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制造了雙軌利率，使那些有本事從銀行拿到便宜錢的人能去市場“倒賣”？ 誰搶著借錢給大企業，刺激其不斷擴張，并形成一條只需利息潤滑就能運轉的資金鏈？誰將資金驅趕入黑市，玩起擊鼓傳“錢”？誰在這條日益緊繃的鏈條上放下最后一根稻草？

　　在這場資金狂歡中，無論得利者還是失意者，溫州人因其靈敏與貪婪，注定逃不過誘惑，逃不過破滅，逃不過被救助后的下一場輪回，逃不過被無形的手所操控的命運

　　南方周末記者 呂明合

　　如同一場臺風席卷而過，喧囂嘈雜與混亂正在逐漸平息。

　　2011年10月19日，“跑路”而復歸的浙江信泰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胡福林開始擺脫閉門謝客的狀態，約見最親密的幾位朋友，準備為自己的復出做最后的準備。一天之后，這家溫州“跑路潮”中涉及規模最大的制造企業，就要正式復工。

　　自從10月4日溫家寶總理視察危機中的溫州后，胡福林成了溫州市政府扶持政策的第一批受益者。在10月14日溫州市委市政府召開動員大會后，一場名為“雙百”行動的大規模扶持企業措施正在推出。“要充分發揮政府、銀行、企業、民間等各方面的作用，齊心協力落實維護經濟金融秩序穩定的一攬子措施。”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號召說。

　　但危機留下的蕭瑟依然清晰可見。空曠的廠區、緊鎖的廠門，車間里散落一地的器具原料，三三兩兩留守的看守人員，昔日繁華的龍灣區永強片已被危機洗劫一空，制造業已不復當年風采。而尚未出逃的“老高”(溫州人對高利貸業者的謔稱)們一邊東躲西藏，一邊依然緊緊捂緊自己的口袋。

　　數千億規模的溫州熱錢仿佛一夜間蒸發了。“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中國改革開放后第一家私人錢莊老板、溫州方興擔保有限公司董事長方培林說，“大家只想著收錢，沒有人愿意再借錢。”

　　“這是溫州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最困難的一年。”溫州市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如此形容。

　　導火索：拆違章建筑拆出資金鏈危局？

　　溫州史上最大規模的拆除違章建筑行動，讓許多企業突然陷入貸款絕境，無意間在原來的運轉鏈條上壓上要命的那根稻草

　　羅馬并非一夜建成，溫州的危機也潛伏已久。不過，多位業內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壓垮溫州企業金融鏈條的最后一根稻草，很有可能來自一項極受當地市民歡迎的善政“拆違”工程。

　　改革三十多年來，溫州企業搭建違章建筑辦廠早已成了習慣。數據顯示，僅在溫州主城區鹿城區，其違章建筑的面積就占到1/7。2011年，為了清理此種惡疾，為轉型升級提供更好環境，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在全市范圍內實行了被媒體稱之為“史上最大規模的”拆違行動。

　　在人情盛行的溫州，為了保證拆違能順利推進，陳德榮要求把拆違工作與企業用電、房屋產權登記、信用評定等結合起來，形成強大的倒逼機制。

　　以拆違面積最大的主戰場鹿城區為例，該區推出了一項違建抄告制度。比如，某企業有違建，如果不拆除的話，它的房產不能辦理質押、登記，銀行不給貸款、環保部門不過審批其手續等等。城管執法部門通過與10個部門單位聯動，實行抄告制度，以促使企業自覺拆除違建。

　　“要想做房產貸款抵押，必須要有鄉鎮街道的無違章建筑證明，而溫州90%的工業企業都有違章建筑。”一位知情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僅此一項，就讓許多企業陷入了貸款絕境。

　　更直接的影響來自資產評估。溫州企業的流行做法是：借銀行貸款——借高利貸還銀行貸款——從銀行續貸還高利貸。上述知情者說，原來銀行評估資產按照市場價進行，但現在，重新評估時，卻換成了以當年的購入價計算。“如果我原來買的時候是30萬，現在市場價200萬，按7成貸140萬，現在我通過高利貸周轉還貸，再借貸時只能按原價的七成借21萬。中間這么大差額，我從哪拿來還高利貸？”他說，在開發區商會，有人抱怨說，“這是不讓我活了嗎？”

　　在從不愿意讓資金閑置、習慣于“九個蓋子蓋十口鍋”的溫州，一場在當地受到市民歡迎的“拆違”工程，無意間卻讓一些企業原本運轉自如的資金鏈出現問題。

　　這時候，銀行也開始擔心風險而主動停掉了許多貸款。8月，溫州市銀行業機構小企業貸款比7月份減少373億元。

　　銀行惜貸又進一步加劇資金緊張。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因資金鏈斷裂而破產倒閉，“溫州中小企業倒閉潮”的說法不脛而走。加上一些企業因老板賭博虧空等原因“跑路”，整個地區的資金鏈條漸漸繃緊，一直發展到后來的“跑路潮”。

　　在風聲鶴唳之際，溫州市政當局在鐵腕拆違政策上做了些許調整。9月29日，溫州市“穩定規范金融秩序 促進經濟轉型發展”的通告放松了口氣，“企業廠房圍墻內不屬于‘六先拆’的違章建筑可暫緩拆除。”

　　銀行送“彈藥”

　　2009年春節，胡福林家中前來拜年的溫州各銀行行長絡繹不絕，“大家都求著他去貸款”。

　　其實，溫州企業今天這種“九個蓋子蓋十口鍋甚至十一口鍋”的資金鏈運轉方式，與銀行此前的刺激脫不了干系。

　　胡福林的故事，早已為此作出注腳。真正拖垮這位“眼鏡大王”的，不是眼鏡，而是太陽能。

　　“我們企業家近幾年一直在謀求轉型，希望更多從事附加值高，利潤率高的產業。在轉型過程中，這兩年資金投入很大。”2011年10月11日晚，在政府努力下“跑路”美國20天后回到溫州的胡福林，在首次面對媒體時透露。

　　2008年底，胡福林大舉進入陌生的光伏新能源產業，“一下子投進去6個多億”。

　　而用于擴張的錢大多來自銀行。彼時，為抵御金融危機而實行的寬松貨幣政策，一度讓企業家獲得銀行前所未有的青睞。

　　據胡福林的好友、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回憶，2009年春節，胡福林家中，前來拜年的溫州各銀行行長絡繹不絕，幾乎踏破了門檻，“那時大家都求著他去貸款”。

　　“2008年，銀行的利率也就五六厘，一般借貸也就一分多一點，短期周轉的最多也就兩三分。只要你的企業還可以，就有很多銀行信貸員求著你放貸。”周德文解釋說。

　　很少有人在這樣的誘惑面前依然能保持清醒。胡福林最終從銀行獲得了超過十億的貸款，將自己的企業規模迅速擴大了數倍。

　　同樣沒有承受得住貨幣放水和低利率誘惑的，還有另一位曾被列入“跑路”名單的老板——溫州藍天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老總鐘茂進。

　　2004年鐘進軍藥店行業，最初4年只開設了4家分店。但2008年后，他依賴銀行貸款和民間借貸迅速擴張，短短數年內將藍天大藥房旗下擴至28家直營和加盟店。

　　“小馬拉大馬”式的危險早已埋進溫州企業的基因中。龍灣區經貿局局長吳向兵說，兩年來，龍灣區一些企業的凈資產負債令人吃驚，“產值一年才幾千萬，融資就達到一兩個億。”

　　他們沒有想到，這些“彈藥”日后會反過來成為“炸藥”。

　　擊鼓傳“錢”游戲

　　利息成本接近于零，只要是有本事從銀行借到錢的，轉手去放高利貸幾乎穩賺。

　　當下的經濟中，能從銀行拿到貸款的人，最賺錢的選擇不是投入實業，而是放貸。

　　溫州本土經濟學家馬津龍介紹了其朋友的收益計算：從銀行獲得一億貸款后，他將其中5000萬拆借，以年利率50%計，能坐收2500萬的利息。

　　“CPI都已經達到6%以上了，銀行的利率還這么低，如果按照基準利率放給貸款人，貸款人拿到這么低利息的錢，也會去放高利貸。”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行長吳國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不得不承認。

　　從2010年銀行經過5次加息后，銀行一年期貸款的基準利率現為6.56%，而9月份的CPI為6.1%。如果扣除通脹因素后，利息成本接近于零。于是，只要是有本事從銀行借到錢的，轉手去放高利貸幾乎穩賺。

　　但看到這一點的絕不只是企業，銀行更加明白。

　　除了有些銀行員工倒騰出貸款自行放貸在灰色地帶騰挪外，一些銀行也公開開始向貸款人攤派理財產品，收取保險費、理財費等。

　　雖然合同依然寫著基準利率，但搭售理財產品早已成公開秘密。“這就好像糧票時期，糧管所賣米時，一定要搭售番薯干給居民。”2011年10月15日下午，在民盟樂清市委舉辦的“求實論壇”上，溫州信德豐益資本營運中心創始合伙人、原中信銀行樂清支行行長陳維國說。

　　“銀行給我們的貸款，6個月后馬上歸還，1000萬要扣450萬保證金，55萬的貼現費(貼現的也是銀行的人)，實際拿到手的不到500萬。”一位溫州老板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民間利率居高不下，銀行起到了很大的推波助瀾作用。”中國改革開放后第一家私人錢莊老板、溫州方興擔保有限公司董事長方培林說。一些企業老板與學者指責說，由于溫州民間借貸與銀行利率直接掛鉤，而銀行實際綜合利率的上升，使得民間利率迅速水漲船高。“大家都說銀行的利率都已經到1.5分了，民間利率自然最起碼要3分甚至3.5分。”方培林說。

　　“部分銀行是有些違規，但這很難避免。銀監局每年都在處理人，罰銀行機構的錢。溫州局去年罰了200萬元，超過省局的數字了。”溫州市銀監分局局長張有榮接受媒體采訪時承認。

　　而更令人擔心的是，產業空心化和利率雙軌制導致的“炒錢”游戲，業已將普通百姓、地下金融、政府官員、正規擔保公司、銀行聯接在了一起，將高利借貸鏈越拉越長。“鏈條上的任何一個環節崩盤，都將產生連鎖效應。”馬津龍分析說。

　　越來越多的人與地區，被一起綁進了一個擊鼓傳“錢”游戲。越來越大規模的資金經由各種渠道，從銀行流入市場并手手相傳。

　　將企業驅趕到高利貸市場

　　溫州當地銀行人士說，為了減少壞賬，從2011年初開始，各家銀行幾乎達成默契，全力回收中小企業的貸款。而斷貸使越來越多企業被驅趕到市場上，為許多人帶來了隱秘而又公開的利益。

　　鼓聲戛然而止，在2011年。

　　“四萬億”帶來的貨幣寬松的好景，很快不再。這一年企業主發現，昔日登門拜訪的銀行行長們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冷冰冰的面孔。

　　銀根緊縮正在加重中小企業貸款的難度。“控制風險是銀行考核的首要指標，銀行肯定要先考慮擁有優質資產的大企業。”溫州當地銀行人士說，為了減少壞賬，從2011年初開始，各家銀行幾乎達成默契，全力回收中小企業的貸款。

　　方培林以他的一位客戶舉例說，這位客戶曾從深圳發展銀行溫州分行貸款170萬元，銀行通知他，為方便結算，“讓他先還款再續貸”。貸款到期前日，這位客戶按慣例找到永強一帶的“老高”借錢周轉幾天，“260多萬的房產抵押，結果一拿到錢了，銀行就跟你說byebye，不再貸了。”

　　身負八九億銀行貸款的胡福林，遭遇了同樣的債權危機。借來民間高利貸周轉的胡，本以為還貸后，銀行繼續新一輪放貸，他就將銀行貸款還給短期的民間借貸資金，卻與其它中小企業一樣遭遇拒貸困境。

　　原本只需要利息潤滑就能運轉自如的資金鏈條，突然卡在這里。而為了還上銀行貸款所借的“過橋”的錢，成為痛苦的夢魘。周德文說，“短期周轉的利息很高，一旦還不了變成長期，誰也吃不消。”

　　不續貸另有利益驅動。方培林說，“這跟土地局長壟斷土地資源是一樣的道理。”他舉例說，有抵押而不續貸，使得許多銀行人員公然索賄。

　　如果理解了利率雙軌制，這樣的邏輯很容易理解，“民間借貸的利息如果21萬，銀行貸款利息就差不多只要7萬，你會不會為了這15萬的利差而去送個5萬10萬？”

　　更重要的是，越來越多企業被驅趕到市場上，因此為許多人帶來了另一些隱秘而又公開的利益。“合法經營的擔保公司最好也做不到12%的利潤，沒有人會不做地下市場。”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說。

　　而許多官員、銀行人員均與地下高利貸市場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曾因將情婦碎尸而遭處死的原甌海區委書記謝再興，就被曝曾以1000萬為本金放在某地下擔保公司，以5分的高額利率每月獲取50萬利息。而在銀行系統，許多工作人員家族開設擔保公司比比皆是，許多人參與其中。溫州銀行梧田支行副行長林曉雅和溫州銀行塘下支行的一名信貸員均曾被查出參與高利貸市場。

　　“在企業最困難時緊縮銀根，將迫使更多資金周轉困難企業不得不通過借高利貸維持運轉。而通過地下擔保，他們可以獲得巨大的利益。”一位知情者如此描述其中的邏輯。而監管卻有很大難度，“溫州全市銀行有1377家，溫州銀監會工作人員一共才87個人，如何監督？”

　　崩潰的信任？

　　溫州民間借貸倚賴的親友間的信任受到最致命打擊，要修復任重道遠。

　　“事實上，溫州的實體經濟并沒有外界傳播的那樣糟，破壞也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大。”黃偉健說，溫州民間的資本依然存在，只是由于恐慌蔓延而過于謹慎。

　　“我們這里登記在冊的，還有180億的資金在尋求投資。一個韓國項目推介會就有兩三百人來聽，說明有實力的人還是很多。”

　　然而，危機依然潛伏。黃偉健說，“你貸款，我擔保，我擔保他擔保，溫州的互保表面上是一串三個人，但由于很多貸款互不交叉，一旦出現危機，就出現層級放大效應。”

　　而方培林則提示，由于限購令使得房地產市場一路下跌，銀行的風險正變得前所未有的嚴酷。以評估價500萬的房子為例，其獲貸350萬，剛剛是7成的比例。房價壓一壓，貸款就幾乎變成抵押物的100%。如果房價再降，甚至會出現資不抵債的風險。“屆時，可能會出現次貸危機那樣的系統性風險。”

　　“保民營企業就是保銀行。”溫州首家獲得融資性擔保牌照的浙江中安擔保集團董事長譚建國說，銀行應該認識到這一點，在加強監管的同時繼續放貸。

　　而溫州社會獨特的生態規則的破壞則更令人擔憂。溫州的民間借貸素來依賴熟人社會間的信任為基礎，但現在，在巨大的恐懼面前，昔日溫州民間借貸市場的基礎——熟人間溫情脈脈的信任，正被徹底撕去。

　　“溫州民間借貸倚賴的親友間的信任受到最致命打擊，要修復任重道遠。”馬津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