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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報/葉永春
有人說，中國的官里面證監會主席這個官最難當。此話不無道理。
參與股市的有中小投資者，機構投資者；上市公司，中介機構，券商；流通股持有者，非流通股持有者等。他們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各自利益，既統一，又矛盾，利益關系
錯綜復雜，一碗水端得平么？稍有不慎，不是得罪張三，就是得罪李四。
潮起潮落，股市開著總會有漲有跌，股市跌有人罵，股市漲也會有人罵，總是有人賺錢有人賠，有人歡喜有人愁。“剪不斷，理還亂”，干預多了有人罵，干預少了也會有人罵，吃力難討好，招罵處不少。“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老路還走得下去嗎？痛定思痛……
中國股市發展至今，何去何從，眾說紛紜，只有從理論上加以澄清，才有可能引導股市健康發展。比如，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對本國的國民，只有首先承認黑人與白人的人權平等，才有可能制定出公平的法律；不承認黑人與白人的人權平等，制定出的法律會公平嗎？回到中國股市，要搞法治，不搞人治，只有首先承認參與各方的權利平等，才有可能制定出公平的規則，才能要求“規則面前人人平等”；不承認參與各方的權利平等，制定出的規則會公平嗎？這是第一條。第二條，公平公正的具體尺度呢？“風險與利益成正比”，不管對哪一方皆一視同仁，“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如果我是證監會主席，在對待“與國際接軌”問題上，我不會犯傻。你那個市場的市盈率是20倍，我這個市場的市盈率就非得也是20倍？接軌是手段，不是目的；需要的是借鑒，不是照搬照抄；有必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重溫“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這些至理名言。什么價算泡沫？什么價不算泡沫？多少個泡沫算合理？多少個泡沫算不合理？這些問題讓經濟學家去討論吧，有這個精力，還不如坐下來研究：已有的規則，對照市場公信原則，哪些符合的要堅持，哪些不符合的要糾正。要出臺新的規則也是這個原則：“參與各方權利平等”、“風險與利益成正比”。既不會提“重點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也不會提“超常規發展機構投資者”，不搞政策傾斜。你要追求一定的利益，就得承擔相應的風險，“天上不會掉餡餅”。取信于民，讓參與各方形成共識：在這個市場里，盡可放心的不是包賺不賠，而是市場的公開、公平、公正！如此，市場自然會做大，“有所為，有所不為”，達到“無為而治”。
如果我是證監會主席，在對待“國有股減持”問題上，我不會迷惑。拿“參與各方權利平等”，“風險與利益成正比”的原則來衡量，一衡量不就清楚了。那如何解決社保基金缺口與一股獨大問題呢？思路開闊些，辦法總比困難多。來個拋磚引玉：另外成立個國有股、法人股交易市場如何？具體規則：交易的計量單位一手不是一百股，而是一萬股或十萬股，提高參與者門檻，同時也可考慮對外資開放；交易的價格不設漲停限制，由市場決定價格，同時T＋1可改為T＋5或T＋10；交易的方式為分輪掛牌制：賣方公開掛出最低賣價與相應股數，買方各自不公開輸入擬買股數與價格，開牌時間一到，電腦按買價從高到低、賣價從低到高順序自動撮合成交，并報出平均成交價與成交股數。從掛牌到開牌為一輪交易，時間可定為半小時或一小時，一個交易日可有幾輪；不設分批上市額度，可上市交易的股數，就是上市公司的全部國有股與法人股，由擁有者自主決定上市數量……總的思路是：既要同股同權，又要尊重歷史；既要解決社保基金缺口與一股獨大問題，又要體現“參與各方權利平等”與“風險與利益成正比”的市場公信原則，以尋求共贏局面。
如果我是證監會主席，在對待“增發”問題上，我不會糊涂。你可以通過配股來融資，為什么要改為增發來融資？必須融資而又達不到配股標準的，你可向銀行貸款嘛，或者搞資產重組嘛，辦法多得很，為什么非要搞增發？你這樣做，風險與利益成正比嗎？對參與股市的其他方意味著平等嗎？……取消增發，是會削減證監會不少權力，但有這個權力，說情的、施壓的會門庭若市。出于公心，要這個權力干什么？不要也罷。
如果我是證監會主席，在各種壓力面前，我不會退縮。在職權范圍內，“武死戰”：你作假蒙過了，可得利幾百萬、幾千萬；抓住了，只罰個幾萬、幾十萬，風險與利益成正比嗎？！……在職權范圍外，“文死諫”：證監會不是慈善會，市場公信基石不能動搖！中國股市要長治久安，必須堅定地維護市場公信原則；維護市場公信原則，實質就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萬一哪天本人竭盡心血也做不到這點，很簡單：“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
如果我是證監會主席……好了，不要當真了，你這輩子是沒資格當這個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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