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成恩 中國企業家俱樂部

　　2011年11月8日，中國企業家俱樂部理事美國之行來到外交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外交關系委員會是對美國政府最有影響力又無明顯黨派傾向的智庫之一，致力于對國際事務和美國外交政策的研究，著名刊物《外交政策》即是其主持出版。歷屆美國政府內閣成員包括總統在內，都有相當一部分是委員會的成員，美國前總統布什、尼克松、前國務卿基辛格、布熱津斯基都曾是委員會成員。按照現任委員會主席、高盛公司前總裁、美國前財長魯賓的話說，就是“我們會幫助華盛頓做政策制定，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很有影響力”。

　　“廣場協議”殷鑒不遠

　　11月8日一早，魯賓略帶倦容出現在外交關系委員會為中國企業家俱樂部理事舉辦的早餐會上，表示自己周五晚剛從中國回到美國。他和一群美國的經濟學家到中國同中國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們舉行討論會，主要討論了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以及美國經濟前景。

　　關于人民幣匯率及國際化問題，國家創新發展戰略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吳建民表示，“1985年美國和日本達成‘廣場協議’時，我當時是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中的一名成員。我記得廣場協議確實減少了日本對美國的出口，從而降低了貿易赤字。但是我記得就業卻并未增加”。1985年9月22日，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以及英國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匯率有秩序地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問題，協議簽訂后不到3個月的時間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兌200日元左右，跌幅20%。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里，美元對日元貶值了50%，也就是日元對美元升值一倍。專家認為日本經濟“失去的十年”罪魁禍首就是廣場協議。

　　對此魯賓回應道：“對匯率的問題我們確實有不同的觀點。我們的未來取決于我們自己，而不是匯率。我們確實有很多不同之處，這些不同之處影響了美國政治議題。但是毫無疑問我們需要建設性的雙邊關系。”他同時老調重彈，繼續強調人民幣升值有助于解決中國的國內問題。魯賓表示，“你們的5年計劃也提出要將中國經濟從出口驅動轉向內需驅動。但是這必須以一個比較可控的步驟進行，它容易引發地方利益和中央利益的分歧。如果中國升值人民幣的話，這有助于中國降低通貨膨脹的壓力。它也會增加國內的消費，改變以出口驅動經濟的形式，增加內需”。

　　自2010年6月中國不再讓人民幣盯住美元以來，人民幣已累計升值7.7%，今年升值了3.9%。但是中國最近放慢了人民幣升值的步伐，以避免損害出口行業。由于國際經濟疲軟，中國的出口已經受到沖擊，加上中國CPI數據連續三個月回落，通脹形勢開始緩解，從今年9月中旬至今，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基本沒有上升。

　　美國基礎設施投資需要中國

　　在討論關于人民幣升值問題時，吳建民提出一個重要觀點，那就是只有投資才能增加就業，美國需要中國企業的投資。他說中國企業家俱樂部的理事成員中包括了中國過去二十年最好的民營企業家。到今天為止，民營經濟總量已經占到了中國CDP的一半，它們貢獻了80%的就業，而只占用了30%的資源。吳建民說，“這些企業家也期望在美國找到投資機會，但是他們面對的是美國人對于中國的誤解，今年早些時候，在見一些華盛頓的人時，他們告訴我們，他們會重視這個問題，會重新考慮美國的投資審查政策。但是到現在為止并沒有看到太多的改觀。用中國的話說，就是雷聲大、雨點小”。

　　聯想控股董事長柳傳志接著舉了中坤集團總裁黃怒波投資冰島的例子來說明，媒體如何把民營企業的一次投資變成了政治問題，這也是他和中國企業家代表團來到美國的原因。他希望能夠讓一群中國民營企業家和美國各界的接觸來改變美國各界對中國公司的印象。柳傳志表示，“以往美國政府接觸的大多是官方和國企人員”。

　　針對中國企業家的問題，身處現場的外交關系委員會成員Trevor Houser指出，從他得到的一項數據看，2007年中國在美國僅有260項交易和5億美元的投資。如果把它同中國在其他地方的投資相比的話，這個投資規模要少得多。他認為到美國投資并沒有中國企業家所想的有那么多的限制和難度。Trevor Houser 表示，“誠然，中海油在2005年收購優尼科的嘗試失敗了。但是他們在2011年收購了另一家美國民用石油公司就毫無障礙。如果你們能證明你們的投資不會涉及國家安全，有過良好的合作記錄，我想你們一定會得到支持”。

　　外交關系委員會負責亞洲事物的ALLICE 八十年代曾在中國工作。她建議中國公司可以借鑒一些美國的治理方法，“透明化的企業治理會更容易讓美國人理解中國公司”。她表示中國公司在美國的投資可以在開始時候以較小的規模進入，然后慢慢建立同當地社區之間的良好關系，ALLICE聲稱“有些交易能否通過，其實并不是考慮到交易是否敏感，而是它們能否獲得當地社區和利益集團的支持”。她同時表示，現在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在基礎設施方面有大量的資金需求，政府希望能夠和私有企業來合作進行基礎設施項目的開發，這對中國公司是一個機會。

　　吳建民從一個側面證實了ALLICE的看法，他表示，“兩周之前，我在加州，加州的一些人士告訴我，他們準備向加州政府發出倡議，要在加州開辟一個特區來歡迎中國的投資。這里的特區就像中國的經濟特區一樣可以被中國人理解。從現在到明年，如果我們能在州一級的政府做出動作，或許就更容易讓華盛頓理解”。

　　最后，魯賓總結道：“我想正確的答案是我們都想獲得對方的投資。美國公司很敏感知識產權保護等問題。另外，現在我們有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如果能處理好政治問題，這對中國公司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想你們可以通過跟當地公司的合作來進入這一領域”。

　　美國經濟有韌性 中國應救助歐洲

　　與摩根大通CEO吉米·戴蒙的觀點類似，魯賓認為，“美國目前的經濟形勢還會有一段困難時期，但是美國經濟仍有實力。因為我們的資本市場很靈活，沒有開發的自然資源仍很豐富，資本流動性也很充足。雖然有人會說美國的政治體制和兩黨僵局，但是，美國的政治系統已經在過去證明了它的靈活性”。

　　雖然美聯儲繼續執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但是并未有效帶動美國GDP的增長，今年上半年美國GDP同比增長僅1.9%，失業率高達9%，而政府并未拿出有效的辦法來促進就業，奧巴馬提出的就業法案遲遲未能通過，今年8月兩黨關于國債上限的投票鬧劇又進一步加劇了兩黨的政治僵局，在面臨明年總統大選的格局下，美國經濟和就業增長更顯得毫無章法，歐洲的債務危機更給美國經濟增加了不確定性的前景。

　　在這種情況下，魯賓表達了希望中國政府能夠援助歐洲的建議。他說，“在我看來，歐洲政治家和官員顯然已經滯后了。但是歐洲的問題已經成為我們所有人的問題。我希望中國能夠找到參與的方式。如果我是中國政府，我會以美國在1995年和1998年墨西哥與亞洲經濟危機時那樣，找到合適的援助方式去幫助歐洲”。1995年至1999年，魯賓接替本特森出任克林頓政府財政部長。也就是魯賓宣誓就任財長后一年，墨西哥陷入財政危機，魯賓宣布通過匯率穩定基金撥款200億美元來支持墨西哥政府渡過了當時的危機，使得此次危機被局限在一國區域而沒有在美洲區或全球范圍內擴散。

　　發端于希臘、愛爾蘭等國的歐洲債務危機今年以來愈演愈烈，雖然希臘等國已經通過了緊縮法案，同時歐元區也通過建立穩定基金來購買歐元區國家國債，但是危機仍在反復發酵擴散。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格局下，以鄰為壑必將成為眾矢之的，同時也將影響本國的貿易與投資。日本政府計劃購買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發行的20%債券，中國雖未透露購買規模，但是根據境外媒體消息，多個歐洲國家已經表示中國已經購買該國債券。但是，歐債危機并非是簡單的流動性危機，而是歐洲長期低增長與高福利無法調和的矛盾所造成的根本性危機，所以，要援助歐洲目前在全球范圍內并未形成統一的標準化行動，在近期召開的G20高峰論壇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明確表示，歐洲問題主要還得靠歐洲自己解決。言下之意就是，外人可助力，自己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