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北京9月7日電 (記者常紅 王喆)今天上午，以“新形式、新理念、新挑戰——探索合作共贏之路”為主題的21世紀論壇2010年會議在京開幕。澳大利亞聯邦前總理霍華德先生發表演講時指出，我們一定要致力于國際合作，我們要堅持相信一個國家的政策，如果是為了各國的共同利益而執行的話，那么，它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將是巨大的。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們不要過度地依賴國際機構，尤其是國際官僚機構，我們應當注意到各國內部的發展，各國內部的經濟狀況，正如中國所表現出的那樣，才是有最大的影響力的因素。

　　全文如下：

　　我很榮幸來到北京與前政要一起分享我們的想法，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看法，以及我擔任澳大利亞總理時的一些經驗，以及我和各國領導人進行合作，共同經歷了一段重要時代的經驗。

　　剛才賈主席的發言非常精彩，他為我們敘述了中國在過去30年里取得的成就，這都歸功于鄧小平先生，采取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策，我覺得他的講話中最令我啟發的是，他說在1949年人均壽命在中國只有35歲，而現在這個數字已經增加到73歲了。我相信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中國的發展，有助于世界分享中國發展的成果，我們都希望世界實現公平正義，消除歧視，尤其是消除少數民族、婦女和兒童的權利遭到剝削。

　　大家有爭論的一點就是我們如何能夠實現這個目標，我非常贊成各國合作，我不會打擊任何國際組織和國家在這方面的努力，但是，我覺得我們必須要從一個很現實的務實的角度來追求這種目標，中國在過去30年里的崛起，是這個世界經濟中最顯著的變革。剛才普羅迪先生也提醒我們，世界的重心正在向亞洲轉移，到2030年，世界的絕大部分中產階級會生活在亞洲，導致這一變革的最大因素就是中國的經濟崛起，由于中國的經濟變革，數千萬甚至是數億這些生活在中國的人，以及生活在其他亞洲國家的人得以脫貧，正是由于中國一個國家所作出的正確決定，那就是走上全新的經濟發展道路，才使得這種變化成為可能。

　　我們一定要致力于國際合作，我們要堅持相信一個國家的政策，如果是為了各國的共同利益而執行的話，那么，它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將是巨大的。我們仍然生活在一個由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里，國家仍然是合作的主要參與者，因此他們給我們帶來的東西是最重要的。我們要務實，我們要以建設性的方式合作，要正確了解我們這個生活的世界。哥本哈根會議的失敗，沒有能夠很好的解決氣候變化問題，這是因為各國沒有能夠達成共識。在我看來，直到各方，包括美國、歐洲、中國和印度，能夠達成共識之前，我們是不可能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任何真正的進展的，這不是在批評哥本哈根的組織者，而是在闡述一個事實，那就是這些國家只有超越他們各自的國家利益才能取得真正的進展。

　　各國的價值觀、哲學、歷史、傳統和經歷都不同，我作為澳大利亞的總理，希望用我的經驗和經歷在過去的20年里幫助中澳，促進他們兩國的關系，我認為是我的貢獻之一。

　　中澳有著不同的政治體系，但是我們以建設性的方式攜手合作，進行了非常有效的合作，澳大利亞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中國在工業化進程中恰恰需要自然資源。在過去的時間，中澳兩國在各方面開展了非常好的合作，我們一定要就兩國的共同點進行務實的合作，這是中澳之間有共識的一點。我們一直在有共識的方面進行合作，這也拉近了兩國的距離，我們的關系有一個非常哲學的特點，那就是雖說我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但我們有著共同的目標。目前，澳大利亞是中國絕大多數留學生的首選，我感到非常滿意的是，中澳的關系在背景和結構方面非常有特點。

　　最后，我想和你們分享我的幾個觀點，是關于全球金融危機的。我認為，我們應該看到全球金融危機是有背景的，有很多人可能會不贊成我的說法，但是，我認為這種說法還是有道理的，那就是在很多方面，這是一個北大西洋的金融危機，因為澳大利亞、中國和我們這個區域的國家，都沒有遭到金融危機過多的沖擊，有的是因為大約12年到13年之前的亞洲金融危機，使這個地區的很多國家和機構，由于當時遭到的嚴重損害進行了修復，吸取了教訓，所以，他們現在在面臨新一輪全球金融危機的時候就更有經驗，這使這個地區應對金融危機的能力增強了，當然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了。

　　如果不承認中國的外貿，對于支持澳大利亞經濟在金融危機中免受損害的貢獻，那我就是不誠實的。世界對于2008年金融危機的應對比20世紀30年代應對大蕭條時的反應要好得多，通常遇到危機的時候，大家總是過于悲觀，但是，我們都在學習如何更好地應對危機。如果我們回顧過去，我們應該意識到在過去的30年里，我們看到脫貧的人數是最多的，我們應該記住開放，依賴市場和建立在這些原則上的全球化，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幫助如此多的人脫離了貧困。

　　我最后想說的一點，就是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們不要犯這樣一個錯誤，那就是過度地依賴國際機構，尤其是國際官僚機構，我們應當注意到各國內部的發展，各國內部的經濟狀況，正如中國所表現出的那樣，才是有最大的影響力的因素。剛才普羅迪先生說，我們把注意力從8國集團轉移到了20國集團，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形勢發展，20國集團是一個最具包容的組織，也代表了世界發展的道路。在認識到20國集團可以做的貢獻的同時，我們也必須要警惕地意識到和20年、30年相比，世界經濟發展給我們帶來了什么不同，政府的干預可能會導致什么樣的后果。

　　我注意到賈主席在講話中提到，需要防止保護主義抬頭，保護主義在20世紀30年代發揮了非常惡劣的影響，尤其是比較發達的國家，比如我的國家，或者北美國家，歐洲國家，他們的保護主義做法對于應對世界金融危機造成了很大的沖擊。最后，我要感謝中國人民，中國政協，還有組委會對我們的邀請，你們國家在過去30年里取得的巨大的經濟發展，受到了世界的尊重。我們相信，在接下來30年里，你們會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中國國內就像我們的國內一樣，還有很多其他問題需要解決。我之前在擔任總理的時候，曾經在我的許多涉及中國的演講中說道：“我們相信中國的發展對世界是有好處的”，我相信所有人都同意我的這一說法。

　　(責任編輯：常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