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1月15日消息，2011年1月15日第二屆中國經濟年會在京召開，會議第三分論壇是“十二五的機遇與挑戰”，以下是論壇文字實錄：

　　第一時段 主題：輝煌“十一五”

　　鄭浩：

　　非常高興大家能夠參加今天下午的第三段論壇，因為到了下午的時段，相信大家精神上已經開始疲憊了，但是我相信在接下來的分論壇里面，因為我們幾位非常重量級的嘉賓，他們和我們一起共同回憶“十一五”主要取得的一些成果，以及在“十一五”執行過程當中所反映出來的一些問題，因此會給大家帶來更多的信息。同時在第二部分還要展望“十二五”，“十二五”到底對我們有哪些機遇和挑戰，今天下午第三個論壇上，主題就是“十二五”的機遇和挑戰。 f

　　在介紹嘉賓之前，我們通過大屏幕共同回顧一下在“十一五”究竟取得了哪些主要的成就，形象上大家通過片段回憶一下我們走過的路和取得的成績。

　　鄭浩：

　　在“十一五”的時候，我們國家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在“十一五”后兩年，全球金融危機顯得比較突出。在第一個分段里面我們請到了五位非常重量級的嘉賓，他們分別是：遼寧省原副省長、國家開發銀行原副行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劉克崮先生，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商務部內貿專家委員會主任、商務部原部長助理黃海先生，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王志樂先生，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財經處處長梁云鳳博士。

　　我們看到今天在臺上坐的這五位嘉賓，他們有來自國家原來一些重要的部門，還有經濟方面的一些專家、財經方面的專家，所以他們的觀點，我相信會給大家帶來許多新的思考亮點，特別是對剛剛過去的“十一五”到底有哪些問題暴露出來，在“十二五”的時候有哪些政策上的調整。我本人是鳳凰衛視主持人鄭浩。

　　下面請劉克崮先生談一下，“十一五”時期，2008年正好處在一個金融危機的時候，對我們的經濟建設帶來了非常大的影響，對全球也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在“十一五”剛剛過去的時候，我們來回顧“十一五”，到底我們的執行情況怎么樣？請您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劉克崮：

　　說到“十一五”，因為我是來自銀行的，我重點說說金融方面的情況。我認為，“十一五”金融在“走下去”和“走出去”兩個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大家知道，我們國家整體上流動性是比較充裕的，我們對大企業供應的資金是很充分的，有時候銀行之間還有很強的競爭。一方面，我們有充裕的流動性，好比我們在土地上有一個很大的水庫，水庫滿滿的，有時候多出來一點，就溢出來，可能流到綠豆上，流到文物上，流到股市上，流到房子上，發生一些漲價的問題。同時我們大家注意到，我們國家的草根經濟體融資仍然很困難，就是小企業、微企業、個體戶和農戶，他們的融資仍然比較困難。

　　劉克崮：

　　但是我們高興地看到，在2010年這個時期，經過五年的努力，小企業、微企業和個體戶、農戶的融資狀況有了一些的改善。這之外，我們一直在做中小企業的融資，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我們高興地看到，“十一五”期間，中企業的融資難應該說基本解決了，小企業、微企業、個體戶和農戶的融資難問題有所改善。這里主要是中央非常重視、國務院指導也很有力，央行、銀監會、工信部、財政部各方面都進行了積極的推動，給了出很多有力的政策。我們在三個層次上發揮了作用：一是大中金融機構，按照國務院的要求、銀監會的推動，建立了中小企業貸款專營機構，自上而下，在給大企業、中企業放資的同時，建立了專營的機構，來對小企業、微企業進行放款，效果很明顯，應該說所有的大金融機構都做到了，多數的中型金融機構也做到了。

　　劉克崮：

　　二是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農信社新加入農村放貸，城鄉放貸的郵政儲蓄銀行，在這方面有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還有很多的中小股份制銀行，在對小、微企業的放款和農村金融的服務方面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在2008年到2010年應對金融危機，爭取經濟快速復蘇的時期，對小企業、微企業的融資以及對農民的融資應該起了重要的作用。上午厲以寧教授說到，很多地方用工緊張了，這里面有自然的經濟結構的調整，有相當一部分，2008年大量農民工回鄉，再回去減少了，這就是中西部很多地區就業問題解決好了，基層的融資問題有所改善了，所以就地吸納了相當多的就業。所以，我覺得這方面的成果是很突出的。

　　劉克崮：

　　三是新增了很多農村和基層的新興金融機構，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還有農村合作社，還有貸款公司，這幾個新的機構大多是在這五年開始建立、開始試點、開始發展。經過這五年之后，我們可以很高興地看到，村鎮銀行由原來是幾戶試點現在發展到幾百家了，小額貸款公司由2005年、2006年的7戶開始試點，一直到2008年銀監會、央行聯合發了通知促進小額貸款公司發展，那個時候也就是200多戶，2010年末的最新數據，達到2800多戶，貸款余額1000多億。這是對小企業、微企業、個體戶和廣大的農民，有2億的農民起到了一個很好的作用。

　　劉克崮：

　　我剛才在外面和一些記者說，一方面我們流動性過剩，像巨大的水庫。一方面，我們還有很多干涸的土地。資金過多是一方面，干涸土地得不到資金是一方面。這里是什么問題？是缺乏系統，是缺乏把錢拿回來給缺錢的地方，我們在整個“十一五”規劃期間這個狀況有所改善。二是“走出去”，“走出去”在金融危機之前，我們按照中央的號召，金融機構大量開始往外做，高峰時期是2006年以后。國外歐美銀行流動性緊張，缺乏資金，很多發展中國家發展要求很強，特別是基礎設施、民生、礦產資源的開發，中國的金融金溝抓住這個機會，我們在投資，主要是信貸各方面積極的“走出去”，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開發銀行在拉美、非洲、亞洲做得比較積極的，現在開發銀行的境外美元貸款已經達到了余額1300億美元。中行總行在支持企業的進出口貿易，在困難的時候積極調整進出口結構，在這方面，也起了很好的作用，特別是對人民幣的結算問題做了一些探討，開行、中行都作了一些探討。我們過去出境的少一些，像工商行在這五年也做了很多新的探索，工商銀行在海外金融機構的購并，做了較多的工作。所以，我們在亞洲、非洲、拉美這三個方向，中國金融“走出去”都迅速的增長，同時支持了大量企業“走出去”，這樣為我們穩出口、增內需這兩個方面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非常高興，開發銀行已經在2010年8月對委內瑞拉放了一筆100億美元(合700億人民幣)，一個合同放款，我認為這是一個很成功的經驗。有人說是貸款換資源，我覺得這個表述不準確，狹隘了，我給它起了個名字叫“雙循環互惠大額融資”。“雙循環”是我們把人民幣給他，委內瑞拉拿著人民幣到中國來買石油鉆探設備、買大油輪，我們幫他修鐵路，470公里的鐵路，75億美元，然后他來買鐵軌、買機車，購買中國的石油工人、鐵路工人給他們修鐵路、修橋、修路，去了人民幣回來，引出了我們設備、勞務的出口。這是一個循環。第二個循環，中石油拿著我們的人民幣去委內瑞拉買他的石油，他的石油過來，是我們中國人缺的，這一個循環就帶來了資源的進入。所以，這是一個雙循環。我們的資金在這里起到一個龍頭作用，一個資金把勞務帶出去了，一個資金把石油帶回來了，中間銀行的貸款放出去、回收，我覺得是一個雙循環互惠大額的融資。

　　劉克崮：

　　展望新的2010年，我覺得在金融的“走下去”和“走出去”兩個方向，應該做出更大的成績，在這兒呼吁一下政府和社會各界給予關注和支持。支持什么？第一，對于大量的小企業、微企業、農戶放款，大銀行來做很困難，要發揮小金融機構的作用，發揮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信用社、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的作用，但是他們融資能力有限，中國不缺儲蓄能力，我們有大量的能力把儲蓄搞上來。所以，要建立批發融資機構，委托一些大銀行把社會的資金積攢起來，然后向中小金融機構批發融資，典型的向只貸不存的小額貸款公司批發融資，由他們零售給微企業、個體戶和農民。境外也是如此，這樣我們“走下去”就要建立基層、小額的草根機構，同時給他們批發融資。另外，要支持中國金融企業在境外發展機構，分支網點，我們在外國的網點非常小，到處都是花旗的“小傘”，還有匯豐的幾個“小菱形”，看不見工商、中行、開行更看不見了。現在這么多的國際活動，人民幣“走出去”、全球化，是需要金融先行，機構要出去，隊伍要出去，政府要支持他們，簡化審批，促進他們“走出去”。第二，要多種方式，比如委貸、庫存、期貨購匯等等，或者共同投資、聯合貸款，把資金給他們支持他們“走出去”。我們解決通脹問題，我認為既要堵更要疏，“堵”是國際收支平衡，“疏”是把人民幣往下走，把人民幣往外走，把美元還回全世界。

　　鄭浩：

　　非常精彩，我們剛才聽到劉克崮先生對“十一五”總體的回顧。其實，實際上是三句話不離本行，因為他本人是一個銀行家，所以更多的是從金融的層面來看“十一五”時候的金融機構改革方面，在如何“走出去”所做出的一些成就，另外提出在“十二五”深化的改革，大家非常熟悉，劉克崮先生提出草根經營的概念，就是加大對個體生產性的農民、個體工商戶進行經濟上的支持，我相信在“十二五”的時候有關部門會考慮到加大對一些基層、個體的商業戶或者農民金融上的支持。如果說剛才劉先生把目光放在草根的層面，當然他也提到了金融如果“走出去”。現在我們把它再提高到整個國家區域的戰略上的布局上，就是區域上的布局，其實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在經濟發展的時間也出現或者暴露出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比如西部、沿海地區二元結構還是非常厲害的。在這方面，我們在“十一五”的時候，有哪些政策出臺，在區域布局上作了那些工作，我想請陳文玲女士給我們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陳文玲：

　　謝謝鄭浩先生。我今天想從一個新的角度談一下對“十一五”的回顧，“十一五”取得的非常重大的成就，就是我們國家形成了區域經濟的新的戰略布局。新的戰略布局，其實就是中國將來形成的若干的新的經濟增長引擎，新的空間、新的潛力和新的優勢，這一點，我個人認為是非常重要的。實際上，我們整個的區域布局也不只在“十一五”期間，實際上早就開始了這個區域布局，特別是在“十一五”期間加快了。我想形成的區域戰略布局，以前我們主要講東中西互動，以及東北這四個區域的互動。這是按板塊結構形成的，我們國家從2003年以來推進形成這樣一個格局。除了這個以外，我們“十一五”期間應該非常關注的還有五條主線：第一條主線，我們在“十一五”期間形成了我們國家一個完整的沿海戰略布局，形成一個完整的沿海經濟帶、沿海的產業帶、沿海的新的空間布局。從國務院2006年開始出臺的，到目前為止出臺的到2020年長周期的規劃當中，我們從最南端的海南島，然后是北部灣，然后是珠三角，然后是海峽西岸，然后是長三角，然后是江蘇沿海經濟帶，然后是黃三角經濟帶，接下來就是環渤海經濟圈。環渤海經濟圈里面又有三點，一是天津濱海新區，二是遼寧沿海經濟帶，三是河北的曹妃甸重化工基地。環渤海實際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我們國家的圖們江戰略。圖們江是發源于中國，然后流經朝鮮，注入日本海，因此它也是我們整個國家海洋經濟帶的一個重要的規劃。大家可以看到，從最南端的海南島，到最北端的圖們江，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沿海經濟帶。我覺得這是我們“十一五”期間形成的一個非常重大的區域戰略布局。

　　陳文玲：

　　“十一五”期間形成的還有一個非常重大的區域布局，而且“十二五”期間還會延續的，就是我國主體功能區的規劃。國務院2006年出臺了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最近又出臺了新一輪的主體功能區規劃，兩輪主體功能區規劃，主要劃分了四大類：優化開發區、重點開發區、禁止開發區、限制開發區。未來新一輪的區域布局將主要按照這個主體功能的劃分，來確定它的區域戰略布局，這是第二條主線。

　　第三條主線也非常重要，我們國家“十一五”期間出臺了一系列的綜合改革試驗區，現在的綜合改革試驗區，我們總共出臺了十種類型，十種類型包括綜合改革試驗區，像天津濱海新區、上海浦東新區、深圳綜合改革試驗區，還有一類是像成渝城鄉統籌改革試驗區，就是解決城鄉之間的關系。還有一類是生態文明建設試驗區，比如像青海的三江源，還有一類是循環經濟試驗區和“兩型”社會試驗區，我們出臺了十個這樣的試驗區。這些是我們區域戰略布局中非常重大的布局，因為試驗區是什么？就是在全國要探索經驗，走在全國的前面，為全國其他區域推進這些方面的工作，來創造經驗、創造成套的做法。

　　第四條主線，我個人認為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主體各種特殊經濟功能區的升級、轉型、提升。各種特殊功能區大致分六類，現在都加快轉型、升級、提升。比如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在這一輪調整之前，全國改革開放到現在是53個，通過幾年的提升，通過省級開發區升格，現在全國已經達到了107個。比如高技術開發區，也在加快升級，還有出口加工區，還有保稅區，還有保稅港區，還有港區聯動，這種特殊經濟功能區在國家改革開放中起的作用非常之大，它是我們國家改革開放的窗口，是機制體制改革的先行區、示范區，因此這種特殊功能區的轉變，也是我們區域布局中的非常重大的一種調整，也是區域經濟的新的引擎。

　　陳文玲：

　　最后還有兩句話，第一句話是一批城市群的形成，第二句話是國內一些新的經濟增長引擎的形成，比如說關中到天水的經濟帶、皖江經濟帶、沈陽經濟帶，這些都是納入國家規劃的。以上講的這六條主線，都是我們“十一五”期間推出來的區域經濟方面的重大布局。按照這六條主線，我覺得我們國家將形成一種嶄新的區域戰略布局，這樣對中國的發展注入重大的潛力。謝謝。

　　鄭浩：

　　我們聽到“十一五”期間，區域戰略的重新布局和調整，使得我們整個中國的經濟在“十一五”期間又有了新的發展臺階，特別是在“十一五”期間，對西部大開發的支持力度又進一步加大，在即將到來的“十二五”，對中部地區的開發支持力度也會進一步提高。剛才我特別注意到陳文玲女士還提到圖們江的發展計劃，這是在東北一線，特別是圖們江計劃和朝鮮半島局勢有比較大的聯系，盡管這個計劃是在九十年代就已經開始了，但一直因為地區局勢的復雜原因，到現在為止才重新加快啟動，特別是和朝鮮的羅經市又開始進一步的合作，我們談到從不同的地方，從南到北，從西到東戰略布局進一步開始了。如果說區域經濟對自己國家經濟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本質上的影響，另外一個影響就是全球化的過程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帶來了非常大的影響，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后，對我們的影響特別大。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注意到跨國公司在中國發展似乎也受到了一定的影響，特別是一些大的跨國公司的老板在去年達沃斯論壇上問，大量跨國公司到中國投資進行市場開發，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溫家寶已經向他們保證，他們所享受的一切待遇都不會發生任何的變化，包括知識產權。但是在這方面，我個人有一個想法，在“十一五”期間，跨國公司在國內的發展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情況，現在有請王志樂先生做一個解答。

　　王志樂：

　　感謝主持人。我覺得這個會議開得非常給人以啟發，就是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是從全球化的角度來談經濟走勢。在“十一五”期間，中國一共引進外資4545億美元，如果把今年算作1000億的話，今年有可能超過1000億，在這五年當中中國引進的外資占中國改革開放30年總量的40%還多一些。在這個期間，中國的跨國公司也迅速的成長，中國的跨國公司從2006年以來，這五年當中，有了非常快的增長，如果今年對外投資達到了500億美元的話，這五年中國對外投資一共達到2100億美元，占三十年改革開放對外投資的總量70%多一些。也就是說，這個“十一五”的五年，無論是引進國外的跨國公司，還是“走出去”的中國跨國公司，都是非常大的規模，特別是對外投資，達到70%還要多。這些中外跨國公司在中國“十一五”的發展中發揮了什么作用？我們研究所最近對跨國公司的作用新的調查和研究，我們跟蹤了差不多100多家國外的大公司，還有幾十家中國的跨國公司。我們感覺跨國公司在中國的作用大體上有三個方面：

　　第一，發揮了發動機的作用。也就是說，中國經濟發展的發動機，時間關系不展開，這都很清楚了。

　　第二，前兩年出現了認為我們“不差錢”為什么還要外資的觀點。實際上中國作為一個轉型的國家，引進外資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促進中國經濟體制轉型和國際接軌，我把它叫做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催化劑的作用。而且現在正在轉變發展方式，發展方式中，我認為這些大型跨國公司已經走在前面了，節能減排等方方面面，所以他在中國下一階段轉變發展方式當中，同樣可以發揮催化劑的作用。

　　第三，最近我們和國內的一些重要學者進行了溝通，我們認為還有一個作用，中國第一個十年和平崛起，或者說和平發展走得非常成功，跨國公司在中國和平發展都中發揮了什么作用呢？我們認為，它幫助中國營造了一個和平環境，為什么？因為這些大量的跨國公司在1992年冷戰結束以來，高度的全球化，海外業務超過了本國，這些公司的海外利益成為重心，而中國又成為這些公司海外重心的重心。在這樣一個情況下，出于自己的利益，往往在中國和其他國家發生政治、外交、軍事矛盾的時候，它充當的是一種和解或者營造一個和平環境的作用。而且特別重要的是，過去的大國崛起都是通過搶國外資源支撐自己發展的，但是中國30年的崛起，沒有通過戰爭去搶，是通過市場交換過去獲取資源，而市場交換的方法是和平的方式，在這里國際跨國公司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們認為跨國公司在中國這五年的和平崛起中，發揮了同盟軍的作用。

　　中國的跨國公司在這三個方面同樣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制度的轉型，包括中國經濟跟國際的交往，變成一種中國和國外的和平發展的橋梁。今天李總也在這兒，像吉利收購沃爾沃，還有和一些其他公司，像中聯重科收購CIFA，這些項目往往充當了中國和當地國家非常好的橋梁，像中聯重科下個禮拜意大利總統要授予它“總統特別獎”，因為這次收購對中意的關系發揮了重要作用。所以，我認為中外跨國公司在這五年里發揮了非常好的作用，而且我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需要有理論的提升，需要把跨國公司的理論在中國的實踐中得到提升。這是我講的第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下一段我們怎么樣發揮跨國公司的作用？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需要轉變觀念，在前五年，剛才提到的五年，雖然我剛才講了跨國公司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國內在這五年當中出現了一些對跨國公司觀點的動搖、搖擺，甚至于出現了一些排斥、限制了外資的做法。當然國務院在去年作了重要的糾正，出臺了九號文件，有20條，比如外資并購，前兩年很多媒體是抨擊的，認為影響了國家的經濟安全。但是去年國務院已經改了一個提法，叫做“鼓勵外資并購”，這里面我認為有一個觀念轉變。現在這個時代變了，從過去戰爭與革命的時代，現在變成了和平與發展、合作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我們不能用過去傳統的觀點去看這些外資，去看中國的公司，我認為應該用一種全球化的視野來看，所以，我贊成要轉變觀念，從傳統的思維走向全球化的思維。如果有這樣一種觀念轉變，我覺得對我們剛才提到的跨國公司三方面的作用，就有可能得到一些正面的理解。所以在2010年中，我認為需要怎么樣把這三個作用發揮好。反過來講，跨國公司應該在這樣情況下，調整自己的發展戰略和自己的理念，在中國怎么把全球戰略推廣到中國，在中國投入更大，要做得更好。特別把全球的責任推廣到中國，在中國怎么合規，在中國怎么節能減排率先，推動幫助中國轉變發展方式，特別是當中國最近崛起的情況下，跨國公司怎么樣在這里發揮作用。這是我的一個希望。謝謝。

　　鄭浩：

　　非常感謝王志樂先生精彩的點評。他也提到了在“十一五”期間，我們看到了跨國公司到中國來投資的熱情，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在“十一五”期間，有不少中國企業，從央企到民企有不少“走出去”，走向國際，到其他國家進行投資收購。在“十一五”期間，大家都已經注意到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就是因為外部市場的危機或者因為2008年金融危機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使得中國在過去一向倡導的三個最主要的“三架馬車”來拉動中國GDP的增長，投資、外貿和消費，其中外貿這塊，包括投資這塊能夠受到一定的影響，外貿從2008年以來受到一些影響，當然現在已經恢復了增長。由于首先客觀因素，在“十一五”期間，國家加大了擴大內需的政策調整，在加強國內消費方面，請黃海先生為我們做一個點，在“十一五”期間，消費這一塊我們做了哪些工作？

　　黃海：

　　關于“十一五”期間，我想講兩個主題，一是在“十二五”期間，平均每年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超過了18%，這個增長率比“十五”期間、比“九五”期間都是高的。二是在2005年，在“十五”末的時候，中國國內市場零售總額，按當時匯率可能是0.8萬億美元，相當于在世界上排第三位。但是經過這五年，中國市場的發展，我們超過了日本消費品的零售總額，現在我們居世界第二位。這兩個數據說明“十一五”期間中國國內市場消費的快速增長。

　　黃海：

　　這五年的成績很多，我印象比較深的，而且我認為“十二五”期間需要積極借鑒的有幾條：

　　一是政府有必要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來直接刺激消費。大家知道，為了刺激消費，從2008年之后，中國政府開始采取了“家電下鄉”、“汽車下鄉”、“摩托車下鄉”，家電、汽車以舊換新，都是通過財政的補貼政策，政策發揮了非常大的效果。幾年累計，大概財政補貼了700多億，但是帶動銷售6700多億。

　　二是這幾年各級政府加強了對農村和農產品流通體系的投入和建設。到現在為止，現在還沒有人講農村問題，這是“十一五”期間最大的兩點，這幾年通過中央財政的補貼和貼息，我們在農村連鎖店已經建立了52萬家，覆蓋了全國80%左右的鄉鎮和50%的新農村，政府投資改造升級了740多個農產品的批發市場，覆蓋了56%的地級市以上，這對于農產品流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三是因為這幾年自然災害的頻發，汶川地震、玉樹地震、舟曲的泥石流，再加上2008年的冰雪災害，我國市場供應波動很大。政府建立了一套以監測預警、余缺調劑、投放儲備和進出口調節相結合的調控體系，應當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當然，我想如果沒有這套體系，像我們這幾年的市場肉的波動、菜的波動可能還會更大一些。正是由于堅持了這幾個方面的建設，這五年當中對經濟的拉動，對經濟的增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肆虐，全球的零售業大幅度下滑，在這樣的情況下，2009年中國國內市場零售總額扣除物價因素，同比增長了16.9%，創造了1986年以來最高的增長速度，同時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第二高的增長速度，全球都在下滑，但中國的市場一直提升。去年我們按季度來計算，GDP、進出口總額、固定資產、工業增加值都是高開低走，但是唯有消費品零售額是逆向而行，一、二、三季度是上升的，這些都為促進消費，為保持我們國家平穩較快增長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謝謝。

　　鄭浩：

　　謝謝黃海先生的評論。我剛才提到，在“十一五”期間，我們在宏觀政策上作了一些調整，把擴大內需作為鼓勵和發展中的重要方向。同時，在金融海嘯發生之后，匯率財政政策也發生了一系列的協調，主要是應對金融海嘯對中國金融市場帶來的一些負面的影響。在“十一五”期間，特別是在去年“十一五”最后一年，2010年貨幣政策發生了調整，從原來適度寬松開始實施穩健的政策，這和CPI和PPI的指數上漲有很大的關系。同時，我個人認為在貨幣財政政策、稅收政策重大調整方面，其實最主要的還是要抵御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貨幣市場的影響。在這方面，我想請梁云鳳女士給我們談一談，在“十一五”期間，中國在宏觀的貨幣、稅收政策方面做了哪些調整，這些政策的調整對“十一五”的圓滿完成起到了哪些作用？

　　梁云鳳：

　　“十一五”時期，我國的財政收入保持了一個良好的增長勢頭，年均增長率在20%以上，財政收入的絕對額在世界的排位也有所提升。但是，財政收入的相對額，我國還是一直處于比較低的水平，從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看，世界平均水平是25%左右，我們國家是20%左右。從人均財政收入的角度來看，我們國家只高于非洲國家，像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的人均財政收入都在1萬美元以上，我們國家只有800多美元，相差還是比較懸殊的，這是“十一五”時期財政收入的簡單的狀況。

　　梁云鳳：

　　財稅政策作為重要的宏觀調控工具，在“十一五”時期，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充分體現了財稅政策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有效性的特點。在“十一五”時期，全球發生的最具震撼力的事件莫過于國際金融危機，這次危機對我國經濟造成了極大的沖擊，為了應對危機，我國政府果斷決策，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擴大政府的公共投資、結構性減稅等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使我國經濟企穩回升，走向復蘇之路。在經濟復蘇進程當中，政策的負面效應有所顯現，結構性的問題也日漸突出，這給宏觀調控增加了難度，任務也更加的艱巨。為了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好通脹預期三者之間的關系。從2009年第三季度開始，在保持積極財政政策不變的前提下，我國政府對財稅政策的著力點進行了調整，財政投資更加傾向于向經濟社會的薄弱環節傾斜，包括民生領域、環保領域、農業領域和自主創新領域等等，有效地發揮了調控作用。我想，在“十一五”時期，我國的財稅政策在應對金融危機和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梁云鳳：

　　“十一五”時期確實是宏觀經濟變化非常劇烈，也非常復雜，財稅政策發揮得作用也是可圈可點，我想在“十一五”和“十二五”交接的關鍵時點上，非常有必要對財稅政策在應對金融危機過程當中所取得的一些好的經驗進行一下總結，這樣一方面有利于進一步提高我國財稅政策的調控水平，也為下一步未來財稅改革有一些啟示作用。

　　經過初步梳理，我想用十二個字可以簡單的概括成主要的經驗，就是“相繼抉擇、長短結合、協調配合”。具體來講，首先財稅政策應該根據宏觀形勢的變化而及時地做出調整，這樣才能更好的發揮調控作用，這一點也是在我國應對金融危機過程當中財稅政策所取得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寶貴經驗之一。

　　梁云鳳：

　　第二，財稅政策應該是短期的調控與長期的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很好的結合起來。這樣一方面有利于解決刺激經濟增長的一時之需，也有利于解決經濟社會的深層次的問題。

　　第三，財稅政策應該很好的與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土地政策等等相關的政策協調配合起來，形成政策合力。這樣才能更好的發揮政策的有效性。

　　以上的三點，應該可以概括出“十一五”時期財稅政策應對金融危機和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這方面所取得的主要的經驗。謝謝。

　　鄭浩：

　　謝謝梁博士。因為時間關系，我們就不再請五位嘉賓做最后的總結。但是我想在結束之前還要引述一下，在去年12月10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對“十一五”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定位，當時會上指出，“十一五”使我國經濟建設度過了極不平凡的時期，對中國經濟發展建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如果大家看新聞稿件的話，有這樣的描述是“極不平凡、作出了重大貢獻”，之所以極不平凡，是因為在“十一五”期間遇到了許許多多有我們自己發展過程當中出現的問題，同時也有國際上出現的問題。現在新年伊始，也就標志著“十二五”發展規劃已經正式開始啟動，我們現在正在處在承前啟后、承上啟下的時期。所以我們在前面總結“十一五”發展經驗和存在的問題，接下來“十二五”我們將會如何的發展，有哪些的機遇和挑戰，我現在把主持工作交給陳文玲女士，由她來主持下一階段有關的研討。謝謝大家。

　　第二時段 主題：展望“十二五”

　　陳文玲：

　　下面這一段時間由我主持，謝謝鄭浩先生的專業主持，我是非專業主持，下午時間越來越短了，大家也越來越累了，我們今天一天的會議，內容是高密集的，希望大家振奮精神，展望“十二五”。

　　“十二五”是我們國家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我們國家深化改革開放、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我們處在人人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對于“十二五”規劃怎么看？我非常榮幸地為大家介紹幾位嘉賓，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的秘書長宋群女士，清華大學原副校長何建坤教授，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先生，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先生，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主任祝寶良先生。

　　下面，有請這五位嘉賓為我們作精彩的分析和發言。第一位就請宋群女士發言。

　　宋群：

　　謝謝主持人。“十二五”規劃馬上就要實施了，各方面都對這個問題非常關注，剛才文玲也介紹了，“十二五”我們仍然處于重大戰略期，按照十七屆五中全會中央建議的精神，對“十二五”也做了一個非常準確的界定，就是“十二五”要以科學發展觀為主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全面提高經濟發展的素質和質量，更好地保持我們國家發展的良好的勢頭。對“十二五”各界都是在期待中，我覺得對“十二五”的看法和發展，剛才大家解讀“十一五”都是比較專業的，從整個“十二五”來看，我個人也談一些看法。

　　宋群：

　　我覺得“十二五”是我們國家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時期，應該說，是處于一個新的經濟全面轉型的發展期。談到經濟轉型，我覺得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國家也處于幾次的轉型，應該是兩次。從1978年到改革開放一直到2000年，中國經濟應該是從工業化的初期開始。2000年以后，實際上進入到了工業化的中期。從“十二五”開始，中國的經濟是不是進入一個新的后工業化時代，按照西方的說法或者說向服務發展的新時代，包括知識經濟、低碳經濟的時代，我覺得應該起碼朝著這個方向在走。所以，“十二五”中國的經濟處于一個全面的新的轉型的發展期，轉型有幾個方面體現：首先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也就是說，前三十年經濟保持了9.7%的增長速度，“十一五”和“十五”都是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從“十二五”開始，中國的經濟是不是會進入到一個中高速的的增長時期，比如7%、8%。一方面是由于資源的約束日益加大，另外中國的經濟總量也日益增大。所以，這兩個方面都決定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可能再超高速的發展，我們的資源環境忍受不了。這是一個方面的轉型，盡管在這些方面各地的發展，從地方的政府角度看“十二五”都是10%以上的增長速度，中央和地方在這些方面還是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從中國總的發展來說，我覺得好象還是8%、9%的增長速度更好。

　　宋群：

　　第二，中國的產業結構處于一個升級轉型的階段。其實產業結構的戰略和轉型已經提了好多年了，步子也是一點一點在走，“十二五”時期可能有一個新的升級和轉型，這里有三個方面帶頭的作用。

　　一是以新能源為代表的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可能會作為產業結構的先頭引導作用。我們看國際金融危機以后，各個發達國家已經把競爭的重點，其實都在從IT到生物，現在又轉向新能源，這個方面，對我們國家的發展來說，我們也開始了以新能源為核心的帶動高技術全面發展的階段，對產業結構的升級會起到一個很要的作用。

　　第二個方面，以裝備制造業為主體的加工工業的加快發展，特別是質量和效益的提高。中國經過兩個五年的重化工業的發展，按照國際的經驗來看，應該是進入到一個重化加工工業的時代，這里代表就是裝備業、汽車和造船，所以我們也進入到新的增長階段，這個階段主要還是要提高裝備制造業的質量和效益。在這方面，國家也作出了振興裝備制造業很多的規劃，包括在金融危機里的產業振興規劃，這里對裝備制造業的發展，可能將對中國重化工業進入到加工，同時由制造大國變成制造強國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另外，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剛才張祥副部長提到服務業，中國可能進入到一個服務業發展的時代，國家也在倡導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這些實際上對我們產業結構的升級會起到一個非常積極的作用。

　　宋群：

　　第三，區域經濟的多極化和多層化的發展。剛才文玲也講到，她講得非常好，區域經濟有五條主線，在這里我補充一下，“十一五”奠定了一個非常好的發展基礎，“十二五”的多極化、多層化在區域經濟發展方面會有更多的體現。從整個區域發展的內涵會更加豐富，以前區域大的格局，我們在這里可能會有城市化的新型城鄉一體化，然后是區域的協調。區域發展整個內涵是非常豐富的，整個帶動了區域經濟和發展戰略的完善和發展。

　　宋群：

　　第四，開放型的經濟。剛才國際方面的專家提到很多，在外貿方面我們可能有增長方式需要轉變，在“引進來”、“走出去”方面，特別是在外向型經濟方面，我們“走出去”的步伐可能在“十二五”有一個非常大的轉型，我們的資本可能開始大量的輸出，從統計數據來看，大概還不到1000億，除去非金融的統計，在“十二五”期間，我相信會有1000億以上海外的各方面的投資。

　　第五，在社會事業發展方面，我們社會事業發展會迎來一個新的發展的高峰期，包括社會保障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和覆蓋率的進一步擴大，包括文化產業的大發展、大繁榮、大開放，大家已經感覺到了，現在文化產業非常的厲害，以前的票房才是幾千萬，現在一個億、幾個億都是非常容易的，這說明人們的需求在不斷的上升，對文化的需求也不斷的在擴大，促進文化產業在不斷的發展。

　　第六，到2010年的時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初步完善，通過2011年我們還是在不斷的完善，作為“十二五”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包括行業的壟斷、收入分配的不公的體制和機制，包括自主創新體制機制的完善，可能涉及到很多方方面面的體制機制的完善，都將在“十二五”在體制上進行新的突破和創新。

　　宋群：

　　綜合起來，從六個方面來說，整個“十二五”的發展還是處于一個重大的戰略機遇期，但是我們還有挑戰，就是我們能不能實行順利的轉型，能不能由中低收入順利地跨到中高收入的國家，還是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但是前景還是非常的光明的。因為時間關系，我就不再多講了。謝謝。

　　陳文玲：

　　謝謝宋群女士，她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在“十二五”時期，我們將處在全面轉型時期，這個判斷非常正確，她從六個方面提出了轉型，尤其是在產業升級方面，提出了新能源的發展，將帶動高技術產業的發展，所以“十二五”期間，新能源的發展，節能降耗、減排仍然是我們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新能源如何發展、節能減排有什么新的思路和舉措，下面我們就請清華大學原副校長何建坤教授給我們解讀這個問題。

　　何建坤：

　　“十二五”期間，節能減排和控制能源消費總量的快速增長，這應該是我們“十二五”期間努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一個重要的內容。現在經濟快速的發展，對能源的需求持續的增加，導致國內資源的供應、能源的安全和區域環境保護都面臨著嚴重的制約和壓力。因為能源的快速增長，使得二氧化碳排放也不斷增長，這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減緩二氧化碳排放也造成了新的挑戰。

　　何建坤：

　　所以，我們在“十二五”期間，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能夠使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與資源、環境相協調，這是我們“十二五”期間所面臨的一個重要的任務。在“十一五”期間，我們節能減排的成效還是非常顯著的，“十一五”期間，我們制定了單位GDP能源強度下降20%左右的目標，應該說，我們這個目標基本上已經完成，會超過19%，可能接近20%。同時，我們在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這五年之內，我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供應量也增加了60%。所以，在新能源的每年新增的供應量、增長的速度和在新能源領域的投資，我們都在世界的前列。

　　另一方面，由于我們經濟的快速的增長，盡管我們單位GDP能源強度的下降非常顯著，但是能源總量的增長也相當可觀。五年內，我們能源總消費量增長了35%左右，二氧化碳的排放也增長了1/3左右。這樣顯著的能源快速增長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快速增長，對我們國內的能源資源的供應和能源的安全以及應對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挑戰也是非常之顯著的。

　　何建坤：

　　在“十二五”期間，我們國家會進一步制定單位GDP能源強度下降的約束性的目標，我們為了應對氣候變化，制定國家的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十二五”期間，也會把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作為一個約束性的目標，納入到國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規劃中。同時，五中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都提出“十二五”期間要合理地控制能源的消費總量，這更加進一步加大節能減排的力度，促進我們向綠色低碳的發展的路徑來轉型。單位GDP的能源強度在一定時期下降的幅度和在這個期間內GDP的年增長率，以及能源消費的總量，這三個量是相關的，兩個量確定下來，第三個量就會自然確定下來。

　　現在大家在“十二五”規劃的醞釀當中，很多研究單位都提出“十二五”期間單位GDP的能源強度的下降率不要低于16%，能源的消費總量不要高于40億噸標準煤。我們到2010年底，能源消費總量大概是32億噸標準煤或者再高一些，也就是說，“十二五”期間，能源的消費總量增長量不要超過8億噸標準煤。如果實現這樣一個目標，單位GDP的能源強度下降16%，能源消費總量到2015年控制在40億噸標準煤的話，“十二五”期間，GDP的年均增長率必須控制在8%左右。如果GDP的增長率進一步提高，要想控制能源消費的總量，必須進一步加大單位GDP能源強度下降的幅度。如果GDP的年增長率是9%的話，仍然在2015年控制能源的總需求量40億噸標準煤，那么在“十二五”期間，單位GDP能源強度的下降幅度就要達到19%，GDP如果是10%的話，單位GDP的能源強度的下降幅度就要超過21%。我們實現這樣一個目標，應該說還是有很大的難度，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何建坤：

　　為了實現單位GDP能源強度大幅度下降和控制能源消費總量的目標，“十二五”期間，必須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放在重要的位置。我們現在的GDP增長主要以投資和出口來驅動，投資主要是基礎設施建設和產能的擴張，這樣大規模的基礎設施的建設，就需要大量的鋼鐵、水泥這些高耗能產品，就會使得高耗能的產業會快速的發展，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會持續增加或者居高不下，不利于國民經濟結構調整和降低GDP的能源強度。適當控制GDP的增長速度，既有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也有利于降低能源的需求總量和進一步加大單位GDP能源強度下降的幅度。所以，“十二五”期間，適當控制GDP的增長速度，主要是要控制投資的過快增長，這可能是我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一個重要的抓手。

　　另外，“十二五”期間要建立以低碳排放為特征的產業的體系，既包含對傳統產業進行技術升級，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提高傳統產業的技術的檔次，促進傳統產業的低碳化發展。另外一個方面，要發展戰略型新興產業，既包含節能環保和能源相關的新能源和節能增效的產業，也包含信息、新材料、生物等高新產業，這些產業增加值高，而能耗低。

　　何建坤：

　　最后，我們必須大力必須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產業，“十二五”期間要爭取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供應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提高3個百分點，如果“十二五”期間單位GDP的能耗下降16%的話，那么單位GDP的二氧化碳強度會下降18%，“十一五”20%，“十二五”下降18%，到2015年單位GDP的碳強度2020年比2015年下降45%的目標，實現我們應對氣候變化的自主減排目標。謝謝。

　　陳文玲：

　　謝謝何院長。何院長談了節能降耗、新能源很大重大的新思路，尤其提出三個量的關系，很有深度，也很有新意，這也是非常重大的一個戰略舉措，如果這三個量能夠把握得好的話，我相信在節能降耗減排、在低碳經濟建設方面會有更大的進展。

　　在低碳領域，我們國家完全是可以和世界同步發展，甚至超越發展，我們要瞄準世界的水平，不僅是能源，也包括企業“走出去”、國際化。所以，我們今天請的企業家中，有現在非常吸引世界眼球的，不光是中國眼球，他就是李書福。吉利原來是民營企業，沒有出生證，從出生到現在，到最后長成大人，最后長成國際化的人才，這個過程非常短，但是國際化的速度非常快，我們想請李書福先生談談他對企業國際化的一些思考。

　　李書福：

　　吉利的發展，首先感謝在座各位領導、專家，感謝魏部長，因為吉利的發展確實很艱難，在一個很艱難、非常曲折坎坷的過程當中一步一步成長起來。主要圍繞人才和創新，因為吉利是一張白紙，什么也沒有，但是心中有一個愿望，有一個比較美好的理想，因此我們就圍繞理想、愿望開展了這個工作。從哪里著手呢？就人才培養著手，從創新能力的提高著手。只要有了人才，只要形成了創新能力，一切資源都可以發揮新的組合，產生新的競爭力的神奇效果。因此，我們分幾個方面來做：

　　李書福：

　　第一，認真學習鄧小平理論，這個很重要，因為認真學習鄧小平理論，你才知道中國將會朝哪個方向發展，就會知道中國發展的內因是什么，制約中國發展的外因是什么，中國發展的道路將可能產生什么樣的曲折。這樣的話，才能提高我們政策的預見能力，比如現在提出“十二五”規劃，也許二十年之前就要知道今天的“十二五”規劃，怎么知道？所以要學習鄧小平理論，我有切身的體會，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在不同的歷史節點抓住不同的歷史性機遇，只有抓住歷史性的機遇那才是最大的機遇，其他的機遇都是不大的。

　　第二，要緊跟國家的發展戰略，剛才很多專家都講了“十一五”期間規劃，也講了“十二五”期間的規劃，國家的發展戰略，我們怎么樣緊跟，只有跟上了國f家發展戰略，才能夠正確地制定企業的發展戰略，這個戰略基本上和整個中國的實際情況相吻合。因為國家的發展戰略是根據國際經濟形勢和全球政治社會變化所制定出來的一個發展戰略，那是花大量的成本去做戰略。作為企業來講，怎么樣緊跟國家的發展戰略。

　　第三，千方百計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人才創新，人才是創新的核心要素，只有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企業的內動力首先要提升，只有提升了企業的內動力，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才有可能形成企業的競爭力。創新，我的理解也是所有經濟學理論一樣的，創新并不是我們平常所理解的，好象生產了一個什么新產品，發明了哪項新技術，其實這個還是皮毛，創新的核心思想就是對資源進行重新組合。資源在不同的組合情況下，它產生的結果是不一樣的，所以如果把全球的資源通過一種新的組合，要形成一種新的競爭力，產生一種新的價值，這就是創新。當然，它也包含了智能科學領域的創新，包含了各個方面創造發明。

　　第四，全球資源的利用，其實也是創新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全球資源的利用，包括全球的技術、全球的人才、全球的原材料、全球的市場、全球的品牌、全球的網絡等等很多，如何去利用這些東西，不要什么東西都要自己從頭到尾搞得很新，這是全球資源如何利用的問題。

　　總而言之，企業的發展，國際化也好、全球化也好，我覺得最后是沒有捷徑可走的，但是可以打有準備之仗，所以吉利一切發展，都是在原來長遠規劃下一步一步地朝前發展，吉利首先辦學校，辦大學，辦博士生、博士后流動站等等，所以吉利現在從大學、專科、本科、技師技工培養，到研究生、博士后培養，圍繞汽車工業開展人才的培養。

　　陳文玲：

　　李董事長是五分鐘發言，再給他一分鐘，可能大家也關注。吉利收購沃爾沃，磨合上面有困難沒有？

　　李書福：

　　畢竟是兩個國家，而且是兩個洲，肯定有不同的觀點、不同的意見，這是很自然的情況。但是我們越來越走向一個理想的狀態，很簡單，比如中國要搞選舉，說選領導或者選哪一個代表，說選票只有50%，認為很低，有的說80%，還很低，沒有達到百分之百。西方人不這么認為，他認為50%這個比例已經很高了。不同意見很自然，如果什么意見都沒有，只有一種聲音，那么我想這個企業肯定會走向死亡，一定會倒閉破產。所以，我們一定要鼓勵不同的意見出現，鼓勵不同的聲音出現，這樣才有可能選擇一個正確的安排，這樣才能夠使這個企業走向一個正確的方向。如果都是李書福講得算，或者哪個“王書福”講得算，我看企業也會完蛋，因此有不同意見很正常。

　　陳文玲：

　　謝謝李書福先生。我覺得他尤其精彩的一句話，就是在歷史的節點上抓住歷史的新機遇。我覺得吉利集團是中國企業的一個縮影，中國企業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國內到國際，這是一個縮影。中國的企業要發展，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環境，尤其是政策環境，“十二五”期間，我們財政政策發生了哪些重大變化，有按哪些重大改革舉措，為經濟發展、為進一步釋放生產力能夠創造哪些好的條件？下面請賈康所長給我們做解讀。

　　賈康：

　　謝謝主持人，大家好。當前的財政政策在不斷回歸穩健以后，明確要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這樣一個帶有擴張性的安排。這個意圖我認為顯然是要在一個時期之內繼續以財政應該發揮有針對的調控方式，來增加有效供給、優化結構、改進民生、緩解瓶頸制約等等。同時面對“十二五”，要把財政調控問題和中長期的問題結合在一起，這樣一個現在所討論調控問題實際上和深化改革和以后整個政策更好發揮功能的機制轉換要一起討論的。我也要借此機會簡單勾畫一下面對“十二五”怎么樣展望財政和稅收改革問題，主要是三個方面，時間關系，前面兩個我點到為止。

　　賈康：

　　第一個方面，在總結“十一五”基礎上認識到現在深化改革的迫切性。1994年搭建框架的經濟體制改革和1998年以來一再強調的公共財政建設，取得了很多成績，但是總體而言現在仍然是在走在半途，財稅的體制機制的問題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間，它內含一些矛盾現在有所凸顯，社會方方面面都非常關注。這種財政運行中間的矛盾凸顯和我們社會里的資源、環境、公共財政、矛盾凸顯交織起來的，需要以總體的轉型創新來破解它。所以，在“十二五”期間，我們應該抓住戰略機遇期，面對全面小康的2020年的目標，要努力來推進財稅體制深化改革的工作，要在鞏固完善和市場經濟配套分稅制體制方面有所作為，這是一個大的方向，它和我們配套改革大方向緊密聯系在一起。

　　賈康：

　　第二個方面，完善預算編制和執行管理制度，顯著提高預算的完整性和透明度。我們感覺所謂公共財政突出“公共性”要滿足社會公共需要，提供市場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就必須打造公開透明的、能夠在事前充分磋商討論的過程中加以合理確定，經過最高權力機構人民代表大會審批以后，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能夠得到嚴格執行，進而可以問責的現代意義的預算，這個預算是我們所有公共財政追求的運行載體，必須提高透明度。提高透明度，讓公眾有知情權，進而就會發揮它內在產生的一系列正面效應，因為透明之后，民眾知情權的后面跟著的就是質詢權、監督權，最后形成一個越來越體現現代預算本質特征的社會公眾對于公共資源配置的決定權。民主化、法制化這樣一個過程在具體的推進方面，雖然有種種困難和阻力，但是我認為決策層、管理部門的態度是非常鮮明的，要結合預算法修正，在預算的科學化、精細化方面采取一系列舉措，要在提高預算完整性、透明度方面推出有操作性的一系列措施。這方面也不展開了。

　　賈康：

　　第三個方面，稍微展開一點，怎么樣討論來積極推進稅制改革，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十二五”期間，顯然我們需要按照減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的優化稅率、公平稅負，更或地發揮稅收作為依法規范的經濟手段，在籌集財政收入和調節經濟社會生活方面的功能作用。我們在積極實施和優化結構性減稅的同時，也需要啟動必要的帶有結構性征稅的內容的稅改事項。重點包括在2010年下半年已經在新疆啟動的資源稅改革要往前推進，擴大它的區域和品種的覆蓋面，來發揮促進資源合理開發，節約使用，促進社會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節能降耗的經濟杠桿的作用，并且在我國資源稅基地區形成地方稅主體稅種的支柱。

　　大家現在都在熱議的我國房地產調控新政中間需要推出住房保有環節的房地產稅改革，現在重慶方面的官方信息明確說先行先試，其他城市也有一些表態，愿意在這方面有試點的具體安排。我們認為這樣的改革試點可能引出一個非常重要的治理成果，在培育地方財稅體系里面一個支柱財源和優化地方政府行為模式的同時，也是順應社會上緊迫的需要，促進我國房地產業健康發展。另外，也順應我們收入再分配方面優化迫切需要，形成更有作用的我國財產稅框架，這個財產稅是直接稅制里面可以明顯起到優化再分配作用的稅種。這些當然和我們原來已經有努力推行的結構性減稅是并行不悖的。在結構性減稅方面我們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現在大的方面側重在減少、降低間接稅，主打的一個市場，中央的文件已經點明，“十二五”期間我們要穩步擴大增值稅，相應調減營業稅等稅收。它的主要意圖就是順應產業升級換代的需要，來促進第三產業和服務業的發展。

　　在我們現在擴大內需方面，第三產業的發展其實有廣闊的前景，我剛才來到會場也接觸到有一位國際背景的女企業家，她現在致力于在中國發展高水準的養老體系，我理解就是第三產業里的增長點，顯然需要在這方面要有稅收方面的配套條件，鼓勵第三產業，按照原來的營業稅框架是無法消除它的重復征稅因素。要把增值稅擴圍到第三產業，就可以使第三產業發展中間減少重征增值稅因素，從而進一步發展市場主體的積極性。當然我們還要特別注重中企業，特別是小企業的稅收優惠怎么樣進一步做好做實，要特別注意對一些應該鼓勵的產品怎么樣實施有效稅收優惠等等。

　　另外，還可以舉一些我們減稅征稅并行的稅改措施。比如中央文件已經明確說，“十二五”期間要推行環境保護稅的改革，除了現有的稅種以外，還要推出碳稅這樣獨立的稅種，這樣會促進我們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設。我理解這種改革既是把減稅征稅合在一起，因為一般的國際上討論問題的原則，對中國是適用的，這個環境稅、碳稅改革應該使總體宏觀稅負不變，在增加碳稅收入的同時，應該同時減少法人所得稅等稅負。企業層面來說，總體稅負不變，但是導向是所謂雙重紅利，一方面通過企業原來外部成本的內部化，讓他們更加努力低碳化發展，節能降耗。另一方面，自己法人所得稅可以得到降低，更好地發揮市場主體的作用。宏觀稅負不變，而雙重紅利一起發揮出來，這個稅的正面性很值得我們期待。

　　另外，個人所得稅的改革導向顯然也是包括兩個明確的政策要求，一個是減輕低端稅負，另一個是適當增加高端稅負。我們按照把基本社會保障提高到全國社會統籌的改革進程，可以積極探討怎么樣實施社會保障籌資機制的費改稅，它也是一個并不增加宏觀稅負，而是將費的形式轉為更適合現代的經濟運行稅的方式，降低征管成本，有利于社會。當然這些事情也只是“十二五”財稅改革方面的一些要點，我覺得內容豐富，應該充分意識到它里面的挑戰，我們應該一起在面對“十二五”和更長遠發展過程中，按照鄧小平理論的哲理，堅持改革方向，在有爭議的情況下鼓勵先行先試，通過財稅制度和管理創新進取來貫徹科學發展觀，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推進我們后來居上中國現代化進程。這些看法請大家批評指正。

　　陳文玲：

　　謝謝賈康所長，賈康所長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觀點，整個“十二五”時期要推進稅制改革，要優化稅制，這是我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實際上我們很多問題都涉及到財稅體制問題，謝謝賈康所長。最后請祝寶良先生發言，因為他是我們國家宏觀經濟方面研究和預測的專家，我們就請他預測一下“十二五”期間宏觀經濟政策和宏觀經濟形勢。

　　祝寶良：

　　對未來五年宏觀經濟到底怎么看？我想從三個方面來解釋：第一個方面，未來五年中國宏觀經濟發展從供應層面的要素到底有多少。第二個方面，從需求上來看。第三，為了使潛在的增長能力能夠完全實現，宏觀調控政策能力到底怎么樣。從這三個方面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第一，從未來五年經濟增長的要素來看到底怎么樣？過去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增長了9.9%，這9.9%到底是由什么原因帶來的？按照經濟學來解釋，一是資本的存量，這么多年政府在搞投資增長，帶來了資本存量。二是勞動力絕對數量增加了，除了資本對勞動力市場以外的其他的各個因素我們都把它叫全要素生產率，這里包括人才、科技、專業水平。我們把它分解了以后，過去三十年我們看到這樣一些結果，中國GDP增長接近65%增長來自于投資，大概1個百分點增長來自于勞動力絕對增加，就是人口的絕對增加，過去三十年勞動力大概增加了3.2%。還剩下大約3.2個百分點來自于全要素。這跟國際相比較，我們勞動生產率對GDP貢獻只有30%，而同期的發達國家的貢獻大概在70%以上，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是非常低的。

　　第二，分解一下全要素生產率怎么來的？全要素生產率，主要在于市場配置資源，把資源配置好了，效率就可以發揮起來。由于中國改革開放，改革三十年，使得大量的勞動力從農業轉到非農業部門，從勞動生產率比較低的部門轉移到高生產率部門以后，勞動生產率提高了，這個貢獻占了大概60%。第二個貢獻是改革開放，通過吸引外資，通過“走出去”出口，通過擴大進口，來提高國外資本的技術、管理水平外溢到中國來，這個因素大概占了30%，僅僅剩下20%是中國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科技進步的提高。“十一五”期間22個指標里面，我們唯一一個沒有完成指標的就是研發投入占GDP2%的指標沒有完成，也正是我們一再強調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提出的背景。

　　我們回過頭來看，拿著這三個要素往回推，“十二五”期間到底有些什么變化？第一個變化，要轉變發展方式，光靠過快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已經不行了。第二，勞動力絕對水平的增加，大概減緩到0.5到0.7百分點的增長速度，我們人數在下降的。全要素生產率完全靠勞動力轉移已經不行了，靠國外研發的投入對中國技術的外溢效應也不行了，因為大家上午討論，下午也在討論世界經濟比較緩慢的增長，外貿、外資的利用方面可能還存在一些問題。

　　第三，可能刺激中國經濟全要素生產率最關鍵的一個要素就是中國的研發投入，以及中國制度變化能不能配置到除了勞動力資源以外的要素，能不能使它推出效應更高一些，通過這些途徑解釋。我們算下來，如果通過這些方面，中國的GDP層面從供應的層面來說，從過去的10%，“十一五”期間11%降到9%了，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方面，現實的生產能力，現實的宏觀調控，這些結構調整。中國面臨著很大的問題，未來五年，世界經濟發展速度比較緩慢，這是一個條件。第二個條件，中國的人均GDP突破了4000美元以后，我們人均收入達到了中上層的收入標準，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有機會、有條件，吃和穿的問題解決了以后，住、行的增長速度還會比較快。另外，我們需求結構轉向了教育、科技、文化、養老、醫療、服務行業的發展，包括所謂的服務業的生產型服務業的發展。主要是要解決剛才陳所長講的區域間的發展、城鄉之間的發展以及收入發展的一系列問題，這涉及到制度性的改革，還有財稅制度的改革。通過這些，中國的潛力還在。

　　另外，公共服務化以后，特別“十二五”提出要加強縣級政府的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以后，像中國社會保障體系可能更加完善一些，從需求的角度來說，我們還有能力把GDP達到8%甚至9%的水平上。

　　第三，宏觀調控能力到底怎么樣，為了使潛在能力的實現，我個人認為，從宏觀調控上說，應對金融危機顯示出來中國如何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如何處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通過這些關系處理好以后，我認為中國宏觀調控能力還會加強的。第二，手段也是有的，財政政策還是有空間的。從貨幣政策的角度來說，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和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以及商業銀行的上市以后金融的調控能力也是在加強，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的經濟可以控制在調控在9%的水平上。但是這個9%的水平和現在“十二五”報告出的數字已經低了很多了，我們各個方面要容忍一下經濟增長速度的減緩。

　　未來五年可能是中國物價漲幅比較高的，“十二五”期間物價到4%甚至略高一些的水平，“十五”GDP是10%，物價是2%，“十一五”GDP是11%，物價是3%，到了“十二五”，經濟增長可能降一點，但是物價可能會略升一些。

　　陳文玲：

　　謝謝祝寶良先生，他從布局條件、需求條件和加強政府宏觀調控在一定時期保持增速和物價的比例關系，談得非常好。我們這一節段發展就結束了。我們整個的論壇是回顧了“十一五”期間取得的輝煌成就，展望了“十二五”期間，可以說是回首悠揚，愿望輝煌。其他總結的話不說了，因為時間關系，我們將進行下一階段的分論壇。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