體都很平庸，家家戶戶在關照，不是關照自己的具體生活，這家有幾個豬，那個家有幾個兔子，這個小孩怎么樣，可能過去有幾個老人，他知道一點天文地理。我們所講的鄉賢，盡管知識范圍小一點，除了我說他有一種慈悲情懷以外，他關注的時間和空間，比一般人要大一點。文化在這個意義上，時間和空間的幅度交給文化了，文化人是關注更大的時間和更大的空間，整體來考慮。

　　文化界的朋友打電話，問看沒看美伊戰爭？大家知道文化界有好多人，“沒看沒看”，兩耳不聞窗外事，很難成為我的朋友。怎么回事，觀點都可以不一樣。從來不做整體關懷，人類所關懷的事情，對他來說一點也沒有興趣，一點也沒有，說明自己思維的范圍之內這，這一點就不行了，我們講整體關愛，要有關懷。

　　我很贊成鳳凰衛視徐子東先生講的，他回到大陸來，有一次朋友的聚會。聚會的時候有一次人講，正好是美國的哥倫比亞飛船爆炸，有一個人非常瀟灑地在講，這個美國人真大方，放了這么一個炮彈，在場所有的人都不講話了，不知道怎么講。我說這個沉默就是一種高貴，因為我們都不能接受。不管是哪一個國家的，哪怕是反美的人，你也不能對哥倫比亞航天飛機代表人類探索宇宙的爆炸，用如此輕松不道德的語言這么講。這里邊有兩點，第一點、第二點，一個是慈善，一個叫整體，整體思維。他沒想到他代表了人類整體，這和他們的戰爭還不一樣，戰爭不代表整體。但是哥倫比亞飛船真是代表人類探索宇宙，我們要了解代表我們的人，連這一點你也不知道的話就不好了。

　　整體關懷我講的范圍可能講太大了，其實在任何空間，任何范圍里邊，都有人在關注著比較大的范圍。這一點我個人的感覺，有好多人說“你有一段時間比較浪費，你做了6年的領導干部”。我作為院長，當時還是全國最年輕的校長，我做了好多年。我說“不”，我同非常一般的比較聰明的知識分子，成了我必須關心的。素昧平生的，和我家里沒有親戚關系那些人的工資、獎金，需要我這么一個知識分子，一個小知識分子日日夜夜去思考，這幾年給我的訓練使我變成另外一個人。我認為一個男人魅力很重要的一點，對遠遠超過自己生命范圍的領域，做出有責任的東西。這個蠻重要的，這也是文化使命。

　　我現在要求我的博士生，我倒不是鼓勵他們做官，我是建立他們畢業以后負責一個部門，試試關注和你沒有關系的那些人，然后你就開始有了整體思維。你做以后才知道這件事可行不可行。大家可能都知道沒有做過這件事情的知識分子，講好多漂亮話都會講，我以前也是這樣，應該怎么樣應該怎么樣。如果有了整體關照以后，有了整體行為以后，你就知道這個事情可做，北京行得通，大西北行不通。像很多種這樣的問題，這時候你就成為一個比較象樣的文化人。文化人是一個非常成熟的思維者，能夠像波爾泰，雨果當時在法國，他講的話都能夠讓法蘭西所有的人都能聽到，而改變他們的思維，這才是象樣的文化人，整體。

　　3，需要有效判斷。這不叫現代，其實中國古代就產生。第一個叫慈善情懷，第二叫整體思維，第三叫有效判斷。什么叫有效判斷？就是一個文化人，他有一種最重要的判斷，在各種重要判斷當中有一個最重要的判斷，人類行為是有效還是無效，人類太多太多的人在無效的事情上打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有的時候，可以在無效的狀態下虛度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國民經濟沒有什么增長，就是這種無效是人類發展的一個看不見的敵人，就經常做無效的事情。這個是文化人要出來，他不見得是慷慨陳詞，但是他要說明一點什么是無效性的。什么是無效性的？文化是做有效判斷的一個非常重要一個責任，是文化的責任，他需要做出有效的判斷。

　　(此處有刪節)

　　電視臺、報社也會有矛盾，但是一定不如劇團的矛盾多，一個劇團一年演一臺戲，一臺戲一年只有一個主角，那就不行。電視臺天天播出沒有多少矛盾，賣出去的報紙那么多，非常暢銷的報紙就少，有效生命的垃圾就少，垃圾也是互相傳遞。正像我前面講的善良是互相溫暖，生命的垃圾也是互相傳遞。我們過去很可怕的時代，是以社會停滯作為代價，停滯以后沒有什么事可做就斗，那是文化的狀態需要我們做判斷，一個民族如果長期處于無效狀態非常糟糕。

　　我在冰島、中東這部車開走的時候，我正是看到了大量的生命的無效狀態，我突然看到了我的童年，我可能比我們在座的多數年紀大得多，想起我童年時候的情景，那真是山河完全處于無效當中，茫茫人群處于無效當中。我在經過巴基斯坦的，讓我大吃一驚的是，兩邊上永遠站的人，完全不是歡迎我們，就是站著。從7、8歲的男孩一直到70、80歲的老頭，女人倒是看不到，全是男人。站著干什么？幾十年沒有清掃的垃圾堆上，滿臉都是灰，只有眼白和牙齒是白的，表情漠然地著，看什么不知道，就大家都在站著。印度除了站的人之外，看到的人比例是六成，也有是做小買賣的人，也有一些車來來去去，稍微發達繁榮一點。就是這樣的一些地方，有時候感覺那就是無效的，簡直是經濟很少發展，社會很少前進。那么，大家都有一種無效的狀態，每個人不富裕與他們無緣，幾代人都沒有富裕的，我小時候在農村看到這樣的情形。當時新政權成立以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以后寫回憶錄的時候寫到，當時提出的“整治”，都變成懶漢了，他們不會種農活，你把土地分給農民，他一點都沒有用，大家想到土地分給農民，農民就會起來種地，完全沒有，他完全賣掉了，也沒有人買。因為從春種到秋收有幾百個生產程序，能夠做的人很少很少。所以，當年的就是解放初期有一些合作化，因為我當時還是非常小的小孩，我覺得是很重要的，有一些復員軍人帶著大家積極地學會了農活。農活很復雜，涉及幾百程序的農活，然后才談到后面的生產，否則不行，這是無效的生命垃圾。

　　4，證偽能力，證明虛假，我們在法庭上叫偽證，我們倒過來叫證偽能力。在我們國家講的詞匯比較少，但是學哲學、邏輯的人都知道，證偽能力，這也是文化人一個非常重要的能力。什么東西虛假，首先對虛假提出懷疑應該是文化人，過去中國有一句話叫謠言止于智者，謠言總會生，有人就會有謠言，但是謠言哪兒停止，誰是謠言的天敵，說是智者，智者憑什么阻止謠言？至少我不講，我不能判斷的話我就不講。這就叫智者。

　　遺憾的是，我們現在謠言傳的最多的，就是文化世界。我們都知道，包括文化界，不僅是我們國家，英國的小報也是一樣，香港的小報都是這樣，都是文化界首先是謠言不是止于智者，當然也承認有的文化并不是智者。但是，證偽能力是當代的文化人的非常重要的能力，因為，信息量實在是太大，在信息量很大的時候，你要擔負的信息量當中，如果有90%是假信息量，你這個社會太受委屈了。由于你是有文化的人，通過你又把這個假信息成百倍地傳播，那我們的人群就太可憐了。文化是為人類剝除那些不必要頭上假信號的這么一個重要的工具，讓人類輕松起來的那么一種行為，免除很多很多謠言的行為，應該是這樣的。這也是文化人當中的一種。

　　如果一個人說這個是很有文化素養的人，這個人就喜歡傳播這種謠言的人，我馬上覺得他可能不是了。有文化素養的人，他有證偽能力。證偽有的時候是真假，有的時候還不是真假。偽字有多少解釋方法，譬如我舉這個例子，我想我們在座的朋友都會有這種體會，我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在宿舍里邊經常有這種情景，像我讀書的時候里邊住著十個男生，對于下鋪的人說了一句我非常不舒服的話，我為了證明他這句話的虛假，我可能通過一年半證明，何苦呢？這個就是那個時候，我建立的一個偽坐標，重要不重要建立一個偽坐標。這個時候很多，我的感情這個時候我很難過。但這其實是偽坐標，因為一畢業，我看到他親熱還來不及，老同學太親熱了，過去說的話，我要證明他干嗎，這個證明完全是沒有必要的。遺憾的是，我們成年以后這樣的毛病不犯了，但是類似的毛病還犯，把很多經歷投入在偽坐標上，其實是不重要的。

　　我剛才講有幾個文化界的朋友在干什么，我真不好意思講。他們通過經常多少年來一直是寫揭發性的方式，希望把自己同一個教研室里邊，另外幾個有可能評為教授的人搞下去，然后自己成為教授，這真是偽坐標，何苦呢？這個也很動感情，也容易被人家發現蛛絲馬跡。他全部的奮斗目標就是爭取做一個區的政協委員，真是偽坐標，你坐在那兒有什么得意，你趕快拿出好的作品來，因為你是作家，其它都不重要，作品才是你真實的坐標，你和讀者的交往才是坐標。再高一點的，也有偽坐標，也有很多很多偽坐標。這個就需要有證偽能力，這才是智者。剝除，證偽。

　　很多朋友問我，我稍微有一點得意的地方，我在12年前就辭掉了我當時已經很不容易的職位，當時是廳級干部，我辭掉，當時我是這個領域很年輕的。因為我是座位，那個坐標，我用真實的行為從事我的寫作，還有在寫作過程當中我發現一點，我在寫作的時候，我看到好多書，前人留下來的。前人留下來的那些書，寫這個書的前人也沒有到過那些地方，那個前人是他們的老師那兒學來的，老師也沒有到過。所以，我要證偽，證偽的方法，我盡管年歲不小，我就要親自用自己的腳步旅行那么多地方。

　　到伊拉克的時候，我們完全失去聯系了，我們在死亡路上，所有的通訊工具被封了，我們不知道后面的車會不會把我們逮住，很危險，我們經過塔利班封鎖的地區，每天都不知道明天我們是不是活著。當我們的消息完全沒有，幾十個小時沒有了，多少個小時沒有消息，像我家里的人就抱著電視機，完全不能吃飯不能睡覺，到底是活著還是死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只想做一件事就是證偽，我看看那些過去寫過什么這個地方的歷史的人，那個地方歷史的人，他們都沒到過是他們都沒到過。那么。我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看到的東西也可能只是看到一個片面，但是看片面總比沒看過好，這完全是另外一件事，為了證偽，我看看情況到底是怎么樣的。努力地用邏輯，用考察，用實證的方法來證明。如果我們國家有這么一大批人的話，我認為他們是真正模范，因為他們解除了中國人好多精神負擔。我們多少人在偽坐標里過日子，多少人在謠言當中苦悶，多少人在假信息當中激斗。如果我們把它解除掉了，一個輕松的民族就好了。證偽，做減法，把它證掉。這個不一定是假的，就是沒價值的也是偽的，就是偽坐標。

　　5，感性直覺。我前面所有的這些人，到最后都落實在一種感性直覺上。感性直覺比較重要的是，大家可能在美學范圍里知道，好多都不是到感性直覺上。我們一看到一個人，這個人感到非常舒服是什么道理？因為他的很多經歷、理念，好多都沉淀在他的舉手投足。在他的眼神里，當然也有虛假，但是有經驗的人能判斷，他的感性直覺沉淀在哪里。為什么我們看到他覺得很舒服，看到那個人不舒服？就是沉淀不一樣，感性的直覺很重要，更何況是我們對美的感性直覺和對丑的感性直覺，這里面它又作為文化最高峰的層次，就是力學的層次，好像是假的其實是真的。

　　作為一個現代人，這個很難理解。你會不會聽到你沒有聽到過名字的音樂，它實在是好聽的音樂，但是你沒聽到作曲家的名字。你馬上停下來聽，說這是好的音樂，我要聽一聽，你突然感覺到為音色的和諧而激動。你帶著家人去旅游，秋天的時候滿山楓葉，讓孩子停一停，你說這個有感覺。感覺是什么？不知道。你不是詩人，不是畫家，但是你對秋天的楓葉如此有感覺。現代文化人需要具備的，所謂藝術家，那都是職業劃分，這是另外一件事。我們講的文化人跟文化素養都是要具備。

　　我非常佩服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歐洲還在廢墟里邊，但是歐洲很多人衣衫襤褸，家人還沒有找到，但是進入了破破爛爛的音樂廳，進入音樂大世界，開始演奏貝多芬了。用這種藝術來恢復飽受滄桑那些人的心靈，這就了不得。我們有一點少，有一點缺乏，我們民族整體的藝術感就有點缺乏。如果這個整體藝術感去提高，而且感性直覺非常重要，這一點我特別強調。知識沒有感性直覺重要。你猛一下覺得，這個音樂太好聽了，我就激動，比你能講出這是誰的音樂，這個人一九幾幾年生，一九幾幾年死，直覺表現出你的高度，是你的素養，直覺非常重要，知識不是很重要。

　　我在青年歌手大獎賽之后，在《東方之子》、《東方時空》反復說明這一點，千萬不要做反面引導。我在電視臺沒有提倡其它素質，直覺很重要，你能講出這個講出那個其實不是特別重要，直覺很重要。

　　我講了這幾條，作為文化素養，也是作為我們現代文化人格的思維方位：第一，慈善情懷。第二，整體思維。第三，有效判斷。第四，證偽能力。第五，感性直覺。我作為一個教師，我有這么一些體會、想法。

　　最后我需要再講一個問題，再講幾句。

　　第三部分，面對我前面講的兩個不太發達的國家文化和一個國家經濟發展，一個國家經濟競爭有很密切的關系。我講這個關系最關鍵不在于文化知識，不在于文化的表層現象，而在于文化的人格。我提出文化人格非常重要的一些點，在這個點上增加一些文化觀念。現在就回到我們現在國內，我們自己國家產生一個問題，我們的經濟發展特別快，隨著經濟發展，我們社會生活的發展也特別快，相反文化滯后了。在轉型的過程當中，我們的文化滯后了，這不完全是我講的，有很多人都這么講。大家可能知道，上海有一個已經去世的柯靈先生，他去世也是高齡。他去世以前，我和他一起做了香港的全球華文青年文學大獎賽的評委，他沒有做評委。他去世以前寫了一個評委意見，這個意見報紙登出來。我看是他的遺言一樣，他說中國的經濟發展實在讓人歡欣鼓舞，但是比較起中國現在的文化創作狀態，那實在是太滯后了。這個希望，他有某種意義上覺得，他不太像離去這個世界非常重要，放不下的事情，文化滯后早一點解決，這是一個老人的話，我想老人的判斷是有道理的。

　　我們社會快速發展，照理應該有文化觀念的轉型放在前面，來帶領大家，但是遺憾的是，因為我們的觀念太沉重，既有幾千年的文化觀念的壓力，又有后來的極左觀念的沉淀。這個觀念壓力在那兒，比我們做事還麻煩。所以，當時我覺得鄧小平同志，就是先做起來再說，干起來再說，摸著石頭過河，不爭論。因為你要爭論，沒完沒了。每件事都站在轉型前的文化觀念討論，很多事過不去。這點上，當時我們這么做是對的。文化是作為文化界的人，或者不是文化界的，是愛好文化，關注文化的人，我們心中明白。經濟轉型，轉得很快，社會轉型也轉得不小，但是文化轉型還有待努力，或者說迫在眉睫。文化轉型是有比較嚴重的落差。這個嚴重的落差，至少我們現在我有幾個文化，我可以這么說，是比較典型地成為我們眼睛當中怎么也揮之不去的，我不能說它是主流文化，但是肯定是我們文化主要的存在狀態之一。

　　1，虛假文化。當它覺醒的時候，文化站起來的時候會幫整個社會，但是文化有時候落后，需要大家來幫文化，我們的文化有點問題。什么叫虛假文化？非常輝煌的樣子，但實際上這個文化是虛假的。這是什么呢？就是我們這個戲得了很多獎，但是最后的大獎，這個戲從頭到底沒有一個自動掏錢買票的觀眾，他不會去看。大家知道，沒有正常觀眾的戲，那他的演出本身是一個不真實的演出。這個觀點我不知道大家能夠理解嗎。不真實的演出，好象是演了，但是你這個觀眾是組織來的，不是自動買票的，是不真實的觀眾，說難聽點是偽觀眾。偽觀眾造成偽戲劇，這個戲劇不是真實的戲劇，這個現象比較普遍。我覺得這個當然不是太普遍，但是也是一定程度的普遍。

　　電影也是這樣，很多評了電影的名字，中國老百姓居然沒聽到過，沒聽到過，意味著他不會放了，沒聽到過居然評了很大獎，他發生一半，拍完不是他的完成。這個觀念，接受美學理是非常重要的，你拍完一個戲不是這個戲的完成，演員也知道，相聲演員在臺上笑得沒完，那不叫相聲，觀眾笑才叫相聲；，演員自己哭不行，要觀眾掉眼淚。你臺上演出，沒有觀眾接受，這個戲等于沒有完成，戲的完成不在排練場，不在舞臺，是通過舞臺到劇場。如果這個沒有完成是虛假文化，包括我們很多晚會都是虛假文化。這個我覺得唯一能夠改變的方法，就是我們國家提出來的一個原則，走文化企業的道路，走文化事業的道路，走市場化道路，市場化不見得能夠證明文化的優越，但是比其它標準相對更可靠一點，因為它至少可以面對人們，廣大人民群眾接受的地方。這個我覺得非常重要。

　　2，低效文化，文化效率非常低。我反復地講過，在文字獄的時代，特別乾隆以后，你寫錯什么字，一直到“文革”，寫錯什么字都要受批判。你為了獨善其身，搞一點低效文化，不僅允許，而且令人欽佩。但是在轉型時期，大家期待文化快速來到我們眼前，來引領我們的時期，你始終在從事低效文化，寫沒人看的書，演沒人看的戲，做著對社會沒有什么任何作用的學術研究、論文研究。如果很多基本隊伍大體是如此的話，我覺得這個低效文化要引起我們的警惕，我們文化經濟并不大，在這種情況下，很多耗費在低效文化上。問題是，我們在座的我不知道文科大學的同事多不多。

　　文科大學確實比較低效，我是兼了很多文科大學的兼職教授。我有一個直觀的感覺，問他們研究什么？有時候停下來真是，研究一下子可以，怎么一輩子研究，我帶博士生，我們找一個沒意思題目，讓你做基礎訓練，訓練你搜集資料的本事，訓練你邏輯思維的本事，你做示范性的訓練可以。怎么可以一輩子就是研究唐代會寫詩的尼姑，到底三月份死的還是四月死的，研究了40幾年，我覺得頭發脹，這是干嗎呢。另外你的學問，當然可以申請評到正教授，可以拿到國家獎金都可以，研究唐代文化，問題是你憑借的資料，我知道一共就是1000多字，你的正確與否沒有任何檢驗。因為你的讀者很少，就沒有檢驗的功能。你自以為學術水平很高，你不被檢驗的學術怎么能說水平很高呢？

　　講下面的例子一定會得罪很多人。研究中國的古典小說，浩浩蕩蕩研究，研究的細節不能再細節的問題，這就忘記了最大的問題，中國文化有多少文化值得研究，有多少文化值得思考。我們現在真是遇到很多值得思考的問題，那么多你們都具備了第一流的文化支撐的人，你們到哪里去，都在做這個研究。他們提出的號召是坐冷板凳才是大學者。這點我講過了，在信息不發達時代，在有文字獄時代是可以的。但是現在情況完全不一樣。如果窗外的情況一點不知道，你所研究的學問，那個地方還沒有去過，從來沒有去過，研究了好半天，也不出去走走，那么美伊戰爭完全不看，這樣的文化人，我真覺得是太低效，生命的低效帶來文化實際的低效。這樣的老師上課，下面的學生真的很頭疼。你研究問題，老講這個，你等于強加給那么多人，你怎么可能把生機勃勃的生命控制了。你可以做示范，講你的思維方式、研究方式，可以，否則這個低效文化還是比較流行。低效文化需要警惕的，有一些低效文化是老先生在做，有一些低效文化被他們自己稱之為精英文化。這個要一分為二，有的確實先人一步，好多人都意識不到，他們傳達一種新的思維，這個很好。但是也有一個大的問題，很多人并不是這樣，他的思維并不太新，他們非常奇怪地反對世俗。因為我前面講了，社會大發展、經濟大發展，他都反對。而自己很快變成精英。有的年紀很輕，我有時候不得不幽默地說，你什么時候成為精英，是大學一年級，還是二年級，是三年級吧。怎么就成為精英了呢？日子也過得很貧困，你的朋友也是很普通的朋友，很貧困的人。你對世俗文化，為什么還具有某種熱情？我最簡單，我本身是老百姓，我過著和中國老百姓一模一樣的日子。我精英的概念從哪兒來？我又不是英國的貴族血統，女王給我爺爺什么封號，沒有，我爺爺又是窮人。我又不是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的人，那是歸國學派，都不是，我有什么道理把握精英，沒有這個可能，這樣的話，就主導了自己文化的有效性，把自己用漂亮的面部封閉起來。

　　還有故意寫那種人家看不懂的文章。我有時候很納悶，我說我能夠知道，大家直到最難的康德的文章我也能讀懂，為什么你們的文章我讀不懂。你們明明用中國字寫的，我讀不懂。由于我多年做寫作，我知道，論文寫作當中，沒法用中國字寫明白，證明你自己沒有搞懂。我只能這么說，你沒辦法描述清楚，一定自己沒有搞明白，包括哲學家至上的大師孔子、釋迦牟尼，這些就更通俗了。這個有問題，我講這個話一點不排斥真正有一些具有精英思維的人，這個一定要分開，確實有一些重要的思維方式、方法論進來，我們感到陌生。他們做了很大的奉獻，很好觀念進來的時候，我們不能一竿子打，這些人值得尊敬，他們是先鋒，他們即使一時看不懂，將來也會看懂。問題是很多不是這樣的人，是冒充這樣的人，就覺得年紀那么輕。我可以自豪地說，我的學生好多都是正教授，我可以有資格，我的年齡我可以說，你們這些年輕人千萬不要做這樣的事，年紀輕輕就脫離中國老百姓，脫離廣大民眾。而且我告訴你現在的民眾和原來描述阿Q的民眾不一樣，現在你們看不起的讀者，他們絕大多數都有大學文憑，他是些企業家、銀行家、政府官員，但是他們也有很好的文化素養。他們如果全看不懂，你那個精英實在太可怕了，太小太小，而且確實得不到檢驗。

　　這是我們的一種現象，希望他們當中的一些優秀人物能夠更多地關注時代的步伐，來關注中國大多數的讀者。這個讀者，我說的像現在大專以上文憑的這樣一些人，他們關注這樣的問題，這樣我們的文化思考會活躍起來，不要出現自己小堆的小群體。

　　3，爭斗文化，也可以叫大批判文化。現在不提倡大批判，但是文化人好象，這個傳統在我們中國一直接受不了，這和我們轉型以后的文化不一樣。中國轉型很重要一點，就是以建設為主，而不是批判為主。我們總強調立，而不是強調破，遺憾是我們很多文化人，他習慣破，立不知道。這個不行，那個不行。我想問什么才行，當然批判家不見得建立起立的方案。如果大家都如此，我就很難過，很憤怒。我教過導演系的學生，他們光知道把張藝謀、陳凱歌，自己完全不會導戲，都成了導演批評家。我覺得很頭疼，我希望你們是不是停止這樣的文章，哪怕小作品、小的短片電視劇導導行不行，以立為主。我們中國好不容易遇到一個可以建設的時代，爭斗應該減少。而且這個爭斗好多是謠言為基礎，很多爭斗根本不知道對方是怎么回事，亂想，這個謠言就開始斗起來了。這里有兩個很大的誤會，魯迅就是這樣，看了魯迅的雜文，處境和魯迅不一樣。我們也很平心靜氣地說，就魯迅本人而論，他后期的環境使他不能繼續寫《阿Q正傳》這種小說，進入到這種爭斗，應該是他的悲哀，值得我們同情。我們多么希望他非常成熟的藝術功力，能夠寫出《阿甘正傳》這樣更多好作品，而不要卷到這里。卷到這里，可以理解，他們形勢有關，我們應該更尊敬他，你不能把魯迅看成一個不斷罵人的人，他被大家了解是他的作品，你又沒有作品。

　　還有一些人錯誤理解了臺灣的李敖，他罵人罵得非常厲害，李敖在監獄關那么久，值得同情。他罵人也有道理，你關了那么久，而且國民黨在臺灣獨裁統治的時候，他要尋找害過自己的，讓自己青春年華關在監獄里，耗費一個人的一生，他罵的不是現在，而且是當時的，我們把魯迅背景去掉，把李敖背景去掉，光學會罵，那只能是一種大批判文化，這個不好，我不希望年輕人這樣。年紀大的老人他們剎不住車，他學的是這一套，值得原諒。

　　我也曾經講過，和幾個朋友講過，我們有時候對老一代教授很尊敬，我后來見到很多教授，現在白頭發，走路扶著，人家以為他很有學問。他真的剎不住了，也就罷了，年輕一代不應該學，少學一點，盡量在文化建設上多做文化，你也可以成為現代的批評家，這個和罵人不一樣，一定是對他確實有實實在在幫助的，對他即使沒幫助，對讀者有幫助的，那是非常好，建設中國文化，你堵住這條路，提倡這條路，這才好，我非常提倡虛假文化、低效文化、爭斗文化中，中國文化能拔升出來，能夠走向跟他們相反的、實實在在的，能夠被廣大群眾接受的，為這個社會需要的，著重于建設的那么一種文化，著重建設你就可以有很多事情的可行性。該怎么做，而且這種東西給大家聽到，絕對不能把自己裝作高雅，拒人家千里之外，你更不會在乎排場，更不在乎得獎，這個得獎是要命的事情，在乎好多獎，你等在乎中國人對你的接受程度，如果這樣就好了。

　　需要說的是，要做這點，光勸說不行，關鍵是他們的生態要轉型，文化生態要轉型，生活形態要轉型，我們很多企業家生態轉型了，我們很多國家干部生態也轉型了，他們那么追求有效，那么有道義感，他生態轉型，而且個人也比較富裕，個人能找到財富的多少，這個是生態轉型了。文化人，很多生態還沒有轉型，局部轉型，他家房子大，這是生態轉型，但是觀念還沒有轉型，非常重要的原因，他基本社會生態沒有轉型。

　　我剛才講到，有些人在爭取，要死要活做一個正教授，把同一個教研室，每年都寫揭發信，某個人拼命想做區里的政協委員，老在爭取，要爭取的時候，不斷給自己并不喜歡的領導不斷講好話，不斷開會。像這種東西，和生態有關，他們只是在那個領域里尋找自己的價值對象，這就不對了，所以有更多的人，如果有生態轉型那情況就不會發生，不一樣，多么期待能夠走出一代文化人，我非常希望我學生這輩出現這樣的文化人。他們基礎是企業，同時又是自己的文化生態很大變化，是一個獨立自由的，有完整思想的，愿意面對今天中國廣大聽眾和廣大讀者，愿意和他們交流的愿意和他們交流過程中，改正自己的毛病，不斷調整自我的這么一個群體。

　　他們生活在這個不再有大批判壓力的環境當中，他們再不會把大量的青春浪費在給虛假文化的哄抬當中，有這么一群人的出現，可能中國文化的轉型大體上完成，對我們社會經濟的一個次序和理念的支持，就會大得多。我們國家很多經濟行為，加上更多的哲學依據，理念性的依據，文化依據。這樣的話，中國民族的復興就有了一個終極性的目標，經濟一定不是終極性的目標，世界有很多民族、很多國家，他們很富有，但是他們在社會上，在世界上得不到尊重，獲得尊重的一定是他的文化，我有時候在世界上走，這時候感慨很深，他們說中國文化有，中國餐館，我在那里邊有一個，我跟法國建筑學家有辯論，中國參觀大紅大綠，金的，臺北也這樣，北京也這樣，我說不，你們搞錯了。他說中國的房子也這樣，我說搞錯了，我說中國最大的傳統藝術，中國的水墨畫，就是黑色，中國的書法就是黑色，世界的大哲學家第一個提出五色令人目盲，是老子，最早知道單純美是中國人。元宵節舞獅這是中國文化，但是我多么希望知道中國文化有屈原、李白、蘇東坡，不僅僅是舞龍舞獅，這個整體性的文化尊嚴要與現代性的創造聯系在一起，一起在世界上受到人種意義上的尊重，這個是終極目標，不能說中國他受人尊敬，讓人感到親切，讓人仰望你，應該是他的文化。

　　既然我們講文化，我就覺得每個中國人對中華文化的轉型和復興都有作為，因為這個實實在在決定著讓中國人很尊嚴的行走于這個世界上。謝謝大家。

　　支東升：

　　我非常仔細地看了看各位的目光。在這兩個小時的視線，大家幾乎是目不轉睛。我也注意看了看余老師的杯子，他在講課的時候，一口水都沒有聽。還有一個細節你們不知道，他為了講好這堂課，他從中午一點鐘吃的飯到現在沒有吃飯。為了找余老師我是費盡了周折，因為他沒有收集。原因何在，就是為了比較那些偽信息，我把我的邀請函發到上海的秘書那兒，最后作為偽信息給除掉了。我又通過其它方式找到了余老師。我付出的努力在今天各位關注的目光中得到了報答，我也感到非常高興。

　　余老師是一位讓我們非常敬重的人，我在最早讀他的《文化苦旅》的時候，確實是帶著解惑的態度去讀的。各位在讀他很多作品的時候，起碼是我們敞開心門對他來說話。今天我要說，因為我們中華名家系列講座也是處于轉型時期，今天第一次我們把新浪網的工作人員約來，就是在我們兩個小時之中，有成千上萬的人在網絡的平臺上傾聽余老師的講課。我想各位今天應該算是有幸者，我們能夠看到他的手勢、眼神，能夠感覺他的呼吸。我們對余老師這種辛苦，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剛才邀請了一下我們中國新聞社的老總郭招金先生做一個點評。郭招金：

　　我首先作為一個讀者對余先生的演講表示感謝。我在90年代中期開始出一本書，上面列了一篇書的很多，我家里買了五本。今天余教授的演講的精華，他提出了經濟的不發展關鍵是文化心態，不發達是自己的選擇。他提出了文化是集體的人格五個論述，他還提出了中華文化人格的五點特征，他提出了現代中國文化自毀的現象存在的問題，他的語氣很平和，但是他的解剖是很犀利，他的批判也是非常深刻的。

　　我想再講兩句，很多社會現象都可以用文化來進行理解，比如說最近的歷史是伊拉克的歷史，我們對薩達姆的一些結論肯定感到很不能理解。但是，我最近讀了一些薩達姆的文件和文章，我就知道原來薩達姆認為伊斯蘭的文明是非常好的，美國算什么，就是經濟發達一點。你美國是不好的，薩達姆現在的這種行為不是贊成倫理對他怎么看，他在乎伊斯蘭的振興，看待500年后人們對它怎么看待，他是在伊斯蘭復興過程中他承擔的角色，這樣一看我看到一種解釋。

　　根據余先生的演講談一點體會，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關系，我講余先生今天的心情是非常透徹，我們現在的文化現象，我們的官員學者有著很深刻的認識，江澤民總書記已經有很多的論述，這個大家都知道。我舉一個例子，李長春同志在離開廣東之前有一番談話，他認為廣東的經濟發展到今天，要繼續發展的話，他真正的推力是文化。我講的意思就是我們的政治家和我們的學者都是我們時代的智者，對這個問題有很一致的認識。

　　我作為一個媒體的工作者，我和我們的學者都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就是怎樣來建設重建我們的文化，重塑中華民族的人格。我想一個窮人假如沒有文化支撐你的話，他會做出很多很奇怪的事情。一個富人假如他沒有文化的支撐力的話，他也會做出很多很令人奇怪的事情。我們國家經濟發展到了今天，我覺得文化滯后這種現象需要改變，我們國家經濟才能夠繼續地發展。我們建制好的文化，才能知道我們國家經過30年、50年發展以后，我們國家是怎樣的一個國家。

　　最后我跟余先生有同感，我們期待著20、30年以后，我們的民族將出現一批文化巨人。支東升：

　　因為我們是在虛擬空間和有形的空間里邊共同進行今天的話題，還是先照顧一下新浪網上的朋友，這里一共精選了四個問題。

　　1，您是否覺得東方文化能夠趕上西方文化？

　　2，在現在這樣一個信息社會里，文化呈現的方式和過去有所不同，您怎樣看待新文化？

　　3，文化轉型會不會產生負面影響？

　　4，能不能談您和您夫人的新劇。

　　余秋雨：

　　我談最后的一個問題。我的妻子是馬蘭，她原來是黃梅戲的一個表演藝術家，現在在文化轉型。因為什么我講這個問題，和文化轉型有關，需要完成文化轉型的時候，文化部的領導就需要有一些著名的演員來帶頭，就是文化的生態轉型。大家以前都以為新劇目就可以完成轉型，所以我想給這位網友講，這個轉型可能不是新劇目，不是一個非常新的故事重新把大家征服。為什么呢？電視劇和小說講故事本領要大得多的多，電視劇用幾百個小時完整細致地講一個故事，這個興奮點已經早就被收攏了，被他們收去了。所以，舞臺演出當中要加上非常復雜的情節，那肯定有問題。所以，在我看來現在好多舞臺藝術家都在編一個個的新故事，希望這個引起轟動，故事很轟動很困難。這個我早就認識到，馬蘭也認識到，所以我們現在仔細看兩個原因：

　　第一個，為什么流行歌手能夠把所有中國青年的耳朵一下子都能夠控制住了。不是文化程度不對，是新的節奏和旋律，它代表著某種時代的聲音，它真是有一種征服人的力量。過去好多地方性吸取都曾經有過這個時代。就是它能夠控制人們的，不要做宣傳，不要再其它任何解釋，它就直接控制了你們的聽覺器官。任何的劇種要獲得新的生命的話，你首先要回顧這個東西，音樂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個例子，像這種大思想家梅蘭芳先生，如果他到外國演出不是演一個大故事，宇宙前后是怎么故事，外國人不在乎，梅先生也不在乎演這樣的東西，他在于讓你們看最好的身段，讓你們聽最好的唱段，應該是這樣。

　　所以，我相信按照新的節奏、按照新的方法，我們會用一種，打造一種非故事性的，一種帶有演唱的集錦方式的呈現方式，而這個演唱集錦方式又是用現代音樂家和傳統的民間音樂劇合在一起的方式，這種組合在現在有可能。越是高水平的現代音樂家，他們越關注傳統音樂，往往是這樣，這種組合狀態。

　　運作方式，我想不能按照原來的，按照這種文化結構、官場的文化結構來運作，這個難度很大，特別是在一個省里邊進行全國和全球性的巡回演出都非常難，可能以自己演出功地的方式，演一個音樂的創新作為一個基點，又不失中國的傳統，包括黃梅戲音樂中國蘊育的方式來呈現。

　　今年大概10月份就可以在上海國際藝術節首先開演，然后會到北京和全國各地區來演出。基本上是做這么一個事情。當然這個都很苦，都非常艱難。非常艱難的原因就是，比如像馬蘭原來是在安徽省影響非常非常好，她既然要搞這個，在情感上不斷，那些省里的領導就像朋友一樣，別走吧，這個都是很感人的，你做什么都可以，不要讓我簽這個字讓你走。但是問題是，有的時候需要適當的離開，就像我當時下定決心堅決不能做上海戲劇學院的院長的時候，我跟文化部都是好朋友，我也是很累心，做很多很多壞事情，假如假裝生病，各種各樣的壞事情解決了才能走掉，這里很矛盾。就說明，在人的生態轉型上走出每一步，都要支付出為原來的道德結構所不允許的好多代價。

　　比如我對他繼續復雜的延續等等，所以，任何轉型都有大量的精神支出，都有大量的心理沖突，我們都處于這個狀態。

　　謝謝。

　　支東升：

　　我代表這位幸運的網友謝謝你。

　　因為我們最近在籌辦一個網站，因為今天聽了余老師的講話，我也深深地感覺到一點，我們這個網站的名字叫中外名家網站，我們請名家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我們探索的直線，縮短我們那些距離，這就是我們網站的名字，也就是我們網站的意義。

　　今天余老師確實給我們在文化領域這方面探索，確實是付出了他很多的努力，使我們確實減少了很多的成本。

　　提問：

　　請問余先生一個問題，對歷史的反省，對文化的構建和轉型，它的作用是什么？

　　還有一個問題，文化人應該是社會的道德、社會的良心，那么現在您怎么看這個市場經濟對文化人內心的沖擊。

　　回答：

　　這倆問題都非常非常難回答，單獨做演講都有點難度。

　　我剛才講到了，新的觀念的建立，一定是和歷史的反思，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的，因為我們要算過去壓在我們身上的文化控制力是什么。我們一定要檢點這個文化控制力，然后才能確立我們的文化觀念，這都是這些年我們要做的事情，要反思。這一反思情況就不太一樣了，這個時期如果有良知的中國文化人，我相信都在對中國的文化做一些反思，這個反思和以前的反思水平不一樣，可能更高一點。

　　我走完全世界的一些文化的發祥地之后，我的反思更多的是考慮中國文化未滅亡的原因，唯一就它沒有中斷，所有的文化都中斷，唯一它沒有中斷原因何在，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比如我講到伊拉克我很難過，他們有一個軍團叫哈瑪拉軍團，是中華文明還沒有露出曙光的時候，巴比倫文明，兩河文明就已經很燦爛，為什么最燦爛的文明現在最慘，這真是一個大反筆。文明差一點，它的壞面差一點，他遭難的程度再差一點，再少一點再差一點，完全是這種理念。怎么回事？這就是巴比倫文明進行反思，對我們的文明進行反思，對我們中國文明不滅亡的原因進行反思，這些不滅亡的原因有沒有一些好的東西。

　　我在尼泊爾司馬蘭山的南面住了幾天，我在想這個問題，我是很動感情的，我覺得我走完這一切才知道，就像我訪問了我媽媽的好多朋友以后，才知道我媽媽這一生不容易。當時我在尼泊爾的時候感到，我們對中華文明做出的反思，往往是積淀比較高，我媽媽說你當時為什么不好好學學外語，后來只有走完以后，同樣走完以后才發覺我的媽媽不容易，當時我對中華文明的看法就是這樣。我們突然走完塔利班控制的地方，哪兒控制的地區，半生走完，突然在尼泊爾的山里邊，看到一個牌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所有人都哭了，不僅是我，我們當中有臺灣人、香港人，世界的華人都感動，我們突然感覺到情感是反思發現了另外一個坐標。我以前其實前20年都在反思，我現在好多書，許多著作都是作為反思，反思更多的是中華民族的好多毛病。和當時中國知識界是同步的，想到它的很多很多毛病。

　　但是這個走完以后，特別是到后來再走了歐洲文明以后，就覺得三大文明將會主宰21世紀的非常主要的沖突，就是西方文明、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這他其實講了八大文明，這三大文明最重要，那兩個文明打起來了，后來想到中華文明不滅亡中有兩條是最重要的，一個是中華文明我們不能講太徹底的好壞，我們講農耕文明，春天種下去，秋天收上來，使得遠征，我們不到遠的地方征服別人。另外伊斯蘭沒有統治中國。我們最厲害的秦始皇漢武帝、從來沒有想到過要把什么埃及、希臘打贏，你說他們似乎沒有世界知識，對，但當時打得熱火朝天，他們也沒有，只要提出遠方有財富，遠方有強國他們就打了，就騎上馬背了，就不會想到遠征，自己打得熱火朝天，外面的是不太喜歡遠征。另外，中國是中庸之道作為一個最根本的東西，它反對長時間的極端主義，極端主義在中國短時間會盛行，比如文革十年，但是在歷史當中十年是比較短的。再長一點也算短的，極端主義要想在中國長時間盛行，特別是宗教極端主義要想在中國長時間盛行是有難度的。

　　當然還有很多原因，種種原因造成了中華文明長時間延續下去一個重要的根據。因為你不喜歡打人家，人家也不會長驅直入來把你滅亡。你不管極端，我現在覺得，現在打起來兩方面都有點極端了，中華文明在這個問題上歷來是看看。過去我在伊朗的時候，跟伊朗的中國工人講，地鐵比我們中國的地鐵還多，好多中國工人，好久沒看到中國人，看到我們去，他也給我們講講。我就講中國的歷史，唐代的時候伊朗王朝就被外國人打掉了，他們自己政變亂七八糟，伊朗是波斯國王，說我們和唐朝關系很好，唐朝那么強大，能不能出兵救我們把他們推翻，唐朝皇帝和我們現在的差不多，太遠了，我們翻過喜馬拉雅山去救你們，這不是中國人去做的事情，不去救。但是有一點，趕快到中國來，當然現在不會這么做，當時是很溫暖了，我們心理把波斯當做我們中國的一個省，叫波斯府，波斯府還有了首都，比我們現在說的省部級的待遇還要高，你可以住，你的兒子、孫子可以住，而且你的兒子永遠是波斯都的都督，中國人解決問題的方法居然是這樣。這樣，他肯定是伊朗人也再沒有成為中國的敵人，沒有成為唐朝的敵人，否則伊朗的地人會成為唐朝的敵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當然也有自然的原因，有高原過不來。

　　這樣我就反思，比如中庸之道的問題，沒有走宗教極端主義的問題。比如像一直沒有長時間的失去的問題，這個有一點應該承認，這是孔孟之道起了作用的，沒有長時間的失去秩序。我們中國人有一個非常高深的手法，1300年的科舉制度，中國男人有出息就要考科舉，做狀元有才華，我們的說法是組織部的說法，是選拔文官，那么大的國家，我為什么說他們好多國家都很無知，缺少有效的官員，中國有，每三年一大批官員出來，中國任何地方都去做官。那么，大家為了尋找自己個人得出路，就拼命地讀儒家的書，儒家也延續下去了，用一代代人生命延續下去，而且每個地方都有效管理，封建社會當時有一點蠻厲害，不斷地調，換來換去，老是換，換過多少地方，不管你有沒有問題，老換，換來換去，最后表現自己的政績。

　　這樣的話，1300年幾乎沒有太大的混亂。大家說讀書人管理，儒家就管治國平天下的學說，所以這些書生真正讓他處理一些當時農村的一些事情，也大體能夠處理。所以，1300年制度使這個國家基本有秩序，盡管這個秩序是老秩序，后來也造成恐慌，但是沒有失去也使文化流傳下來了。

　　戰爭使它沒有毀滅，還有沒有這種跨國的戰爭使它毀滅，也沒有極端主義使它鉆在死胡同，這些都使它避免了。還有國家大，不像我們在以色列看到三個國家撞到耶路撒冷都出不來了，我們從來沒有這樣，我們是怏怏大國，怎么著都行，這使中華文明延續下來了，這是好的，因為我們過去老講壞的。

　　這個反思可能是很中華文明的復興有好處，但是也有很大的問題。比如在2500年前，人類進入規范的時期，很奇跡，孔子、釋迦牟尼和蘇格拉底出生是差不多的時候，公元5世紀是最文明的時期，幾個大文明立下了他們的經典。

　　那時候我曾經講過這么一句話，淮陰出版社作為一個經典。當印度的哲人在恒河邊上思考人和神的關系時候，希臘人在大河邊思考人和自然的關系，而中國人在黃河下邊思考人和人的關系。重點不一樣，希臘人是考慮人和自然的關系，和彼岸世界是什么關系，彼岸不可知。所以，他們非常明確對自然的關系。自然科學后來在西方比較發達就是這個根源。印度思考人和神的關系，印度現在我們去的時候，他們都思考上史、下史，現實不太考慮中國思考人和人的關系，大多數都在思考人和人的關系，他們所說的自然也提到，但是和西方說的自然不太一樣。神他們不提，孔夫子不喜歡提這種關系，就提高人和人的關系，思考水平角度不一樣，思考水平也不低。但問題是幾千年人和人的關系思考下來就麻煩了，人際關系成為一個巨大的資源，反資源就要掠奪，就要侵占，就要價值。結果人際關系很最復雜了，幾大文明古國當中人際關系最復雜的就是中國。我們講中華文明在21世紀往前走，把自己好的東西扛起來，不好的東西拋棄了，其中就是人際關系實在太復雜了。現在很優秀的清宮戲，其他人看不懂，我們中國人都看得懂。清宮，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太復雜了。臺灣人也看得懂，香港也看得懂。這個中華民族不僅僅是語言的問題，這個關系的熱點在這個地方。原來楊樹理先生有這句話，中華民族的矛盾不解決的話，發明不出電視機、汽車。原因何在？思考的重心不在一個方位，幸好我們不斷調整。

　　后來從明朝末年徐光啟開始有開放意識，后來再開放再關閉，有的時候是良性的開放，傳教士，徐光啟，有的時候是惡性的開放，被迫的開放，像鴉片戰爭，這樣的話，我們調整過來了，就不再走這條路，這樣就改掉自己的缺點，發揚自己的優點，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反思，前20年，我們剛剛開始反思，痛心疾首地罵我們自己的祖先怎么不爭氣，有點不一樣。這個話我在臺灣講演反復講，臺灣人很動容，說明你知道了這一點，就是我們的祖先非常非常不容易，他們怎么會想出那么多，把這個家業留下來的那么多的點子，怎么想出來的，老祖先還是不容易，我們不能站在今天老罵他們。我們認認真真地思考他們走過的路，我講過了，我們的馬拉松選手，我們跑了很遠的路，曾經跟我們一起跑的那些人，巴比倫人、埃及人、印度人，半路都失蹤了，他們在哪里失蹤、哪里死亡我們都不知道，但是我們跑下來了，由于跑下來，我們才到了現代賽場，我們看到美國，看到年紀很輕的人，叫我們參加短跑比賽，我們認了，參加吧。但是我們有時候要講講，我們馬拉松跑了很遠了，這只有文化人講。

　　我走千禧之旅是尋找我們祖先走過的地方，看看和祖先一起同道跑而又失蹤的人，他們失蹤在何方，我當時給千禧之旅寫的主題歌是祖先托我來帶馬。

　　支東升：

　　我感覺余秋雨老師是非常賣力氣的人，提一個問題，他可以回答十個問題，而且強烈的感覺，余老師是文化勘探者。

　　朱濟民：

　　今天聽了余老師的講話，很多地方上，過去也是處在一種搞企業文化建設當中，也處在比較蒙昧的狀態，今天聽了余老師的講課，我感覺我們企業搞文化建設的重要性。過去我們講企業文化相當于企業生長的土壤，今天看，文化對一個社會來看，是一個社會當中生存的陽光，也是我們經濟增長的一個土壤，如果沒有這種文化的引導和文化推動時代的這種發展和經濟的這種發展，那么我想我們國家在未來的競爭當中，企業在未來的競爭當中，都可能要失去很多的機會。恐怕要帶來很多曲折。我想今天我獲得最大的啟發就在這里。謝謝。

　　支東升：

　　非常感謝余秋雨先生，我們感覺，余秋雨先生給了我們一個工具，這個工具不是一般人能夠給我們的，也就是說它給了我們一個新的坐標系，能夠讓我們在未來的企業文化，包括自己的人格發展方面，能夠給我們很多啟示，這是大家今天始終目不轉睛盯著余老師共同的感受，下面讓我們的工作人員來代表大家，向余老師獻一個鮮花，表示我們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