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訊 特派記者龍金光 實習生 李丹琳 發自博鰲 參加博鰲亞洲論壇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16日早上臨時召開小型記者見面會,就下一步貨幣政策等熱點問題接受記者采訪。他表示,央行將繼續努力消除影響通貨膨脹的貨幣因素,適當收緊的貨幣政策仍將持續一段時間。
加息太猛副作用會較大
國家統計局15日發布的數據顯示,3月份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5.4%,市場關于加息的猜測聲再起。針對外界關心的宏觀經濟和貨幣政策取向,周小川坦言,總體上中國的C PI偏高,高出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控制目標,因此要采取多種方式克服,其中一定要消除通脹走高的貨幣因素,所以貨幣政策也已經從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轉變為穩健的貨幣政策,適當收緊的貨幣政策仍將持續一段時間。
但他同時表示,當前國際上流動性較為充裕,在這種情況下利率政策用得太多或者太猛的話,加息的副作用也會較大。比如,可能造成熱錢資本流入套利。當然中國仍舊是一個非常大的經濟體,資本流入量大到一定程度的話,它的副作用就會比較大“總體來看,國內的通貨膨脹主要還是國內總需求和總供給之間的關系。”周小川說。
周小川還表示,已使用匯率工具抗通脹。“匯率工具實際上已經在使用,人民幣也有升值。至于如何衡量抗通脹效果,還是有困難。比如說現在一季度CPI上漲5%,如果匯率沒有動,還是不是5%?也許是6%。在分析效果上有難度。”
對于央行來說,調控流動性所能采取的貨幣政策無非就是央票、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從2010年至今,央行已經9次上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目前大型銀行存款準備金率高達20%,已經到達歷史最高點。存款準備金率上調是否設有上限,備受關注。
對于這個問題,周小川很淡定地表示,存款準備金率沒有絕對的上限,而是取決于條件,根據條件的變化,調整的力度和空間也會發生變化。他表示,就中國的情況而言,對存款準備金率的使用程度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多年來的國際順差因素,以及金融危機期間使用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現在需要使用存款準備金率來調節;二是其使用程度也取決于對準備金是否付息,很多國家對存款準備金不付息,但中國是付息的,因此影響的效果也不一樣。
在經濟過度失衡指標上,中國不追求100分的答卷
G 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于4月14-15日在美國華盛頓舉行,就衡量過度失衡參考性指南一攬子指標的量化方法和標準達成一致。這些衡量指標是否能夠真正衡量中國經濟、中國能否達到?
針對這個問題,周小川表示,“不管這些指標體系怎樣確定好,我看一些大型經濟體,中國、美國等多數都有一些指標有問題,有的國家是財政赤字、有的國家是儲蓄率,有的國家是貿易不平衡,所以我想中國心態需要平衡一點,不追求一個100分的答卷。”
據悉,確定衡量過度失衡的指標為2月中旬G 20巴黎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討論確定的指標,即衡量內部失衡的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私人儲蓄率和私人債務指標,以及衡量外部失衡的貿易賬戶、凈投資收益與轉移賬戶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