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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在一直頗受爭議的全球化進程中，中國紡織業即將迎來“后配額時代”。“請大家切切不能過早的樂觀評價ATC協議取消后對中國紡織工業的積極作用，更要看到對中國紡織品真正貿易自由化的時間是2008年而不是今年年底。”國家發改委研究部門的另一位專家強調，“特殊保障措施條款的存在，正如同非市場經濟地位在反傾銷案中的作用一樣，為中國的產品打入國際市場設置了壁壘。”
事實上，中國紡織業后配額時代的故事，已經在家電、玻璃、家具、燈具、自行車、打火機等制造企業被控傾銷時所面臨的非市場經濟地位“陷阱”里上演過了。由于中國不被認為是市場經濟國家，所以中國的出口產品的成本不得不任由別人選擇替代國市場進行核算，在最近的中國輸美彩電案中，美國使用印度作為中國的“替代國”(過去曾用新加坡、土耳其作為“替代國”)，人為提高了我國幾家出口企業的傾銷幅度。它不僅使中國企業在反傾銷訴訟中難以勝訴，又進一步刺激了某些WTO成員國對我國產品提起更多的反傾銷申訴。更為重要的是，由于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地位，任何國家都可以以“傾銷”起訴中國企業，但卻不承擔舉證責任，而是要求中國企業自己舉證證明自己的“清白”——這顛覆了訴訟中控方舉證的基本邏輯，“反傾銷”也成為外國企業可以隨意揉搓中國企業的工具。而隨著歐盟最近否決了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定請求，隨著美國公布其認定市場經濟地位的6項標準：“貨幣與其他國家貨幣的可兌換程度”、“企業與勞工通過自由談判確定工資率的程度”、“允許外國公司在國內舉辦合營企業或進行其他投資的程度”、“政府對生產資料所有或控制的程度”、“政府對資源配置以及對企業價格和產量決定權的控制程度”、“美國商務部認為適當的其他因素”，一些中國媒體已經對近期解決這一問題感到絕望——美國商務部有著太大的自由裁量權，“入市”可能和當年“入世”一樣漫長。按照《中國加入WTO議定書》第15條之規定，非市場經濟地位和替代國計算方法將最晚遲至中國加入WTO之日后15年終止。
不過，前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最近表示，對市場經濟地位的“較真”是小題大做，他的論據是，中國2003年所受的反傾銷和保障措施立案59起，涉案金額約22億美元，而2003年外貿出口總額高達4383.7億美元。因此在龐大的出口額中反傾銷所涉及的22億美元僅占0.5%。
但一些專家反駁說，一方面，針對中國的反傾銷案已經越來越多，目前全球平均每7起反傾銷案中就有1起涉及中國產品，中國已發展成世界上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和損害最大的受害國，美國更是一直頻繁地對中國揮舞反傾銷大棒。另一方面，龍永圖的算法有些籠而統之，仔細分析外貿出口的構成就會發現，近幾年中國的出口貿易中，外資企業占據大半壁江山，而且越來越大，2003年外資企業出口2403.4億美元，增長41.4%，占全國總出口額的54.8%，增量卻占總出口增量的62.4%；在2418.5億美元的加工貿易出口額中，外資企業更占到78.7%。我們經常聽到中國的家電、玻璃、家具、燈具、自行車、打火機、紡織品和服裝等國內企業被訴反傾銷，卻基本沒有聽到中國的外資企業或“三來一補”在國外有同樣遭遇。如此算來，中國本土加工企業出口額中反傾銷所涉及的比例就可能已上升到4%左右。
當國人都沉浸在加入WTO的喜悅中時，無論是官員還是學者、或者是一些資深的業內人士，卻很少有人提及龐大繁雜的“入世”條款中有關“非市場經濟地位”那些對中國限制性字眼的真正含義，同樣，這一幕今天也在ATC協議和紡織品配額問題上再現了。
“這對我國紡織品出口的影響毫無疑問是非常非常大的。”北京WTO事務中心的鐘青博士用了兩個非常來強調其重要性。他在考察中發現，影響最大的應該是珠三角、江浙及山東的紡織品企業，“這些企業來自國外的訂單往往出口國比較單一，并且以美國為主，所以一旦遭到特限，打擊會很大。如果企業不能正確認識到這一點，聽說取消配額就盲目地投資或擴大生產，則勢必會加大經營風險，造成損失。”
鐘青認為，企業應分散經營風險，多開拓其他地區的市場，避免將出口國局限在某一個國家；或是采取將廠設立在他國生產的辦法來躲開這種特限措施的打擊。同時，由于特限大多針對數量傾銷而言，因此應多開拓高端產品，提高利潤空間，而不是僅僅在低價量多上取勝。同時，在宏觀調控的層面上，政府可以采取主動配額的形式，利用經濟杠桿來控制紡織品出口增長過快，從而在主觀上避免他國采取過多的特限措施。
當然，被采訪的大部分專家都強調，目前最關鍵的是，行業協會、媒體尤其是政府，應該大力宣講，讓盡可能多的紡織服裝企業知道：2005年1月1日之后，對中國企業來說，配額的壁壘并沒有消失。“這是最大的講政治。”一位剛剛得知這一信息的紡織企業主說。(中國棉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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