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產市場化改革以來最為深刻的變局正在發生，新的住房“雙軌制”模式能否既避免重歸政府包辦的老路，又確保市場競爭活力，并充分滿足居有其所的政策指向和公眾期待，仍有諸多未知數

　　《財經》記者 慈冰 胡雯

　　“房地產市場是熱鍋里的一顆雞蛋，政府正在不斷添加涼水，希望保持雞蛋的新鮮，而鍋下的爐火燒得正旺。”一位經濟學家對《財經》記者說。

　　從去年底到今年初，房地產市場調控力度不斷加強，相關政策措施引發爭議亦屬空前，延續十余年的房改路徑面臨結構性調整，整個樓市變局一觸即發。1月26日，國務院公布新一輪房地產調控政策(新國八條)，其遏制房價過高的力度和決心均為“史無前例”。

　　春節前后，以北京為代表，各地方政府一改往日推諉搪塞姿態，相繼出臺以“限購令”和大規模保障房建設為關鍵詞的實施細則，亦被認為是“有史以來最為嚴厲”。

　　“限購令”以行政手段強力介入，迅速止住了房價的上漲勢頭，但這種調控手段的極端和特殊性，也使經濟學家和房地產業界感到擔憂：中國是否繼續堅持房地產市場化改革方向？同時，限購令給居民購房帶來諸多不便，尤其是以戶籍作為設限門檻，事關更廣泛人群的切身利益，引發民眾對調控政策合理性和持續性的爭議。

　　按照決策層的設計，在限購之外，當務之急便是加大多年積欠的保障房建設。2月24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全國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加大投入，完善機制，公平分配，保質保量完成今年開工建設1000萬套的任務”。

　　在3月初全國“兩會”上，住建部副部長齊驥則對1000萬套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所需的近1.4萬億元資金進行分解，以打消外界的疑慮。住建部同時表示，亦將要對漲勢旺盛的租房市場進行必要調控。這也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公眾對房地產新政的部分擔憂。

　　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認為，房地產市場正經歷著自市場化改革以來最為深刻的變局。在他看來，決策層的真正目的，是以嚴厲的行政限購手段控制需求，為大幅度地提高保障房建設爭取時間，從而最終改變房地產市場結構。

　　曹遠征曾任職原國家體改辦，參與過1998年房地產市場化改革方案制定。“目前的政策是在搭建一個全新的市場框架，1000萬套保障房是這個計劃的關鍵。”

　　在房地產市場化改革十余年之后，“保障歸保障，市場歸市場”的新雙軌模式已成為公認的發展方向，面對“對軌房”并行趨勢，業界觀察認為，此輪嚴厲調控更像是為轉向提供緩沖。

　　但在實踐操作層面上，由于房地產業涉及國計民生，牽一發動全身，在沒有更完整、更系統的結構調整配套的情況下，想要完成如此宏大的轉軌，難度巨大。

　　嚴厲的“限購令”會否惡化本已失衡的市場供需關系？保障房建設計劃一旦落空，將會對中國經濟造成怎樣影響？即便保障房計劃順利實施，政府干預房地產市場的路徑依賴會否難以破解？保障房分配中潛在的權力尋租怎樣規避？

　　“這是一招險棋，政府也是賭了一局。”曹遠征說。

　　“限購令”襲來

　　以往幾次調控經驗證明，行政干預市場需求的政策雖然效力明顯，但隨后的市場反彈也異常迅猛。此次調控能否不落覆轍

　　與此前多次調控相比，本輪針對房地產的政策調控勢頭迅猛，似無留余地之意。與此前的虛與委蛇不同，此次從中央到地方的政策協調更為一致且落實迅速。

　　2月16日，北京市政府辦公廳發布被稱為“京十五條”的調控細則，在限購方面的嚴厲程度大大超出市場預期。截至目前，全國共有36個城市出臺了“限購令”，而在未來，實行限購政策的城市還要翻一番。受其影響，房地產市場迅速降溫，多年格局受到動搖。

　　2月，因“限購令”引發的強烈寒流襲擊了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市場成交慘淡，悲觀氣氛在房地產行業中不斷蔓延。

　　東方證券研究認為，限購政策比信貸政策的威力更大，由首付比例提高影響的購房需求，還可以通過房價下跌來自行恢復，而限購政策對需求的影響卻是永久性的，即使房價下降也無法恢復，除非限購取消。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出人意料地為限購辯護，一度引發噓聲。為此，他在《論限購》一文中指出，限購是常規調控手段失效的情況下所能采取的最后一劑藥，在目前地產價格持續攀高的形勢下，限購就像給高燒病人的一劑退燒針，有其副作用，但卻是必需的。

　　3月9日，齊驥在記者招待會上坦言，短時間內，房地產供給不能完全滿足各種需求的情況下，提出讓暫時有限的供給去提供給那些最需要居住來購房的消費者，是當前調控的一個基本出發點。

　　“在緩解供需矛盾當中，一是要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有效供給，二是在需求當中剔除那些不合理的住房需求，使得增加的住房供應部分，能夠絕大部分去滿足合理的需求，這是我們在調控當中要努力做到的。”齊驥說。

　　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且頗不令人樂觀。公開數據顯示，普通商品房住房的供給正在加速減少。去年以來的兩輪政策調控，已經對房地產新增投資造成了負面影響。

　　2010年4月，國家出臺“國八條”，對市場進行行政調控，房地產投資的增速就已經在降緩。國家統計局數字顯示，去年全年房地產開發投資完成4.83萬億元，同比增長33.2%，新開工16.38億平方米，同比增長40.7%，但是二者的同比增速在去年3月之后逐步回落，其中11月、12月回落幅度較大，是整個行業趨勢扭轉的拐點。

　　萬科集團在給《財經》雜志的回復中指出，自2010年底新開工面積增速有放緩跡象，加上2011年開發企業資金面趨緊，可能會影響一年后的市場供應。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則更為悲觀地預計，從今年開始或將有一半的房地產企業因資金不足等原因而陸續倒下。從SOHO中國自身來看，新開工建設的面積亦將大為減少。

　　市場人士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限購這劑“退燒針”雖然立竿見影，但以行政手段強力壓制需求，會因人為扭曲房價，影響價格對資源配置的調節作用，結果使得供給進一步減少，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市場波動愈發劇烈。

　　“需求是沒有辦法壓制的。”一位住建部前主管官員表達了他的擔憂，“幾次調控的經驗看，短期調控和中長期供求關系的平衡沒有把握好，每次調控都導致供應減少。如果供需根本矛盾不解決，剛性需求依然會釋放，市場就會面臨更大一輪反彈風險。”

　　2010年9月，限購政策出臺后，全國房地產市場迅速降溫。一位住建部主管官員對《財經》記者感嘆，限購政策的效力非常明顯。但隨后，2010年底的市場反彈速度卻異常迅猛。

　　據國家統計局數字顯示，在第一輪限購令出臺后，2010年10月，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9278萬平方米，環比下降11.2%；商品房銷售額5076億元，環比下降7.7%。成交量迅速萎縮的同時，房價漲幅也進一步得到遏制。10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上漲8.6%，漲幅比9月縮小0.5個百分點，環比上漲0.2%。

　　進入2010年12月之后，房地產市場強力反彈。12月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為2.18億平方米，環比上升116%；商品房銷售額為人民幣1.02萬億元，環比上升92%。這樣的趨勢一直延續到了2011年1月。

　　保障房“補位”

　　“限購令”只是權宜之舉，并不能解決房地產市場的供求失衡，1000萬套保障房計劃實施效果才是關鍵

　　從持續十余年的市場化供給，向“政府保障+市場供給”的“雙軌制”轉型，在業界看來，是房地產市場非均衡發展形勢所迫，在流動人口日益龐大、城市化速度加快的情況下，轉軌無可避免。

　　按照新的“雙軌制”政策設計，以限購手段控制需求之后，政府的工作重心將轉移到增加保障房供給上，而不再是此前的圈地、拆遷、招拍掛等土地財政多部曲。以今年為例，各地方政府將力爭完成1000萬套保障性安居工程，以分流部分剛性需求，緩解供需矛盾。

　　2010年全國商品住房銷售大約為900萬套，對比之下，2011年1000萬套保障性安居工程的供給增量數額看起來不小，各地政府何以做到如此規模的放量供應？細看齊驥的解釋，外界注意到，微妙之處正在于這1000萬套的準確名稱：“保障性安居工程。”

　　據《財經》記者了解的數字，2011年1000萬套保障房計劃中，有350萬套左右是各類棚戶區改造，這包括城市棚戶區改造和礦區、林區、墾區棚戶區改造；以及60萬－70萬套回遷房。顯然，這一部分主要是存量翻新，并不是外界所理解的保障房增量。

　　真正屬于保障房范圍的增量主要是三部分： 220萬套公租房、150萬－160萬套廉租房、100萬套經濟適用房。即使如此，這也遠超過2010年實際完成的370萬套保障房建設。

　　未來幾年，政府主導下的保障房放量供應之勢已然明確。如果這個過程能繼續下去，則會在商品房市場和保障房市場之外刺激出第三個市場——即租房市場。至此，房地產市場的結構將發生質的改變，租售比和房價收入比都會趨于正常化。

　　從長期來看，只有具備了一定規模的保障房，才會達到上述設計目標，從而深刻地改變房地產市場的結構，系統性解決相應的結構性問題。

　　在國家層面，大規模保障房建設計劃已寫入“十二五”規劃，作為政府長期戰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月28日與網友交流時提出，今后五年，全國將新建保障房3600萬套。

　　積極推進保障房建設的另一層深意，在于防止經濟大幅回落。房地產牽扯上下游50多個產業，限購勢必會導致商品房新增投資下降，對鋼材水泥等原材料的需求也同時放緩。但如果1000萬套保障性安居工程投入建設，理論上可以填補這個空位。

　　“2010年商品房新開工12億平方米，今年保障房建設目標5億平方米，即使商品房下降40%，保障房也完全可以對沖商品房投資下降造成的風險。”一位住建部官員表示。

　　“只要能把1000萬套保障房建起來，鋼材水泥銷售掉，宏觀經濟保持穩定，住房需求也能滿足，那么商品房市場的價格波動已經與政府無關，甚至開發商不蓋房子政府也會不擔心。”曹遠征說。

　　這一美好前景建立在既定的保障房建設目標能夠按時完成的基礎上，決策層對此心知肚明。2010年末，住建部向各地發出的《關于報送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務的通知》中明確指出，2011年計劃建設保障性住房、改造各類棚戶區住房1000萬套，比2010年計劃建設的580萬套有大幅增長。

　　然而，2010年全國保障房建設計劃最終只完成370萬套，各地政府建設保障房的誠意和能力均被置疑。因此，今年的保障房建設計劃在春節后即進入全體總動員階段。1000萬套保障性安居工程更像是一個政治任務，各地政府亦紛紛立下軍令狀。

　　2月21日始，住建部陸續與各地方政府簽訂《保障性住房目標責任書》，完成1000萬套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的分配任務。住建部向地方政府下達“死命令”，分配完成所有的目標任務，必須在今年10月31日前全部開工，否則主要領導將遭到從約談到行政處分乃至降級、免職的嚴厲處罰。

　　在土地供應方面，一位地方國土系統負責人透露，按照國土資源部1月28日緊急通知的要求，2011年住房用地供應計劃必須向保障房建設用地傾斜，做到“應保盡保”，保障房、棚戶區改造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用地將不得低于住房用地供應計劃總量的70%。

　　“這是我們緩解供需矛盾，增加有效供給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如果往遠了講，這是我們國家住房制度的戰略思考和調整。”齊驥在3月9日說。他認為，大規模建設保障房，至少會讓消費者的預期先得到改變。

　　建設資金瓶頸

　　不管是國家的錢、銀行的錢還是社保基金的錢，最后都要講回報，不能解決了保障房問題，又產生了其他問題

　　“如果保障房真建出來，市場結構會發生根本改變，此前的問題將不復存在；但如果做不出來，(市場)就亂了。所以政府在咬牙堅持。”曹遠征說。

　　齊驥表示，1000萬套保障性安居工程，年度投資大概在1.3萬億元到1.4萬億元之間。資金來源一直是保障房建設的瓶頸，各級政府也在想辦法尋求突破。

　　目前財政資金投入保障房建設的主要包括：中央財政專項資金、省市縣財政一般預算安排的資金、住房公積金增值凈收益、從土地出讓凈收益中安排的資金、地方債券等。

　　2月14日，財政部部長助理王保安公開表示，2007年以來，中央財政不斷累計下撥保障性安居工程補助資金為1547億元，2010年投入保障房建設資金811億元，2007年為51億元。王保安同時指出，接下來財政部會通過采取財政貼息、政府資本金注入、稅費優惠等措施，吸引社會力量參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和運營。

　　與上萬億元的巨額資金需求相比，中央財政的補貼無疑杯水車薪，而地方政府配套資金不足的情況也非常突出。

　　一位接近住建部的權威人士介紹，由于涉及地方官員的“烏紗帽”，保障房工作不得不進行。“地方政府要投入很多錢，這在上海等大城市問題不大，有土地出讓金收益做保證，但中西部土地出讓收益少，實施起來難度極大。”

　　該人士表示，地方政府沒有動力拿本來可用于出售的土地去建設保障房。保障房供給增加，市場房價下跌，地價就會跌得更快，不僅損害現在的財政收入，還會損害未來的收入。

　　除了增加財政投入、加強對地方政府的約束，如何調動社會資金積極參與，也是各方努力探討的方向。

　　齊驥在3月9日介紹說，接下來公租房建設將會采取三種模式，一是由政府出地、政府投資、政府管理；二是由政府劃撥土地，企業出資建設，在滿足自己企業職工需求的同時，向社會提供房源；三是探索由政府出地，吸引市場力量進行公租房建設，并擁有所有權的模式。

　　對于吸引社會力量參與公租房建設，齊驥表示，更多的優惠政策將會體現在稅費減免，融資成本如何通過貼息或者專項貸款的方式來減輕。

　　3月8日下午，萬科總裁郁亮在回答有關保障房問題時表示，萬科若參與保障房建設，原則上是在不影響股東利益，也就是不虧錢的情況之下做保障房。他坦承，萬科沒有找到靠保障房賺錢的好辦法。

　　某商業銀行相關負責人對《財經》記者證實，銀行系統正在制定有關從事保障房貸款業務的方案。該負責人指出，銀行貸款采用國家財政貼息的方式，撬動銀行資金是可行的，但前提是保障房不進入市場流通，最后必須要采取政府回購的方式，同時政府回購價格需要提高，這樣才能使得銀行貸款的還款有保障。

　　該人士同時表示，作為商業銀行來說，執行該方案仍有三個難點難以規避，一是保障房機制不明確，保障房機制涉及土地、資金來源，誰負責建造，給誰住以及如何退出等多方面問題；二是相關政策措施沒有落實，如退出和優惠等多方面條款；三是風險比較大，由于貸款資金規模比較大，對銀行資產負債表影響很大。

　　3月5日，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表示，目前地方融資平臺貸款處于調整壓縮之中，僅允許平臺貸款在有償還能力的保障性住房建設領域適度新增。但他同時指出，保障房只有在商業可持續的前提下才能使用銀行貸款。

　　“兩會”期間，社保和保險公司均積極表態要參與保障房建設。社保在南京投資30億元資金參與公租房建設。

　　然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認為，集中社會資源解決保障房資金問題，同時也要面臨資金回報問題，“不管是國家的錢、銀行的錢還是社保基金的錢，最后都是要講回報的，不能解決了保障房的問題，又產生了其他的問題。”

　　房改回頭路之憂

　　保障房計劃一旦落空，“限購令”將使中國經濟付出代價；即便順利建成，行政干預引發的后遺癥依然不容忽視

　　就在各地保障房建設大規模上馬之際，圍繞新的“雙軌制”調整，更深層的爭論和提醒亦如影隨形，在今年全國“兩會”上，“雙軌制”是不是在否定十年房改，尤受熱議。

　　3月8日，全國政協委員、中金公司董事長李劍閣在全國政協會議分組討論時表示，要高度警惕住房體制改革走回頭路的這種導向，不能否認市場化改革的成果和方向。

　　萬通地產(600246.SH)董事長馮侖對《財經》記者說：“拿地規則由政府制定；規劃、產品、開發貸使用、售價都是政府管理；成本每年結算時由政府核定；30%賣房子的錢要擱在建委市政府管著。企業作為市場的競爭主體地位已不復存在，最后只能變成代建公司。”

　　“從去年開始，一些中小開發商就感到非常悲觀，不少企業退出了房地產，也有的把資產轉移到了國外。”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會長聶梅生說。

　　更讓人擔憂的是，未來政府若對此種方式形成依賴，在房地產市場上“賴著不走”。這將意味著房地產行業全盤向計劃經濟時代復歸，十幾年市場化改革的成果最終付諸東流。

　　“有這種可能。”黃益平說。現行的限購政策持續下去無非有三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是恰到好處。即調控發揮效力，市場趨向平穩，政策很自然地退出，但這種情況可能性較小。第二種則是壓下去發現壓過火了，只能是趕快重回市場。第三種是做下去就放不了手了，壓制下去好像壓住了，然而動彈不得，這就是通常說的“路徑依賴”。后兩種的可能性相對較大。

　　沒有人能給出答案。作為限購政策的支持者，李稻葵在《限購論》一文中強調：“改革需要過渡性的制度安排，房地產限購應該是一個過渡性的制度安排。”但問題是，嘗到甜頭的政府是否有意愿或者還有能力從房地產市場中抽身而出？他也沒有明確作答。

　　而如果發生“壓過火”，房價下降甚至暴跌，對個人資產負債表和銀行資產負債表的影響也很大。如此一來，政策有隨時轉向的可能性。

　　房地產市場打折優惠、降價的情況已有出現。3月5日，北京遠洋地產旗下“遠洋一方”項目第三次開盤，價格由去年4月時2.5萬元/平方米下調為2.1萬元/平方米，此前購房的業主得知降價消息后，在售樓處集結維權。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政府目前采取的調控措施早已將這樣的風險加以規避。其中，不斷提高的首付比例就是在加大對銀行按揭貸款的保險措施，特別是二套住房的按揭貸款，已經將首付提高至60%，銀行壞賬率產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銀行曾在去年做過按揭壓力測試，除非降價30%以上，購房者才有斷供的可能性。這個可能性還取決于購房者是不是只有一套自住住房。”一位銀行業內部人士說，“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房地產雖然價格很高，但是確實有剛性需求在支撐，會有人承擔這個損失。而所謂泡沫破滅，是沒人承擔或者承擔不了這個損失。”

　　值得關注的是，1000萬套保障房多快能建起來？保障房能在整個房地產供求關系中起多大的作用？市場需求隨機變化，保障房如何合理分配？

　　黃益平認為，限購從本義來說就是要限制投機性的投資，動機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困難在于把所有的投機性投資都擠出去是不可能的，甚至會誤傷剛性需求。另一方面，保障房對需求分流的作用是否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仍然是一個疑問。

　　齊驥3月9日坦言：“客觀地講，享受保障性住房的家庭，一般不具備在市場購買和租賃住房的能力，即使不建保障性住房，這部分保障對象也沒能力到市場上去買商品住房。”

　　一位不愿具名的專家對《財經》記者表示，從2009年開始提出保障房建設開始，實際建成套數已達800萬套，如果說保障房對需求有分流作用，目前已經應該得以顯現，但這種情況并未出現。現實的情況是，需要保障房的人群，與有較強購房能力的人群，并不重合，而大量的投資性購房，則更與保障房供應無直接關系。

　　需要深層改革

　　房地產市場的改革已受制于體制、機制性障礙，應利用已經取得的成果加快財稅等領域的改革

　　面對已然成型的“雙軌房”模式，其推進速度和面臨的難度均引人注目。即使有更進一步的完善措施，“保障加商品”的房地產雙軌突進，亦很難不辱使命。其中關鍵就是，新的改革思路將必然觸及現行中央、地方財稅體系，涉及深層改革突破和配套措施。

　　“財稅體制改革確實已經比較緊迫。”黃益平說，“房地產改革應該與財稅體制改革相配套，否則地方政府還是沒錢，沒錢它也執行不了這些政策(限購、保障房建設)。”

　　可以預見的是，如果地方政府收入方面的根本問題不解決，一旦地方政府收入減少，他們必然會在執行中讓“限購令”流于形式，或要求中央政府收回“限購令”。

　　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中央政府財政收入占70%而只需負擔20%的支出，地方政府以30%的收入卻負擔著80%的支出。中央和地方在支出責任和收入財力上明顯不相匹配。這一“錯位”直接導致地方政府用高價賣地的方式填補財政漏洞。

　　201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公布，提出要“研究推進房地產稅改革”。隨后，以推進房產稅改革試點為代表的財稅體制改革進入公眾視野。

　　一位接近財政部的人士向《財經》記者介紹，針對房地產市場去年8月的“回暖”跡象，9月初相關領導曾組織住建部、財政部、稅務總局、央行、銀監會等部門領導參與研討。討論中提出，信貸政策在近期不宜有“大的動作”，因而寄希望于加快財稅政策調整步伐。

　　“存款準備金上調后，也只是凍結2000億元左右的資金；即便未來短期內加息，幅度也不可能太大，因為地方債務龐大，即使27個基點，也要有上千億元規模，地方政府阻力很大。這就是突然加快房產稅的背景。”他表示。

　　國家稅務總局官員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稱，上海、重慶都曾提出過房產稅試點方案，但在中央沒有出臺法規之前，地方多基于自己的模型進行稅率、稅基計算。“上海測算的結果是年收入500億元以上，這樣當然會有動力。”

　　這樣的測算似乎可以通過房產稅為地方政府逐步提供一個穩定的稅源。但是，上述財政部官員坦言，這一目標短期內難以實現。房產稅在短期內不可能在規模上替代土地出讓金，兩者如何過渡，目前仍在研究。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房地產業對地方政府來說，已經是而且將來仍然是地方稅收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如果開征房產稅抑制了需求使房價下跌，可以肯定，地方政府的總收入不但不會增加反而會減少。出臺房產稅為地方政府提供新稅源的愿望一定會落空。

　　今年1月27日，重慶市宣布實施房產稅試點，重慶市市長黃奇帆稱，重慶房產稅收入今年大約為2億元，將全部用于公租房建設。然而，房產稅實施一個月來，重慶市已收取17筆房產稅，共149978.01元稅收入庫。對于保障房資金動輒上千億元的投資而言，這部分收入仍是杯水車薪(詳見《重慶公租房細賬》)。

　　一位參與過房地產市場化改革的人士對《財經》記者表示，經過十多年改革，目前對市場與保障進行明確區分的條件已經成熟。他介紹，雖然房改伊始曾提出過“保障歸保障，市場歸市場”的思路，但在當時的條件下，技術上也難以實現。

　　住建部前主管官員表示，房地產市場的改革已受制于體制、機制性障礙，現階段應利用已經取得的成果加快體制改革，“十二五”期間應有實質性的改革措施出臺。

　　即便與房地產改革相配套的體制改革全部到位，房地產市場格局得以改變，保障房順利建成，后續問題依然很多，比如在保障房的分配中保證公平公正。在信息不透明的現狀下，權力尋租及可能的腐敗似不可避免。

　　如果一些有實力和資源的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借保障房重啟內部化的福利分房和優惠賣房，也會造成新的不公平并引發社會不滿。

　　曹遠征認為，雙軌制存在價差，就會帶來摩擦和尋租空間。然而經濟改革不能一蹴而就，只能采取漸進的方式，短時間的尋租，或是改革突破必須要付出的成本。而唯一能減少尋租的方式，就是加快改革，盡快實現兩軌并一軌。

　　這是否意味著，剛剛開始著手實施的新“雙軌”，更像是幾年后更大規模和更深層次房地產改革的預演？雖然沒有標準答案，但變局的確已經開始，而難題比預想中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