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學者：中國“入世”萬事大吉？
http://whmsebhyy.com 1999年11月29日 08:15 上海證券報
經過長達13年的曲折與反復，中美兩國終于在11月15日簽署了關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雙邊協議，從而為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掃清了最后的障礙。
中國加入“世貿”，是歷史的必然，也無疑將為世界進一步繁榮注入活力。然而，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也
須為此付出必要的代價，其面臨的挑戰還是很嚴峻的。
關于中國“入世”后能獲得的利益，1997年4月，當時的世貿總干事（前意大利貿易部長）魯嘉羅訪問中國
時曾概括了三點：
一、中國將從與世貿組織130個成員國已經達成的關稅減讓等協議中獲益，因為世貿成員國之間實行無歧視的
最惠國待遇；
二、中國將可利用世貿的多邊爭端解決機制；
三、只有作為世貿的成員，中國才能參與21世紀國際經濟規則的制訂。
這三點利益是十分明顯的，但是，細細分析，這些好處并不會白白從天上掉下來，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中國
在“入世”后還須付出必要的代價，面臨一系列的挑戰，正如古人說的“一山放出一山攔”。
不能忽視：美國存在“國內法”
美國是一個極為重視自身主權的國家，其國際條約不自動具有國內法律效用。1994年6月14日，美國參議
院外交委員會舉行“世貿與美國主權”的聽證會，請最早于1990年提出建立世貿構想的密歇根大學法學院教授杰克遜（J
ohn·H·Jackson）作證。美國國會于同年通過了“烏拉圭回合協議法案”，該法案第102條（a）明確規定，
當世貿協議與美國國內法發生沖突時，“以國內法為準”。
按照世貿章程，中國加入世貿后，美國理應給予中國永久性最惠國待遇，但這是和美國的一個國內法相沖突的。
該法即沿用至今的“1974年貿易法”中的杰克遜－凡尼修正案（“Jackson－Vanik”section402
）。根據該修正案，美國總統不能給予非市場經濟國家最惠國待遇；如果總統認為仍有必要給予該國最惠國待遇，則必須每年
申請國會的特殊批準。
這項規定是當年美國針對當時蘇聯限制猶太人移民而制訂的，但時過境遷后，竟依然適用，成為一年一度的美國
國會審查中國最惠國待遇資格的法律依據。顯然，在“以國內法為準”的美國，中國加入世貿后仍有可能不能獲得永久性最惠
國待遇，除非美國國會修改“1974年貿易法”中的杰克遜－凡尼修正案。
事實上，許多美國法律專家早已預測，一旦中國加入世貿，美國為了保持烏拉圭回合協議法案和杰克遜－凡尼修
正案之間的一致性，可能會援引世貿中的“互不適用”條款，不給予中國永久性最惠國待遇。
美國貿易代表署于1999年4月8日單方面公布的美國的“要價”———《市場開放和規則承諾》中，特別強
調中國加入世貿后，美國仍將中國作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對待，就是為繼續不給予中國永久性最惠國待遇埋下伏筆。
不寄厚望：“多邊爭端解決機制”
應該看到，多邊爭端解決機制的確比其前身“關貿總協定”時改進了許多，特別是取消了“關貿總協定”中接收
專家小組報告的一致同意原則。1994年8月1日《紐約時報》報道了美國“反世貿聯盟”（Anti－WTOcoali
tions）的如下說法：“世貿是第一個美國在其中既無否決權又無投票權的國際組織”。
自世貿于1995年成立以來，發展中國家向世貿投訴以解決貿易爭端的次數大大多于“關貿總協定”時的貿易
爭端，且不乏在與發達國家爭端中勝訴的案例（如委內瑞拉投訴美國歧視其汽油進口而在世貿裁決中獲勝）。為此，1996
年與克林頓競爭美國總統的共和黨參議員多爾甚至提出一個議案，要求一旦世貿裁決結果連續三次對美國不利，美國就拒絕執
行并進行經濟報復。
但是，我們不能對于世貿的多邊爭端解決機制抱太高的希望。上屆聯合國秘書長加利在他最近出版的回憶錄中說
，“美國幾乎看不到外交的必要性，權力就足夠了，只有弱國才需要外交”。這句話同樣適用于美國的對外經濟關系。正如曾
任“關貿總協定”總干事經濟政策顧問的著名國際經濟學家巴格瓦蒂（JagdishBhagwati）說，美國近年來奉
行的不是世貿的“多邊主義”，而是“侵略性單邊主義”（aggressiveunilateral-ism）。這個詞
指的是在1988年修正的美國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和“超級301＂（Super301）條款：“根據這些條款
，美國要求特定國家對它認為不能接受的‘優先’做法進行談判，而不管這種談判是否為關貿總協定和其他條約所禁止，并要
求別國在美國規定的短促時間表內取消這些做法，美國還在它認為必要時實行關稅報復”。
鑒于前述烏拉圭回合協議法案明確的當世貿協議與美國國內法發生沖突時“以國內法為準”的說法，因此，當世
貿的多邊裁決與任意性極大的“超級301”條款發生沖突時，多邊爭端解決機制可能作用不大。
差距不�。簠⑴c規則制訂
中國“入世”后，可以參與21世紀國際經濟游戲規則的制訂，這確實是一條誘人的好處。但這需要中國培養大
量深刻理解國際經濟、政治、法律和文化的人才。應該承認，中國距此還頗有差距。
中國的報刊雜志經常出現“與國際慣例接軌”的口號，但很少見到對該“軌”的來龍去脈和內在矛盾的討論。當
前，對于世貿的國際學術研究有一個熱點，即如何理解世貿各成員國內部體制和政策之間的“和諧”（harmonizat
ion）。
美國曾因柯達膠卷在日本市場上不暢銷而向世貿起訴，要求日本將國內銷售系統改成與美國一樣。最先提出建立
世貿構想的密歇根大學法學院教授杰克遜對美國的要求很不以為然，他認為，世貿的宗旨不應是要求各成員國內部體制和政策
完全一樣，更不應要求其他成員國都向某一成員國的體制靠攏。世貿的規則應相當于聯接不同電腦的“界面”，它使不同的電
腦能協同工作，但并不要求每臺電腦的軟硬件都必須一樣。恰恰相反：越是高明的“界面”，越能使更多的不同軟硬件的電腦
協同工作。
正是從這個角度，他極為重視1997年江澤民主席訪美接受采訪時對“中國是不是市場經濟”這一問題的回答
。江澤民當時說，市場經濟有許多種類，例如，德國有“社會市場經濟”。在杰克遜教授看來，江澤民的回答與他關于世貿規
則的“界面”哲學是一致的。中國學者應積極參與關于世貿各成員國內部體制和政策之間的“協同一致”問題的國際討論，抵
制單方面將某成員國的體制與政策強加于人的傾向，這樣才能逐步真正地參與21世紀國際經濟游戲規則的制訂。
顯然，對中國而言，參與制訂新的國際經濟規則是一個既需要實力、更需智慧的巨大工程，不是加入世貿本身就
能實現的。因此，世貿總干事所說的加入世貿的第三條好處，也不是立竿見影就可獲得的。如僅僅知道“與國際慣例接軌”，
則參與制訂新的國際經濟規則就更無從談起�！ ≈R產權：窮國向富國交錢
人們注意到，世貿現行章程原本在“貿易相關知識產權”和“貿易相關投資準則”方面對發展中國家是不利的。
比如，知識產權和投資問題，原本不在“關貿總協定”議題之中，因為它們不是貿易。在烏拉圭回合討論建立世貿過程中，美
國提出以“貿易相關”為由，將知識產權和投資納入烏拉圭回合談判范圍，并獲得了發達國家（OECD）的支持。
正如巴格瓦蒂所說，“貿易相關”（traderelated）字頭縮寫（TR）應被理解為“貿易無關”（
tangentiallyrelated）才合乎實際。
在所謂“完全競爭”理想的“最佳”世界中，對跨國公司的出口比例的要求等等，將會帶來資源配置效率的損失
；但是，在市場扭曲嚴重的現實的“次優”（Second－Best）世界中，對跨國公司的出口比例的要求卻可以增加效
率。
例如，當跨國公司在中國某些行業形成壟斷之勢時，對其制定出口比例的要求將減少其壟斷利潤和緩和國內市場
上的生產過剩。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羅德里克（DaniRodrik）在“次優一般均衡模型”中證明，對跨國公司的出口比
例和本地成份（國產化）要求，可以增加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國家的福利。但世貿的“貿易相關投資準則”卻使改善這些國家國
民福利的努力不再可能，這是中國加入世貿的代價之一。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羅德里克進一步說，世貿的知識產權協議是最明顯不過的世界財富再分配———從窮國向富國
轉移財富。例如，美國本身的專利法規定專利期限為17年，而世貿協議規定專利期限為20年。又如，美國本身直到198
9年3月1日才加入伯爾尼（Berne）著作權國際公約（因為美國1909年通過的版權法只保護美國作者的版權，而不
保護外國作者），但卻以“超級301＂（Super301）條款為武器，挾迫他國作出知識產權立法方面的讓步。
但是，由于冷戰結束后，發展中國家談判實力急劇下降，最終的世貿章程規定成員國必須“一攬子”（sing
le package）地接受世貿的所有協議。顯然，此時加入世貿將使中國高科技產業受制于人（最近微軟起訴中國亞都
公司即是一例），而暫緩加入世貿則會給中國高科技產業更多的生存發展空間。
金融開放：抗風暴能力降低
除了知識產權和投資問題之外，中國此時加入世貿的代價還包括：
一、放棄解決通貨緊縮和失業問題的臨時關稅手段。美國貿易署4月8日單方面公布的“要價”———《市場開
放和規則承諾》中要求：“鎖定所有關稅，即中國進入世貿組織后不準再提高關稅”。這是違背1993年12月15日烏拉
圭回合談判所達成的保障措施協議的。該協議允許世貿成員國在受到進口“嚴重損害”時，采取提高關稅和配額等保障措施。
中國從1997年10月起，消費物價指數已連續持續下跌，就業問題越來越突出，這很像英國1930年遇到
的局面。當時，經濟蕭條和失業困擾著英國。凱恩斯認為，從理論上說有3個解決方案：1、貶值；2、降低名義工資；3、
增加進口關稅。但是，由于丘吉爾已于1925年在英國恢復了金本位制，故英鎊不能貶值，這有些類似中國政府已作出的人
民幣不貶值承諾。降低名義工資在當時的英國和今日的中國均難以行得通。凱恩斯因而指出，增加進口關稅是所剩下來的解決
通貨緊縮和失業的有效臨時手段。如果中國放棄解決通貨緊縮和失業問題的臨時關稅手段，在短期內不會得益。
二、金融服務業的大幅度開放等于改變了中國的資本帳戶管理。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克魯格曼認為，國際經濟
體系有一個內在的“三元悖論”，所謂“三元悖論”，指的是下述三個目標中，只能達到兩個，不能同時實現三個目標：一、
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二、匯率的穩定性；三、資本的完全流動性。中國選擇“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故必須
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即只應開放“經常項目”，不應開放“資本項目”。
總之，中國在成功加入世貿后，應以擴大內需和國內投資為基礎，努力貫徹“科教興國”戰略，并積極以雙邊談
判改善中國的外貿條件和參與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真正而非名義上地參與21世紀國際經濟規則的制訂，實現中華民族“自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對人類作出較大貢獻”的宏偉理想�！�(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崔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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