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溫州2/3“富二代”還是在承接父輩的家族企業，只有1/3從事資本等其他行業。但在產業不景氣、投資回報率低的情況下，一些“富二代”對資本的喜歡，更勝于管理家族企業

　　老邵與小邵

　　溫州的海螺集團門口，早上9點。

　　“找哪位？”

　　“邵總。”

　　“老邵，還是小邵？”

　　“小邵。”

　　“他昨晚工作到12點多才回家，今天還是這么早來了公司。”

　　門衛對本報記者說的 “老邵”，是指海螺集團董事長邵奇星，“小邵”則是邵奇星之子邵少卿。資料顯示，海螺集團組建于1991年，現在擁有制傘、生物制品、調味品三大主導產業，是浙江省“五個一批”重點骨干企業。

　　邵少卿的辦公室位于二樓，門口指示牌為“總經理”，而他的名片身份是集團下屬十大公司之一的浙江豪普森生物識別應用有限公司的 “首席執行官”。該公司于2005年10月組建，主要生產指紋保險箱、指紋門鎖等。

　　今年26歲的邵少卿，高考后去英國留學，主修工商管理、選修心理學。2007年學成回國后，他先在集團下屬置業公司做一名二手房業務員；接著去調味品公司做一個生產工人，半年下來他曬黑了不少；隨后回到集團的人力資源處。2008年底，他開始執掌浙江豪普森生物識別應用有限公司。

　　作為家里的獨生子，邵少卿將來一定是要接班的。父親也有意創造一個寬松的空間，培養他成為公司的接班人。“我對實業比較感興趣，”邵少卿說，這與他的家庭環境有關，父親經常和朋友在家里談生意，也經常在餐桌上談及生意上的事情，讓他從小就對經商耳濡目染。

　　父親經常對邵少卿說：“你受過高等教育，有很多新理念，想法和思路跟我不同，你應該放手去做。如果錯了，我們一起探討失敗的原因，以后避免。”只要在原則上沒有出現大的失誤，父親都會考慮讓邵少卿親自去試。按照自己的思維做事，成功或者失敗了，他們都會從中思考，得到經驗。

　　邵少卿坦言，承接父親基業的壓力很大，最大欠缺是實踐管理經驗不夠。事實上，邵少卿的另外一個壓力，還來自環境的極大變化。他說，他周邊一些高中同學，家里環境和他相當。當年意氣風發、讀書考試很好，然而現在變得沒激情了，因為感覺沒值得追求的。

　　如今，邵少卿很關注集團的戰略問題，“我要學會的是把握大方向，具體事情可由職業經理人去做，而且他們一定比我干得要好”。

　　他說，昨晚他們開了一個“戰略會議”，對今后5-10年產業發展進行分析。“今后要成為控股集團，”他說，除了各產業要做強做大外，集團對第三產業頗感興趣，“并不能說傳統產業不好，也不一定就要發展高新產業，肯德基不就是賣雞嗎，為什么他們能做好。”

　　與一些“富二代”炒樓、炒股不同，邵少卿更希望把企業做成上市公司，讓別人去買他企業的股票。“我希望到時，廠里每個人都能像我一樣開上寶馬，這是一個非常開心的事情。”

　　從理想到務實

　　今年才28歲的廖新穎，白頭發已增多了不少。他說，來上海執掌錫爾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后，得到更多的是充實和責任。

　　2006年初，廖新穎從加拿大留學回國，進入家族企業溫州新豐集團。作為家族企業接班人，新官上任的廖新穎，在企業內部推行包括整肅公司紀律、人事制度、工作考核等一系列改革，結果遭遇了滑鐵盧；他招聘的一批大學生一年之后也相繼離開。

　　兩年后，感受到挫折的廖新穎，以“眼界太狹窄，還需要鍛煉”為由，單身來到上海。他說，在家族企業里，哪怕是副總，對你也不敢有太高要求。既然這樣，還是要到江湖里闖一闖，才能學到更多東西。

　　廖新穎的父親、新豐集團董事長廖存良對兒子的評價是：太理想化，是他進入公司后的毛病之一。“廖新穎可能覺得公司要像電影、電視里那樣一片忙忙碌碌才對。但在我看來，只要你做好本職工作也就可以了。也許他想的那樣也不是沒有道理，但我在的時候，公司的老人是不會讓他動的。”

　　在上海，廖新穎認識了一批從事資本和實業的年輕朋友，通過這關系進入金茂大廈的某資產管理公司，從事項目組織、股票投資等工作，成為一名忙碌的上海白領，“那時的感覺非常不錯”。

　　然而，半年時間后，廖新穎辭職了。“資本不能創造價值，”他頗有點心灰意冷地說，資本市場是個“大賭局”，最后虧錢的還是老百姓，還是做實業比較踏實。

　　2009年，新豐集團進入環保產業，在上海松江籌建錫爾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于是廖新穎成為該公司負責人。迄今該公司已運營半年，業務額已做到1000萬元。他說，要把這企業打造成為“中國工業廢氣的治理專家”。

　　廖新穎說，如今他們身上背負的壓力和父親不同。當時只要膽子大一些、吃苦耐勞一些，就比較容易成功創業，不怕產品賣不出去、不怕招不到工人。如今的多數創業者，面對產能過剩壓力，他們不僅擔憂產品賣不出去，更害怕招不到員工，甚至像富士康那樣的跳樓事件。

　　“實業環境太惡劣，做企業太難了。”廖新穎感嘆說，中央很多政策意圖是好的，但地方企業的生存環境還是很艱難——一些地方高達每畝數百萬元的工業用地，迫使企業只能忙于外遷；知識產權保護還是不力；稅收、消防等各環節關系都需要照顧，“這些搞得我頭都大了”。

　　富二代中的資本玩家

　　小邵與廖新穎最終都選擇了回歸實業。而溫曦則選擇了資本行業。

　　去年4月，溫曦從美國留學回來后，6月份就進入深圳創新投資集團在杭州的分公司，主要從事新能源、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行業的投資、項目工作。“這只是我的一個職業規劃，”溫曦說，父親也鼓勵他在創投行業有所作為。

　　事實上，溫曦從事創投業，與父親有著很大關系。

　　溫曦的父親溫邦彥是溫商中的“異類”。早在上世紀80年代，他就創辦了浙江永久科技實業公司，獲得了世界發明一級騎士勛章等稱號。1996年他作為發起人，參股民生銀行100多萬元，經過幾次送股后，去年最高市值達1.5億元。2007年，成立溫商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對北京指南針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高科技公司進行股權投資，投資額約1億元。

　　“我是來學習的。”溫曦說，他已在深創投上班一年，發現自己專業、法律等知識還是非常欠缺，還需要積累社會資源和人脈關系，更需要加強學習滲透能力。他說，創投行業要求比較高，他還需要在公司學習幾年時間，“對長期規劃還沒有想過。”

　　據了解，目前在上海、北京、杭州、深圳等城市，溫州已有一批“富二代”從事資本行業。溫曦說，這行業準入門檻高，與個人興趣愛好有關。

　　除此之外，一些溫州“富二代”還崇尚自己創業，多數局限在服務行業，比如投資咨詢公司、高檔會所，甚至連鎖理發店等。

　　溫州東藝鞋業董事長陳國榮之子陳曦，在大學畢業后就自己創業，成立上海維泰利德貿易公司，主要銷售皮鞋。他還進行證券投資，一度成為浙江東日的第三大股東和神馬實業的第三大流通股東。但最終，他的企業被父親東藝集團并購了。陳曦否認，并購是為了讓他回來安心接班。但他承認，經過自己的創業之后，才清楚地了解到自己與父輩們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資本與家族企業

　　在中國民營經濟發源地溫州，正有越來越多的二代企業家走向前臺。然而，更多的新面孔還低調地在公司內部適應全新環境，仔細體會著他們的父輩每一個舉措背后的深意。在許多的期望和社會壓力之中，溫州“富二代”正努力讓自己走向成熟。

　　溫州大學商學院常務副院長張一力教授調查后說，從現在到未來五至十年，浙江省有六成企業面臨接班問題。但社會也不要過分擔憂，企業優勝劣汰是正常規律，如果“富二代”接不上班，可以請職業經理人或者采取股權轉讓。

　　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說，目前溫州2/3“富二代”還是在承接父輩的家族企業，只有1/3從事資本等其他行業，其中也不乏一些人做得非常不錯。但在產業不景氣、投資回報率低的情況下，一些“富二代”對資本的喜歡，更勝于管理家族企業。

　　“現在的投資環境，不是越來越好，而是越來越差，”周德文說。

　　周德文說，以前溫州“無為而治”，地方領導敢冒政策風險，使得老一代企業家茁壯成長。如今，政策條條框框很多，官員來查、來管的很多，給企業造成了巨大壓力。為了下一代不要像自己這樣“求爺爺，告奶奶”，很多企業家都希望自己的兒女去考公務員，獲取一份穩定的工作和收入。甚至有的企業家說，“只要讓我的孩子去上班，即使不發工資都沒關系”。

　　曾是中國民營經濟風向標的溫州和臺州，近年來經濟增長速度、經濟總量、財政收入在浙江省排名不斷下滑，但溫州的民間資本和老百姓的財富積累速度卻越來越快，增加值越來越多。浙江區域經濟研究青年學者傅白水也撰文表示，溫臺已進入資本創富階段。據記者了解，僅在溫州一地，目前就有六七百家投資、咨詢公司，其中由實業資本參與、“富二代”掌管的也有不少。

　　周德文說，很多“富二代”具有留學經歷，法治觀念比較強，他們看不慣一些社會做法，這樣必然造成極大的心理落差。

　　“‘富二代’是經濟接棒、企業接班的希望。”周德文說，實業是經濟的基礎，政府還要加強依法行政，給企業創造一種良好的環境；第一代企業家要引導“富二代”去承接基業，并發揚光大。(經濟觀察報 陳周錫)