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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時期我國經濟年均增長8.3%，在整個發展中國家中是比較高的增長，物價年均上漲1.8%，出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新局面。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在接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說：“這確實是一個奇跡，也確實是一個謎。”

　　這確實是個謎

　　邱曉華說，從理論上說，一個國家或地區現實的經濟增長總是圍繞潛在的經濟增長率來波動的，當現實增長大大高于潛在的經濟增長時，就容易出現高增長高通脹；當接近或處于潛在的增長區間時，就可以出現高增長、低通脹(或者說是正常的物價波動)；當低于時，就容易出現滯脹。潛在的經濟增長率是一個國家經濟增長可能達到的增長速度，它是由資源的承受能力和市場的容納能力來決定的。社會資源由原材料、交通、通信、資金、電力、勞動力等方面構成，市場容納能力包括消費能力、投資能力、出口的可能性等需求因素。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例如，我國“八五”時期就是由于現實的經濟增長大大高于潛在的經濟增長率，而出現了高通脹，1989年、1990年又是由于大大低于而出現了滯脹。

　　與發達國家相比，要協調好經濟現實增長與潛在增長之間的關系，我國目前難度更大，難在處于特定階段。在正常階段，只要靠技術進步、宏觀調控就可以。特定階段主要是指：我國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從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轉變和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變革的階段。既要調整結構、又要保持發展；既要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又要保持社會穩定。

　　盡管面臨的難度很大，我國在“九五”時期卻依然成功地把現實增長率調控在潛在增長率的區間之內：我國現階段潛在的增長率是8%到9%之間，我國“九五”時期經濟實際年均增長8.3%，與此同時，市場物價漲幅只有1.8%，出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局面。

　　其中奧妙何在？邱曉華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五個。

　　解析謎底之一

　　首先是科學的宏觀調控。“九五”時期，政府宏觀調控的及時性、科學性、有效性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突出。調控的藝術性和科學性明顯提高。1996年底經濟實現軟著陸后，面對1997年下半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的大洪水，沒等問題發展到不可收拾，中國政府即及時調整了宏觀經濟政策的方向和力度。從“九五”初期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及時轉為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再輔以靈活的經濟杠桿調節，核心是擴大內需、促進增長。

　　這可以從兩個指標看：在“八五”時期，M0、M1、M2三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幅度分別是24.4%、28.1%、31.8%，個別月份甚至達到了60%到70%，貨幣失控的狀況是比較明顯的，而“九五”時期這三個指標下降為13.2%、17.2%、17.2%，使整個貨幣的增長和經濟的增長相適應，從源頭上管住了引發通貨膨脹的可能。

　　從1998年開始增發3600億元的特別國債，集中用于基礎設施、農業和科學教育的建設、企業技術改造等。比較好地解決了財政資金的投向既能增加短期需求、又不會構成通脹、還能為今后經濟增長奠定物質基礎的問題，投資的有效性明顯提高。

　　“九五”時期，由于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中國經濟既具備高增長的潛力，又存在著需求不足的隱患，極易出現低增長低通脹的滯脹局面。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正是適應了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這一變化和國際環境的變化，促進了這一階段性矛盾的解決。

　　靈活的經濟杠桿調節是指，充分利用利率、匯率、價格、稅收等手段，尤其是既加強了對市場物價的監管，又不失時機地推進物價的改革，使得物價的變化更規范，避免了過去曾經出現的由于市場秩序混亂而帶來物價過度上漲的局面。

　　這充分說明以江澤民總書記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更深刻、更科學，駕馭宏觀經濟的能力更高超。

　　解析謎底之二

　　其次，供求形勢改善，抑制了物價上漲。“九五”時期，供求形勢由原來的短缺轉向相對寬裕，從賣方市場轉向了買方市場。

　　供給方面明顯改善，尤其是農業從1996年開始連續4年大豐收，從源頭上有效地抑制了物價上漲。而我國1993年及以前幾次高通脹都是從農業產品短缺導致大幅度漲價開始的。

　　從需求角度說，消費者心理逐步走向穩定、消費的行為走向理性、消費的價值取向走向成熟，就使得過去由于盲目搶購帶來的不正常的物價波動得到了遏制，從需求方面減少了對物價的沖擊。

　　談到當前人們關心的內需不足問題，邱曉華認為，出現內需不足和整個經濟發展階段有關，“九五”時期進入總量相對寬裕的新階段，總量不足的矛盾逐步為結構性的矛盾所替代。總量的問題得到初步解決后，無論政府、企業還是消費者的行為，都有個調整、適應的過程，需要有一個貨幣積累、觀念轉變、政策配套和產業調整的過程。在適應過程中，往往容易出現階段性的國內需求的收斂，客觀上就會出現需求不足的矛盾。再加上這幾年農民收入增長比較慢，農村市場開拓受到影響，客觀上會放大這種經濟轉型期需求不足的矛盾。

　　解析其他三個因素

　　對于其余三個原因，邱曉華是這樣分析的。

　　——“九五”時期加快結構調整步伐，一方面，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局面進一步鞏固，新經濟增長點逐步增多；另一方面，產業結構、產品結構、企業組織結構調整取得積極成效。隨著結構的優化、技術的進步，即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的增長成分得到一定抑制，集約型的增長成分在加大，帶來了勞動效率的提高、資源消耗的減少，也就必然帶來了低物價，帶動了高增長低通脹的局面的形成。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較好地抑制了盲目的無效的過度的需求。市場經濟最大的特點是能夠較好地解決經濟行為的自我約束問題，在市場經濟下人們的消費、投資行為更加謹慎，更加符合交易的原則。金融體制、國有企業、社會保障體制諸項改革的深化，使得銀行的貸款行為、企業的投資行為、消費者的消費行為都更加謹慎，考慮風險、考慮效益的意識明顯強化，從而使經濟體制中間內生出一種抑制無效需求的力量，使整個資源的流向更加平穩、更加有序。這是一個重要的體制性因素。

　　——中國經濟的對外開放度不斷提高，使我們調控供求的空間更大、主動性更強。“九五”期間，盡管遇到了亞洲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總體上看，對外經濟的發展還是比較快的，外貿進出口累計17739億美元，比“八五”時期總量增加了74.9%，實際利用外資超過2800億美元，國際收支形勢明顯改善，外匯儲備超過1600億美元，使得我們國家可以從全球角度來調控國民經濟的發展。（本報記者呂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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