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長周小川昨天在新浪金麒麟論壇上表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已有顯著進展。由于中國國際收支更加平衡，未來有可能更多地將外匯資源分配轉向民間。

　　“中國正處于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這樣的過程需要一段時間。”周小川說，從中國國際收支近30年的走勢來看，最顯著的變化發(fā)生在最近10年。10年間，中國貿易順差顯著提升，外商直接投資(FDI)十分強勁。同時，國際收支的一些主要項目，如收益項下對外投資的債券及分紅的收益增長較快；對外承包工程和其他勞務收入項目也增長較快。

　　據周小川介紹，2011年，中國國際收支一個突出特點是FDI增長較快，原因來自多方面：一是全球流動性相當充裕；二是發(fā)達經濟體經濟增長前景不佳，投資回報存疑，更多資本流向新興市場國家。因此，從國際收支總平衡即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總和來看，中國今年國際收支的總順差較大。他表示，近年來，中國經常項目順差與GDP之比不斷下降，“2007年、2008年間最高，約為10%。隨后明顯降低，2010年已降到5.2%，今年上半年降到2.8%，預計今年全年的水平會比較樂觀，約為4%，中國國際收支結構將有明顯改進。”

　　周小川還表示，中國制造業(yè)產能已明顯開始減速，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大量集中在制造業(yè)，而是集中在建筑業(yè)和服務業(yè)。在新增投資中，制造業(yè)的比重越來越低，“例如在‘四萬億’刺激計劃中，基本上沒有工業(yè)投資和制造業(yè)投資。”從金融業(yè)的貸款來講，新增貸款總額中，銀行對加工業(yè)的貸款在新增貸款中的比重已是“一位數”，不像過去那樣占比一半或更多。相反，當前大量貸款發(fā)放給了基礎設施、市政設施、服務業(yè)等行業(yè)。

　　此外，外商直接投資過去在中國形成了大量的制造業(yè)產能，但現在外商直接投資中，投資于服務業(yè)的比例已接近50%。“這也是相當大的變化，這些變化都表明我們的產能布局在各領域發(fā)生變化。”周小川說，隨著這種變化，中國的國際收支會更加健康和平衡。

　　周小川昨天并未展開闡述有關國際收支走勢與宏觀政策相互關聯(lián)的話題，但提到了人民幣“走出去”的時機問題。他認為，從資源的分布來看，“我們可能將更多的資源分配轉向民間，包括外匯，更多地‘藏匯于民’。”不過他強調，所謂“藏匯于民”，并不是老百姓把外匯藏到自己手里，而是讓他們自行決定運用包括投資等機會。

　　>>鏈接：經常項目指本國與外國進行經濟交易而經常發(fā)生的項目，是國際收支平衡表中最主要的項目，包括對外貿易收支、非貿易往來和無償轉讓三個項目。

　　-主題演講

　　銀監(jiān)會：整改存量平臺貸款

　　本報訊 (記者高晨)銀監(jiān)會副主席周慕冰昨天在論壇上表示，對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銀監(jiān)會下一階段將重點推進存量平臺貸款的風險緩釋和整改增信。

　　周慕冰表示，銀監(jiān)會高度關注平臺貸款的整改增信。下一階段，在前段時間嚴格控制貸款新增的基礎上，銀監(jiān)會將重點推進存量平臺貸款的風險緩釋和整改增信。所有存量平臺貸款必須落實合格、足值的抵質押，并進行還款方式整改。凡是以公益性資產作為抵質押的平臺貸款，應以合法的非公益性資產進行全額置換；凡是以政府承諾擔保以及以無土地使用權證的土地出讓收入承諾抵押的平臺貸款，應及時追加合法有效的抵押擔保。

　　周慕冰稱，對于整貸整還的存量平臺貸款，銀監(jiān)會要求商業(yè)銀行與地方政府和平臺客戶協(xié)商貸款合同的修訂和補充完善，做到項目建成投產之后，每半年償還本金一次、利隨本清，實現還款科學化，減輕集中還款壓力。

　　證監(jiān)會：積極面對新媒體

　　本報訊 日前，巨人集團老總史玉柱(微博)因為微博上的一句話被證監(jiān)部門約談，引起廣泛關注。在昨天的論壇上，證監(jiān)會副主席劉新華恰好談到了資本市場如何面對新媒體的問題。他表示，資本市場與新媒體之間應處理好四個關系：

　　首先，虛假的不實信息很可能損害投資者的預期，降低市場的運行效率，進而損害市場的功能。因此，首先需要處理好信息的快速傳播和保證信息真實性的關系。

　　第二，對普通投資者而言，借助新媒體，了解信息的渠道雖然更方便快捷了，但準確甄別信息和理性投資的決策更難了。因此，要處理好信息的海量傳播和理性決策之間的關系。

　　第三，新媒體容易帶來信息傳播上的放大效應、連鎖效應和“蝴蝶效應”。因此，需要處理好發(fā)揮新媒體的積極作用和防止信息誤導之間的關系。

　　第四，新媒體也需要強化社會責任建設，嚴格采編制度，處理好在加強社會責任和推動資本市場穩(wěn)定健康發(fā)展之間的關系。

　　保監(jiān)會：完善資本補充機制

　　本報訊 保監(jiān)會副主席陳文輝昨天在論壇上表示，面對保險公司資本補充渠道較為有限的現狀，保監(jiān)會已經啟動了完善資本補充機制的整體規(guī)劃研究。

　　陳文輝稱，當前，保險公司除了自身積累的內生性融資外，外源性融資方式主要有三個：股東注資、公開上市募集和發(fā)行次級債務。與次級債券公開發(fā)行不同，次級債務屬于私募發(fā)行，融資性能較差，這是保險行業(yè)亟待解決的問題。為此，保監(jiān)會已經啟動了完善資本補充機制的整體規(guī)劃研究。

　　陳文輝透露，保監(jiān)會正在考慮提高融資工具的流動性，爭取利用銀行間債券市場、上交所掛牌平臺交易增加次級債務市場的流動性，提高次級債募集和轉讓的流動性。同時，豐富轉讓工具，研究開放次級債券、可轉債、混合債等資本補充的金融工具。此外，開拓離岸市場，探索和支持保險公司在香港市場開展人民幣債權融資。

　　吳敬璉：政府別管不該管的事

　　本報訊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昨天在做論壇閉幕演講時指出，全球的經濟發(fā)展給中國提供了很大的機會，但中國也面臨挑戰(zhàn)，不光是技術問題，更重要的是體制，“政府不要去管不該管的事情”。

　　吳敬璉指出，政府對經濟發(fā)展的支持可能起到正面作用，也可能起到負面作用。“看這幾年的情況就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的經濟還是政府主導的經濟，不管是技術路線的選定還是部門發(fā)展的重點，一直到資源的配置，政府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所以，現在企業(yè)碰到困難的時候，都是希望政府加大支持力度。”吳敬璉說。

　　在吳敬璉看來，對一個企業(yè)來說，政府加大支持力度是會有效的，但是在全球競爭中，政府能起的作用就不是那么大了。“譬如說，如果政府對于技術和產業(yè)發(fā)展的重點判斷有誤，那么就會出現一種情況，政府‘有保有壓’，搞政策傾斜，于是業(yè)界會一哄而起，因為從事這方面產業(yè)的開發(fā)能夠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吳敬璉解釋說：“市場是瞬息萬變的，一旦市場發(fā)生了變化，原來的判斷錯了，就會變成產能過剩。這個時候，政府又會采取什么樣的措施呢？一般的反應就是‘由保轉壓’。另外，就一個國家來說，向某一個產業(yè)或企業(yè)傾斜，就意味著給另外的企業(yè)施加了壓力和障礙，或者減少了資金支持，總體來說這就有問題。”

　　針對目前民營中小企業(yè)發(fā)展困難的問題，吳敬璉表示，一方面要推進改革，完善市場化的金融體系；另一方面，政府要改變干預的方法，不要做微觀干預。

　　任志強(微博)：越限購的城市，你越得去買房

　　本報訊 “越限購的城市，你越得去買房，限就是政府幫你摁著(房價)，一松手就會往上漲。”昨天，參加本次論壇的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再出驚人之語。

　　“前10年買什么房子都發(fā)財，現在得挑挑揀揀，參考的指標有城市的城市化率和當地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微觀講就是核心地段。”任志強進一步解釋稱，不同的城市，城市化率不一樣，可能吸納的人口和繼續(xù)增長的速度也不一樣，“買最貴地方的房子，可能是最能保值的。但是買最便宜地方的房子，可能是升值最快的。以北京為例，現在有些外圍地區(qū)的房價開始往下跌了一點兒，但核心區(qū)房價不跌，因為再也沒有了，物以稀為貴。”

　　任志強還表示，一線城市實行限購并不影響個人的投資機會，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仍處于增長階段，“投資房產的機會還是大大的”。在任志強看來，“越限購的城市，你越得去買房，越不讓買越貴，越隨便都讓買就不貴了。”

　　-觀點碰撞

　　議題：人民幣升值

　　正方

　　升值可抑制 輸入型通脹

　　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總經理王慶

　　王慶認為，中國經濟當前面臨著諸多外部挑戰(zhàn)，例如美債危機、歐債危機、匯率問題等，中國必須采取有效措施來應對。

　　在諸多外部挑戰(zhàn)中，最大的挑戰(zhàn)就是輸入型通脹壓力。從短期來看，由于歐美在應對金融危機過程中不得不采取貨幣政策而不是偏緊的財政政策，由此會帶來比較明顯的大宗商品市場價格上漲問題，對中國形成比較明顯的通脹壓力。

　　在王慶看來，在這種情況下，恐怕人民幣升值是最有效的政策工具。當然，人民幣升值會產生很多負面效應，但在這樣危機四伏的全球環(huán)境中，任何一個政策工具的采用都不會產生雙贏的效果，一定會有利有弊。理想的話，人民幣應該在某種形式上實現迅速升值到位，這樣才能解決宏觀經濟目前面臨的一系列困境。

　　反方

　　升值到位就會 面臨貶值壓力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微博)

　　李稻葵表示，中國經濟對外依存度按貿易順差測量已經巨幅下降，因此從結構調整的角度來看，人民幣迅速升值不見得是目前最需要的。

　　“如果我們一次性升值到位了，我覺得我們會面臨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國際社會會說，‘人民幣升值到位了是不是開始貶值了？’一旦人民幣開始有貶值壓力的話，比略微有升值壓力更加危險，畢竟我們有12萬億美元的廣義貨幣存量，是一個‘堰塞湖’”。

　　“美國這次的匯率法案是政治上的忽悠，我們應該從國際運作方面應對它，不要把這個國際政治壓力和國內經濟條件兩者混為一談。”李稻葵說。

　　本版文字除署名外均由

　　本報記者 馬文婷 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