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富士康，他們未必有更好的選擇。

　　本刊記者 李保平(發自東莞)

　　走出富士康，他們未必有更好的選擇。

　　“世界工廠”是對19世紀英國的贊譽，但對于21世紀的中國，“世界工廠”并不是個褒義詞。

　　19世紀是工業大生產時代，具有最強工業生產能力的國家就是當時最強大的國家，所以當年的“世界工廠”也是“日不落帝國”。然而在21世紀，世界經濟已經不再是工業為王的時代，中國的“世界工廠”名號只是“代工廠”的另一種說法，是低附加值的代名詞，而絕非強國的標志。

　　低附加值的代工模式正經歷著考驗，富士康一個月來的事件被認為是這種內生性挑戰的最有力注腳。即使國際金融危機曾經令大批代工企業利潤一降再降、慘淡經營甚至關門歇業，卻沒有引起代工企業對自身模式的深度反省。在國際金融危機稍有好轉之時，珠三角、長三角企業開始出現“用工荒”。

　　在解釋“用工荒”的原因時，代工企業、相關政府部門以及媒體更樂意把這歸因于人才結構的不合理，而不是從企業自身的經營模式和用人制度上找原因，他們從沒有想到要改變自己去適應當下的勞動者們。

　　對于擁有近80萬“人口”的“富士康社會”而言，將其員工自殺幾率置于社會自殺率坐標中考察，其實并未高到令人驚訝。

　　“哪里都一樣”

　　富士康公司員工的處境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在所有的代工類企業中也肯定不是最差的。《中國經濟和信息化》記者在東莞市的采訪中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如果走出富士康，代工企業的員工們并不一定能夠生活得更好，或者說生存得更好。

　　“之前我在138。”來自重慶的一位工人正在東莞市塘廈鎮宏業工業區前盛電子廠門前排隊，等著應聘一個崗位。他所說的138是與前盛電子廠比鄰的康輸電子廠，前者遠比前盛電子廠規模更大。

　　“為什么要換工作呢？這里更好嗎？”記者想了解應聘者的想法。

　　“哪里都一樣。”重慶工人簡短地答道。

　　前盛電子廠大門前的招聘廣告上顯示，員工薪資構成如下：基本工資為920元(這是廣東省最低工資標準線)，另有200元的崗位補貼，然后就是加班費。而康舒電子廠的招聘廣告中則如此標示工資標準——920元～1040元。該工廠還明確規定了加班費每小時7.93元～8.97元，周六日加班費每小時10.57元～11.95元。

　　在塘廈鎮宏業工業區，整條宏業路上布滿了電子代工廠，每個電子廠的門前都貼著常年招聘的廣告。前盛電子廠對面的鴻達電子廠門口掛著招聘橫幅“本廠貨源充足，薪高糧準，招聘大量男女普工”。

　　記者在鴻達電子廠門口看到一個青年正在填寫應聘表，這樣的招聘天天都有，面試地點就在電子廠的大門前。在年齡一欄里，該應聘者填寫的是1988年出生，薪酬要求1000元，負責接收簡歷的女士告訴記者，新來的普工通常基本工資是760元左右，隨著工作時間的增長，可以相應增加到1200元左右。她同時解釋，“薪高糧準”是指薪資比較高，而且能夠按時發放。

　　只是生存而已

　　10平方米左右的女生宿舍，放著6張床，住了3個人，空著的床上擺放著各類洗漱用品，臟亂不堪。女孩尷尬地說，因為剛剛加完班還沒顧上收拾。小小的10多平方米的空間中還有衛生間。女孩介紹說，因為沒有安裝洗澡設施，想要洗澡得從公用的水房接水，然后在衛生間里洗。

　　時間是下午1點多，宿舍樓里安靜而空蕩。女孩說，有的職工也許是趕著休息日出去玩了，有的剛加完班正在睡覺。前盛電子廠有員工活動室，有兩個臺球案、一個電視機。幾個員工正在打臺球，還有幾個正在仰頭盯著懸掛起來的電視機，電視里周杰倫正在唱歌。

　　緊挨著職工活動室的是職工餐廳，由于已過吃飯時間，餐廳里只有一個清潔工在清洗地面，年久的水泥地面上污跡斑斑，根本看不出地面原來的顏色。一位從外地來前盛電子廠辦公差的人士曾在餐廳用過餐，她告訴《中國經濟和信息化》記者，餐廳的飯菜極其難吃。一個外國人在看到國內某家代工廠餐廳的飯菜后認為：給員工吃這樣的飯菜，就不應該讓他們去勞動。

　　前盛電子廠大門外有陸續從外邊回來的員工，他們就是前文所述“外出休閑”的職工們，事實上整個宏業工業區附近都沒有多少可去的地方。整條街上只有一家網吧，還有幾家錄像廳，這樣的娛樂場所在許多城市已經絕跡。宏業路兩邊布滿了代工企業的大門，中間分布著一些慘淡經營的小飯店、價位低廉的小旅館以及生活日用品便利店和藥店。在這里看不到多余的消費場所，因為在這里的人們消費欲望并不強烈——工廠給員工們提供了基本的食宿，而一個月1000多塊錢的工資不允許工人們涉足別的消費領域。

　　西平酒店老板娘告訴《中國經濟和信息化》記者，他們酒店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出租給“外地來出差的老板”的，工廠職工不會花上98元來外面住。即使住，附近也還有價格低到每晚10元的房間。聽說記者剛從外地來到這里，想在外邊租房，老板趕緊提醒《中國經濟和信息化》記者：“這邊租房很貴，一室一廳每月最少需要260元。”

　　宏業工業區街兩邊都是設備簡陋的小飯店，小吃店的老板稱，他們的生意不怎么好，因為多數工人很少在外邊吃飯，即使價格非常低廉也難以吸引顧客的光顧。

　　在一家湘菜館，有4個工人模樣的青年正在吃飯，其中一個女孩子過生日，她跟朋友說這是她24年來過得最開心的一次生日。而她們這一頓大約消費了不到100元。

　　宏業路兩邊有幾家服裝店，商品明碼標價，一條褲子大約在20元左右。而規模稍大的購物場所不過是路邊的一些便利店，周日的時候附近工廠的員工會來購買日用品。

　　深圳某電子廠員工告訴《中國經濟和信息化》記者：“這里不適合窮人出門，每天除了工作，一般只能窩在家里睡覺。”目前他的老婆和孩子已經回到了湖北老家，因為添了孩子，生活成本增大，光憑他一個人的工資已經難以為繼。

　　該人士在談到富士康員工自殺時說：“那些想不開的人想到了自殺，而更多一些膽大妄為的則偷盜搶劫。”

　　這樣的看法并非完全片面，記者曾在蘇州市 直鎮親歷過這樣的事情。蘇州也是一個重要的電子代工企業聚集地，蘇州高新企業園區就在 直鎮，這里擁有眾多的電子代工企業。該地某公司員工曾經因為偷盜一輛價值2000多元的電動自行車而被判刑6個月。該人士的同事告訴記者：在這里偷盜成風，只是他恰好被抓到了。

　　當記者問及“工資是否夠花”時，前述前盛電子廠應聘工人悻悻地說：“那要看怎么花。”他此前每月的工資是1800多元，只不過剛剛夠用。

　　與宏業工業區眾多電子企業有業務往來的某人士告訴記者，富士康的條件其實相對而言是很不錯的，據說那里還有職工游泳池，而像前盛電子廠連職工澡堂都沒有。富士康事件只是被業界給放大了。

　　走出富士康

　　走出富士康，然后呢？這幾乎是所有代工企業工人在跳槽前都需要面對的困惑。

　　富士康作為一家世界500強企業，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代工之王”。對于代工企業的工人們來說，富士康是個不錯的去處。

　　東莞市經濟貿易局信息綜合科一位科長告訴《中國經濟和信息化》記者，富士康等大型代工企業曾經極大擠壓了東莞的一些小型電子代工企業的市場空間，在國際金融危機最為嚴峻的時候，這種表現尤為顯著。

　　“如果自足于‘世界工廠’稱號，就該承認富士康是世界工廠中的佼佼者。問題只在于代工企業的運營模式與新型農民工的接受程度脫節了。”前述深圳電子代工廠員工表示。但東莞到處都是這些脫節的電子代工廠。

　　前述科長告訴記者，東莞的大多數企業都是代工廠，他們撐起了東莞經濟的繁華。城區工業區、東興工業區、寶山工業區、宏業工業區、宏遠工業區等工業區內分布著眾多的代工類企業。

　　東莞市經濟貿易局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東莞市制造業總產值占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90%以上。2009年，該市八大支柱產業增加值達779億元，占規模以上總產值比重58.81%。其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制造業約285億元，占規模以上總產值比重21.50%；電氣機械及儀器儀表制造業約163億元，占規模以上總產值比重的12.29%。

　　相鄰的深圳則更因其代工生產地位而聞名遐邇。深圳市某電子廠員工告訴《中國經濟和信息化》記者：“這不是富士康一個企業的問題，整個行業都有這樣的問題。”東莞市塘廈鎮鴻達電子廠的口號就是“低成本、高品質、準時出貨”，這也是其他代工企業的共同的追求。實現這個目標就需要企業壓縮人力成本方面的支出，但這樣的做法一直都遭受來自勞方的抵制，富士康員工連環跳是這種抵制的過激表現。

　　那位看了代工企業員工餐廳的飯菜后，表示員工吃這樣的飯就不該去上班的外國人，在他看到生產線上的員工們漫不經心的工作狀態時，又說道“這樣的員工就不該給他們飯吃”。這就是“世界工廠”勞資雙方間的矛盾，是代工企業與第二代進城打工者之間的緊張關系。

　　在國際金融危機最為嚴重的時候，許多代工類企業試圖轉向打造自有品牌，但最終都不了了之，直到今天轉型成功的例證還沒有出現。東莞市經濟貿易局信息綜合科的一位人士告訴記者，東莞的許多電子代工企業都在加大自主創新力度，正在大力開發自有技術與品牌。同時他也坦承，打造自有品牌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世界工廠民工荒

　　同樣的難題不單電子代工企業需要面對，摘掉令人羞愧的“世界工廠”的帽子是國內許多行業都該直面的問題。東莞某制衣廠一度為鄂爾多斯、雪蓮羊絨等代工生產，在2009年時，他們在北京設銷售分公司，并且開始自己貼牌，試著通過進商場、開通網上銷售店等方式打造自己的品牌。

　　行業問題正在升華為城市的問題。富士康太原工廠某員工告訴記者：“太原園區就沒有自殺的，自殺者多在深圳園區，我想這跟深圳那個城市有關，在那樣的大城市里也許生活壓力更大。”而事實上，存在同樣問題的不只是深圳、東莞等珠三角地區。

　　在蘇州工業園區某電子廠打工的小胡已經回到了內蒙古老家，他17歲的時候就到了蘇州，在電子廠工作，現在的工資已達到2000元左右，但由于去年生了小孩，老婆沒了工作，維持家業就有點困難了，最后選擇了回鄉。

　　今年38歲的老趙剛來蘇州的時候也是個十六七歲的毛頭小伙子，現在他的兒子已是需要他去網吧喊回來的愣頭青。他每月收入將近3000元，一家三口租住在一個不足20平米的小平房里。老趙告訴記者，如果他不從老家出來，他可能連個媳婦都娶不上，當時他家里弟兄三人，二哥還沒有成家，他就闖了出來。

　　前述與電子代工廠有業務往來的人士告訴記者：“他們(代工廠工人)沒有更好的選擇，畢竟這樣還能掙點錢，如果在老家的話，一分都掙不了。”

　　但是，中國世界工廠的角色定位正在撕裂著現代人的身份認同感，想要融入城市的“二代進城務工者”正在城市的高樓大廈中迷失。

　　深圳某電子廠員工表示，他常常思念家鄉，他覺得自己從來都不屬于這個城市。隨身攜帶的“廣東省居住證”時時提醒他，他只是這個城市的過客而已。

　　在宏業工業區馬路邊上有一個專門的“廣東省居住證照相網點”，專門為工業區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辦理居住證件。廣東省現在適用的居住證管理辦法依據的仍然是2003年出臺的《廣東省引進人才實行〈廣東省居住證〉暫行辦法》。

　　今年廣東省率先破冰戶籍制度改革，廣東省近3000萬流動人口告別暫住證。改革措施中規定：16～60歲的流動人員可免費申領居住證，可在當地參加社保，可在居住地辦理港澳商務簽注……持證人在一地繳納社保5年，子女入學將享受與常住人口同等對待，居住證持證人在一地繳納社保7年，將可申請常住戶口。

　　但是對于月入千元的進城務工者來說，用7年的時間去融入一個城市也許短暫到他們不夠用，也許會漫長到他們沒法繼續待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