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爆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給世界經濟造成重創。中國政府及時做出反應，于2008年底推出4萬億投資計劃以及一系列擴大內需的刺激措施，為中國經濟率先復蘇并對世界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這一舉措的成效有目共睹。到2010年底，4萬億投資計劃就將完成，如何評估兩年來的一攬子刺激政策，面對新形勢和新問題，如何進行政策調整，將是決策層當前面臨的核心課題。

　　一攬子刺激計劃的實施

　　一攬子刺激計劃的實施差不多有兩年時間了。現在要對該計劃進行全面的評估還為時尚早，但我們至少可以做一些局部的觀察和評述。

　　4萬億投資計劃。根據2010年3月份國家發改委在兩會期間所提供的相關數據，4萬億投資的分布是：民生工程投資占44%；自主創新、結構調整、節能減排、生態建設占16%；重大基礎設施的建設投資占23%；汶川地震的災后恢復重建占14%；其他公共支出占3%。

　　這個投資安排與計劃剛剛推出的設想有較大區別。按當時的計劃，鐵路、公路、機場、電站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占總投資的比重達到45%，跟民生相關的投資占17.25%，科技創新與環保投資占12.75%，災后重建占25%。應該說經過幾度調整，投資分配格局才有了今天明顯的改進，特別是減少了重大基礎設施的投資，增加了民生、創新與生態方面的投資。

　　總體上，4萬億投資在提振市場信心，擴大內需，減少失業以及加強經濟社會薄弱環節(包括關注低收入人群)方面都發揮了很大作用。

　　地方融資平臺。由于地方配套資金問題，導致地方融資平臺發展迅速，從而導致融資平臺風險。這可以看做是一攬子刺激計劃的副產品。據銀監會調查結果顯示，截至2010年6月末，地方融資平臺貸款余額為7.66萬億元，其中發現有問題的地方融資平臺貸款2萬余筆，涉及貸款金額約2萬億元。風險隱患主要集中于地方財政的代償性風險。顯然，在地方財政資金不足但又要對4萬億計劃進行資金配套的時候，地方融資平臺風險的產生不可避免。

　　巨量的貨幣投放。2009年，貨幣投放達9.6萬億元；2010年，雖然信貸指標是7.5萬億元，但加上表外業務如銀行信托合作理財產品，也可能會超過9萬億元。兩年貨幣投放加起來接近20萬億元，這是史無前例的。巨量貨幣投放是配合刺激計劃所采取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體現，由此帶來的資產價格上漲與通貨膨脹風險都已顯現。

　　房地產政策。當時面對危機，房地產政策也作了較大調整，無論是房地產企業資本金比例的下調，還是首付比率以及房貸利率的優惠等，都一路開綠燈。房地產的景氣，拉動了經濟增長，但也帶來了相關問題，比如房價的居高不下。

　　與此同時，對“兩高一資”產品出口的限制、節能減排的標準等也都有所放松，從而導致2010年上半年單位GDP能耗上升。

　　總體判斷，一攬子刺激計劃主要是政府主導。政府驅動能夠在短期內取得明顯成效，在經濟快速下滑時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必須注意到，政府驅動型的刺激方案也存在不少問題。

　　第一，它不利于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

　　第二，對國有經濟或地方政府的依賴盡管直接效果明顯，但會帶來財政風險。因為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地方政府的負債風險，最終都由中央財政承擔。

　　第三，政府主導與行政性調控還會致使經濟結構進一步扭曲，出現效率不足，腐敗問題等。

　　第四，直接的行政性調控，如中央銀行直接指揮商業銀行的數量行為和價格行為，房地產業的限購令，由于缺少市場反饋鏈條的平滑作用，容易加大經濟起、降的幅度。

　　近期經濟走勢如何

　　保增長與調結構一直是中國宏觀管理的兩難。在現實中，二者之間一直也是拉鋸戰。

　　2007年底的時候，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兩防”(防止過熱與防止通脹)，這是調整的開始。但到2008年底，面對危機，政策重心就是保增長了。一直到2010年一季度，增長都是最重要的主題。以致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調結構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盡管名義上還在提，但實際操作中有些顧不上。

　　到2010年一季度經濟增長率達到11.9%，經濟顯示過熱跡象，并且有些指標(如能耗指標)也出了問題，政府才開始了密集的政策調整，這包括清理地方融資平臺、實施房地產新政，強制節能減排、人民幣匯改重啟、調整出口退稅以及提高地方最低工資水平等。應該說，這些政策調整總體上都屬于政策正常化的組成部分，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但不期然的變化是，由于這些政策調整效應的疊加，再加上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蔓延，使得二季度增長低于預期，于是政府又開始擔心經濟的二次探底。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二季度的政策收緊，在三季度又有所放松，從而很多宏觀指標在2010年8月份結束了4月份以來的回落情況，止跌回升。

　　下一步宏觀政策調整的走向

　　未來形勢看，由于地方換屆以及“十二五”規劃將要開局，地方的投資熱情高漲。再加上如果節能減排的硬性指標在2010年底完成，2011年上半年可能有所放松，這些因素，都可能會導致經濟較快增長，并帶來通貨膨脹與資產價格上漲的壓力。鑒于當前增長基礎逐步穩固，通貨膨脹預期不斷加強，我們認為未來政策調整的方向將是進一步推進宏觀政策的正常化，管理好通貨膨脹預期，突出結構調整以及注重增長的內生動力。

　　貨幣政策正常化，利率正常化。巨量的貨幣投放會導致很多宏觀風險。

　　一是通脹壓力，2010年10月份的通貨膨脹率已經達到4.4%，2011年的通脹率或許還會高過2010年。

　　二是資產價格風險。目前的房價居高不下，盡管與很多因素有關，但貨幣投放過多以及利率較低卻是不可回避的原因。

　　因此，未來控制信貸總量，逐步提高利率，使貨幣政策趨于正常化，將是重要的政策選擇。比如，可以從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轉向穩健的貨幣政策。

　　結束“拉鋸戰”，旗幟鮮明調結構。現在市場上對于能否將結構調整“進行到底”還在打問號，地方上也在猶豫不決。這個時候，決策部門就要明確態度，即為了調結構，可以犧牲一點增長速度。這個確定的預期，堅決的態度，有利于上下一致行動起來，并使社會各方面做認真充分的準備，較快實現結構調整。否則，如果各地三心二意，各方面只做權宜性的、應付性的對策，調結構將不會有實質性的進展。

　　注重擴大內需，突出供給管理。未來而言，面臨外部需求的萎縮，擴大內需仍是我們的重要戰略。但同時，要更加注重供給管理，特別是提高供給面的結構與效率。這就要求：

　　第一，調結構應從優化投資結構入手。投資結構是抓手，它會帶動產業結構與需求結構的調整。

　　第二，推進價格和財稅改革，提供有利于結構調整的激勵機制。

　　第三，打破壟斷，增加有效供給。

　　減弱政府性驅動，增強內生增長動力。鑒于政府性驅動存在的問題，未來中國增長要更多依賴內生性增長動力，即鼓勵民間投資。為此，中央出臺了“新三十六條”以及后來的實施細則，這對于促進民間投資非常關鍵。現在的問題在于如何將這些細則真正落實到位。(《半月談》2010年第22期，文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宏觀室主任 張曉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