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媒體近日推出的“失敗國家”指標中，“人才流失”被作為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單獨列出。

　　2010年6月，中國頒布了《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人才發展要進入世界人才強國行列。而另一方面，卻是以新富階層為代表的精英群體正在集中出走。當鞏俐們身后的隱性移民群體愈發龐大，我們便忍不住關心這些人的離開，并追問，他們為何離開？

　　盡管眼下看來，所謂人才流失以及由此引發的對中國巨額資金逃離的擔憂，還只是“少數派報告”。但當越來越多的社會精英走出國門，成為另一片國土上創造價值的中堅時，卻傳遞給了我們不能忽視的信號——這也是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中國應有的警醒。

　　別了，祖國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楊梅菊發自北京 北京日照當頭，多倫多已是深夜。

　　魯萬萌安頓兒子睡下，并為自己在當地汽車公司謀得的新差事做好工作計劃后，采訪得以進行。

　　魯萬萌笑言，自己的移民史幾乎就是一部血淚史。6年前，家境優裕的她為了追隨丈夫，從二線城市一家相當不錯的國企跳進北京某外企，來到北京后卻發現，這里并非理想的安居地，而移民國外幾乎是身邊所有同事的首選，這顯然刺激了魯萬萌。在和丈夫達成一致后，他們先是嘗試技術移民，卻因丈夫的環節一再出現問題而宣告放棄，后在移民公司的勸說和運作下，耗盡大半積蓄，成為所有投資移民中“最窮的一批人”，并且，在這個過程中，她極有可能“已經失去了自己的婚姻”。盡管在說辭上，丈夫將于半年后來到多倫多。

　　“你后悔嗎？”

　　“曾經有過，但現在不會，以后也不會了�！被卮鹎埃�魯萬萌略有停頓，一旦開口，卻無絲毫遲疑。

　　此刻的多倫多，比北京涼爽，魯萬萌說她坐在自己的新家里，心里有說不出的平靜，或者還有隱隱的失落�！霸谶@里，我們是徹徹底底的普通人，不再有曾經國內的光鮮�！�

　　“錢可以再掙，內心的寧靜和幸福感卻是無價的�！绷铘斎f萌一家苦苦掙扎6年的，正是這種對于所謂內心安全感的追逐。

　　中國精英蜂擁美加澳

　　也許，魯萬萌只是這一波移民大潮中最為平常的一個。

　　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機構協會的最新統計數據便能夠說明問題：2009年到美國投資移民的EB-5類簽證的中國申報人數已經翻了一番，從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過1000人。同時，近十年申請各國技術移民的數量與投資移民相比，大約為20∶1。美國國務院公布的數據則顯示，2010年財政年度獲批的EB-5類簽證移民總數還將大幅增長，而中國申請人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將可能提高至70%左右。

　　而對于另一熱門國度加拿大而言，盡管2009年曾有媒體稱中國移民加拿大出現低潮，但該國移民局提供的關于投資移民的數據，卻給出另外一個結論：去年，加拿大吸收全球投資移民目標數為2055名，中國占了1000人，而僅魁北克移民局審理的投資移民，中國申請人就占據了七成。

　　澳大利亞同樣“高燒不退”，根據今年1月澳洲統計局(ABS)公布的最新數字，中國大陸出生人口的移民比例，從2009年8月至10月間的連續三個月，一直問鼎澳洲抵境“報到”移民人數榜首，超過傳統的英國和新西蘭，甚至后來居上的印度。自2009年7月至今年1月，中國大陸移民澳洲的人數約為7800名。

　　2007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輸出國。今年6月16日，國務院僑辦宣布，中國外海僑胞的數量已超過4500萬，絕對數量穩居世界第一。

　　很顯然，這組數據背后所傳遞的，是極為嚴峻的中國移民現狀，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胡偉略認為，所謂的“第三波移民潮”也許確實出現并存在，但絕不是僅僅因為移民數量的上升，關鍵還是人們所說的新移民所呈現出的高學歷、高技術、高成本等特點，亦即新移民群體的“精英性”。

　　“上世紀80年代的移民帶有很大盲目性，90年代移民有一定理性，這次就有綜合的理性了�！痹诤鷤ヂ钥磥�，“綜合的理性”，才是此次關于移民潮話題備受關注的焦點所在。

　　不留下一片云彩

　　如何解釋“綜合的理性”？

　　魯萬萌仍是最好的案例——出國前，她家庭幸福，事業有成，正邁入中國社會中堅階層，對她而言，出國并非沖動，而是為之苦苦奮戰6年的人生目標，出國也并非為名利或者賺錢，而是為了生活的質量、更好的教育和更良性的社會。

　　很顯然，這屬于典型的中國社會新興精英階層的邏輯。

　　有趣的是，在中國，精英是一個曖昧的詞，當它與人才關聯，意味著責任，當它與財富站在一起，代表的是中國改革開放數十年來的既得利益者，當它與權貴結合，旋即變成了公眾埋怨社會不公的貶義詞，而當精英與移民組成一個復合詞，預示的卻是一個國家在成長過程中不容小覷的大問題。

　　去年出版的《人才戰爭》一書認為，中國“絕對是目前世界上數量最大、損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國”。雖然官方沒有給出一個準確的數據，但根據行業內的一些統計顯示，單是中國富商聚集地浙江，每年至少有1500人成功辦理移民，并以每年10%到20%的速度增長。在這些人中，大多數人的職業一欄填的是商人。在這個保守的數字背后，還有大量的人躍躍欲試。他們，曾是這個大時代里的創業者，不過在這個時候，他們選擇了換一個身份生活。很多人拒絕承認和享受相關，在他們可信服的理由中，生意和子女是被提到最多的。

　　但更具爭議的還不在此。自1978年以來，有106萬中國學生留學海外，僅27.5萬人回國。流出海外的78.5萬青年才俊，相當于30所北大、30所清華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也許，甚至焦點不在于“精英”或其“綜合的理性”，而是，他們的離去，帶走的是一個國家在其成長過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技術、能量、財富，乃至變革中再出發的信心。

　　人財兩失？

　　新世紀十年，中國經濟高歌猛進，成就了迅速壯大的富人階層，但社會轉型帶來的陣痛和弊病，也令更多的人無力承受房價之壓和矛盾夾縫中的窒息。此時的他國，似乎成為逃離的最好方向。越來越多的人，以奮斗的名義，以未來的名義，將目光在世界的版圖上逡巡——這儼然已不再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嚴謹姿態和邏輯，卻也是一個無比理性的選擇過程。

　　路透中文網專欄作家李小彩總結新一輪精英移民特點有三：移民主體不再是知識分子或技術工人，而是富人；他們帶走了在中國國內賺取的大筆財富；轉換國籍后，子女留在國外，富人回頭繼續把中國作為掙錢發財的主戰場。

　　但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者曾省存的觀點，所謂“人財兩失”的結論為時過早。在全球化的今天，移民潮的出現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事實上，在中國大陸之前，中國臺灣和新加坡、韓國甚至是一些發達國家，也曾出現過精英外流的移民潮，但是，后來通過“人才流轉”反而又大為獲益。這一說法，與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在讀博士閻靖靖不謀而合。

　　從閻靖靖的關注范圍來看，與臺灣地區曾經經歷的移民潮相比，中國大陸幾乎是在重演其軌跡。從兩蔣時代開始，留學海外就是不少臺灣普通家庭對其子女的最高期待。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留學的高潮時期，只有20%的留學生學成返臺。也有數據顯示，過去十年，臺灣為澳大利亞貢獻移民達9萬人，其中知識型人才呈上升趨勢。

　　但是，至少目前看來，臺灣地區、新加坡和印度，未曾因移民潮而遭受不可挽回的創傷——除了人才流動本身所具有的循環性外，更重要的在于，當時三地均采取了正確的吸收人才和引導回流措施。

　　“如今，大陸在這一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遍惥妇杆�指的，正是上月剛剛頒布的《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長達19000字的《綱要》，表達的似乎是，中國于未來十年在人才培養和吸收上的決心。(文中魯萬萌為化名)

　　我為什么想移民

　　【作者】口述：吳佳川(化名)  采訪整理：本報記者 張皓雯

　　我一點安全感都沒有，總是提心吊膽，不知道什么時候，哪個部門會以什么理由來把我憑本事干的一番事業給毀了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吳佳川(化名)，42歲，北方某中等城市房地產開發商，身家千萬。在外人看來無限風光的背后，也有滿腹“委屈”，而這種“委屈”促使他作出的最大決定就是：我要移民。

　　“做企業太累了�！眳R源董事長朱新禮有一次在央視《對話》節目中的感慨，讓我非常有感觸，在中國做企業實在是太累了，身心俱疲啊。

　　眾多“婆婆”令我沒有安全感

　　我是搞房地產的，很多人都認為，政府部門是和開發商穿一條褲子的。實際上，事實并非如此。每每為了一個項目需要和政府各部門協調時，其中的辛苦和委屈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中國，企業家是不能安心只做事業的，可以管到你的“婆婆”實在太多了。尤其是有錢的企業，幾乎就是一塊肥肉，誰都想來拿點利益。

　　我被政府機關“騷擾”最嚴重的一次，是在幾年前。我在本地所轄的縣開發了一個項目，由于房子沒有賣完，現金流不充裕，就和當地的稅務部門簽訂了“以房抵稅”協議。后來，該稅務部門在沒有通知我們的情況下，搞了所謂的“公開拍賣”，以我們協議約定價格的一半，將房子賣給了內部職工。房子賣掉了，但是稅款出現缺口，怎么辦？于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就接到了公司“偷稅漏稅”的通知，而且還伴有高額的滯納金。這件事情前后折騰了一年半，最后雖然解決了，但公司發展受到了嚴重影響。

　　從法律角度講，我是可以起訴這個稅務部門的，但是民告官，成本太高，我耗不起，只能認了、忍了，打落牙咽到肚子里。

　　從那以后，我真是一點安全感都沒有�？梢灾萍s企業的政府部門太多了，最要命的是，當辦事的公務員錯了，寧愿用另一個錯誤掩蓋這個錯誤，也不會承認錯誤，吃虧的只能是企業。

　　去年，我的公司拿到了本地最大的地產項目，由于這個項目是和政府合作，所以他們特別成立了一個協調小組來幫助協調和政府各部門的關系。即便如此，審批過程還是困難重重。哪個部門都能過來檢查一下。如果真的僅僅是檢查也沒什么，可是顯然沒有這么簡單，很多機關都是站在部門角度看問題，我稍微招待不好，就會影響企業運轉。

　　現在我每天工作18個小時，其中需要分出相當大的精力來對付來自監管部門的“騷擾”。整天無意義的吃喝玩樂拿，讓我身心疲憊。

　　中國監管企業的部門太多了。我總是提心吊膽，不知道什么時候，哪個部門會以什么理由來把我憑本事干的一番事業給毀了。

　　聽朋友說，在國外做公司要輕松得多，不需要和政府搞關系，稅也少，全憑能力，我太向往這樣的環境了。

　　教育體制讓我心灰意冷

　　另外一個讓我想移民的原因，是中國的教育體制。中國的教育體制缺乏人性化的考慮，我女兒就深受其害。

　　她小的時候上的是公立幼兒園，每天在幼兒園門口，都緊緊抓住我的方向盤，一邊大哭一邊喊：“爸爸，你快抓住我呀！”那種撕心裂肺的感覺讓我直到十幾年后還記憶猶新。

　　不愿去是因為害怕，在幼兒園里，她每天就坐在角落里，不說不笑不玩，整整持續了一個月，幼兒園老師也不管她，我都擔心女兒會從此抑郁了。

　　好在一個月后，幼兒園來了一位新老師，每天抱著她和小朋友玩，慢慢地她才融入到那個集體中。

　　后來女兒上了小學和中學，我對教育體制的懷疑越來越強烈。學校和老師根本不教他們如何做人，只是一味地學習。我女兒性格憨厚，不夠聰明，我們做父母的只希望她快樂一些。但學校和老師會逼著學，令她壓力很大。

　　更讓我接受不了的是，現在很多老師都在課外辦學習班，提前講后面的課。很多學生在上課時，實際上已經在課外班先學了一遍，課堂上，老師會講得飛快，那些沒上課外班的孩子根本聽不懂。小學時，我沒送我女兒上任何課外班，這在家長中是很少見的。但是到了中學就不行了，不送課外班的話，她和別人的差距太大。每天孩子奔波于各個課外班之間，家長跟著接送，也無比忙碌。

　　我從很多渠道了解到，國外的教育要人性化得多。不過既然中國的基礎教育是最扎實的，我就打算等她高中畢業再移民，到國外讀大學。起碼她在國外讀大學時，中國的基礎教育可以讓她不必為了學習太痛苦，有那么大的壓力，可以分出時間做點自己感興趣的事情。

　　我身邊很多和我一樣做企業的朋友也都很想移民。我認為，國家應該有一些危機感了。

　　也不斷有人問我，“你在國內的事業已經做了這么大，能說走就走嗎？”我的確沒有想好我移民以后，國內的事業該怎么處理，但是，我要移民的是決心是堅定不移的。

　　李連杰、鞏俐……新加坡成中國明星移民海外新目標。

　　爭奪精英人才：新加坡魅力何在？

　　在吸引優秀人才來獅城定居的同時，新加坡政府也著力于加強國民認同和國家凝聚力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葉明發自新加坡 2008年11月，鞏俐在新加坡宏茂橋一個民眾俱樂部宣誓成為新加坡公民。之后，李連杰在新加坡購置豪宅的新聞見諸報端。由于當地法律規定，只有本國公民才可購買帶永久地契的獨立式住宅，所以媒體推測李連杰已成為新加坡公民。而今年初在新加坡生下女兒的趙薇，也被爆出已擁有新加坡永久居民的身份。

　　對于影視明星紛紛移民海外，并選擇加入新加坡這個彈丸小國，很多人至今仍感到納悶。尤其對于鞏俐、李連杰這樣的國際巨星，想去哪兒不是易如反掌？他們為何看上新加坡？

　　成功人士的家園

　　前不久在上海舉辦的一個首映禮上，李連杰向媒體透露他入籍新加坡的原因：“我在美國住了很多年，后來在國內也住了幾年，之前還去過澳大利亞和瑞士，但最后落戶新加坡，只是想給孩子找一個學習的地方，一個他們能接受中英文文化教育的地方，一個我可以去做事又不用擔心他們的地方�！�

　　比李連杰更早移民獅城的量子基金前合伙人、美國傳奇投資大師羅杰斯也是出于同樣的理由。

　　其實，若單純為了學習雙語，新加坡并不是唯一的選擇。而單就繁榮和舒適而言，新加坡也未必會超過上海、北京或香港。這里市場相對狹小、商業環境成熟，并不是一個尋求“暴發”的好地方。但一位來自上海的新移民告訴我，新加坡社會的安定與和諧，卻是上�；蚱渌�中國城市所不能比的�！叭绻�說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那么新加坡就是成功人士的理想家園。賺錢可以去‘樂園’，但家庭和子女卻始終是需要安頓在‘家園’里的�！�

　　政府著力控制貧富差距

　　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視控制貧富差距，重視對弱勢群體的救助，同時不遺余力地打造了獨特的“勞、資、政”三方的和諧關系。新加坡職工總會秘書長，長期以來都由內閣的資深部長擔任，任何關于員工薪金與福利，包括對公積金政策的調整，政府都會主動尋求職總和全國雇主聯合會的意見。

　　新加坡社會安定的另一基石，是其對“居者有其屋”的完美實現。無法想像，人口密集、國土狹小的新加坡，竟是世界上國民擁有房產比例最高的國家。而“居者有其屋”政策成功的關鍵，是政府設立“建屋局”統一為國民規劃、設計、建造“組屋”，滿足了絕大多數國民的住房需求。

　　目前，住政府組屋的人口占新加坡國民近85%。房價被控制在合理水平，連最低收入階層都能擁有住房。新加坡文史學者韓山元說：有人以為新加坡社會穩定、治安良好是靠嚴刑峻法，但其實真正的關鍵是“居者有其屋”。

　　社會公平“不玩虛的”

　　新加坡是一個強調公平的社會。比如鞏俐宣誓入籍，她在民眾俱樂部與100多位新公民一起出席宣誓儀式，從國會議員手上接過公民身份證，期間沒有受到絲毫的特殊待遇。

　　有人說，新加坡人喜歡“投訴”。這種類似于國內“上訪”的行為，在新加坡很常見。這里的部長都必須是民選的國會議員，而所有議員每周須定期接見選民。所以在新加坡，想把什么問題直接投訴到部長那里，并非什么難事。而投訴渠道的暢通無疑導致了可投訴事件的減少。求見議員的案例中，反而以尋求幫助者居多了。

　　新加坡并非沒有超級富豪。但新加坡的制度保證所有人的收入都必須是可以攤在陽光下的。這里不允許說不清、道不明的“灰色收入”。所以很多人對官員的高薪不表異議，因為他們認為：只要所有收入都放在臺面上，是受到監督和認可的，那么高薪本身并不會造成不公平。

　　而新加坡的成功商人，也大都秉持了移民先賢“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精神。這里的富商樂善好施、熱心公益。怡和軒俱樂部主席林清如就曾談到：社會記住一個人，不是因為你有多少錢，而是因為你做了多少事！

　　吸引人才未雨綢繆

　　眾所周知，新加坡是一個傳統的移民國家，有著名的歡迎外來人才的政策。尤其是新加坡正日益面對人口萎縮、老齡化的挑戰，因此必須持續吸引移民，來填補本地人口。

　　與此同時，新加坡也意識到，世界各國都在極力爭取外來人才，新加坡的人才也成為各國“挖角”的對象。因此，在繼續吸引優秀人才來獅城定居的同時，政府也著力于加強國民認同和國家凝聚力，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動新移民盡快融入本地社會。

　　最近，基于“公民優先”的原則，新加坡消減了永久居民原有的一些福利，引發新加坡是否不再歡迎外來移民的憂慮。對此，政府高官多次出面強調，沒有這樣的意圖。

　　事實上，消減永久居民福利，是為了拉開公民與永久居民的待遇差距，以便促使更多永久居民選擇入籍，而不是長期保持永久居民的身份。對于入籍后的公民，新加坡強調的是“一視同仁、不分先后”�？梢�，“公民優先”并非是要排斥移民，其真正目的是要加強國民認同和凝聚力，以應對未來全球化的人才爭奪戰。

　　人才出走讓津巴布韋淪為“失敗國家”

　　過去10年中，這個南部非洲內陸國家有五分之一的民眾選擇了離開祖國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李努爾、鄧亞君發自哈拉雷、北京 哪個國家人才流失問題最嚴重？在美刊《外交政策》新近出版的全球“失敗國家”排行榜上，津巴布韋位列“人才流失”指標榜首。

　　據統計，過去10年中，這個南部非洲內陸國家有五分之一的民眾選擇了離開祖國——“出走”人群涵蓋教授、醫生、工程

　　師、律師，以及記者等多種職業。連年來飽受政治動蕩不安與嚴重經濟危機的津巴布韋，成為了全球人才流失問題的“重災區”。

　　中小學教師缺額高達30%

　　迄今為止，津巴布韋官方從來沒有公布過關于該國人才流失的確切數字。但有人估計，從2000年津政府實行“快車道”土地改革以來，全國有300多萬人口移居海外，其中包括大量的專業人士。首都哈拉雷“科學與工業研究發展中心”2003年所公布的一項研究表明，這個僅有1200萬人口的非洲小國，專業技術人才移居國外的數量超過50萬。流失人才絕大多數獲得了學士以上學位，其中擁有碩士學位的占20%，博士學位的占5%。

　　遭受人才流失打擊最嚴重的，在津國內當屬教育部門。據津巴布韋教師協會估計，到2008年，該國至少有7萬名教師流落他鄉，截至目前，津中小學校教師缺額仍高達30%以上。國內最高學府津巴布韋大學副校長尼古拉無奈地表示，由于講師以上員工不足原先的一半，致使許多學位計劃不得不中途停止。

　　似乎已經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人才流失直接影響到了津巴布韋未來的人才培養。而人才匱乏不只體現在教育部門，在采礦業，過去10年里專業人才損失了三分之一；在醫療衛生領域，人才流失使其幾乎陷于完全癱瘓狀態。令津巴布韋人記憶猶新的是，當2008年那場歷時10個月的霍亂突然爆發時，當地醫療部門卻因為人力不足而束手無策，最終霍亂奪去了4000多條生命。

　　移民為了更多的工作機會

　　津巴布韋曾經是非洲大陸教育事業最發達的國家，教育普及率高達90%以上。所有移民途徑中，高中畢業參加英、美和南非等發達地區的大學統一入學考試，是較為容易的渠道。

　　近幾年來，由于政治原因和經濟困難，津巴布韋人大量涌入鄰國南非和博茨瓦納。在國內無法養家糊口的不少專業人才，到鄰國后也只能從事一些簡單的苦力。“2004年，我哥哥讓我來南非，說這里工作機會多�！痹谀戏堑慕虬筒柬f人勞倫斯這樣解釋移民原因。

　　有分析認為，津國內人才流失的最主要原因是，黨派政治爭斗導致了經濟衰退和人民生活困難。如果津聯合政府能夠保持政局穩定，把主要精力放在發展經濟上，人才流失很快就能出現逆轉。

　　目前，津聯合政府廢除一文不值的本幣津元，推行以美元、蘭特為主多種外幣同時流通的幣制，使國內經濟情況有所好轉。據津政府工作人員介紹，國內人才匱乏的總體狀況正在出現改善的勢頭。

　　印度也在擔憂人才外流

　　來自聯合國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迅猛發展，人才由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單向流動的現象日益普遍。人才流失——同時也是作為全球外包大國的印度面臨的尷尬。

　　在澳大利亞，今年的最新統計數據讓印度移民成為焦點：15年內，澳大利亞本地出生的人口將成為少數群體，而以印度為代表的移民群體在澳人口中所占比例將顯著上升。預計到2025年，來自印度的移民將成為澳大利亞最大的社群。

　　人才外流給印度的經濟發展、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帶來負面影響。印度全國軟件及服務公司協會曾表示：印度軟件業至2008年將需要220萬名軟件技術人員和160萬名硬件技術人員，但按照目前的人才流失速度，未來十年內，僅IT業，印度人才缺口就將達到一百萬。

　　雖然印度政府早就投資創建了“科學人才庫”，負責接納愿意回國工作的海外印度人。但與美歐發達國家提供的優厚條件相比，印度在工資水平、工作和科研環境方面相差甚遠。

　　為建立本國高級人才庫，印度政府業已決心通過向外資開放本國高等教育體系來培養更多人才。但對學業出色的印度學生而言，是耶魯大學新德里分校更有號召力，還是耶魯大學美國校區更有吸引力，答案不言而喻。

　　專家視點：要給所有公民一個有保障的未來

　　【作者】《國際先驅導報》記者 鄧媛 發自北京

　　【嘉賓】于建嶸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

　　“與以往移民目的是追求財富相比，現在移民的人群不是為了簡單的生存需求而離開，他們要追求安全感，并且是可以預知的安全感”

　　民眾普遍的不安全感在增強

　　《國際先驅導報》：自上世紀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兩撥移民潮以來，第三撥以精英為代表的移民高潮已經形成。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您覺得移民的“精英”，是怎樣一個群體？

　　于建嶸：“第三撥移民潮”的形成，表明社會的不安定感增強了。現在移民的精英，主要是指“經濟精英”的移民。文化精英移民的也有，但他們也是需要有一定經濟基礎的。而整體來看，有錢的經濟精英移民的情況比較明顯，他們對自己財富的穩定性有一些顧慮。

　　Q：他們出國為了尋求一種穩定感？

　　A：出國本身雖然可能不穩定，但主要是對自己的財富比較放心，尤其是一些因權力而獲得財富的官員。他們利用權力尋租更感到不安全，怕被清算。而其他的有錢人也會擔心，自己的財富會不會被懷疑來路不明？他們對財富未來的不可預知性越強，就越想移民。

　　Q：但移民的心理不光是“精英”有，現在很多普通民眾也會說“有錢就移民”之類的話，這說明了什么？

　　A：我的一些朋友，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也流露出了移民的想法。這說明，民眾普遍的不安全感：對財富、對生活各方面都覺得不夠安全。這種想法不光是對有錢移民的認同，而且是一種對自己沒有能力移民的失落。

　　主要是財富和身份的流失

　　Q：這樣的移民潮會給中國的發展帶來哪些影響？

　　A：不管是從中國的人才結構還是資金的角度來看，移民潮都會對中國的發展產生一定影響。但另一方面，因為移民潮引發的對人才流失的憂思會使民眾廣泛關注到這一問題，我們會檢討這一問題，以此推動改革有關制度層面上的一些不合理之處。所以移民問題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

　　Q：6月初，我國頒布了《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國人才發展要進入世界人才強國行列。您覺得這一目標能實現嗎？

　　A：要實現這一目標比較困難。人才之所以出走，最主要的問題是他們對自己未來的預期出現了問題。與以往移民的目的是追求財富相比，現在移民的人群不是為了簡單的生存需求而離開，他們要追求安全感，并且是可以預知的安全感。這一安全感可以是為他們自己，也可以是為他們孩子今后生活考慮。

　　另外，有一個問題也值得關注。很多移民的精英并不是就此離開了祖國，他們把財富轉移到國外，獲取另一種身份后，又回國繼續國內的事業。當然，也有很多演藝明星通過移民來獲得工作上的便利。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能簡單地從人才流失的角度看待精英移民。人才并沒有流失，他們只是財富和身份“流失”到國外了。

　　整個社會都要“守規矩”

　　Q：他們覺得未來沒有保障，那該怎樣提供給大家一個好的生存環境呢？

　　A：主要是要“學規矩”。因為不懂規矩，整個社會不遵守規矩，所以人們對未來產生極大的不確定感和恐懼感，不知今后會發生什么。我們提倡要建設一個“法治國家”，實際上就是在增加確定性。

　　舉個例子，如果一個人成為美國人，即便他出事之后，他還受美國法律的保護，中美之間要處理此事還需要司法互助。所以我們首先要把自己的法制建設搞好，這樣才能讓生活在這里的人們感覺有保障，能夠安心。

　　Q：您覺得未來10年這撥移民潮的趨勢會有減弱嗎？

　　A：這個很難說。我認為我們必須看到的一個問題是，社會越來越感覺到不平等化和不穩定時，有能力的人就一定會往外走。

　　Q：可能有錢人對財富的合法性和安全感特別敏感，但對其他想移民的中國民眾而言，除了法制建設，還應該怎么做才能讓他們安心？

　　A：健全的社會福利制度增加社會全體成員的安全感是十分重要的。要給所有人一個有保障的未來，社會福利制度必須完善。不過需要注意的是，中國長期以來，民眾有一種患不均的心理。特別是當代一些富翁有一些原罪，他們面對這種民眾心理和法制并不健全的國度，就會更敏感。

　　Q：有專家建議在留住人才方面我們可以學習印度，強化故土與海外僑社的聯系；還可以學習新加坡和香港，全面打造國際都市以吸引海外精英團隊。

　　A：國外的經驗當然可以學習。但我認為最關鍵的要認清楚兩點，中國新的移民和以往移民的心理需求區別，中國移民和國外移民的心理需求區別。我一直強調“法治國家”在這個問題上的重要性，因為有健全的法制，人們才知道自己的行為哪里會受到約束。沒有法制的國家，悲哀就在于人們犯了錯，還不知自己錯在哪里。

　　如果拋開這一關鍵點，光去談怎么吸引創業資金就是徒勞的。因為都感覺不到安全了，還能留得長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