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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報/吳全慶
我進入股市，實屬無奈之舉。1970年大學畢業后分配到工廠，企業效益差，兩口子總共100元工資，我換了一個工廠，被派往深圳，經常往來于京深之間。那時對股票感興趣但又不愿碰，因為當時股票交易只分紅利，而每股紅利遠不如商業利潤，以至于我在深圳的同學勸我買點1.07元／股的深發展時，我根本就沒聽進去。1990年盡管股票沒有上市，私下里炒 的價格又使我望而卻步：黑市叫到120元／股。原來的經理要給我分一部分“深寶安”原始股，他是1.50元／股買的，3.5元／股賣給我。我從心理上承受不了：“漲了一倍，又不知道什么時候上市，不要。”1992年8月份去深圳，那位經理笑著對我講：“老吳，幸虧當時沒有把‘寶安’賣給你，現在30多元一股了，發了一筆小財。”恰逢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我下決心二次南下創業。在廣西東興，我辦下執照，才感覺到經濟緊縮的壓力，倒閉公司比開業的還多，生意極不好做。不巧的是我又得了糖尿病，幾筆生意賠了個血本無歸，30萬元打了水漂兒，但比起虧損幾千萬元后跳樓跳海的人來講，我算是幸運的了。由于體力不支，朋友勸我介入股市，并列舉了不少賺錢經歷，我買了書認真研究，給了他15萬元，買了“天龍、天橋、金杯、金頂”，每股也就4至5元，也不問股票好壞，名字叫起來好聽就行，雖有分散投資之意，也帶一點迷信色彩。1994年3月，我自己也開了戶，從此一發而不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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