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通脹
《財經》記者 楊中旭 王延春 王畢強
秋冬交替時節，棉、菜、油、蛋等農副產品價格上漲此起彼伏，再次撩撥人們已然緊繃的通脹神經。高通脹山雨欲來，抑或已成事實？復雜成因中，本幣超發、熱錢涌入、成本驅動、需求拉動，各占幾何？多重藥方里，緊貨幣、管價格、保供給、調權重，孰為輕重？政商學界爭辯背后，折射出中國特色的宏調難題：既要防通脹，又要保增長，貨幣不能太緊，財政不能太松，匯率不能急升，加息不能過頻，既要遂行短期目標，又要兼顧長期轉型……凡此種種，均令宏調操盤者費盡拿捏功夫，應對騰挪之際，時不免蛇鼠兩端，寬嚴皆誤。不若歐美決策同行目標“單純”，或決心緊縮赤字，以平衡財政為要務；或一意量化寬松，以刺激復蘇為己任。
此次應對通脹的艱辛復雜局面再次表明，轉型中國的宏觀調控依然兼有宏觀經濟學、轉型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的多重命題，其見步行步，瞻前顧后，左右搖擺，進退失據仍將為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的政策常態，無論戰通脹還是保增長，均難畢其功于一役。然而為長遠計，我們終須揮別種種過渡時期的權宜之策，轉尋宏觀政策常態化和長期化之道。以市場為歸依，以轉型作推手，以法治為輔佑，以改革求突破，厘定匯率、利率形成機制，理順價格信號傳導機制，疏通金融資本配置機制，完善宏觀調控決策機制，循序漸進助推中國經濟進入溫和、可持續增長的新通道。
——編者
兩年之后，又見4萬億！上一次來自中國，這一次來自美國。
2008年底，中國政府為應對華爾街金融危機沖擊而推出的刺激經濟計劃，事后結果表明，不僅有利于中國經濟保增長，亦對全球經濟觸底后迅速復蘇起到了關鍵支撐作用。
如今，美聯儲為避免美國經濟微弱復蘇后二次探底，繼續貨幣量化寬松政策，此舉必然會延續美元弱勢，在力保美國出口和就業復蘇的同時，造成全球流動性泛濫，沖擊本已處于經濟過熱和通脹預期高企的中國等新興經濟體。
再度面臨的糧食和食品等局部價格上漲形勢，中國原以為可控的溫和通貨膨脹預期，由此，出現了新的重要變量。會否刺激全面物價上漲？會否造成貨幣供應過量？會否引發資產價格泡沫，進而在明年出現惡性通貨膨脹？
相應的中國財政、貨幣政策，是繼續積極、適度寬松，還是應逐步回歸穩健常態進而適度收緊？公眾和決策層都在對未來經濟形勢、特別是物價和通脹走勢進行預測與判斷。
一個共識漸顯清晰：在內部成本上升和外部量化寬松合力推動下，高物價正浮出水面，高通脹或不容回避，相應的各項政策準備，須逐步協調到位。
量化寬松推手
美國放松貨幣，難改其國內通縮格局；新興經濟體收緊貨幣，難抵日趨上升的通脹壓力
許多人期望的全球各主要經濟體宏觀政策協調，沒有在北半球深秋時節出現，G20峰會將面臨新的爭議。
繼中國央行10月底小幅重啟加息之后，澳大利亞央行亦再次宣布加息。加上此前印度、越南等新興經濟體的加息行動，始于2008年金融危機的全球貨幣量化寬松政策，正進入逐步收緊的轉折期。一些經濟專家此前曾主張，美聯儲也應加入貨幣政策收緊之列。
但在北京時間11月4日凌晨，美聯儲宣布推出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決定到2011年6月底前購買6000億美元美國長期國債，以進一步刺激美國經濟復蘇。美聯儲同時宣布，將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零至0.25%的水平不變。
此決定一出，紐約股市應聲上漲，全球各主要股市亦隨之呼應。但包括中國在內的各新興經濟體的決策者和研究專家們，卻不得不面臨更為復雜艱難的流動性泛濫和高通脹挑戰。
按照當日的人民幣匯率計算(1美元約合6.66元人民幣)，6000億美元約合4萬億元人民幣。經濟界人士認為，與兩年前中國政府僅限于國內的財政刺激手段不同，美聯儲此舉事實上是向全球注入流動性。這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正在致力于管理通脹預期的新興經濟體無異于雪上加霜，因此招致多方批評。
站在美國的立場上，美聯儲宣布“二次寬松”有其緊迫性。今年三季度，美國GDP從年初3.7%的同比增速回落至1.7%，官方公布的失業率繼續在9.5%的高位徘徊，真實的失業狀況則更為嚴重，因此需要進一步的經濟刺激政策。通過貨幣的量化寬松，向實體經濟繼續注入流動性，似乎是最為直接有效的政策選擇。
不過，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馬丁·費爾德斯坦認為，美國經濟收縮并非高利率所致，降低利率自然無法提振經濟。美國投資機構的分析師也強調，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并不能重振美國經濟，對于解決失業問題也無直接幫助。他們舉例說，受美國中小企業信用所限，很難從中分得一杯羹。
這意味著“二次寬松”并不一定有助于美國實體經濟的復蘇，主要是跨國公司將繼續從中受益。而跨國公司受益于“二次寬松”，則意味著新興經濟體的輸入性通脹難以避免。
高盛中國的經濟分析師喬虹11月5日表示，在美國出臺量化寬松政策背景下，新興市場國家面臨兩難處境：一方面要維持經濟穩定增長，避免更多游資進入，避免資產泡沫形成以及通貨膨脹壓力形成；另一方面若將本國貨幣與美元明顯脫鉤，大幅升值、加息或增加資本管控，又會為國內就業以及經濟周期帶來下行風險，而如果不這么做，出口面臨的貿易保護主義影響亦不容忽視。
今年8月以來，美元超發形成的貶值撬動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不僅中國被動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進而加息管理通脹預期，更有澳大利亞、印度和越南同樣選擇加息，巴西選擇提高本幣債券利息，泰國索性重拾資本管制。
堤壩雖然高筑，怎奈熱錢無孔不入。無論是八九月間中國樓市量價齊升的狀況，還是股市在“十一”之后的直線上漲，均存有熱錢流動的影像。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表示，美國放松貨幣，難改其國內通縮格局，而新興經濟體收緊貨幣，難抵日趨上升的通脹壓力。
出于對當前中國經濟增長趨穩以及通脹情況的判斷，決策研究者亦主張，非常時期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已圓滿完成使命，在當前形勢下貨幣政策的目標、取向有必要進行適當調整，逐步回歸常態，即“穩健的貨幣政策”。這亦被外界視為中國央行接下來將全力迎戰通脹。
通脹預期突增
通脹預期升高，直接影響2011年的宏觀調控；有研究者提議將明年CPI警戒線從多年延續的3%上調到4%，甚至5%
與外部環境丕變同樣復雜的是，中國內部經濟形勢亦在今年微妙生變。
進入三季度，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的主題詞已從二季度的增速放緩轉化為溫和通脹，即許多經濟學家所主張的CPI同比增幅在3%－5%之間。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7月、8月、9月連續三個月，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增速均在年初界定的3%的警戒線之上。
此時，溫和通脹已非山雨欲來，而是既成事實。有所不同的是對這種局面的不同解釋與爭論，特別是展望四季度和明年，決策層與研究者對物價上漲和通脹趨勢看法不一。
喬虹認為，中國的通脹水平有望在今年10月或11月達到高點，但控制通脹仍存風險。高盛11月5日發布研究預計，10月CPI同比增幅有可能突破4%，同時信貸和M2增速也將維持較高水平。
與部分專家所強調的成本推動型物價上漲有所不同，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汪同三對《財經》記者表示，輸入性通脹才是本輪通脹的最大推手。
早在“二次寬松”之前，商務部部長陳德銘10月下旬在“廣交會”上即發出預警：“因美元發行不受控制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正在給中國帶來輸入性通脹‘沖擊’，當前這一問題引發的不確定性給企業造成的困難更大�！�
此外，一些不愿具名的學者強調，中國央行最近兩年大幅超發的貨幣，亦直接推動了通脹上行；而由于糧食和食品價格在CPI中所占權重較大，輪番上漲的農產品價格，則構成了本輪通脹最原始的動力。
時至今日，學界依舊在為本輪通脹的主因爭論不休。在不同的經濟學家眼中，三大成因的先后順序各有不同。
據《財經》記者了解，最近一段時期，決策層與智囊層保持對通脹問題的密切互動：一方面，通脹預期升高，直接影響2011年的宏觀調控；另一方面，已有研究者提議，可考慮將明年CPI警戒線從多年延續的3%上調到4%，甚至5%。
11月4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10月下旬50個城市主要食品平均價格變動情況。數據顯示，10月下旬，在檢測的七種蔬菜中，價格出現普漲之勢，其中，豆角價格漲幅居前。這與10月上旬七種蔬菜漲跌互現的格局已然不同。
此外，10月下旬50個城市主要食品平均價格變動情況顯示，食用油價格也出現不同程度上漲，其中5L桶裝大豆油價格上漲7%，一級散裝菜籽油價格上漲2.3%。而肉、禽、蛋類食品價格則出現不同程度的上揚，其中雞蛋上漲幅度較大，較10月上旬漲幅達2%。
同一時間，由國家發改委公布的10月城市食品零售價格監測情況顯示，31種產品中，近80%價格上漲。
商務部11月3日發布的商務預報監測也顯示，10月25日至31日期間商務部重點監測的食用農產品和生產資料市場價格與前一周相比，均有小幅上漲。
上述價格上漲，并非短期態勢。海通證券11月1日發布報告稱，過去半年來，全球小麥和玉米價格已經漲了57%，大米漲了45%，糖漲了55%，大豆價格漲到了過去16個月以來的最高值。而在中國大陸，每噸棉花的單價，已從2007年的1.3萬元翻倍為2010年10月的2.6萬元，且大有繼續上漲之勢。
由于食品權重在CPI權重構成中的占比約為三分之一，大宗農產品價格和居民消費食品價格的普漲成為CPI上行的主要推手。10月21日，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表示，新漲價因素的影響主要來源于食品價格的上漲和居住價格的上漲，為8月、9月CPI同比增速分別貢獻了八成和九成的力量。
在“蒜你狠”、“姜你軍”、“豆你玩”之后，“糖高宗”和“蘋什么”又浮出水面。因為農產品局部歉收，并預期相關價格上漲，部分民間游資輪番集中炒作大蒜、生姜、綠豆、食糖、蘋果等農副產品或食品，9月，CPI同比增速達3.6%，創下23個月以來新高。
而民眾對價格上漲的普遍感受，則又遠較3.6%為高�！皩嶋H上的通貨膨脹比公布的CPI要高得多�！鄙缈圃菏澜缃洕c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徐奇淵向《財經》記者表示。不過，因為缺乏足夠的數據統計佐證，此說在學界亦存在爭議。
最近一段時期，部分深圳市民前往香港采購日用品，因為同樣的蔬菜和糧食，香港售價比深圳便宜5%至20%不等。據《新聞晨報》報道：一瓶500毫升李錦記生抽醬油香港售價5.95元(按港幣兌換人民幣0.8619匯率換算)，而深圳超市價格是6.6元；一瓶750毫升潘婷洗發水香港售價折合人民幣44元，而深圳賣到54元。
資產價格升溫
全球流動性持續過剩和發達經濟體復蘇乏力，套利資本大量流入，加劇了新興市場股票、房地產等資產價格的上漲壓力及貨幣升值壓力
美聯儲宣布“二次寬松”政策后，中國內地股市亦結束近期震蕩恢復上漲。11月5日，上證指數突破3100點關口，報收3129.50點，較前一交易日上漲1.38%，深成指報收于13733.4點，漲幅1.01%，兩市合計成交4613.48億元，較上一交易日有所放大。
證券投資機構分析表明，A股各板塊處于全線上漲狀態，尤以資源、能源、供水供氣、工程建筑以及食品消費等通脹和資產價格敏感行業為最。樂觀的分析師開始預期新一輪股市反彈，跨年度的牛市行情似乎在開始預演。
一些經濟專家向《財經》記者提及這樣一組數據：今年上半年，中國GDP總量達到17.28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11.1%；而這一數據，在去年同一時期則為13.98萬億元。如果按2009年的價格來計算，今年上半年的GDP本應為15.54萬億元(13.98乘以111.1%)，而實際發生的GDP為17.28萬億元，多出了11.23%，遠遠超過同期2.6%的CPI同比增速。
“這也是一個通貨膨脹的衡量指標，CPI考慮的是消費者消費的商品和勞務價格變化，而這個指標考慮的則是中國新生產的全部財富的價格水平變化。”徐奇淵說。
此時，游離于CPI之外的資產價格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11月2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2010年第三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稱，由于全球流動性持續過剩和發達經濟體復蘇乏力，套利資本大量流入經濟增長形勢看好、利差較大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加劇了新興市場股票、房地產等資產價格的上漲壓力及貨幣升值壓力。
喬虹認為，包括中國香港、印度、巴西在內的一些新興市場已出現明顯游資沖擊現象，雖然中國內地似乎還沒有出現更多游資沖擊，但從資金流入方向以及其資金對于房地產等行業資產價格推高上看，目前也已經到了“令人警醒的時點”。
春華資本集團創始人胡祖六也表示，中國的通脹風險不可低估，更大風險是潛在的資產價格泡沫膨脹。
過去十年間，受加入WTO等利好因素的拉動，中國制造業長期呈產能過剩之勢，PPI(工業品出廠價格)長期偏低，在理論界和實務界均存在通脹難以長期走高的基本判斷。
在美聯儲“二次寬松”出爐之前，亦有學者表示，中國今年三季度PPI的月度同比增速均已回落至5%以內——PPI作為核心CPI的先行指標，往往可以在五六個月后傳導至CPI——未來CPI也存在下行壓力。
但“二次寬松”出爐之后，大宗商品價格再度飆升已是中期格局，或將在2011年1月－2月間傳導到中國大陸的PPI，進而拉動CPI在未來半年內沖高。
據《財經》記者了解，在決策層與智囊層的互動中，CPI在近期內的兩個高點被提出。其一為今年9月－10月間，CPI將達到2010年的頂點；其二則是2011年6月－7月間，CPI可能沖破4%的關口，而明年的目標——如果成本推動因素和輸入性通脹因素被很好化解——可望控制在4%以下。
關于第一個頂點，已正在接近現實。10月下旬，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在一次論壇上公開表示，9月的CPI為3.6%，10月可能還要更高一點，但全年控制在3%以內還是有可能的。
關于第二個頂點，在成本推動和輸入性通脹因素受控的前提下，通過M2(廣義貨幣供應量)即可得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向《財經》記者指出，M2作為CPI的另一項先行指標，往往比CPI先行11個月左右。
今年二季度宏觀經濟增速放緩之后，中央于7月下旬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將宏觀調控的基調短期回調至“保增長”。隨后的8月－9月間，原本已經回落至17%—18%區間的M2同比增速再度回升至19%以上，并將于2011年夏季傳導至CPI。
通脹成因復雜
遠慮近憂疊加效應之下，通脹推手呈令人眼花繚亂之勢，而關于成因的激辯，更預示著決策應對手段的選擇之難
目前較為一致的官方機構說法是，物價上漲壓力較大，但通脹形勢可控。而對于引發新一輪通脹的成因分析差異，則指向不同的政策主張。
汪同三認為，本輪通脹的幕后推手多元且變量很多，成因略顯復雜。而包括曹遠征在內的不少經濟學家則指出，本輪通脹的最大特征，在于成本推進，與2007年間的上一輪通脹主要由需求拉動有所不同。
數據顯示，盡管成本推進已成推動CPI遠期上行的重要推手，但短期供求關系的變化、貨幣的超發、輸入性通脹因素亦非常明顯。
大宗農產品中，棉花價格的漲幅，因為較之三年前翻了一番而備受關注。國家糧食局的數據顯示，棉花供給近年發生了較大波動。
加入世貿組織之前的2000年，中國大陸棉花產量僅為441萬噸，伴隨著入世之后全球頭號棉紡織品出口國的需求拉動，棉花產量開始大幅走高，2004年達到632萬噸，2006年－2008年間每年均超過700萬噸，其中，2008年棉花產量達到史上最高：760萬噸。
金融危機帶來的外需不振，導致棉花產量在2009年大幅減產至637.7萬噸，下跌15%。2010年，外需迅速復蘇。商務部數據顯示，2009年12月出口同比增速回正以來，于2010年5月一度沖高至48.5%。此時，以2009年減產15%的棉花產量對應棉紡織業復蘇的需求，價格開始一路沖高。
同樣在近十年，玉米需求亦大幅攀升。2000年，中國大陸玉米產量僅為1億噸，2009年已上升至1.63億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徐小青對《財經》記者表示，畜牧業(如豬飼料)和工業需求(如酒精)的拉動，是造成玉米產量和價格上升的主因。
2006年之前，中國大陸玉米尚有余力小額出口。在那之后，玉米進口量逐年增多。2009年全年，玉米出口僅10萬噸，進口70萬噸，等于凈進口60萬噸。產需缺口，可見一斑。
IGC(國際谷物理事會)9月30日發布報告稱，預計今年全球玉米產量8.24億噸，同比增長1.73%；預計需求為8.37億噸，同比增長6.98%。庫存消費比為15.65%，較17%的警戒線低了1.35個百分點，無形中推高了玉米漲價的預期。
與棉花和玉米相比，糖和食用油則要更多地看別國“臉色”。2009年，全國糖產量1200萬噸，消費1450萬噸，凈進口250萬噸，“處在長期短缺的狀態�！毙煨∏嗾f。至于食用油，由于中國現時76%的大豆依靠進口，從某種意義上講食用油定價權亦盡屬外方。
在這一輪農產品價格上漲過程中，供需關系的緊張，又因本幣超發與熱錢涌入而更趨加劇。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11月4日指出，中國貨幣存量已是全球第一，超過10萬億美元，目前M2的增速達到19%，與GDP的比重達到200%，創世界紀錄。如此多的貨幣存量，勢必會帶來潛在的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導致資產泡沫、流動性過剩。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盧鋒對《財經》記者強調，通貨膨脹是貨幣現象，從發生機制層面看歸根到底是貨幣過量發行的結果，“刺激政策確實很快取得積極成效，然而事后看劑量偏重也有不利影響�！�
而國際上因應美元貶值所導致的熱錢涌入，也推高了大宗農產品價格，“每一輪大宗農產品漲價背后，都或多或少有游資的影子�！毙煨∏嗾f，“當然，蒼蠅不叮沒縫兒的蛋，首先還是供求關系發生了變化，才會有炒作”。
相對于供需緊張、資本追逐等短期因素，“欠賬式成本補償”亦已成為通脹的長期推手，無論是上一輪通脹，還是新一輪物價上漲，成本拉動之勢均很明顯。但在2010年的新一輪通脹中，成本驅動因素更顯強勢。
央行《第三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顯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月度平均工資同比上漲16%左右。此外，社保標準提高、資源稅從價計征(5月，新疆試點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稅從價計征，稅率5%；兩個月后，試點拓展到西部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2011年煤炭資源稅有望開征)、環境保護力度增強(例如正在進行的“十一五”節能沖刺)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CPI構成上行壓力。
而在過去十年間，城市化率以每年1.2個百分點的速度上升，農業人口的轉移，亦成為推高農產品價格上行的結構性因素，進而影響通脹。
遠慮近憂疊加效應之下，通脹推手呈令人眼花繚亂之勢，而關于成因的激辯，更預示著決策應對手段的選擇之難。
多重應對手段
在總量型和數量型的貨幣政策之外，則是對應成本推進型通脹的治理措施，包括協商工資適度上漲、加強農業基礎建設及必要時限制部分商品價格過快上漲
就在美聯儲宣布“二次寬松”之后僅僅數小時，北京2010年中國國際金融年度論壇開始舉行。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兩位委員李稻葵和夏斌，以及央行研究局局長張建華均釋放出了貨幣政策轉向穩健的信號。
李稻葵稱，當經濟增速穩定之后，中國的貨幣政策應該考慮轉向，由寬松轉向穩健。張建華則表示，非常時期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已圓滿完成使命，表現為幣值穩定，經濟平衡較快發展，2011年面臨的國內外經濟環境將有較大改變，因此需要回歸常態、穩健的貨幣政策。
除了外部環境發生較大的變化，三季度宏觀經濟數據的企穩，也為近期結束已實施兩年的“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留足了空間。
國家統計局于10月21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投資增速在三季度的按月同比增速分別為22.35%、23.92%和23.18%，投資增速已然企穩——“十一五”期間，絕大多數時期的投資增速均在這一水平上下。而消費增速一直保持穩定增長，三季度按月分別增長17.90%、18.40%和18.80%。
“投資和消費企穩，明年保八就不是問題。”曹遠征對《財經》記者表示，“只要出口不拖后腿就行。”
三季度宏觀經濟數據顯示，出口增速按月回落，分別為38.10%、34.40%和25.10%，尚無明年拖后腿的跡象。
曹遠征指出，此前在正增長3%區間徘徊兩年之久的、與出口密切相關的港澳臺外商投資增速目前已回升至20%這一區間，顯示出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在增強。
全國人大常委會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尹中卿對《財經》記者表示，上一輪經濟周期中(2003年－2007年)10%以上的GDP增長并不是常態。只要在由環境、資源制約的8%-10%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之下，符合追求指標(多年來皆為8%，今后也可能在8%或7%以下)，就不是下滑，不存在探底問題，而是回落、趨穩。
此前，央行貨幣政策委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曾表示，貨幣老虎愈養愈大，如何把這只老虎關進籠子里已成當務之急。11月4日，李稻葵和夏斌均表示，明年的M2增速如果定在15%－16%，則非常理想。
“理想”一詞，源自對現實的無奈，2009年和2010年，M2同比增速均超預期，特別是2009年，預計增速17%，實際增速卻高達29%。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表示，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下的適度收緊，去年即已啟動。其間存款準備金四度上調，資本充足率和貨幣掉期亦是銀監會和央行的工作重點，而進入10月，央行在時隔34個月首度加息，均在相當程度上對沖了流動性過剩。
此番貨幣政策將轉未轉之時，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指出，由于加息的雙刃劍效應，在抬高熱錢炒作成本的同時，也可能造成熱錢因應利差的加速涌入�！耙虼�，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央行在公開市場的操作等數量型手段更應受到重視�！眲⒃簩Α敦斀洝酚浾哒f。
除了貨幣政策需要調整，汪同三稱，在進一步觀察之后，或許也應控制財政支出，減少赤字——2009年中央財政赤字為7500億元，2010年為8500億元，均創歷史新高。
但更多學者主張積極財政暫不大動，從而在貨幣政策轉向穩健后，可以繼續此前4萬億元投資等中長期項目的后續資金投入，且已經啟動的醫療、教育、社保等領域改革，以及戰線更長的城市化進程和相應基礎設施建設，均需要巨量的財政持續投入。
在總量型和數量型的貨幣政策之外，則是對應成本推進型通脹的治理措施。曹遠征建議，對工資上漲，需加強工會組織工資集體協商的力度；對農產品價格上漲，則需進一步夯實農業基礎，特別是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
曹遠征和汪同三等人還建議，在價格非理性上漲，對經濟社會秩序，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沖擊較大之時，除了不可或缺的針對低收入群體的補貼，亦可在特殊時期啟動非�；男姓芾硎侄巍拗撇糠稚唐穬r格過快上漲。
通脹容忍爭議
一方面是支持適度提升通脹容忍度的聲音，一方面是對此的質疑，爭論的一個焦點在于官方公布的CPI是否低估了真實的通脹
面對高通脹壓力，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支持適度提升通脹容忍度。厲以寧、吳曉靈、汪同三、張漢亞、劉元春等人均在不同場合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10月中旬，厲以寧公開稱，考慮到GDP增速、M2增速和CPI增速之間的關系(通常，M2增速等于GDP增速加上CPI增速)，應將通脹目標上調至4.5%，否則，按照低通脹指標進行宏觀調控，會帶來諸多其他問題。
曹遠征提出，在生活水平上升，恩格爾系數下降的背景下，食品類權重占比CPI三分之一的格局亦需調整。據《財經》記者了解，國家統計局的確在著手進行該項改革，但是，因應短期目標——即明年“兩會”上宣布的當年CPI警戒線是否應該做出調整，卻是當前的主要課題。負責此項研究的汪同三表示，中國社科院給出的政策建議將是4%。
不過，反對中國提高通脹容忍度的聲音亦不絕于耳。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劉向東向《財經》記者分析指出，首先目前官方公布的CPI可能低估了真實的通脹，一是國內物價受政府管制政策影響，常常價格傳導不順，比如某些商品出現批零價格倒掛現象，這些都難以反應到最終產品與服務價格中；二是CPI“一攬子商品”構成中，食品所占比重較大，而能源、居住等方面所占比重較小，這已經不能真實反映真實通脹狀況，存在低估通脹的可能。
此外，劉向東也指出，自從今年2月CPI達到2.7%超過一年期存款利率(2.25%)后，實際存款利率已連續八個月為負，負利率格局進一步形成。如果硬加抬高通脹警戒線，將會造成更高的通脹預期，致使貨幣政策陷入嚴重困境，更難消除負利率帶來的影響。
強化通脹預期管理則得到業界的共同認可。通脹預期管理的核心一方面在于要盡快采用多渠道增加國內糧食、豬肉、大蒜、食糖等食品供應，依法嚴懲游資囤積炒作行為，另一方面的關鍵則是讓民眾盡快知悉真實的供求信息。
聯合國糧農組織9月30日發布的預測報告顯示，全球今年大米產量預計為4.67億噸，同比增長2.9%；消費預計為4.6億噸，同比增長1.8%，庫存消費比為28.9%，遠高于17%的警戒線。全球今年小麥預計產量6.5億噸，同比下降4.7%；消費預計為6.66億噸，同比增長1.1%，這雖然推高了小麥的價格，但是，庫存消費比為27.7%，同樣高于警戒線。
而在國內，國家糧食局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3月末，全國國有糧食企業糧食總庫存4508億斤(22540萬噸)，2008年，全國糧食消費量10790億斤(53950萬噸)。根據以上兩個數據，可以計算得出我國的糧食庫存比為41.8%，遠高于警戒線。
徐小青表示，由于占糧食總產量四分之三的秋糧豐收，盡管夏糧減產0.03%，預計糧食連續第七年豐收的可能性很大，“總供給面沒出問題，即使成本推進，價格也不至于漲得離譜�！�
紛紜復雜的情勢對宏調操盤者提出了異乎尋常的考驗。汪同三表示，需加強宏觀審慎監管，保持宏觀調控的針對性和靈活性，特別是要觀察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的國際形勢變化。
盧峰對《財經》記者表示，利率調節作為宏觀政策手段，本質上是一個短期政策工具，今后走勢還要結合未來宏觀經濟形勢評估。到底是否進入所謂加息周期或加息通道，還要看今后一兩個季度宏觀經濟走勢而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競爭力與風險研究中心主任任若恩也向《財經》記者表示，以往經驗證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的宏觀政策“往往只能管半年”，當出現新的變量，就需要隨時調整，今年和明年也可能是這樣。
倒逼經濟轉型
在防范和應對新一輪物價上漲過程中，更重要的是通過恰當政策協調，推進中國經濟由外貿、投資為主，逐步轉向內需，特別是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為主，而這需要經濟增長目標從高速增長回歸適度增長
相對于僅針對管理通脹預期、應對惡性通脹的種種舉措，研究者和決策者更深層的分析與建議，則集中于中國經濟已經開始的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
從長遠看，在防范和應對新一輪物價上漲過程中，更重要的是通過恰當政策協調，推進中國經濟由外貿、投資為主，逐步轉向內需，特別是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為主。但這一轉型過程，很可能伴隨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適度放緩。
對此，多數學者并不擔憂。尹中卿表示，后危機階段，中國經濟增長回歸6%－9%，就是回歸常態，回歸適度增長。曹遠征甚至認為，如果未來中國經濟只靠居民消費拉動，6%的GDP同比增速也可能已是上限。
但海外投行的預測仍然較為積極。喬虹11月5日表示，今年中國GDP增速將達到10.1%，而明年則仍有望達到10%左右的長期趨勢水平。
對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經濟的基調，任若恩定性為：溫和增長，溫和通脹。這略微有別于此前主流聲音有意抬高GDP增速、有意壓低CPI上漲的語境。
《財經》記者接觸到的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在應急手段終結之際，在二季度經濟增速明顯放緩，三季度通脹壓力加劇的背景下，中國宏觀經濟業已進入一個新的通道。
摩根士丹利亞洲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王慶認為，增長減速不是會否發生的問題，而是如何發生的問題。目前中國經濟正面臨日本經濟40年前和韓國經濟20年前的拐點。拐點之后，增長減速，通脹加速，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轉變，三個重要經濟比率：消費占GDP比重、服務業占GDP比重、勞動收入占GDP比重會迅速上升。
王慶指出，人口老齡化的來臨，將拖緩勞動力增長，與此同時，對應人口老齡化的消費率上升，儲蓄率和資本率走低，預計有關部門將向國企征收紅利以期彌補相關缺口。
果然，11月3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從2011年起，將五個中央部門(單位)和兩個企業集團所屬共1631戶企業納入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范圍。同時，兼顧中央企業承受能力和擴大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規模，適當提高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比例。
考慮到中國之大，王慶認為中國經濟減速的發生可能會很緩慢。其中，農地改革和戶籍的放松、投資下滑緩慢、發展債券市場和放松利率管制、放寬國家壟斷行業市場準入(醫療、教育、電信、媒體、運輸等)措施均可對沖GDP增速下滑。
曹遠征表示，應急政策終結之后，面對未來溫和通脹的格局，宏觀經濟政策應向常態化轉變，短期政策應向長期化轉變。其中，人民幣國際化、資本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已愈發迫在眉睫。李稻葵、夏斌、周其仁三位學者亦均在不同場合作了相同的表述。
社科院美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肖煉指出，面對熱錢的快進快出，亟須將發行人民幣債券提上議事日程。他認為如果能夠發行人民幣債券，必將減少因應外匯儲備增加而不斷釋放的流動性�！叭绻芙o3%－5%的利息，比起8%的GDP增速也算不了什么，即可把熱錢引導到它本不愿去的薄弱環節上去，比如中西部的基礎設施建設。”肖煉說。
當然，此一操作需以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為先決條件。曹遠征表示，從長期看，市場化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是改革的方向。這有賴于人民幣完全恢復兌換性。
目前，人民幣在經常項下已恢復可兌換性；在資本項下，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口徑，40個管制項目也已大部分恢復兌換性，目前尚有管制的主要是三個設計資本主體行為的科目，即外商直接投資審批、中國居民對外負債需進入外債規模、中國資本市場僅通過QFII(境外機構投資者)有限度的對外開放。
他建議，在“十二五”規劃中排出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兌換的時間表，在“十二五”期間實現這一目標，從而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成為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奠定基礎條件。
據央行和香港方面的統計，2009年7月2日人民幣實行跨境貿易結算以來，截至今年8月底，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已達1450億元，其中80%的結算發生在香港，并相應催生了以香港為中心的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曹遠征認為，這有可能開辟本幣首先在本經濟體外，進而在經濟體內實現可兌換的新路線。
收取輸出通脹便利之外，人民幣更廣泛的國際使用也會為各國儲備貨幣分散化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提供條件，并最終對沖當前輸入性通脹的巨大壓力。
此外，《財經》記者接觸到的多位官學兩界人士亦指出，加快資源性產品價格和要素市場改革，理順價格傳導機制，增加民間投資渠道，向國內資金開放金融與實體市場，引導社會資本和新增信貸流向實體經濟等結構性改革亦不容延宕。未來一段時間中國戰通脹不容回避，但出路與選擇卻還有很多，關鍵要看利益相關者的權衡和博弈。■
實習生 虞鑫、馬瑞 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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