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9月15日上午消息，以“關注增長質量，掌控經濟格局”為主題的世界經濟論壇2011年新領軍者年會(即第五屆夏季達沃斯論壇)于9月14-9月16日在大連舉行，新浪財經進行全程直播報道。以下為中國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發言實錄。

　　主持人田薇：首先要請教張主任，來自中國國家發改委，這個問題一定要問您，中國干嘛有計劃，計劃能不能趕得上變化？現在大家討論最多是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十二五”規劃當中有可能涉及到相關的內容，怎么調整我們的規劃？

　　張曉強：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制定經濟發展規劃，實踐證明是一個引導國家經濟發展的有效方式。規劃的內容，規劃的主題隨著中國的發展不斷變化。從“十一五”開始五年規劃，內容有很大的變化。過去講計劃有法律效率，現在規劃更多的是一種引導、指引。對中國“十二五”規劃來講，特別強調了要把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作為主線，這是“十二五”規劃最為突出的特色。

　　昨天晚上我在看中央財經頻道的夏季達沃斯節目，一場關于經濟發展的模式和經濟結構調整的辯論，美國新任駐華大使駱家輝大使談到中國正在采取重大的結構調整措施，從過去依靠出口向擴大內需轉變，這就是我們轉變發展方式的重要內容。當然還有其他，比如過度依靠工業的發展拉動向著做強工業、大力發展服務業、發展現代農業，三大產業的協調拉動發展，從過渡的依靠資源能源投入和環境代價，向著更多的依靠科技創新、管理創新和人才資源發揮作用來轉化。

　　中國新的五年規劃還有一個特點，因為它是指導性、引導性的，因此，對于一些關系到民生和發展質量的重要指標，它有約束性指標。比如對我們的節能減排，它有約束性指標。但是對于像經濟增長速度，只是一個預期指標，引導性的，由此就接到您剛才提及的“計劃趕不上變化”。如果這是一個很僵硬死板的計劃，那它肯定難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客觀形勢，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一直到今年出現美國主權信譽降級，歐債危機不斷蔓延，大家所關心的是不是會有世界經濟的二次探底。

　　應該說，中國“十二五”規劃在制定的時候，對國際國內形勢做了深入的分析，認為我們是要在一個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際經濟經歷的國際金融危機以后，充滿著不確定性和復雜因素下實施，因此要保持規劃實施的有效性，必須具有一定的靈活性。比如，在“十二五”規劃開局之年，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就做了適當的調整，從去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寬松貨幣政策調整為積極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我想中國在“十二五”規劃的制定與保障“十二五”規劃有效實施，會采取靈活務實的態度。

　　主持人田薇：現在請教張主任，剛才張教授已經提出了一些問題，所以現在請您簡單回應一下，一會請波明進行補充。

　　張曉強：從中國的“十二五”規劃實施來講，剛才維迎講到提出很多目標，如何能夠實現它？我想說，根據中國30年成功的經驗，還是要把深化改革開放作為有效地實現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調整，提高增長質量的強大動力。剛才維迎提到“十二五”規劃對經濟體制改革、對社會事業改革提出了一些原則，但是還沒有細化，感到有些遺憾。我想是不是可以這樣看，作為一個五年規劃，它提出這些重點的改革領域和方向，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國政府，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要求向這個方向去推進，在這個引導之下，各個有關部門和相關單位來制定具體的實施方案。包括我們在金融領域如何深化改革，樹清是行家，實際上有很多研究，金融領域如何深化改革，財稅方面怎么深化改革，關于價格體制如何進一步改革，包括資源性價格，甚至成品油價格形成機制怎么完善，發改委正在進行研究，在推進。我想這些改革，通過操作方案把它落到實處，再加上我們進一步擴大開放，提高對外開放的水平，這樣會使得我們“十二五”規劃的很多目標能夠比較好的實現，而我剛才一開始就講了，我們現在很多目標是預期的，而真正關乎民生的才是約束性的，重在提升發展的質量。

　　主持人田薇：謝謝張主任，張教授一直在點頭。

　　主持人田薇：能夠看出來，王先生對總理和商業領袖的見面中間，訪談實錄是認真學習過的，今天重復好幾點。首先請張主任回應一下，特別關于社會的發展，社會的需求，民眾輿情的需求，對經濟的計劃以及相關的目標實現產生什么樣的影響？第二，昨天溫總理談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也是對中國來說很重要，影響中國經濟不僅僅是中國國內經濟各個因素，非常重要的還有國際經濟目前發生大的變化，也想請張主任在這方面對我們有一個大概的介紹。

　　張曉強：從中國的發展來講，我們強調要實現到2020年全面小康社會，“十二五”是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它的內涵很豐富的，包括經濟的發展、社會事業的健康發展、文化事業的健康發展等等。剛才也談到，我們在過去的發展中非常重視經濟發展或者GDP增長放在壓倒一切的地位。這樣就對鄧小平先生所講的“發展是硬道理”的理解有偏差。因此我們采取了與時俱進的方針，特別是在03年“非典”事件以后提出了科學發展觀，中國的發展應該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當時針對的主要是從經濟社會發展來看兩面失衡了，經濟發展快，社會事業嚴重滯后。所以在今后一個時期，包括“十二五”規劃當中，對于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需要，它是物質文化多方面的，不僅是收入增長，對于教育、衛生等等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這方面我感到在“十二五”規劃當中給予了更多的重視。

　　當然實現好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確實需要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革，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加強服務型政府的建設，這些都是要堅持推進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離不開中國，這是現在老用的一句話，也是客觀情況的反映。中國這30年發展，它的基礎特征就是改革和開放，特別是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后，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深度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國和世界經濟的緊密關聯性日益增強。相應的當世界經濟遇到危機的時候，中國也不可能說不受影響，實際上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帶來了極大的影響。現在又面臨著會不會二次探底的風險，這種情況下，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第二大經濟體如何發揮作用，是大家也在議論的。所以昨天總理用了六個很精煉的字來談對當前復雜脆弱的世界經濟中中國政府的態度和建議，叫做“信心、責任、合作”，我認為講得非常好。其中關于責任，稍微說一下。我到昨天晚上和今天看到的一些報道都在說歐盟形勢很危急，有的歐洲學者已經建議希臘可能發生債務違約，干脆把希臘請出歐元區，有的堅決不同意，說應該發歐元債券。美國有美國的困難，日本遭遇千年一遇的大海嘯、核泄漏。我看到有的人說現在希望中國挺身而出，來拉世界經濟，這可能是大家的一個期望，我認為溫總理講的“責任”是各個國家要各自承擔他相應的責任，中國作為一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13億人口，世界人口第一大國，把中國自己的發展質量提升本身就是對世界穩定和復蘇的一個負責任的表現，特別是“十二五”提出，要從過去的注重出口向進口和出口并重，進一步擴大市場的開放。今年一到八月，中國的外貿增長了25%左右，但是進口增長28%，所以我們的貿易順差比去年同期減少了10%，就是中國更多的開放，這樣為遇到金融危機、經濟困難的國家，更加開放我們的市場，這是一方面。當然總理也談到關于歐元區的困難，中國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適當地購買歐洲國家的債券等等。我想中國經濟總量畢竟只占世界的9.5%，加上其他金磚三國或者加南非金磚四國，金磚五國的總量也不過世界的18%，美歐日加在一起，經濟總量超過60%，所以歐美日要根據自己的國情采取正確的政策，承擔他的責任。同時這些宏觀經濟政策的推出，要互相協調，這就是合作，不能說我的政府只看我本國采取以鄰為禍的政策，用保護主義的方式來解決自己的困難，最終的結果可能是適得其反。

　　提問：改革是非常鼓舞人心的話題，也是非常感興趣的話題，有一個領域你們需要改革的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你們沒有涉及到這一點，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中國的“十二五”計劃當中也涉及到這一點，對于改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系是怎么看的，怎么樣把稅收從中央政府分配到地方政府，這之間的分配能不能講一下？

　　想問一下張主任。

　　張曉強：應該說在中國這樣一個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發揮非常重要。實際上中央政府成立不久，毛澤東主席就探討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問題。改革開放這30多年來，總體看，用世界銀行的一個研究報告，他認為中國還是一個逐步放權的過程，也就是說對企業、對地方的權力在逐步擴大，包括地方政府對地方的公共事務的管理，包括城市建設、教育衛生、城市交通等等，對于地方經濟的發展等等。因此，從總體上來講，應該是在國家宏觀政策的引導下，各地因地制宜的制定本地的發展規劃，實施有針對性的發展政策，促進地方經濟和社會的健康發展，這一點在“十二五”規劃當中也有所表述，對中國的不同地區要有不同的政策，調查各個地區的積極性。當然作為中央政府來講，已經并且在“十二五”期間還要繼續實施一些政策，比如我們過去實施了十年的西部大開發戰略，通過多種方式來支持中國廣大的西部地區加快發展，十年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所以，在“十二五”規劃當中明確提出，區域發展戰略中要把西部大開發戰略放在最優先地位，當然還有中部崛起戰略、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

　　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當中，除了放權，很重要的一個是財稅體制。從1994年稅改以來，應該說在不斷的做出探索，有些稅收是以分享的方式調查地方的積極性，很多是轉移支付的方式。如果我們看每年財政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報告決算情況和預算支出都能看出來它的轉移支付的數量在不斷增加。通過轉移支付這種方式使得地方有更多的財力能夠用于地方的社會事業以及少數需要政府投入的經濟發展。這個趨勢在“十二五”期間我認為會繼續推進。

　　提問：你好，我是來自中國報道的記者，我叫孫玲(音)。

　　現在經濟衰落情況下，中小企業受到的沖擊很大，現在在生產成本提高、貸款很難的情況下，發改委和銀行將會有哪些措施激發中小企業的發展活力？謝謝

　　張曉強：當前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問題，而且存在多年。在當前世界經濟不好的情況下，很多中小企業感到壓力更大，特別是今年貨幣政策做了一個調整，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1—8月份人民幣貸款增加數已經公布，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中小企業感到融資壓力比較大。我個人感覺應該從幾個方面加以關注：一，當我們看信貸的時候，一方面要看總量，另一方面要看結構。就是剛才樹清講到的。總量控制了，如果專門控制兩高一私盲目的投資這是不好的，但是對中小企業正常生產的資金特別不能斷，特別是勞動密集型，因為影響幾千萬人的就業。第二，中國的金融機構怎么進一步發展。比如大的銀行有它的特色，因此我們的金融體系，比如中小銀行，很多專家學者建議專門面向中小企業的銀行進一步發展擔保機構等等。我想通過采取一些更有針對性的措施，更好的解決中小企業面臨的融資困難。

　　提問：張主任和郭行長，我們的房地產政策和汽車政策從鼓勵消費到限制消費，中間變化時間非常短。二位怎么看待這種現象？如何避免？

　　張曉強：對這兩個問題我個人是這樣看。首先對房地產和汽車，目前總體政策并不存在限制消費。看政府這一輪對房地產的調控，它主要的起因是房地產價格太高，使得大量的想買房的群眾買不起了。通過這個調整，使得過高的房價或者過快的房價漲幅得到抑制，使得更多的消費者能夠買得起房、租得起房。這是政府本輪調控的基本出發點。

　　至于汽車包括轎車，總體它并不是限制消費。目前在一些城市，比如北京采取了搖號，這確實限制。但是從全國來講，并不存在限制汽車消費這樣一個總體政策，而是說隨著中國的發展，一方面汽車產業鏈長，涉及到很多企業的發展、就業，不能輕易的限制。另一方面，汽車多了，它有一個能源消耗、環境污染。因此，目前政府的總體方針它是“公交優先，鼓勵大家多購買節能環保型的汽車”。最近加了一句話，叫“合理使用車輛”。為什么加這句話呢？我覺得有道理，借鑒國際經驗。東京的汽車保有量比北京多得多，但是它并不是很擁堵，因為它引導很多消費者、居民買車照買，平常坐新干線或者公共交通去上班，周末你去開車到超市購物，你去旅游、探親訪友。北京最近借鑒倫敦的中心區，開車進去交稅的經驗，對繁華區的地面收費提高了標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我覺得它是往著合理用車的方向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