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控制貨幣流動性,消除房價物價上漲的貨幣基礎;進一步研究有針對性的房地產調控措施
據新華社電
昨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人民大會堂與中外記者見面,并回答記者提問。溫家寶指出,今年在政府宏觀調控的各項工作中,把抑制通貨膨脹擺在了第一位,要三管齊下管好物價、房價,要控制貨幣的流動性,消除房價物價上漲的貨幣基礎。同時要密切跟蹤和分析房地產市場發展的形勢,進一步研究有針對性的宏觀調控措施。
7%增速不算低 重在轉型
人民日報記者:“十二五”規劃確定未來五年我國經濟增長的預期目標,是年均增長7%。我們注意到,這個數字和“十一五”規劃相比降低了0.5個百分點。請問總理,我們主動調低經濟增長速度這樣一個選擇是出于什么考慮?
溫家寶:主動調低“十二五”經濟發展速度,不僅表明決心和意志,而且是一個重大的舉措。就是說,在今后五年以至中國經濟發展的相當長時期,我們要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主線,真正使中國的經濟轉到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上來,著重提高經濟的增長質量和效益。經濟發展速度、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有密切聯系。經濟發展速度高,就業人數就會多,但通脹的壓力也會大。經濟發展速度低,就業人數少,通脹壓力相對也小,但很容易使經濟走向衰退。我們必須在這兩者之間走出一條光明道路,把它們有機地結合起來。我們要充分利用這樣一個機會,調整經濟結構,解決中國經濟長期以來存在的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問題,使經濟的發展與人口、環境和資源相適應。
7%的發展速度也不算低了。大家注意到,我們的經濟總量在不斷增加,也就是說基數大了。真正實現有質量和效益的7%的增長速度,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金融改革首先
在港先行先試
香港有線電視記者:“十二五”規劃報告中特別提到港澳,包括繼續支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還有就是確立粵港多項大型基建項目的合作,中央在作出這些規劃的過程當中都有哪些考慮?另外,現在有人說香港已經逐漸在消失它的傳統優勢,已經沒有獨立的能力應對區域競爭,所以迫使中央這次要出手,您怎么看待這個說法?
溫家寶:方才你說香港的傳統優勢不存在了,我不這樣看。香港背靠祖國,面向國際,有著開放自由的經濟,有著同國際經濟接軌的完備法律法規,有著全面的各類管理人才。香港經歷了兩次金融危機,都經受住了考驗。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地位沒有改變。在規劃當中,我們特別強調支持香港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事實上,這些年我們在金融上的改革都首先在香港先行先試。比如人民幣在香港的存款已經超過3000億元。我們首先實行了貨物貿易在香港以人民幣結算的試點。內地特別是珠江三角洲與香港合作得到加強,與此同時,香港連接內地的各項基礎設施建設很快地向前推進,使物流、人流更加暢通和便捷。這些都有利于鞏固和發展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目前不僅有應對區域競爭和風險的能力,也有應對世界競爭和風險的能力。但是,香港也面臨著相當復雜的外部局勢。因此,也要有憂患意識,利用好機遇,迎接各種挑戰。
今年把抑制通貨膨脹
擺在第一位
美國《華爾街日報》記者:總理你好。通貨膨脹現在成為中國社會越來越突出的一個問題,高物價、高房價已經直接影響到老百姓日常的生活。那么您如何評價政府已經采取的措施呢?下一步有什么新的措施出臺?應對通貨膨脹,您會不會考慮讓人民幣較快升值?
溫家寶:通貨膨脹就像一只老虎,如果放出來關進去很難。我們目前出現的通貨膨脹其實是國際性的,如果你看看整個國際形勢,由于某些國家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而造成匯率和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度波動,這不僅影響一個地方,就連歐洲也突破了2%。前幾個月,世界糧價上漲15%,如果再加上西亞北非局勢的影響,油價高企,超過每桶100美元。輸入型的通貨膨脹對中國有很大的影響,這也是我們難以控制的。另一方面,確實在我們國內也有因為勞動力成本提高,各種初級產品價格上漲而造成的結構性通貨膨脹。我們必須重視解決這些問題。我常講,通貨膨脹包括物價、房價都涉及人民群眾的生活,關系到他們的切身利益。因此,我們今年在政府各項工作中,把抑制通貨膨脹擺在了第一位。
關于管好通脹預期、抑制通貨膨脹所采取的措施,我在《政府工作報告》里已經詳細地講了。我不想再過多地重復。我只是講,對于管好通脹預期我們還是有信心的。去年11月份,我們消費物價漲幅達到5.1%。12月份,經過努力,物價水平降到4.6%。今年上半年是我們比較困難的時期,大概記者先生也懂得,因為翹尾因素影響大。1月份,CPI達到4.9%;2月份,還保持在4.9%。但你知道,2月份翹尾因素的影響高達3.7個百分點。對于物價,我們不敢掉以輕心。我們是從三個方面來努力管好通脹預期的。首先,要發展生產,特別是農業生產,以保障供給;第二,加強流通,特別是要加強農產品流通這個薄弱環節;第三,主要用經濟和法律的手段管好市場。我們將持之以恒地把這項工作做到底。至于房價,我們也是三管齊下。第一,還是要控制貨幣的流動性。我想補充一點,對于物價這一點也是重要的,也就是說消除房價物價上漲的貨幣基礎。第二,運用財政、稅收和金融手段來調節市場需求;第三,加強地方政府的責任,無論是物價和房價,地方都要切實負起責任來。也就是說要堅持“米袋子”省長負責制、“菜籃子”市長負責制,房價也由地方來負主要責任。
你關心人民幣升值問題,我可以告訴你,我們將繼續堅持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不動搖。如果從1994年算起,大的人民幣匯率改革已經進行了3次。現在同1994年相比,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升值57.9%。我們的改革主要是改變單一的盯住美元,而實行根據市場需求,參照一籃子貨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我們將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化來進一步加大人民幣浮動的彈性。但同時我們也必須考慮這種改革還是漸進的,因為它關系到企業的承受能力和就業,我們要保持整個社會的穩定。
地方政府要公布
房價控制目標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剛才那位外國同行也提到中國的房價,您也闡述了我們調控房價的三方面政策措施。其實從去年開始,國務院就出臺了不少關于調控房地產的政策措施,被稱為歷史上“最嚴厲的房地產調控”。今年您在政府工作報告當中也重申,要堅定不移地搞好房地產調控,F在社會上有擔心,就是這些政策措施能不能落實到位?會不會半途而廢?請問總理,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溫家寶:關于房價的調控,我覺得當前最重要的是各項政策措施的落實。對于中央來講,就是要加強對地方落實房價調控政策的檢查力度,真正實行問責制。同時,密切跟蹤和分析房地產市場發展的形勢,進一步研究有針對性的宏觀調控措施。對地方來講,就是要認真落實房地產調控的責任。比如,首先要公布政府調控房地產的政策和房價控制目標。在這里,我想特別提出,我們三管齊下,其實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措施,那就是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設。也就是說從供求上解決房地產市場存在的問題。對于保障性住房建設,人民群眾中有許多擔心,他們總的是贊成的,但也有許多憂慮。我們提出,今年再開工建設保障性住房1000萬套,明年再建1000萬套,在今后五年建設3600萬套。保障性住房除了棚戶區改造以外,主要是公租房和廉租房,這個方向必須明確。這里就有一個資金落實的問題,中央今年將向地方補助1030億元,地方財政也相應加大投入,但還必須更廣泛地利用社會資金。對于保障性住房,土地供應必須單列,做到應保盡保。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現在就應該提到日程上來,那就是保障性住房的設計、建設必須有高標準、高要求,也就是說要確保質量、安全和環保。特別是在環保上,從設計到建設整個過程,都要實行節能。這是中國房地產建設的一大機會,如果丟掉了,十分可惜。我在這里想強調一點,就是對于保障性住房建設以后,管理和退出機制現在就要著手制定規則,形成一個完整的從建設到管理、退出的機制,使保障性住房質量和效益得到保證,使保障性住房將來的管理也得到保證。
不存在“國進民退”
或“民進國退”
中央電視臺記者:我們特別關注民營企業的發展問題。因為在這些年當中我們看到國務院先后出臺了兩個36條去引導和鼓勵民營資本不斷獲得健康發展。對此有很多民營企業是充滿期待的。但是我們也聽到有一些民營企業認為,政府對非公經濟的支持是雷聲大、雨點小,實際過程當中有很多民間投資還會面臨有形或者無形的障礙,似乎“玻璃門”的現象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而且在社會上針對“國進民退”的說法也有不少爭議。請問總理,您如何來看待這樣一個問題?
溫家寶:我們的方針是要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同時支持、鼓勵和引導非公經濟的發展,就是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我們在2005年出臺了支持、鼓勵和引導非公經濟發展的36條。去年我們又出臺了鼓勵和引導民營資本投資的36條。應該說,這兩個36條“雷聲”不小。為什么說它雷聲不小呢?因為我們明確地提出,無論在法律層面,還是在政策層面,無論是在財稅金融政策,還是在準入政策上,我們對不同所有制的企業都一視同仁,鼓勵相互競爭,共同發展。為什么許多非公企業還感到“雨點”?甚至提出存在所謂“玻璃門”和“彈簧門”的現象,我以為最重要的就是落實不夠。大家如果注意這兩個文件,后一個36條其實是對第一個36條的補充,它在政策和準入的細節上都作了許多明確的規定。我們正在著手制定新36條的貫徹細則。我相信,這兩個文件將會進一步推進非公經濟的發展。
目前不存在所謂“國進民退”的問題,同樣也不存在“民進國退”的問題。應該說,30多年的改革開放,國有經濟和個體私營經濟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對于國有經濟的發展,今天我不想著重去談,單就你提到的民營經濟發展來說。在全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當中,民間投資已經超過50%。在工業企業當中,無論從數量、產值、資產總量還是從業人數,都超過了國有企業,這是一個事實。國有經濟雖然比重降低,但它依然掌握著國家經濟命脈。國有企業在不斷深化改革,特別是通過股份制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也吸收了大量的社會資本和民間資本,這樣也有利于國有經濟的發展。我們一定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促進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共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