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8月26日電 (記者廖雷 王慧慧 孫奕) 本周末，中日兩國將在北京再次舉行經濟高層對話。當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比肩而坐時，人們都在思考，中日到底相差有多遠？

　　GDP與下水道 ——從“算細賬”看中日經濟差異

　　回憶對日本的觀感，劉江永毫不猶豫地說：“不要往上看，要往下看”。

　　身為日本問題專家和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劉江永多次訪日。印象最深的不是光鮮的城市，而是結構精湛、密集分布的下水道。

　　“類似的角度，也可用于觀察所謂中國經濟超越日本。”劉江永說。

　　日本官方近期公布的數字顯示，今年二季度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略低于中國。一時間，“中國經濟登臨巔峰看似勢不可擋”、“美國還能擋住巨龍多久？”等標題占據海外媒體版面。

　　劉江永認為，中國的經濟基礎今非昔比，隨著“滾雪球”效應，總量超越日本是必然趨勢，“但我們不僅要算總賬，還要把數字拆開掰碎算細賬。”

　　——從人均看，即使GDP總量相當，中國的人均數字也僅為日本的十分之一；

　　——從實際財富看，日本的海外資產并未列入GDP，而中國的海外投資剛剛起步，更能反映真實國力的國民生產總值(GNP)并不一定超越日本；

　　——從經濟構成看，在日本GDP中，個人消費占近六成，而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和進出口拉動；

　　——從貿易結構看，日本近六成出口產品為高附加值商品，經濟多為“綠色GDP”；而中國出口產品中，相當部分是“設計和利潤留在歐美日，GDP和能耗留在中國”的加工貿易產品。

　　在電器商場銷售員張剛的眼中，中日經濟的區別還有另一種表現：日本品牌的數碼相機、筆記本電腦價格稍貴也不乏顧客，自主品牌產品則需要更大力度的促銷和價格競爭吸引消費者，“區別在于品牌含金量”。

　　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樊勇明認為，經濟低迷時期，東芝、豐田、索尼等大企業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上游，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有力地支撐了日本經濟；而中國經濟主要靠總量增長，缺乏核心企業和核心競爭力。

　　“與日本相比，關鍵要看我們自己的企業何時能引領整個民族的發展。”樊勇明說。

　　在經濟學家看來，中日之間的差距遠不止此：日元早已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人民幣尚未實現國際化；日本城市化率25年前已近8成，中國的城市化率尚不到一半。

　　社會學家則如此概括中日的區別：中國——“矛盾多發、轉型困難”；日本——“經濟低迷，社會有序”。日本已基本消除貧困問題，中國尚有1.5億貧困人口；日本城鄉、地區差異甚小，中國的地區發展水平參差不齊。

　　“差不多”與“匠人心”——從一把改錐看中日管理差距

　　聊起中日產品的質量差異，曾長駐日本的記者冮冶喜歡套用“一把改錐”的例子：一些中國產品好比一把改錐，設計精良，使用起來卻并不能持久。生產廠家解釋說：上游廠家提供的鋼材就是“差不多”的質量。鋼廠也訴苦：購買的鐵礦石也是“差不多”的質量。

　　與之形成對照的是日本的加工精密程度和精細的社會管理。

　　日本經濟產業省2007年評選的“最具活力中小制造業企業300強”名單中，零部件、機械制造和精密加工企業占三分之二；單個產品在全球市場占有很高份額的有超過六分之一。

　　“這些企業也許只是一個小作坊，卻在各自行業獨領風騷。這也可以從另一個側面解釋：為什么日本企業生產的高端數碼相機可以占領大部分國際市場？為什么日本的新干線列車運行數十年來，基本沒有人員傷亡事故？”冮冶說。

　　一位移居日本的中國媽媽在博客上寫到，日本的幼兒園要求，小孩每天都要準備若干個口袋，將所有文具、衣物和食物分門別類收納整齊帶到學校。

　　“看看我們的孩子，大部分精力都在做作業、練鋼琴、學奧數，功利性太強，對孩子的細心、耐心和責任心的教育并不重視，培養的都是揮斥方遒的‘天才’卻很少腳踏實地的‘匠人’，這背后的隱憂值得警惕。”劉江永說。

　　對此，冮冶提出了自己的建議：美國人多地廣，增長靠“資源”；日本地少人多，增長靠“管理”；中國可以走一條混合型道路，“西部靠資源、東部靠管理。”

　　老瓶頸與新環境——中日應對挑戰難度迥異

　　在發展經濟學家看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具備三個主要特征：整體經濟可以劃分為現代部門和傳統部門；同等勞動時間和同等勞動強度，在不同部門工資不同；農村勞動力大量過剩。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認為，中國經濟完全符合這三條基本特征，即使中國今年的經濟總量超過日本，也仍然屬于發展中國家。

　　分析人士認為，作為一個新興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環境、資源、社會等領域遭遇的瓶頸，日本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濟騰飛時已開始跨越。在全球化時代，人口多、底子薄的中國所處的發展環境更加復雜，還遭遇“未富先老”、“內需不振”等新困擾，解決問題的難度不言自明。

　　外交部政策司參贊朱宏海也列出了中國面臨的9大困境：人均收入較低、資源匱乏、農業和貧困人口比重大、生產力水平較低、經濟結構性問題突出、社會發展仍處于現代化中期、公共福利事業有待發展和完善、國際核心競爭力不強和產業處于全球產業鏈低端。

　　“所以，雖然中國走出了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之一，但如果西方國家用二、三十年后的眼光看待今天的中國，并要求中國承擔發達國家的責任，顯然過于超前。”張宇燕說。

　　當中國以一名發展中成員的身份，搭乘全球化這列快車奮起直追時，人們似乎依然能夠聽到，1978年10月，鄧小平在乘坐日本新干線列車時的感慨：“我就感覺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