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9月16日下午消息，以“關注增長質量，掌控經濟格局”為主題的世界經濟論壇2011年新領軍者年會(即第五屆夏季達沃斯論壇)于9月14-9月16日在大連舉行，新浪財經進行全程直播報道。以下為“管理全球經濟：新環境”會議嘉賓發言實錄。

　　主持人Nik Gowing：全球經濟治理這個話題，也是我們接下來一個小時當中三位發言人主要圍繞的話題。我們今天在場的發言人是戈登布朗，以前是英國首相，現在仍然是英國議員，還有寶辰集團首席執行官，還有楊榮文先生。現在我們看到已經出現了一個惡性的循環，我們現在需要能夠解決全球經濟以及金融環境當中的政治功能紊亂的問題。還有 UBS的一個交易員，因為挪用20億資金被逮捕，后來發現其實是有超過500億都沒有很好的找到它的出處，因此過去幾年的問題我們現在還有，世界銀行業曾經說過，我們現在是總體環境進入創傷時代。金融時報上周也提到過，我們現在到底怎么樣能夠更好的讓全球經濟和政治發揮效果，加強它的效果，我們其實是有政治能力能夠做正確事情的。戈登布朗你能不能花四五分鐘給我們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布朗：首先我非常榮幸今天來到大連，也和施瓦布博士一起，我要贊賞你對世界經濟論壇取得的成績。我們現在遇到世界經濟的問題，在過去幾個月當中對世界政治來講是非常重要的時期。我們曾經遇到過經濟危機，我們有20國集團，20國集團要做三件事情，首先是防止全球衰退，我們應該說采取了行動也做到了這一點，但是兩個我們達成的協議卻沒有實現，其中一個是要重新打造全球金融系統，有一個全球的標準，這個我們現在是靠各國的標準解決問題，而不是全球的標準。第三個目標是達成全球增長的協議，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各個洲的政府協作把經濟推上去走出衰退，這個事情也沒有解決。應該說我們在匯率方面、貨幣方面，都沒有能夠達成一個很好的全球一致意見，這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只有這樣才能恢復信心。

　　歐元現在是全球的重點，歐元現在的狀況沒有辦法生存下去，需要大量的改革。要了解歐元的問題，我們曾經對于英國要不要加入歐元也曾經討論過。大家看到全球帳務的問題，可能覺得這是財政的問題，但是我覺得說到底還是銀行的問題，而且以前是銀行的問題現在還是銀行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歐洲的銀行總體而言，他們的負債可能要比美國的情況更加多，而且我們也沒有辦法很好的對銀行進行注資，所以銀行沒有辦法得到很好的注資。此外還有主權債務的問題，主權債務的問題也是因為我們沒有很好的解決銀行的負債問題。要解決歐洲的問題，你就必須要明白它是銀行的問題、增長的問題，也就是說歐洲經濟沒有辦法擺脫經濟衰退，這不僅是財政的問題，我們需要三個方面協調一致解決這個問題。

　　我認為唯一一個長期的解決方法，能夠真正確保歐洲經濟進行增長，并且確保銀行和財政問題解決的方法，就是要保證歐洲要朝外看也要朝內看，歐洲要作為全球經濟的一部分進行全球的貿易。我們必須確保怎么能夠把自己更好的跟全球聯系在一起，歐洲必須要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一部分，歐洲可以出口，美國也要出口，中國要增加消費，印度要打開市場，我們就要有一個全球的協議，確保這些事情能夠做成。同時，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要讓中國看到它有一個出口的市場，要讓美國意識到它也可以對全球經濟作出貢獻，大家都可以有更多的消費。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就能有更多的信心，能夠帶來經濟的增長。

　　未來十年歐洲和美國的經濟都是比較低增長的，而且有很高的失業率，而且也沒有辦法共同協作來打擊保護主義。我們一定要注意這些問題也是上世紀30年代低增長甚至于負增長的原因，我們必須要有全球性的思維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主持人Nik Gowing：政治紊亂這也是30年代的問題。

　　布朗：30 年底的時候國王對英國政府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件，就是寫給英國政府希望解決。其他人當時是怎么說的呢？歐洲的問題很多人說是有很多的破產、通脹，但這并不是問題的根源所在，根源問題是沒有解決的銀行問題，而且沒有辦法獲得增長，我們必須找到辦法獲得增長。的確我們是出現了缺乏政治領導力的問題，在聯合國我曾經也提議必須要有一個全球的議程知道你要做什么，而且必須要有全球的提議。就像我們09年應對危機一樣，必須要有提議，還必須要采取行動，我希望各國的領導人能夠建立起這樣一個全球的議程。

　　楊榮文：談到沒有決策，也沒有政治的勢能你有什么樣的觀點，現在來看全球力量的結構，就是從由美國所主導的世界變成了一個越來越是多元化、多極化的世界。原先我們都是看到老的架構，建立在美國的基礎上，但是現在美國的基礎在搖搖欲墜，現在我們要把老的教堂進行修復。我覺得現在不太現實，其實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這種力量平衡的變化。兩天之前我們聽到了溫總理講話，中國現在還沒有準備好領導世界，中國只會發揮它的作用，而且中國也不希望被別的國家領導。現在的現實是在不同的地方存在一些不同的運營系統，他們每一個都要找到自己內在的平衡，包括歐洲、美國、中國，每個國家的平衡都要自己找到，包括權力、責任都要平衡起來，這個是世界的政治格局。而且有些時候是相互之間可以聯系起來的，可能問題不是靠某一個單獨的地方就能解決的，因此我們要加強協調，而且彼此之間也要尊重。

　　同時，我們也要承認，各個運營系統在他們各自深層結構方面是各不相同的，中國一直有他自己內在的系統，跟美國、歐洲都是不同。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把這個大教堂重新建好，是寄予了抬高的期望，它里面部分的結構都是有自己責任的。就是說可能自己都是有自己的運營系統，而我們現在在全球這個大系統當中，我們還要相互之間去負責，而不要過分的干預各自的運作。

　　主持人Nik Gowing：你覺得政治上面有沒有能力做出正確的事情？

　　楊榮文：我們需要協調，需要20國峰會，因為恐怕沒有其他的機制討論這些問題，而且這些問題討論起來肯定是非常混亂的，這就是全球混亂的權力結構的現狀，而且我們看到的確是需要一些機制來解決這種混亂的局面。同時，這種平衡必須要重新的達成，但是我們去調整的時候，會有痛苦，不可能把這種痛苦轉嫁給其他人，或者是轉嫁到全球的系統當中去。我們不能夠在這個系統當中，把我們的痛苦傳遞給鄰國，或者說是轉嫁給國際組織。首先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要做好他自己內部深層次的改革。

　　主持人Nik Gowing：我是想要同樣的問你這個問題，就是說現在在政策方面是缺乏決策，而在政治方面又勢能了，你是怎么樣看的？

　　寶成：我們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投資，我看到在每一個區域里面、每一個地方都有一些財政赤字的問題，但是我們是沒有足夠的工具去解決這些財政赤字的問題。也許戰略只是裝著老的酒，可能需要去改變它的戰略，而且銀行他們也是受到的主權風險的影響，如果是主權債務問題不解決的話，整個系統有可能崩潰，我們必須要擺脫這種局面。政治家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給我們投資者足夠的信心，我們也不得不縮減在歐洲地區的風險投寸，我們是一家保險公司，我們是有負債的，我們對投保人是有責任的。如果說再過十年二十年之后，如果是我們的承諾不能夠滿足的話，就是我們公司的不是了，所以必須到時候要有能力承擔我們的負債。我們希望保持增長，有非常強勁的財政政策。

　　而美國的情況不一樣，美國是非常有創意，非常多元化，一直有新的公司，就像谷歌和facebook這樣的公司，還會在美國建立起來。另外還會有美國大選，不管是奧巴馬擔任第二期，還是說其他的總統上臺，不管怎么說美國肯定會努力的解決他自己的問題。我們現在恐怕很難靠一個人去拯救整個國家。

　　再講到中國，我們兩天前聽到溫總理發言，就是講要發展經濟，要促進消費者消費。中國現在整體來說還是比較健康的，實體經濟相當健康，我們都從中受益。當然也希望歐元區能夠擺脫它的困境，而在中國是盡可能的避免錯誤。

　　主持人Nik Gowing：你剛才講到了寶辰也有自己的挑戰，你現在是跟兩位政治領導人坐在一起，你說政治家沒有給你們信心，你希望從政治家那里得到什么東西，讓你們公司更好的運營呢？

　　寶成：我們希望看到G20峰會或者是其他的政治家能夠給我們更強的信心，比如說解決歐債的問題，政治家發揮他們的作用才行。

　　主持人Nik Gowing：他們還是有自己選舉的挑戰的，他們怎么辦呢？

　　布朗：丘吉爾30年代的時候這么說過，他當時也面臨保護主義的風險，同時也面臨簫條、衰退，他說我們必須要堅決的去解決問題，必須要非常的靈活，而且要非常有力。另外實際上政治家他們已經是失去了溝通能力了，但是政治家他們能力在那里不斷的發表講話。的確政治領導對于最近的經濟危機，是沒有作出充分的反應，而且領導人也必須要看國內的狀況，而不見得能夠應對世界的狀況。只有是在全球協調的情況下，才能夠找到政治的解決方法。我們現在正是處在世界經濟發展當中前所未有的一個轉折點，150年以來歐洲和美國，他們消費和生產的東西都是超過了其他的地方。但是到2010年的時候，是150年來第一次，世界其他地方的消費、生產、投資已經超過了歐洲和美國，也就是說現在已經有世界力量的轉變了。現在中國和亞洲他們是做了很多生產、制造、投資，而歐洲、美國他們主要是做了世界上大部分的消費，所以我們這兩部分是相互依賴的。在十年之前美國它既是消費者同時也是生產者，再過十年之后，亞洲可能會通過它的生產能力，再加上它的消費能力去推動世界經濟的發展，因為現在亞洲的中產階級越來越發達了。但是現在我們正好在中間這一點，我們是相互依賴的，亞洲是生產制造靠出口依賴歐美的消費，而歐美要從世界其他地方借款來維持消費，因此我們處在這樣一個關頭，需要一些政策來應對這樣的情況。在歐美如果不能跟亞洲達成什么協議的話，他們不可能復蘇，像英國或者是其他的國家，不能夠單邊的把他的問題輸出到世界其他地方，必須要由其他各國達成新的協議，形成新的交易關系才行。

　　所以我覺得中國要增加消費能力，就像溫總理也強調了印度也必須開放它的市場，降低消費品價格，增加它的進口。同時整個亞洲，要對于世界其他地方更加開放，而歐美必須要去改革、改變他們的基礎設施。基本上來說，隨著亞洲加快它的消費，美國和歐洲有更強的信心，能夠出口到其他地方的話，這樣的話可以形成一種自我強化的、良性的循環。就是說中國的出口還是能夠繼續下去，美國也是能夠有出口，這樣美國的消費還有亞洲的生產，如果單靠自己的話，都不能推動世界經濟的發展，必須要兩者依賴。所以20國峰會現在必須要達成協議，要解決匯率、通貨膨脹、貿易協議的問題，乃至貿易保護主義的問題，這樣我們才能形成一種更高層次上面的、更可持續的發展。不是說歐美沒有發展，或者說亞洲的增長不夠快，而是說在歷史上獨一無二的關頭上我們特別需要領導力，所以20國峰會對于解決問題非常重要。在我看來20國峰會現在必須要開會，考慮達成全球的協議，重新建立一個全球的金融系統，加強歐洲的發展，使它能夠重新的增長，解決它的銀行問題。另外還要解決氣侯變化的問題，更多的利用可再生能源，同時推動全球經濟的發展，減少保護主義。如果不這樣的話我們會退回到貿易保護主義，歐美失業率會非常高，亞洲會失去動態的發展，失去政治的勢能，所以這個時候政治領導力非常重要。

　　主持人Nik Gowing：你們國家剛剛進行了選舉，政府遭受了打擊，看起來大眾對你們的信心不像過去那么強了。講到治理的時候大眾到底期望什么，奧巴馬在未來14個月當中還要面臨大選，公眾現在的觀點到底是什么？當然我們現在在政治方面對于全球經濟治理方面，都有很多需要做決策的，我們現在到底要做什么？

　　楊榮文：我們看到現在有很多新的情況，還有很多不同的階層，很多機構都受到了沖擊，因為過去保護他們的現在都受到的沖擊，所以我們可以獲得很多信息。不管你是在教堂，還是大的企業、大的政府，都會遇到同樣的問題，新加坡也是經歷了這個過程。適合于老的階層的領導力到現在適合網絡信息的階層，有很多不同的變化，我們必須要適應這種變化，我相信我們是能夠做成功的。但是不管怎么樣，我們都是在全球的環境當中，要隨著全球發展。剛才布朗談到了全球協作和結構重組的問題，全球協作要么幫助我們進行深層次的結構重組，要么使得我們更加困難。全球的重組應該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要有一個國家內部的重組。

　　我曾經在北京看到一些新加坡的學生，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全局觀。比較一下英國的本科，還有包括美國的本科學生和中國的本科學生，我可以說這里的學生非常非常的努力，他們很聰明，他們也已經面對了很多世界的變化，他們下定了決心一定要有更強的競爭力。你想想一下在全球化的環境當中，全球化在全球各地都是一樣的，也就是說希臘、美國，包括武漢、新加坡的工人，他們都會遇到同樣市場力量的沖擊，這里面可能會有一些摩擦，但是全球化是影響到每一個人。就是說對于這種重組來講，對于很多國家是沒有辦法逃避的，必須要經歷這個過程。這個重組會帶來一些痛處，可能也會對國內政治帶來一些波動。我覺得需要全球協作，全球協作的呼吁能夠幫助我們延緩痛苦，但是從長遠來講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協作的話，這個問題會更加嚴重。沒有全球協作，國家內部的重組也會越來越困難。

　　主持人Nik Gowing：我們說到對政治家做正確事情的心情，你能不能坦率的評估一下現在遇到的壓力？

　　寶成：我想我們現在的確是遇到了很多的問題，我們在市場上也是要應對很多的問題。我覺得很多時候需要有更好的合作，包括政治家之間，要能夠像成人一樣，就像布朗所說的，能夠提供一些協作、合作，包括互相幫助的精神，我覺得需要進入一個更加負責任的環境。因為年輕一代對我們會有期待的，而且他們也希望能夠有更多的透明度。

　　主持人Nik Gowing：你覺得政治家在做你希望他們做的事情過程當中有沒有受到什么束縛？

　　寶成：我想我們現在需要進入到一個更加透明的環境當中。很多時候我們會發現很多的政治家，他不見得能夠做正確的事情，或者他有很多的誘惑沒有辦法做正確的事情。

　　主持人Nik Gowing：你剛才提到了G20峰會，你也提到了好像沒有勇氣和骨氣做正確的事情和面對我們所遇到的問題？

　　布朗：很多時候我們有這個解決方案的，但是政治家似乎沒有采納這種解決方案。我覺得我們必須要明白的就是到底需要做什么，而且要能夠從中達成一致的意見。對于我來講，我是提了很多的建議，但是我提的建議很多時候得不到大家的共同一致意見，我們必須要達成協議才能進行活動。09年我們遇到了金融危機，是金融市場崩潰帶來的結果，我們希望用不同的努力解決這個危機。

　　寶成：你們現在只有財政這個工具，但是從政治上來講，這是非常強硬，或者說是比較大幅度的政策。也有可能會影響到非常多的人，而且包括稅收上的變化等等。我覺得這不見得是我們現在可以使用的比較現實的政治工具，因此我們需要更多的東西。剛才我們說到了中國，中國需要更多的消費，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財政調整的話是需要花時間的，你們要是做過預算的話就會知道，不可能一夜之間解決，需要花時間。同時在這段時間當中，中國就可以介入發揮他的作用。

　　主持人Nik Gowing：我們在財政上可以做的事情，有哪些是政治上不能解決的？

　　楊榮文：回到中國這個話題，中國肯定會做符合中國利益的事情，中國肯定不可能通過它的消費去拯救世界，中國政府肯定首先要對自己的國民負責。所以我想我們要有有一個國際架構，然后每個國家都在符合他自己利益基礎上相互之間合作，在這個架構當中去做事情。如果我們通過壓力威脅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

　　布朗：其實對于中國來講更快的增加消費是符合它的利益，對于亞洲這些國家來講，過去是依賴出口，現在有一些進口的話也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現在美國和歐洲沒有那么多的消費，所以很多國家不能僅僅靠出口來發展自己的經濟，也就是說亞洲國家既要有出口也要有進口，這對于發展經濟是有好處的。就像溫總理昨天所說的，要有進口，同時還要繼續自己的出口，只要美國、歐洲這些市場能夠消費中國出口的東西的話。我建議是對大家互利的結果，在歐洲我們現在開始意識到，就是整個歐洲市場沒有辦法產生增長，從而帶來我們的財政赤字，而且我們也有稅收的問題，以及失業的問題也是財政的問題，所以是三位合一的問題，不是單一的問題。我擔心僅僅把它當成財政問題的話，可能會帶來財政的緊縮政策，而且緊縮政策可能也會使得經濟進入進一步惡化、衰退的其他。現在我們看到今年的增長是-5%，而且我們可以看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還有其他一些國家，也沒有取得我們所需要的增長，你必須要解決銀行問題再刺激增長，再解決財政問題，否則的話歐洲是沒有辦法解決它的問題的，而且有可能未來十年都是低增長。

　　寶成：這是我完全同意的，我們現在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是非常高的，這需要長期解決，政府也不要僅僅擔心通脹的問題，我覺得現在不僅僅是通脹的問題，而是滯脹的問題。

　　主持人Nik Gowing：下面是觀眾提問時間。

　　觀眾提問：我來自香港的PCCW，我的問題是問布朗先生的。我們昨天晚上看到ACB和其他的央行一起希望能夠推動整個的流動性，在三年之前其實央行也在做同樣的舉措，三年之后你覺得這個政策效果會不會衰減，你覺得這是我們采取的真正工具、政策嗎？

　　布朗：08、 09年的時候我們進行干預，是因為銀行有問題，然后2011年現在我們并不是在干預，因為現在并不僅僅是銀行的問題，而是政府的問題的，這就使得問題越來越復雜。毫無疑問歐洲的央行是非常重要的，能夠幫助我們解決短期的問題。但是我們必須還得先有一個政治的協議，就是到底誰還做什么事情，到底怎么樣來拯救歐洲的經濟，這些事情是需要有政治決定的。因此，歐洲央行肯定是很重要，它現在要解決的問題跟08、09年要解決的問題不一樣，現在的問題更嚴重。因為 08年的時候政府可以干預解決銀行的問題，而2011年銀行的問題已經延伸到政府，所以我們需要更好的解決方法。我自己覺得，即使是在現在，整個歐洲的穩定性基金已經開始發揮它的效益，4千億是不夠的，還沒有辦法幫助我們解決問題，我們需要更多更好的協作，從而幫助我們真正的有更多的資源推動經濟的增長，說不定還需要國際支持，包括IMF的支持。所以我真的認為溫家寶總理的建議，我覺得中國是能夠幫助世界經濟的復蘇，發揮它的作用。但是我們必須要解決銀行的問題，解決歐洲經濟增長的問題，還有更加長期的財政問題。

　　寶成：我完全同意您的說法，我們不斷在說這是一個全球的問題需要協調，我們現在是沒有足夠的協調。

　　觀眾提問：非常感謝你全面的分析了應該要怎么做，然后我們去做一個現實的分析，就是說實際會產生什么樣的狀況。我覺得目前狀況非常緊急，但是又需要時間。我同意你的觀點，就是說我們會有很多的痛苦，會有一種慢慢的調整，可能也會有一些混亂，同意我的說法嗎？

　　楊榮文：我們來看一下積極面，這可能是像熊彼特的理論了，就是一種創意的破壞，如果說沒有破壞的話，也就是沒有新的創造，可能是會有痛苦，會緊縮，這樣將來才會有增長。根本上來說，我們可能是沒辦法去避免因為競爭而造成全球要素的重新定價，比如說工程師會有競爭，一位在中國，一位在印度，還有一位在歐美的工程師，可能要在人才方面達成均衡，這樣也會造成一定的破壞，而且各個國家的收入會發生變化。有些國家會從全球化當中收益，而那些提供一般工作的這些人，他們會面臨非常劇烈的競爭，所以要有非常明智的重新分配，盡可能使社會比較平穩的發展下去。但是這種調整的痛苦是不可避免的，是我們解決問題的一部分。

　　布朗：我覺得大家不要太悲觀，否則的話是有風險的，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不是說不可解決的問題。我們可以這樣來回答這個問題，就是說大家基本上都已經同意了，應該是要有協調，應該要恢復到一個更加強的可持續的增長道路上面去。而最近的兩年當中，自從衰退以后，似乎我們是失去了增長的動力，可能我們是要去調整結構，然后才去進行協調。但是我覺得，我們是需要很多的調整，在歐洲還有美國都需要極大的調整。美國和歐洲在未來加強他們競爭唯一的道路，就是要去提高他們的教育體系，要更好的去改革他們的金融體系，另外還要改善他們的基礎設施。我們要找到一個在美國能夠實現這些目標的基礎，我們要做金融體系的調整，還要有更好的基礎設施。當然這是需要時間的，需要有一定的時間框架，可能要對赤字、債務進行重新的安排，然后我們才能恢復到增長的道路上去，使增長持續下去。我不是不同意你的觀點，我相信內部肯定要調整結構，這樣才可能在新的世界經濟當中競爭，而協調是一個必要的途徑、道路，讓我們回到增長的道路當中去，讓每個國家將來都能夠參與其中。我特別要強調緊急性，就像你剛才提問時候所指出的，我覺得政治家們經常是在危機之前作出反映，09年20國峰會的時候，如果說我們沒有意識到市場要崩潰的時候，恐怕我們不會采取決策、決定的。而我們現在做決策可能是晚了一點了，對于歐洲歐元的緊急性可能是反應慢了一點。我們將來可能會看到比較低的增長率，如果說不及時采取行動的話。

　　寶成：我也是理性的保持樂觀態度，我想現在跟29年、30年代的情況不一樣了，現在大家逐漸的融合起來，而且對有些解決方案也達成了一致。比如說中國政府講到了，中國會發揮它的作用，首先每個國家要把自己國內的問題解決好，比如說解決赤字問題就是一個關鍵。另外我們必須要達成一些政治的協議，所以各個政府也都要在兩三年之后盡快的恢復增長。

　　主持人Nik Gowing：政治家們現在是不是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了？

　　寶成：我覺得現在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研究性，當然也是有點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